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翻译选择性适应与适应性选择“立人为本”和“立国为本”是鲁迅精神的灵魂。鲁迅早在文化偏至论一文中指出，“欧美之强”，“根柢在人”，“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 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此外。鲁迅留日学医期间， 在电影的画面上看到一群中国人，一个站在中间被砍下头，而周 围的许多人却神情麻木地看着时，他意识到“凡是愚弱的国民， 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 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在鲁迅看来，若没有健全的国民人格。没有个体之我的精神确立和人性的自由舒展，就无法实现“立人”、“立国”
2、之目的。而且“立人为本”和“立国为本”的思 想是鲁迅文艺思想的基础，也是他选择翻译作品的标准和尺度。鲁迅一生坚持这条译介路径，译介了诸多域外革命文学作品，形 成了现代翻译文学史上独有的弱小民族革命文学翻译模式。对鲁 迅译介域外革命文学作品的研究，学界以往多从历史学角度探究 其产生的背景，很少用相关的翻译学理论对其取材与翻译策略加 以细致的分析。本文针对此项研究的薄弱之处。以胡庚申教授的 翻译适应选择论为理论基础，将鲁迅译介域外革命文学作品的实 践活动置于中国当时特殊的“翻译生态环境”中，对鲁迅翻译域 外革命文学作品的选材和翻译策略的取向进行考究，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翻译适应选择论”概述
3、20 世纪70 年代之后，西方翻译研究出现了文化转向，文化转向发现了译者，译者的主体性成为了翻译研究的新课题。胡庚 申教授提出的翻译适应选择论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翻译适应选择论从生态环境人手，以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中的“适 应选择”学说为指导，试图以译者为中心建立一个新的翻译理 论，将翻译看作是译者为适应翻译生态环境而进行的选择活动， 从而论证了“进化论”适用于翻译研究的可能性与可行性，凸显 了译者的主体地位和作用。根据胡庚申的“翻译适应选择论”， 翻译被定义为“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这个定义 表明了翻译活动中无论是“适应”还是“选择”，都是由“译 者”完成的：“适应是译者的
4、选择性适应：选择是译者 的适应性选择，译者集适应与选择于一身”。翻译适应选择论中 的“翻译生态环境”指的是“原文、原语和译语所呈现的世界， 即语言、文化、交际、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者等互联互动的整体”。而且译者的“最佳翻译”是对“翻译生态环境多维 适应和适应性的累计结果”，即“对于译者，适者生存、发展， 对于译文，适者生存、生效”。从翻译适应选择论探究鲁迅译介被压迫、被奴役民族的革命文学作品的“最佳翻译”的取材，需要深入分析鲁迅“择当译之本”所适应的“翻译生态环境”，主要包括当时的国内外社会语境和文化语境。 二、鲁迅译介被压迫、被奴役民族的革命文学作品 胡庚申教授认为：“翻译是一连串优化
5、选择的决定，译文则 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结果。”具体来说，翻译过程是 译者对以原文为典型要件的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和以译者 为典型要件的翻译生态环境对译文的“选择”。19 世纪末20 世纪初。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过渡到帝国主义阶段，它们在加大 对华资本输出的同时，还在中国强占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1900 年为了镇压义和团的反帝斗争，帝国主义列强组成八国联军，又一次发动侵华战争，此后签订的辛丑条约使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进一步加强，使中国完全陷入 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中国面临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19 世纪末20 世纪初。在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思想中，存在两种文化
6、思想倾向或潮流，第一种是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个性主义 和自由主义为主要标志的文化思想，特别是美国和西欧发达国 家：第二种是一些被压迫民族、国家的以人道主义和民主主义为 基本精神的文化思想，特别是俄国和东欧一些国家。与此同时， 以梁启超、严复和林纾为代表的改良主义者竭力提倡西方的个性 主义和自由主义文化思想，他们认为这些发达国家是人类的自由 世界。希望通过自由主义的文化思想启迪于民，改造“国民性”， 以实现救亡图存的目的。在梁启超等人改造“国民性”思潮的影 响下，鲁迅顿悟到科学不是改造中国的唯一武器，在中国传播科 学并不能医治中国人的“痼疾”，要全面改造国人的“国民性”，实现救国救民之理想，还
7、需要用革命文学作品去启蒙国民。继而鲁迅开始转向翻译非科学小说的域外革命文学作品，特别是 被压迫民族的文学作品。国内一些从事鲁迅研究的专家和学者曾 对鲁迅当时译介革命文学作品以改造“国民性”的思想进行了精辟的论述。国内鲁迅研究专家林非指出，“鲁迅企图通过科学与文学的启蒙，完成自己所向往的立人的任务，这从大体上 说来具有相反相成的两个侧面。即是一方面召唤和完成人的 觉醒与解放，另一方面又扎实地进行改革国民性的工作”。透过对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阐释，与梁启超等人主张借西 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个性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文化思想改造“国民性”不同的是，鲁迅提倡引介西方第二种文化思想潮流， 欲“借外国那些表
8、现反抗黑暗统治、争取社会解放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的进步文学”，鼓励、促进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而不像当时有些人去翻译那些描写“伦敦小姐之缠绵和非 洲野蛮之古怪”的作品。上述社会、文化语境是鲁迅当时译介国 外革命文学作品时所依赖的重要的“翻译生态环境”。鲁迅着重 译介俄国和东欧诸国反映抵抗压迫的文学作品来振作国民精神， 唤起沉睡中的中国人，救国家于危难之中，达到改造“国民性” 和“立人”、“立国”之目的。正如后来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所指，“因为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势必至于倾向了东欧，因此所看的俄国，波兰以及巴尔干诸小国作家的东 西就特别多”。通过这句话我们可以知道，一方面鲁迅
9、对文学作品译介的选材是基于那些被压迫民族的文学作品反映了被压迫、被奴役者痛苦的呼声和坚强不屈的反抗声，这些作品把国家的富 强、民族的独立与社会的平等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强调人的社 会价值和社会责任感，并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另一方面鲁迅认 定了中国“被压迫的弱小民族”的身份，把被压迫民族的文学作 品引为“同调”。这一切对于同样处在被压迫者地位的中国 来说。是特别具有借鉴意义的。 为了适应“改造国民性”、“立人”、“立国”之呼声，鲁迅开始大量选译有关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文学作品，其中代表性的 译著包括与周作人合译了域外小说集、一个青年的梦、工人绥惠略夫等等。1909 年鲁迅和周作人合译的域外小说集，其文本的选材十分广泛，包括美、英、法、俄等国的文学作品，但更注重东欧和北欧弱小国家和民族的文学作品，因为 这些文学作品充满了被压迫民族的挣扎、反抗和怒吼。鲁迅后来 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