1、南北朝的散官发展与清浊异同南北朝的散官发展与清浊异同【内容提要】文散阶的进化在南朝停滞不前，在北朝却迅速推进。其原因在于，北朝曾向将士普授文散官从而使之进化为位阶，南朝的文清武浊观念却阻碍了类似现象的普遍化。魏晋南北朝有两种品位分等，一种是以门第、中正品和清浊构成的门品秩序，它是士族政治的产物；另一种则是由军阶代表的官品秩序，它更富功绩制色彩。北朝文散阶的进化得益于军阶的拉动，这就为唐代文武散阶制向官僚政治的回归，奠定了基础。【关键词南北朝 官阶一、南朝散官阶官化的迟缓官阶制度是官僚政治的有机组成部分，不同形式的等级规划体现了不同的政治取向。汉代禄秩等级是从属于职位的，官员若无职位则无等级可言
2、，这属于重效率的“职位分等”类型。1 魏晋南北朝时官阶制却开始向另一种“品位分等”类型过渡了，最终在唐代形成了文武散阶之制。散阶又称本品， 减小了因职位变动而造成的地位变动，从而赋予了官员更多的安全感，保障了其权益的稳定性。魏晋以降士族政治、门阀特权扭曲了官僚政治，“分官设职”更多地基于“优惠考虑”而非“效率考虑”，职事官之外委积繁衍出了五光十色的名号、散职，一人拥有多种头衔屡见不鲜。由此而导致的职、官、名号的分离，应该说是官阶制向“品位分等”演化的一个基本原因。不过仅以士族政治来解释中古散阶制的发达，那仍然是不惬人意的，因为在此就要面对这一事实：南朝政权本来更富文治色彩，文官重于武职；然而北
3、朝文散官的阶官化，反而比南朝更具深度、广度和速度。与此期阶官化进程相涉的文散官，主要是诸大夫和东省散官。阶官已是脱离职位的位阶了，它们并无员限、可以随机加授和迁黜；“散官”则是冗散无事之官，仍有员限，未能摆脱“职位”性质。文散官阶官化的骤然加速是在北魏后期，这时候四方云扰、战火连绵，朝廷为笼络之计而向将士们广授散职，毫无吝惜之意。尔朱氏掌权之时，欲收军人之意，加泛除授，皆以将军而兼散职，督将兵吏无虚号者。自此五等大夫遂致猥滥，又无员限，天下贱之 。这些散官不但被普授、滥授，而且还是与将军号成双成对儿地双授的，即所谓皆以将军而兼散职。由此，这些散官迅速虚衔化了，成了普遍拥有、且不断升迁的阶了。比
4、如裴良：起家奉朝请，宣武初为中散大夫；后为太中大夫，孝庄末为光禄大夫；节闵帝时除征东将军、金紫光禄大夫；加车骑将军、右光禄大夫；转骠骑将军、左光禄大夫。 他一为东省散官，六为大夫，这些官号都非实职，仅仅标志着他的阶级变动。又如赵刚：累迁镇东将军、银青光禄大夫；历大行台郎中、征东将军，加金紫阶。 金紫以及银青光禄大夫，在时人眼中已明明是阶，而不仅仅是职了。进至北周，开府仪同三司、仪同三司、诸大夫以及由东西省散官变化而来的34种散官，演化为一个首尾完备的位阶序列。这个序列，便是通往唐代散阶制的重要环节。然而当把目光转向南朝的时候，却没能看到类似的发展。冗官散职的委积滥觞于魏晋，东晋以下的制度发展，
5、南北两系分道扬镳。同是承袭魏晋而来的那些文散官，在直承魏晋的南朝，其散阶化进程却迟滞不前、步履蹒跚。南朝的诸大夫几乎始终都仅仅是崇礼、优老或安置闲冗之职，比魏晋没有太大变化。南齐书卷十六百官志仍把左右光禄大夫、光禄大夫、太中大夫、中散大夫列于光禄勋属官之下较之汉魏旧制，依然故我；且谓：诸大夫官，皆处旧齿老年。南齐书卷三武帝纪永明七年(489年)正月诏：诸大夫年秩隆重，禄力殊薄，岂所谓下车惟旧，趋桥敬老。可增俸，详给见役。可见诸大夫依然用以“敬老”、安置“年秩隆重者”而已。又隋书卷二六百官上记梁制：又有光禄、金紫光禄、太中、中散等大夫，并无员，以养老疾。用作闲散之位的散官，与用以标志等级的本阶，
6、自然还有相当距离。诸大夫中之以“光禄”为名者位望较高，常用于优宠德高望重者，或用于死后赠官。左右光禄大夫如加“开府”之衔则可置官属 。南朝史传中的官僚衔位，常有“光禄大夫某某”的记法，以此为其代表性官衔。所以其时有“求金紫(金紫光禄大夫)”、“乞一片金”之事。至如中散大夫、太中大夫阶级较低，就往往用以安置闲冗、甚至政坛失意者了。请看南史：萧惠训：梁武起兵时以郡相抗，归降后梁武宥之，以为太中大夫。(南史卷十八萧琛传)王籍，以公事免，“及为中散大夫，弥忽忽不乐”。(南史卷二一王籍传)王楷，人才凡劣，宋时为太中大夫。(南史卷二三王蕴传)王弘之，宋明帝初同逆，战败被宥，终于中散大夫。(南史卷二四王弘之
7、传)垣护之，宋明帝时因聚敛贿货下狱免官，后起为太中大夫，未拜，以愤卒。(南史卷二五垣护之传)殷道矜，幼而不慧，位太中大夫。(南史卷二七殷景仁传)何求，性行诡僻，逃官隐居，后为太中大夫。(南史卷三十何求传)徐广，忠于前朝不附新主，宋初除中散大夫。(南史卷三三徐广传)顾琛，宋明帝时同逆，兵败归降，为中散大夫。(南史卷三五顾琛传)这样，太中大夫、中散大夫对士大夫的吸引力，想来就不会太大。江左的诸大夫也具有维系资位的作用，不过它们在普授范围上，以及虚衔化、序列化程度上，终归是远逊于西魏北周的进化水平。同样，南朝作为加官或起家官的东西省散官如给事中、奉朝请等，也没有像北朝那样，在诸大夫的带动下而被纳入散
8、阶。至于在职事官外加授侍中、散骑常侍的情况，南朝与北朝一样屡见不鲜。不过这种加官具有临时性。例如南史卷十五徐湛之传：再迁散骑常侍，寻加侍中，后迁丹阳尹，加散骑常侍。南史卷三十何戢传：迁散骑常侍、太子詹事。寻改侍中，詹事如故。上欲转戢领选，问尚书令褚彦回，以戢资重，欲加散骑常侍。这显然不同于阶官的应具性质。北朝文散官阶官化，得益于它们向将士们的普授和滥授；而在南朝，由武将而获文授则颇不容易。不少战功卓着的将领是到年老而须优崇之时，方才得到大夫之号的：张兴世：宋废帝元徽五年(477年)，以疾病徙光禄大夫，常侍如故。顺帝升明二年(478年)卒，时年五十九。(宋书卷五十张兴世传)朱修之：后坠车折脚，辞
9、尚书，领崇宪太仆，仍加特进、金紫光禄大夫，以脚疾不堪独行，特给扶侍。卒。(宋书卷七六朱修之传)宗悫：宋孝武帝大明五年(461年)，从猎堕马，脚折不堪朝直，以为光禄大夫，加金紫。(宋书卷七六宗悫传)周盘龙：齐武帝永明中，以疾为光禄大夫。寻出盘龙表年老才弱，不可镇边，求解职，见许，还为散骑常侍、光禄大夫。世祖戏之曰：卿着貂蝉，何如兜鍪？盘龙曰：此貂蝉从兜鍪中出耳。十一年(493年)，病卒，年七十九。(南齐书卷二九周盘龙传)武将周盘龙年老解职时方得常侍、大夫，其时齐武帝还以“貂蝉”、“兜鍪”为戏，其时对文号、武号之别君臣颇为敏感，很当一回事儿的。南齐书卷二九吕安国传：(永明四年，486年)有疾，征为
10、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安国欣有文授，谓其子曰：汝后勿作袴褶驱使，单衣犹恨不称，当为朱衣官也！“以将领见任”的吕安国以终得“文授”为殊宠，可见获得大夫、常侍，对武将往往是 “意外的惊喜”。他殷殷告诫其子勿作“袴褶驱使”，要努力以文职进身，明不以武职为荣。 在北朝魏、周之际，军号与散官的双授一度成为时尚。而同期的南朝虽然也有些零散例子，例如萧子良为光禄大夫、左将军，到仲举为贞毅将军、金紫光禄大夫，褚彦回为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侍中等等，但这不过是随机现象而已，远不能同北朝的规模数量相比，而且不像北朝，军号、散官的作为位阶而不断同时迁升。散官普授毕竟是一种名号猥滥，散官与将军号的双授更混淆了文武职类
11、，从制度上说都不正规，都非常态。北齐统治者基于这种考虑，曾对双授现象力加整饬。 南朝政权比北齐更富文治色彩，其与汉晋制度一脉相承的连续性，我想就造成了维系正规与常态的更大惯性。江左更为厚重的文官政治传统，应该认为是抵制散官滥授及双授、阻碍散官阶官化的因素之一。二、 南北清浊观念之异同但以上解释，仍未穷尽南朝散阶化缓慢的全部因素。南朝的诸大夫不轻易授予武人，并不仅仅出自维系文官政治的正规和常态的考虑，还在于此期浓厚的清浊观念，在文武之间划开了一道深深鸿沟。下面便就这一线索，进一步分析南朝文散官的阶官化为何进展缓慢的问题。学界对中古选官的浓厚清浊观念已论述颇多，人们耳熟能详。由于士族门阀政治的繁荣
12、，王朝选官开始发生变态。一些士族所习惯迁转的官职，逐渐被视为“清官”而为其独占。诸如旧事东宫官属通为清选，洗马掌文翰，尤其清者 、“黄散之职，故须人门兼美”10 、“秘书丞天下清官”11 之类，已经形成了相当凝固的格局。哪些官职是“清官”来自积习，不但不是行政当局的刻意规划，而且君主的革选往往也无能为力。散骑常侍的沉浮即是一例12 。哪些官儿能成为“清官”，当然是有规律可寻的。首先是要清贵，所以相当于君主近侍的黄门郎、散骑郎等很早即成“清选”，以表明门阀身份崇高、位踞切要。其次是要清闲，如此才能适应纨绔贵游们尸位素餐、安享荣乐的需要。东宫的太子庶子、太子洗马、太子舍人等等，便曾以职闲廪重而为其
13、分外瞩目。其三，许多“清官”都是文翰性的官职，例如秘书郎、着作郎之类。因为中古门阀从本质上是文化士族，雄厚的经史诗文知识是他们平流进取的凭藉。士族望白署空，是称清贵；恪勤匪懈，终滞鄙俗13 ，文法吏职是不合名流口味的，因此尚书郎初称清显，但自过江，尚书郎正用第二人14 ；侍御史虽负监察重任，然而“甲族由来多不居宪台”15 。重文轻武，尤其是五朝冠冕根深蒂固的偏见；以军士武人起家者，被蔑称为“将种”、“兵家”。因此除了少数禁卫军校之职，一般说来武职官不在“清官”之列。当然寒人军士也可能因战功卓着而获文职、甚至跻身“清官”。但是南朝特重起家官，自幼平流进取、初仕便入清途，那才是门望高华的标志；出身
14、卑微者即令苦苦奋斗、因缘时会而猎得清位，但那与贵游们起家即是清选，仍不得相提并论。有些“清官”寒人就很难染指，例如秘书郎、着作郎；另一些“清官”如被寒人染指，则其清华光晕往往随即减色。士族名流还曾发出若吏姓寒人，听极其门品，不当因军，遂滥清级的呼吁16 ，力图堵住武人混入清途的缺口。周一良先生指出：大抵南朝甲族着姓起家文职，而 兵户将家 寒门子弟往往出身武位。但仕宦既进之后，又不论出身，文武官位可更互为之。不过这时依然文高于武，并体现在官僚结衔时以文官居前之上。17不难看到，江左的清浊选例更多地体现了士族的偏好：重清闲而轻吏职，重文翰而轻文法，重文官而轻武号。这清浊并不符合行政规律，实际也不是
15、君主的法律规定。它甚至超越了王朝的法定官品。隋书卷二六百官上：陈依梁制，多更改迁官，未必即进班秩。其官唯论清浊，从浊官得微清，则胜于转。在士族眼中，清浊的区分比班品高下更富于含金量。相形之下，北朝的情况就很不相同。十六国北朝的政治体制胡汉杂糅，这反倒淡化了正规、常态观念，为制度的各种变异提供了众多契机。进一步说，江左政权是文化士族盘踞朝廷，北方政权则由军功贵族构成了统治中坚，后一形态更接近于专制官僚政治。18 由此就造成了南北政治文化的重大差异。军功贵族因其异族征服者身份和尚武传统，他们对文武清浊之辨很不敏感。北魏的名位自初就比南朝猥滥，同样的官位随随便便就授给了地位低微者，或同样身份的人在北魏得到了更显赫的名号，甚至武人、恩幸、蕃胡、宦官之流都能占有黄散、大夫之号，并不算什么希罕事儿。例如皮豹子以有武略而为散骑常侍、王洛儿以善骑射为散骑常侍，乞伏居以高车部人为散骑常侍，娥清以累着战功，稍迁给事黄门侍郎，斛律那瓌以朔州敕勒部人而得为光禄大夫，等等19 。稍稍翻检魏书卷九三恩幸传、卷九四阉官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