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卢崇汉从我的嫡传之路看现今的中医教育卢崇汉：从我的嫡传之路看现今的中医教育卢崇汉：从我的嫡传之路看现今的中医教育内容摘录自名老中医之路续第411429页作者简介：卢崇汉（1947 ），男，生于成都，祖籍四川德阳，世代业医，祖父卢铸之师从清末著名医家郑钦安先生，临证畅扶阳理路，善以姜、桂、附起沉疴顽疾，于川中乃至全国皆享盛名，继开卢氏火神一派。幼年即从其祖父习医学文，直至祖父去世，达十余年之久。祖父谢世后，又继从其伯父卢永定习医。卢永定乃卢铸之之子，卢氏火神派第二代传人，亦为川中名医。因师从祖、父二辈，尽得心传，故19岁即其医名，时有“小火神”之称。26岁前往江苏新医学院（南京医学院与南京中医学
2、院合并）学习，于此期间因屡愈顽疾，声名大振，一时，其医名、医术于南京街头巷尾传为佳话。为继承家学（时其伯父尚在），新医院毕业后即返回四川成都。数十年来，于家学之外，不忘思求经旨，将卢氏之学术光大发扬。擅以扶阳为本，以姜、桂、附祖师 刘沅 ，字止唐，四川双流人，生于1767年，卒于1855年，是清代通儒，著名的经学家、思想家。清史稿里有对他的相关记述。刘氏于乾隆五十七年中举人，道光六年授湖北天门县知县，由于不愿外任而改为国子监典簿，后从成都双流县移居至成都市醇化街，因其住宅内栽有大槐树一棵，故称其为“槐轩”。止唐先生每日均在槐轩给门人讲学，故他所创立的学说被称之为“槐轩学说”。刘氏全面地肯定儒家
3、学说，并能适当地接受佛道二家之学，他的儒学根底非常深厚，后来编撰群经，留下大量著作，其著作均收进槐轩全集，共三千万字之多，最具代表性的是十三经恒解和孝经直解，所著的医书包括圣余医案、医理大概约说、活幼心法等。刘氏行医的情况之所以不见于经传，是因为他并非靠行医度日，为医固然能救人活命，但他更视行医为一种雅事，相当于票友，一些京剧的票友比很多艺术家水平还要高呢！就是这样的一位大鸿儒，培养了郑钦安先生这位一代名医伤寒南派的代表。太师爷 郑钦安 先生，名寿全，生于嘉庆九年（1804年），卒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祖籍安徽，生于四川，祖父做官来到四川，十六岁时随父在四川邛崃县定居。郑氏自幼勤读经史
4、，于嘉庆末年中秀才，后来弃举子业，拜止唐先生门下学医。先生在刘氏的指导下钻研黄帝内经、周易、伤寒论、金匮要略、神农本草经等经典，这为他日后对经典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他后来说他是穷究三十余年，对经典的学习从未放松，最终才悟出了经典的精髓。郑氏年少即学有所成，当时在成都行医，屡起沉疴，名声很快传遍川滇一带，自此一直在成都悬壶济世，讲学授徒，成为川中一代名医。郑氏在临证上善用大剂量姜、桂、附等辛温之品，而且用量惊人，每每以两计，与一般医生有很大分别，故当时被称为“姜附先生”，甚至有人称其为“郑火神”，因此后来的人把郑氏这一门善用温热药的学派称为“火神派”。郑氏融汇内经、周易、伤寒论等经旨，先后在同治八
5、年及十三年出版了医理真传及医法圆通，提出“元气为人生阴阳之主宰”、“人生立命全在坎中一阳”、“万病皆损于一元阳气”、“辨证不离伤寒六经”、“治病重在扶阳”等重要观点，这些观点都是在临床上得到验证的。在医法圆通刊行后二十年，伤寒恒论问世，这是郑氏为伤寒论所作评注，他不拘泥前人之说，而是结合临床实际，注释仲景的原文，大胆创新而不离经旨，充分发挥了仲景的扶阳思想。郑氏这三部著作，曾多次刊印，传世的版本有三十多种，就医书来说，在当时实属罕见。伤寒恒论出版后，晚年的郑氏并未停止对经典之研究，对医理的追求仍是孜孜不倦，扶阳思想在其晚年之时愈趋成熟。我祖父卢铸之是郑氏晚年所收弟子，他继承了郑氏晚年成熟的扶阳
6、思想，故真正要研究郑钦安完整的学术思想，就必须从我祖父卢铸之身上入手。祖父 卢铸之 ，字禹臣，号金寿老人。光绪二年（1876）生于四川德阳的一个中医世家。少年之时，跟随止唐先生的学生颜龙臣学习医文，并中秀才。但祖父觉得八股文并不能济世救国，故弃举子业，潜心习医。颜龙臣是我祖父的姑爷爷，是清末的举人，与郑氏又是同门师兄弟，且交往甚密。本着易子而教的原则，颜氏把我祖父携至成都，拜当时在川中已经很有名气的郑钦安先生为师。入师门后，郑氏要求祖父反复研读内经、难经、金匮要略、伤寒论等经典，并以医理真传及医法圆通为教材向祖父传授医理；因其时郑氏已年近九十，故伤寒恒论的刊行，祖父亦参与了整理工作。这样，祖父
7、跟师学习，与师同吃共住十一载，直至郑氏谢世。随后，祖父遵师遗训，游历四方，足迹遍及全国二十一个省份。充分考察了各地居民的体质、生活习惯、常见疾病、当地医生用药特点、农作物的生长环境、药物的种植与炮炙情况等等。游历之余，尚于各地随缘行医。三年后，于清代末年（1904年），回到成都开设“养正医馆”，正式悬壶济世。由于祖父医术精湛，医德高尚，很快便享誉巴蜀，当时的人都称他为“卢火神”。上世纪三十年代在医界有“南卢北萧”之称，其中“南卢”就是指祖父卢铸之，“北萧”是指北京名医萧龙友，可见当时祖父在中医界影响之大。解放后，有关部门曾邀请他至北京中医研究院任职，但当时他已近八十，遂以年纪为由恳辞了。195
8、6年成都中医学院成立，曾聘他做副院长，他也以同样理由婉辞了。这段时间，祖父就待在家中看病。1958年，中共中央的一次会议在成都召开，鉴于中央的一些领导找祖父看病很是不便，遂命四川省将祖父安置于省委党校医院，享受卫生技术一级待遇。这样一来，虽然各级领导看病方便了，但是普通百姓看病就不容易了。为了这个原因，祖父便离开了党校，又重新回到了民间。直至1963年仙逝，享年87岁。祖父完全继承了郑钦安的学术思想，并加以发扬阐释，提出了“人生立命，在于以火立极；治病立法，在于以火消阴”的重要观点。对于周易，祖父亦有很深的研究，他常以坎、离二卦解释人体的生理，指出“坎中一阳”为人生立命之根本，在此基础上揭示了
9、阴阳学说中“阳主阴从”的重要关系，从而极大地指导了扶阳的医疗实践。上世纪二十年代，祖父即在成都开设“扶阳讲坛”，公开讲授内经、伤寒、金匮、神农本草经以及郑氏三书。近代有“吴附子”之称的前云南中医学院院长吴佩衡、有“祝附子”之称的上海名医祝味菊以及成都名医范中林和田八味等，年轻之时都曾在成都跟随过祖父学习扶阳思想。祖父著述甚多，既至晚年尚著郑钦安医书集注和金匮要略恒解，惜皆未付梓即遭散失，此诚为中医界的一大损失！所幸祖父的医学思想并未失传，而由祖父的嫡传我的大伯父卢永定完整继承下来了。伯父 卢永定 ，字云龙，是祖父卢铸之的长子。少年时便随祖父习医，初攻外科针灸，继而专攻内科。伯父承继了郑氏和卢氏
10、的医学思想，崇尚周易，强调“阳主阴从”，重视“坎中一阳”，治病立法重在“以火消阴”。伯父吸收了祖父丰富的临床经验，在临床上善用大剂量的姜、桂、附等辛温扶阳之品，治愈无数疑难的病症，誉满巴蜀，跟祖父一样被称为“卢火神”。自五十年代始，伯父把每一病人的病历作仔细记录，并装订成册，于三十余年间，病人累计数十万人次，病历资料共五千多万字，为扶阳学派的研究留下一笔巨大财富。我在临床上之所以有理想的治疗效果，是得到祖辈们的传授，继承了郑氏和卢氏的扶阳理念，并以其作为我临床之指导。由于郑氏和卢氏在临床上擅用姜、桂、附一类的温热之品，而疗效卓越，故当时有“医圣”之称，其与卢氏一门并称为“火神派”，后来我提出“
11、扶阳学派”，并且在扶阳的问题上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实践，认为“扶阳”这个提法更为贴切。继承篇由于我的先祖累世行医，在这个背境下，我从小就接触了中医。我的家族是几代同堂的传统大家庭，因为我是长孙，祖父为我取名崇汉，自小便被他亲自带着不离左右，三岁之时即教我学认字、习字。所以我的识字是从中药名称开始的，诸如桂枝、生姜、制附片、天雄片等等，通过两年这样的学习，我已可做到任意拿起一味药都知悉其原产地、栽培、炮炙以及药性。在几代家传熏陶下，自那时起我就对中医十分向往，祖父亦每日教我读诗书典籍，逢祖父外出讲课，我亦跟随其后，在旁聆听。十二、三岁时，始读医典，当时一般人初学中医，先由传统入门书籍始，如汤头歌诀
12、、医学三字经、药性赋等，唯我在祖父指导下开端所读即是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及神农本草经等经典著作。经典是言简义深的著作，对于我这个年纪，其困难是可想而知的。所以那段时间的学习是异常艰辛的，很多的问题自己不能解答，翻注家也常常难以满意，而祖父的原则是反对依赖注释阅读，必须看原著，于是我只好自己苦思，反复探寻其理义所在。年纪稍长，祖辈即开始向我讲解经典内容，逐字逐句地将经典上的每一条逐一解释，并把经典的精义向我阐明。这时我再看祖辈们在医书上的批文，就豁然开朗了。祖父强调：不可人云亦云，要善化，要理解其意，“尽信书不如无书”等等，这时我才明了祖父的苦心。先辈严格的治学精神一直鼓励着我在学习中医经
13、典和临床上不断追求进取，加上后来自己再研读郑钦安的医理真传、医法圆通和伤寒恒论等，又有了更多的心得体会，就不会只是固守老祖宗的成法而不发展了。总结扶阳学派的传承经过，不论是刘氏、郑氏或是卢氏，均接受了完整的师承教育，他们除了治学认真严谨，对内经、难经、金匮、伤寒等经典的学习研究一丝不苟，且皆精通周易，并且都以大量的临床实践，验证了他们从经典中所获的思想，绝无空谈。如此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名医，这或许能给现代的中医教育带来一点启示。回顾近年来各中医学院之学生能背诵内经或伤寒论者极少，有些甚至连内经的文字还不能看懂，这样怎能登堂入室呢？在少年时代，我不仅打下了扎实的中医理论根底，也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
14、，这就是先辈所说的悟性吧，它使我终身受益。那个时候，除了理论的学习，我还要跟随祖父和伯父学习临床诊脉，常常坐在祖父、伯父旁边，伯父切完一个病人的脉便到我切，我们把切到的脉各自写在字条上，然后再拿出来对照。起初自己所切到的脉跟祖父、伯父有很大差别，差别大了通常都要受罚。后来渐渐学有长进，最后我们所切到的脉基本上都一致了，单单这个学习切脉的过程便用了两年的时间。还有其它的望、闻、问诊也都是这样的严格训练，有关这个问题，我想在传承篇的时候还会专门讲到。先辈对我这个嫡传后人的教育与别的弟子殊无二致，只能在老师一旁侍诊，不准抄方。一来可以避免我照葫芦画瓢，搞机械记忆，二来强迫你在理解其辩证立法的基础上进
15、行记忆，这样便可以杜绝学生在没有理解中医精髓的时候，就随便抄袭方药为人治病。这等人命关天之事，万不可学艺不精，以致庸医误人。经过祖辈的悉心栽培，到了十六、七岁时，我已经能够单独在外面为病人诊脉开方了。我们卢门有着严格的病例记录传统，所以每看一个病人都要记录脉案处方，回家以后大伯父就要检查这些记录，没什么问题便不说，有问题就指导我下次怎么做。当临床上遇到棘手的问题时，便回去请教伯父后才处方。记得我曾经看一例子宫肌瘤大出血的病人，第一次出血，我很快把血止住了，这个病人几个月以后又大出血，几张处方没有止住血，病人只好到医院清宫止血，但这也没有把血止住。怎么办呢？只有手术吧，可是病人的血色素已经3.8
16、克，稍一不慎便有休克的危险，所以医院也不敢手术。就在这紧急的关头，我只有请大伯父出面相救，由于大伯父的名声，医院破例同意会诊，大伯父开了大剂温固回阳之品，一付药就把血给止住了。这个案例不但令病人和西医生大为折服，我也因此大受启发，治病时既要胆大如斗，又要心细如发，临危不惧，仔细辩证，如此方能挽救危急。就是在这样的中医环境浸染下，令我对医术的理解和掌握非常之快，我想这与童子用功是分不开的。到了十八、九岁，前来找我单独看病的人越来越多，病种也越来越多，一天要接诊七、八十个病人，由于临床效果较好，当时在成都已小有名气，有“小火神”之称。俗话说“师父领进门，修行在各人。”我是很幸运的，有很好的家传，就像站在巨人的肩上，起步很高。但是很多东西还是要靠自己努力学习才能掌握。随着我的年龄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