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后怎么办一、失败的实感2011年1月17日，在国家主席胡锦涛访美前夕，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筹拍的中国国家形象片-人物篇在美国纽约时报广场的大型电子显示屏上循环播放，据相关媒体报道：这则宣传片以中国红为主色调，在短短60秒钟时间内，展示了包括邰丽华、吴宇森、宋祖英、刘欢、郎平、姚明、丁俊晖、袁隆平、吴敬琏、杨利伟在内的，涵盖文艺、体育、商界、智库、模特、航天等各行各业的数十个杰出华人，以智慧、美丽、勇敢、才能、财富等诠释中国人形象。在2008年成功举办第28届北京奥运会之后，中国政府正紧锣密鼓地向世界展示自己的成功形象，国家形象片不过是中国向世界递出的又一张名片。北京奥运会总投入为3000亿，
2、2010年广州亚运会总投入为1200亿（是南非世界杯的5倍，是1990年北京亚运会的50倍）。这些天文数字似乎一再证明了中国近30年改革的巨大成功，但同时也让人疑窦丛生，这些花费无数的盛会、这些被巨大的摄像头所截取的场景、人物究竟能代表什么？究竟又代表了谁？毫无疑问，59位进入国家形象片的中国人都是某一种成功的代表者，但这种成功因为经过镜头和意识形态的包装后反而显得空洞无物，我不想从技术的层面来分析这个问题，我只是仅仅从我的感受出发：我在观看这一国家形象片的时候没有任何的激动和兴奋，就好像是在观看一个和我毫无关系的表演。这是一个过于宏大和遥远的叙事，它没有办法和我当下的生活发生任何有效的联系，
3、中国国家形象片在纽约时报广场播出仿佛就是一个被虚构出来的场景，至少对于我而言，它失效了。想起来这种失效是不应该的。仅仅是在两年前的2008年，我还挤在人山人海的小咖啡屋里面，和很多的年轻人一道观看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沉浸在大国崛起的亢奋想象中。那个时候我同样是一个局外人，但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是通过想象把自己与大多数的中国人联系在一起，并想当然地认为国家的梦想就是个人的梦想，国家的光荣就是个人的光荣。但是这一次，这种想象被我个人严峻的生活现实所击碎，也就是在国家形象片播出的前几天，我所租住的公寓房东毫不留情的通知我，不再续租，另谋住处。这就意味着我和我寓所里面的另外三个年轻人都必须在一周内
4、搬出这个我们住了一年多的房间。房东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觉得把房子直租给我们赚不了太多钱（实际上他每个月从我们四个人身上收取了整整5000元。其中根据每个房间的大小四个人分别承担1100/1600/1000/1300），因此直接整租给房屋中介公司。中介公司则会通过不合法的手段改造出更多的空间（比如把一居室改造为三居室，把三居室改造成五居室）来赚取更多的租金。从2009年9月博士毕业至今，一年半的时间，这已经是我第三次换租。最开始的时候我租住在人民大学南边的三义庙小区，这是一个80年代的筒子楼，我租了其中一个12平米的小房间，不能洗澡，不能做饭，三层住户十几家共用一个公共厕所，月租800元。我在这
5、个地方坚持生活了近三个月，之所以说是坚持，是因为我每天必须骑车十五分钟左右去附近的人民大学解决吃饭、洗澡等等生活问题。最后随着严冬的来临我不得不放弃了这个住处。第二个住处是海淀南路的一个合租房，我租住了客厅的一个小隔间，大约12平米，没有厨房，但有单独的洗澡间和卫生间，月租1000元。但非常要命的是，因为房间的一面是用毛玻璃隔起来的，所以隔音和隔光的效果非常不好，也就是说，房间里面的所有动静在我的隔间里面都能听到，这对我的睡眠构成了挑战，最开始的方法是等所有人都睡了我再准备睡，但后来发现行不通，因为每个人的作息时间很难协调，往往是我快要睡了的时候，突然有个人跑到洗澡间去洗澡了，或者是到客厅打开
6、灯拿什么东西，于是我就会被吵醒。后来我不得不求助于眼罩和去噪音耳塞，把自己严严实实地与外界隔离起来，成为我每天晚上的必备功课。李陀先生有一次跑到我的住处，当他听说我对面的隔间住的是一对年轻夫妇时，突然很认真地问了一个问题：那他们做爱怎么办？岂不是都被你们听到了？我这才意识到这个问题，才奇怪地发现我很多次听到那对夫妻为了各种生活琐事吵架的声音，却一次也没有听到过他们做爱发出的声音。在一个如此简陋的出租房内，或许他们已经没有做爱的欲望了吧。在这个房间住了大概半年时间，因为中介公司和房东之间发生了纠纷，我被通知换租。于是又搬到了小南庄，也就是我现在的住处，这是一个三室一厅的房间，我租了其中一个大约1
7、4平米的小单间，月租1300元。总算住到了一个稍微正式一点的房间，我以为从此就可以高枕无忧，安心地工作生活了。但房东变相的逐客令又让我措手不及。选择这种稍显屈辱的租房方式是迫不得已的。在2004年以前，人民大学的青年教师可以分到一间小房间作为过渡房。但2004年以后，为了响应国家住房改革制度，这一政策取消了。而每个月的收入又不够去租住过于昂贵的房子，更重要的是，因为租房市场缺乏有效的监督和管理，给租房者造成了不必要的混乱和损失。我这种简单的租房经历可能在很多的年轻人身上都发生过，如果站在一个个体的角度来看，可能这是很平常的生活阅历，也没有必要拿出来抱怨，实际上，在北京有很多人的居住条件比我更简
8、陋。我和李陀先生曾一起去人民大学附近的地下出租房观看，在北京的大多数高层建筑下面都有地下室，这些地下室本来可能是用于泊车或者储存货物，但现在大部分都被出租出去，建成一个个小鸽子笼一样的房间。很多的小公司就把自己的员工安排住在这种地方，这些地方潮湿、阴冷、空气不通畅，安全设备简陋，我和李陀在观看这些地方时候的第一反应是，如果发生火灾或者其他的自然灾害怎么办？在人民大学附近的紫金大厦的一个地下房间里面，一个八零后的女性笑着对我和李陀说：你们是来租房的吗？如果条件允许，我建议你们千万不要住在这里，住久了会生病的。她说这话的时候面带笑容，丝毫没有抱怨之意，难道这不是中国人的另外一种勇敢和坚强吗？她当然
9、没有意识到，在国家的形象宣传中，她已经被另外一些人代表，而她的这种坚强和挣扎，也已经被过滤掉了。我承认我因此充满了沮丧感。正是因为在那些宏大的故事和宣传中，一种更显而易见的失败被凸显出来了。也许这一失败首先是个人的，在一个如此快速的财富增长的国家里面，在GDP高速领跑世界的中国，我们被时代淘汰了，我们买不起甚至租不起房子，不能回报家庭和社会，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安排生活甚至是一次简单的做爱。在1968年欧洲五月革命中，其学生领袖质质问法国教育大臣：政府花费如此多的钱来修建一个豪华的游泳池，那政府有没有想过怎么解决学生的性爱问题？我房间里面的那对小夫妻却没有这种质问的机会，也许他们只能让声音再小
10、一点，更小一点，或者干脆放弃。2004年我到人民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的时候，周边的房价在4000元左右，但5年后的2009年，已经疯涨到了30000元，稍微好一点的小区已经在45000左右。2010被称为房产市场最严格调控年，政府的相关负责人一再表示会尽力控制房价，但从10月份开始，房价逆势反弹，我所在的小南庄一带，80年代的二手房从10月份的3万每平涨到了12月份的33000每平。也就是说，如果你在10月份买下一套100平的旧房子，在2个月后转手就可以赚到30万。30万意味着什么？在网上流传着一个恶搞计算方法，内容如下： 你要不是三大式人物（大款，大官，大腕）而想在北京买套100平方米总价300
11、万的房，社会阶层所付出的代价是：1 农民：种三亩地每亩纯收入400元的话要从唐朝开始至今才能凑齐（还不能有灾年）；2 工人：每月工资1500元需从鸦片战争上班至今（双休日不能休）；3 白领：年薪6万，需从1960年上班就拿这么多钱至今不吃不喝（取消法定假日）；4 抢劫犯：连续作案2500次（必须事主是白领）约30年。5妓女：连续接客10000次，以每天都接一次客，需备战10000天，从18岁起按此频率接客到46岁（中间还不能来例假)以上还不算装修、家具、家电等等费用。这个清单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我们面对的现实。在这样的现实中，我们如何来讨论所谓的个人奋斗问题？我们知道，在从80年代到90年代的文化
12、想象中，一个最大的问题转换就是把个人从集体中剥离出来，劳动从一个有尊严的对象性活动变成了一种商品，社会解放的话语也被个人奋斗的话语所取代，个人奋斗意味着，必须在一个有效的时段内获得社会承认的利益和资本。如果说在80年代我们还能看到这种奋斗实现的可能性，在2010年，作为一个中国的普通青年，我完全看不到哪怕一点点的希望。在近年热播的电视剧奋斗中，讲述了一群80后青年的奋斗故事，如果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这完全是一个虚假的叙事，因为在这群年轻人的背后，都有着雄厚的先在资本，正是因为有这些先在资本的铺垫，奋斗才有其实现的可能性。对于大多数的年轻人来说，奋斗中青年人的起点可能是一生都难以企及的终点。8
13、0年代的孙少安虽然出生贫寒，但是他可以凭借自己的劳动获得尊严，并改变自己在历史中的位置。现在看来，这是80年代对于改革的一种乐观的想象，今天我们发现，孙少安们已经无路可走了，因为资本的配置完全不利于孙少安们的成长，在2010年的媒体舆论中，最热炒的一个短语是：我爸是李刚。也就是说，资本和权力的垄断已经成为社会的一个常态。在这种情况下，少数人的成功也就意味着绝大多数人的失败，那么，这样的成功还能算是成功吗？这样的失败是否有更复杂的内涵？个人失败的实感是如此强烈，如此有切肤之痛。最后我们已经无法在个人身上寻找失败的原因了。当社会企图托管一切的时候，却发现事情只是越来越糟糕。这个时候，社会就生产了失
14、败以及失败者本身。而失败者，在这种极端的绝望和无路可走的恐惧中，自然就会把这种失败归责于社会或者另外一个他者。也就是说，失败的实感虽然是个体的，但是失败的内涵却是相互生产的。失败已经不仅仅是个人的事情，而是整个社会的事情。对于今天的中国年轻人来说，失败的阴影是巨大的，以致于已经无法按照正常的价值标准来进行生活，在2010年一个收视率甚高的相亲节目非诚勿扰中，婚姻已经变成了赤裸裸的商品交换，房子、车子和收入成了衡量一个人成功与否的最重要的标志。把身体商品化，并选择最好的商机把自己抛售出去，是参加这些相亲节目的年青人最真实的想法。如果我们仅仅从道德的高地去指责这是一种拜金主义的堕落，是否过于简单？
15、如果社会的运行模式已经不能鼓励正常的生活和发展，那么，这些年青人通过身体的转让来获得利益是否也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在改革之初的历史叙述中，完美的身体一直是改革者所拥有的傲人的资本，如新星中的李向南，乔厂长上任记中的乔光朴，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他们通过身体的力量和精神的力量，推动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但是谁又能预料到，这些寄托了一代人的乐观想象的身体会在短短数十年后变成了只能以金钱来衡量的商品？身体不再被用于想象、创造和发展，而是被用来消费、交换和享乐。这是一种进步还是一种失败？无论如何，那些至今还蜗居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的一代青年人见证了在巨大的成功喧嚣中一个时代的痛苦，这个痛苦有
16、些是可以忍受的，但是有些却不能忍受，个体当然不能把个体的失败完全归责于社会，但是社会同样不能把失败完全归责于个体。我完全理解我在2008年为什么能够与这个社会和国家的想象保持一致，因为那个时候我住在一年750元（也就是一个月65元不到）的学生公寓里面，享受着有保障的住宿、餐饮和学习工作资源，虽然简陋，但是却觉得安全而温暖。而从2009年6月我开始居无定所的生活后，我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这种实感与失败的实感纠结在一起，让我意识到，是应该为我自己，以及更多像我一样生活的年轻人寻找一种历史的定位的时候了。作为一个个体，我不得不承认我的失败，我的失败也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如果一代人都面临着这种失败的境况
17、，我们是否应该拥有某种失败者的自觉？我们是否应该在这一失败中发现一些什么？ 二、历史虚无主义因为意识到了个人的失败，并把这种失败放置到一个非个人的境况中去理解，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去寻找历史，在历史中找到一些确定不移的支撑点，来把个人从失败中拯救出来。这不仅仅是一种心理学意义上的疗愈方式，同时也似乎是中国这一深具文史传统的国度所惯常的行为方式。比如李白在将进酒中就有言：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自古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因为意识到了自我的失败，所以才把希望寄托在历史之中，通过留其名把自我从当下的失败中解救出来，所以李白才有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失败者的勇气和胆识。但是对于今天
18、的80后的青年人来说？历史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能否找到这种安置失败的历史位置和历史意识呢？也许不用和李白这些远古时代的文人相比，即使与前此的50年代生人、60年代生人相比，问题也就立即呈现出来。在2010年12月的一次学术会议后，我和社科院的陈福民教授、批评家孟繁华教授一块从北京郊区驱车回城，当时已是深夜，因为找不到路，我们在高速公路上盘旋了很久，在找路的过程中，让我惊讶的是，陈福民和孟繁华两位突然唱起了沙家浜中的经典唱段：想当初老子的队伍才开张，拢共才有十几个人七八条枪。哎！这个女人真不简单哪！怎么，你对她还有什么怀疑吗？ 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相逢开口笑，过后不思量
19、。人一走，茶就凉.有什么周详不周详！我惊讶不在于他们的老夫聊发少年狂，而是在于他们的文化记忆如此地坚固，几乎以自然的形式作用于他们的言行。这种情况在50后那一代人身上表现的极其明显，共和国的早期历史与他们个人的生活史在某种意义上是一致的，在他们生命最重要的一些时期，历史戏剧性地楔入了他们的生活，并从此成为他们生命的一部分，因此当他们回首往事，书写历史的时候，他们不仅是在一个个人的空间里面思考和想象，而是与历史进行有效的互动。不管是肯定还是否定那段历史（知青、上山下乡、大跃进、文革、学潮等等），这段历史都是与他们的身体、生命接触过的实体，而不仅仅是一个叙述，一段故事，或者一段话语宣传。今天我们来
20、看50年代生人，会发现他们存在很多问题，正如新星中的大学生批评李向南所言：你们很世故，太爱权术。但不容否定的是，正是这种历史与生活的同一性使得这一代人具有一种厚度和韧性，在与历史的对话中，他们构建了自己的主体意识。对于80后出生的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情况似乎完全不同了。以我个人为例，1980年我出生的时候正好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之时，用我父亲的话来说就是：从那一年开始吃饱饭没有问题了。也就是说，我对饥饿是没有记忆的。某年的事件对于我们依然是空白，我对此唯一的记忆就是发现晚上有很多人围着一个收音机在听广播，然后间或有人在说什么学生闹事的事情，但大家也只是说说而已，丝毫没有影响到日常的生活。1
21、992年我正在上初中二年级，市场经济的大幕已经拉开，但是对于面临巨大升学压力的中学生而言，除了发现每个学期会有几个同学辍学之外（他们大多选择去南方打工），也没体验到这一历史对于我们产生的影响。然后是2003年的SARS事件，我们被圈在大学校园里面唱歌跳舞，除了不能出校门之外，我们没有感觉到什么不同；再后来是2008年的汶川地震，众多的80涌入汶川，争当志愿者，这成为一个大事件被媒体所广泛关注，并以此判定80后的责任意识的确立。但是在我看来，这些都是夸大其词的说法，在汶川地震发生的当天，我就立即打电话约朋友一起报名参加志愿者，需要忏悔的是，我当时的第一想法并不是要去做一个尽职尽责的志愿者，而是觉
22、得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我应该成为这个事件的见证者和参与者，或者说，我必须找到一种在历史之内的感觉和体验。我随后为自己的这一想法而惭愧万分，与数十万葬送的生命相比，站在历史现场的想法太过于自私自利。我知道一个80后诗人很冲动地就去了现场，但是因为完全没有志愿者的经验，他立即就感染上了细菌，然后成为了一个被救治者，更荒唐的是，他不停地打电话给很多人倾诉和求助，并抱怨当地的医疗和饮食。也许会有很多青年人的真实想法是为了尽一份力量，但是，也不能排除很多人是和我一样的想法，地震被视为一个历史的嘉年华，一幕无与伦比的大戏剧，我们希望参演成为戏剧的主体。我当然放弃了做志愿者的诉求，但这件事刺激了我的思考
23、。为什么一场大灾难会变成一个大狂欢？也许这恰好证明了历史在我们身上的缺席。对于1980年代出生的年轻人来说，上面我列举的种种历史事件已经证明这一段历史同样是充满了戏剧和动感的，但是与十七年和文革中的诸多历史事件比起来，这些历史似乎是外在于我们生活的，历史发生了，但是历史的发生并没有立即对个体的生活产生影响。也或许可以这么说，在80后的成长中，历史是历史，生活是生活，只有在很少的时候，历史和生活才发生了对接的可能，比如大地震，正因为这种机会是如此之少，才有那么狂热的历史参与症状。从这个意义上说，80后是历史存在感缺席的一代。因为这种历史存在感的缺席，导致了80后面对历史的两种完全不同的向度。第一
24、就是如大地震以及奥运圣火传递仪式上体现出来的对历史参与的高度的热情，在这样一种参与中，80后找到了一种暂时性的历史存在感，但是也正是因为这种暂时性表明了这种存在感的虚无；这就是第二点，因为对于历史存在已经失去了信任，索性就彻底放弃了这种历史的维度，而完全生活在生活之中，这是在80后青年人中更具有普遍性的一种倾向。因为无法找到历史与个体生活之间的有效的关联点，所以不能在个人生活中建构起有效的历史维度，另外一方面暂时性的参与历史的热情又不能持久和加固，这一切导致了一种普遍的历史虚无主义。这一虚无主义的典型表征就是以一种近乎油滑的态度面对生活和他者，在我的同龄人，尤其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同龄人中，他们
25、日常言行的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可以完全无视一个事情的性质和范畴，而用一个完全局外人的身份和语气来对其进行嘲讽和戏谑。这种戏谑与90年代以来流行的王朔式的调侃完全不一样，在王朔那里，调侃的对象始终有一个指向，那就是僵硬的意识形态，但是，80后的这些调侃是完全任意性的，并没有什么目的，在这种言行中，生活本身的严肃性被取消了。今天的80后青年人非常善于模仿生活，但是，却不会自己构建一个真正有效的生活。你可以和他们成为朋友，但你没有办法与他们进行严肃认真的交流。在历史虚无主义中，事物的神圣性被取消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所谓的80后的主体呈现出了什么特征？或许我们可以从一个时代的阅读症候里面窥探出什么。2
26、010年在中国文学界比较热闹的事情之一就是大型文学期刊收获刊载了80后作家郭敬明的爵迹，由此引起了不同的意见和纷争，反对者以为这是文学向市场和庸俗阅读趣味的投诚；而支持者则认为这是文学观念的一种理所当然的新变。抛开文学趣味和文学观念的差异不谈，毋庸置疑，郭敬明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阅读神话之一。小时代在人民文学上刊登时，当期人民文学销售一空并不得不加印，这是90年代以来人民文学唯一一次加印。而收获同样因为刊发爵迹而销售量翻倍。批评家郜元宝在评的文章中遍挑语病，极尽嘲讽挖苦，这种批评虽然解恨，但在我看来却完全没有找到要害。虽然我同样鄙夷郭敬明小说中的技术含量，并对郭敬明如此成功满怀嫉妒，但我还是
27、试图去理解这样一种写作和阅读。这里面肯定是内涵了一些重要的东西，这种东西，单靠以往的文学经验和阅读经验已经不可解释了。7月份我在安徽图书城买到了小时代1.0，我的预设是，我肯定看不下去这本书，因为它浅薄、庸俗和无知。但出乎我的意料是，我以极快的速度把这本书读完了。而与此同时阅读的帕慕克的纯真博物馆却被我一再搁置，最后不了了之。真实的阅读体验颠覆了预设的文学认知。我突然意识到，在我身处的时代，阅读和思考分离了。阅读仅仅在一个表面的层次上才有效，而思考可能与此相关，也可能与此毫无关联。阅读现在执行的是完全快乐的原则，它并不在意它能提供的内容，更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一个程序，你按照这样一个程序来完成阅读
28、，同时也就获得了快感。有一天下午我带着小时代去一家理发店剪头发，不小心书掉在地上，里面随书赠送的郭敬明的照片滑落出来，我的理发师帮我拾起来，问了一句话：这是谁家理发店发的宣传册啊？这句无心之语饶有趣味，他以一个完全局外人的身份来看郭敬明的时候，他认定其不过是一个理发师，其理由是郭敬明精致的妆容和时尚的发型。作家不再是忧心忡忡，蹙眉深思的大作者了，他现在是一个表象化的演员，写作被取消了内面。在小时代的扉页里有一张三十二开的彩色插图：一群俊男靓女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面聚集，其中一位男子坐在一个大镜子前，两个女性在旁边为他整理头发和衣服，另外几个男女在一角窃窃私语，还有一个女性站在另一边，手里拿着一个
29、相机似乎在拍摄一切。我觉得这幅插图比任何郭敬明的小说都更能表明我们这个时代（郭敬明所谓的小时代）主体的存在状态。这里面所有的人都处在一个凸显的平面上，镜子和摄像机成为最重要的媒介，只有通过它们，我们才能看到（阅读）自己。或者说，镜子和摄像机已经成为了主体，写作者和阅读者都必须通过这样的主体把自己物化，并找到存在的实感。也许我们可以想到鲁迅笔下的看与被看的叙事模式，在鲁迅的看与被看中，始终还有一个第三者，这第三者非常清醒地持有其主体意识，并对世界作出价值上的臧否。但是对于80后而言，这一第三者消失了，或者说，第三者已经完全把自己转化为一个同一性的身份，看与被看之间的主客体关系被抹平，在此，80后
30、的主体-写作的主体（同时也是叙事者）和阅读的主体（被叙述者）-是一种完全去距离的、单一性的指涉物。写作和阅读的快感来自于这种距离的如此亲近，现在，写作者编织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就像镜子和摄像头里面的镜像一样不真实-并邀请读者一起来放纵。在这种共同的迷醉中，主体相互指涉，互为镜像。那个理性的、坚固的、笛卡尔式主体消失了， 但那个沉溺的、观感的、后现代式的轻的主体却无处不在。历史的虚无主义对于80后来说并非意味着没有历史，实际上，正如我在上文中已经分析过的，和所有时代的人一样，历史总是存在的。80后也轻易就能找到自我历史发展的关节点，并与宏大的叙事关联起来。历史虚无主义指的是，在80后这里，历史之重
31、被刻意轻化了，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沉重历史负担的国度而言，每一代人（尤其是年轻人）都有历史虚无主义的冲动，但是，也许只有在80后的这一代年轻人这里，我们才能看到历史虚无主义居然可以如此矫饰、华丽地上演，如此地没有痛苦感。 三、抵抗的假面竹内好在谈及日本50年代青年人面临的困惑时说：青年的主要要求，如果离开直接的生存问题来说的话，就是自我完成吧。这是难以抑制的生的欲望，作为其本身来讲，是应该被尊重的。然而，当今的多数青年，通过自己的切身经历，已深感走西欧的道路是不可能到达自我完成的境界的。.如果不用某种方法来调和与整体的关系的话，就很难完成自我。这一问题确实是存在的。由此，一方面产生了虚无主义和
32、存在主义的倾向。的确，安于这种现状的人不少。但是另一方面，也有不满这种现状的人，而且在不断增加。虚无主义和存在主义是西欧个性解放过程中的产物，所以，在以表面是现代化还未成熟的个体为条件建立起来的日本社会里，想要诚实地生存下去，诚实地思考的人，是不能长期停留在虚无主义和存在主义之上的，这是不言而喻的。因此，他们想到别的地方去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乃至发现问题。通过我个人的经验和观察，我以为今天大多数的中国青年大概都面临着如竹内好所言的问题和困惑，在他们还没有面对严峻的生活现实的时候，他们大概还能耽溺于存在主义和虚无主义之中自我安慰，但是一旦面临生活的真实的境况-正如我在30岁时才强烈感觉到的失败感-他们立即就会明白，除非成为一个自我放逐者，否则，虚无主义和存在主义是脆弱而无效的。大多数人不会自我放逐，也不甘心被社会放逐。他们必须寻找新的偶像，寻找新的思考问题的方式和表达自我的方式。现在，郭敬明的小时代已经被转移到了更年轻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