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的专家，您为什么会“跨界”去研究海德格尔?张一兵: 首先非常感谢您和南京社会科学杂志社对我个人研究的关心和支持! 的确如您所说，从 2009 年下半年以来，我个人研究工作的重心就从之前完成的列宁哲学研究和对当代左派激进思潮的关注转到了海德格尔哲学思想的探索上来。对于熟悉我研究工作的读者朋友来说，可能会觉得一下子不能理解。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的学者，曾经写过回到马克思、回到列宁，这次却要“回到海德格尔”，似乎这与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研究并无直接关联。人们都想弄清楚，我到底想做什么? 实际上，答案很简单。这次之所以下大力气研究海德格尔，直接的原因不过是我在自己研究广松哲学的
2、过程中，再一次遭遇了阻碍和困扰，为了搞清楚广松涉的内在运思场境，而不得不被迫回到海德格尔那里去澄清相关问题。广松涉是我长期以来一直都密切关注的一位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在我看来，他的研究不仅限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过程的阐述，而且结合特定的思想史资源和东方哲学的思考，形成了一套具有独特意义的广松哲学。就广松涉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而言，我曾组织翻译出版了他的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物象化论的构图、唯物史观的原像等多部著作，结合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的文本争论、“物象化论”等问题的讨论，在国内引发了一定的反响。其实，广松哲学更加复杂而精妙的探索，是在他的两卷本巨著存在与意义中完成的。在这
3、本书中，他结合康德、马赫、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等人的思想，提供了一种基于马克思哲学的全新的“事的世界观”，并提出了“共同主观性”、“关系的初始性”、“四肢结构论”等新奇的观点。在其中，广松涉的思考对象除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之外，还有现代物理学的最新发展，现象学的相关探讨，以及西田几多郎的“场有”哲学思想。而这样一种复杂的背景，不仅国内学者很难对其进行把握，就是在今天的日本也不容易被理解。在我看来，广松哲学研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 广松涉直接对话的对象是胡塞尔和海德格尔，而为了说明白广松涉，必须先把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弄清楚。可以说，这次研究海德格尔是一个研究受阻的副产品，与之前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些情况相
4、类似，如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回到马克思，研究齐泽克的过程中回到拉康等。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一不小心陷入到了海德格尔的海量文献和复杂的思想语境之中。苏明: 谢谢! 我想现在读者应该大致明白您研究海德格尔的初衷了。但是我想，国内长期关注您研究的学者，一定还会有一个疑问，就是您刚才自己提到，您的这种“回到海德格尔”，与您1999 年出版的回到马克思，以及 2008 年出版的回到列宁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内在的关联呢? 张一兵: 如您所说，回到马克思、回到列宁和正在进行的“回到海德格尔”研究表面上看，是一种学科研究方向上的断裂，但其中还是有一定的关联性的。一方面，“回到海德格尔”和回到马克思一样，
5、都是研究受阻的产物。回到马克思主要是为了解决自己在面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时的困扰，而“回到海德格尔”则是面对广松哲学的相关构境背景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更加重要的是，在这三次“回到”中，实际上都包含着自己的一些独立的哲学思考。借用胡塞尔“回到事物（ Sache） 本身”的说法，我在回到马克思、回到列宁和“回到海德格尔”的过程中，回到的都是一个与我自己特定思考构境相关的事物（ Sache） ，而非一种纯粹客观的文本物（ Ding） 。也就是说，在这些研究的过程中，我都有意识地保留了作为研究者自身的“我”的思考。只不过，受制于特定的历史条件，这三次“回到事物本身”的过程，又各自具有自身的不同特点。
6、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能否具体展开谈一下呢? 尤其是回到马克思。据我所知，很多学者都曾指出，您在回到马克思中所做的工作无疑是开创性的，对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而言具有“开风气之先”的意义，但同时也引发了一些争论。那么，今天，您是如何看待回到马克思这本书的呢? 简单说来，回到马克思是我在上世纪 80 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受阻的产物。为了实现同西方学者在马克思文本和思想阐释上的真正对话，我下了很大的力气回到马克思的文本中去，写成了这本书。该书出版后，得到了国内学界的关注，并且多年来保持了 CSSCI 较高的被引率。这是令我个人感到颇为意外的。此外，我在回到马克思中提出的“马克思三次哲学高
7、峰”的观点和“历史现象学”、“社会唯物主义”等新的概念，以及该书对于 MEGA2 文献的强调，都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国内学界的争论，甚至是非议。这一点倒是在我意料之中的。恰好，结合回到马克思一书的外译工作（ 在国家社科规划基金和新闻出版署相关基金的资助下，该书正在被翻译成英文、日文即将在国外出版） ，利用此机会，我自己也正在进行该书第三版的修订工作。其实，我在回到马克思一书中所说的“回到”，并不简单是新康德主义式的“回到康德去”，而是在胡塞尔现象学意义上的“回到”，即“回到事物本身（ auf die Sachen selbst zurueckgehen） ”。请注意，胡塞尔在这里所说的是“事物”
8、（ Sache）而非物（ Ding） 。考虑到在康德那里，“物自体”（ Ding an sich） 指的是那个感觉经验材料之外，不能被言说的自在之物，而“事物”（ Sache） 本身总是和人相关。那么，“回到事物本身”就不是要回到那个与人无涉的自在之物，而是回到与人相关的事物本身。相应的，我们这里说“回到马克思”，并不是要回到那个外在的绝对客观的马克思文本不客气的说，这是一种理论上的僭越，而是回到马克思进行哲学变革的思想场境。具体说来，就是不仅否定过去斯大林主义绝对真理的文本解释，而且否定存在一个绝对客观的文本解释的假象，在回到文本本身的过程中背负时代的要求。这也是一个从传统意义上的从原理回到
9、文本，转向研究者本身与文本共思的过程。而结合前面的讨论，我还想强调的一点是: 传统研究中的“看不见”的东西，并不是存在于文本的物（ Ding）之中，而是存在文本背后的事物（ Sache） 。对于“看不见”的东西的揭示，需要研究者通过自身的努力，去进入或者说打开思想家进行理论创作时所置身其中的特定场境。还是那句话，这一场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式”，还包括作为研究者的“我”的主体建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回到马克思”从来就不是要回到故纸堆中去，而是内在指向于对当下现实的关注。 您刚才还提到正在进行回到马克思第三版的修订工作，不知道与前两版相对照是否有什么新的变化? 正如您前面所说的，自 199
10、9 年回到马克思出版以来，在国内学术界引发了一些争论和批评。在我看来，其中大部分批评是建设性的，对于我的研究也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同时，这些年来我自己也处在一个不断回到“回到马克思”的思考过程中，并结合一些最新研究资料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在某种程度上说，我将自己这次第三版的修订工作称为回到马克思的重新归基（ zuruck Grund） 的一个过程。具体说来，在修改中主要面对或解决的两个问题是:第一，客观地说，尽管我在写作第一版回到马克思中已经使用了不少 MEGA2 的相关汉译文献资料，但这都是在译成中文之后的解读，并且，我在写作过程中主要依托的中文文献还主要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以及少
11、部分马恩著作的单行本。这是由上世纪 80 年代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尽管在对马克思的总体思想把握上，我依托 MEGA2 相关成果已经尝试进行了某种突破。但是，在很多具体观点的梳理和具体概念的把握上，实际上还是受到了当时中文译本的影响。我们都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与现在正在陆续编辑出版的第二版不同，其中相当多的文本，都是直接依据俄文第二版翻译过来的。一些极为关键的概念和范畴，都基于前苏联专家在俄文语境中的理解之上的意译。这样，在从马克思原文（ 德文、法文等） 经俄文转译成中文的过程中，很多概念如果不加区分，其含义就会发生变化。比如，对理解马克思的哲学和经济学都十分重要的 Vergegen
12、st ndlichung（ 对象化）一词竟然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1857 1857 年经济学手稿的不少地方都被误译成“物化”; 而 Gemeinwesen（ 共同本质） 一词则被译成“社会联系”; 而有确定含义的 Dasein（ 一定存在）与 Existenz（ 生存） 一同被混译为“存在”; 马克思用以表征社会生活复杂关联性的概念群: Band（ 联结） 、Beziehung （ 联系） 、Verh ltnis （ 关系） 、Zusammenhang（ 共同关联） ，Relation （ 相对关系）等不同概念则被简单混译为关系（ 联系） ，等等。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内容在中文第二版中
13、已经得到修订，可也有一些没有改过来。如果对于中文文献中的相关概念不加区别予以使用，很容易导致马克思思想研究中的误识。所以，此次修订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基于德文原文对马克思的文本和思想本身重新进行考察。不得不承认，就这一点而言，还没有中国学者真正进行这项工作。相比较而言，我们的近邻，日本和韩国的学者开展这项工作要比我们早了将近 30 40 年。第二，在这一版的改订中，我还对书中所依据的马克思的主要文本进行了德文文献计量学的不完全词频统计工作，我将这项新开启的工作称之为文献统计学研究，即依据 MEGA 和其他原始文献的数据库对马克思在不同文本中重要学术关键词的出现和消失、增多与减少情况所做的文献数据
14、统计工作。文献学词频统计工作的意义在于，通过基于德文文本中马克思学术关键词的消长波动情况的历史流变状态的分析，我们能够发现马克思学术话语实际运作的第一手建构细节，这使我们对马克思不同时期思想状况的质性认定获得了坚实的文献学基础。可以说，我从中获益良多。举一个例子，在不久前出版的一本日本学者关于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论著中，作者竟然提出马克思区分了市民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并给出存在于马克思文本中的两个不同词组，资产阶级社会（ Bourgeoisgesellschaf） 和市民社会（ brgerlicheGesellschaft） ，并将其与马克思后来使用的“资本主义的社会（ Kapitaliste
15、 Gesellschaf） ”相对置。对于并不熟悉德文原文的中国读者来说，这似乎是我们只能接受的具有充分证据的文本事实。而在我使用的词频统计中，却会发现在马克思的文献中，他对 brgerliche Gesellschaft 和 Bourgeoisgesell-schaf 这两个词组的使用并没有真正的区分，它们的差异仅仅是 brgerliche Gesellschaft 出自德文，而 Bourgeoisgesellschaf 一词，同是资产阶级社会，只不过此词由法语而来，马克思只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第二卷中两次使用此词，而大部分使用 brgerliche Gesellschaft。在1857 1858年经济学手稿开始，马克思开始使用 KapitalisteGesellschaf，而 brgerliche Gesellschaft 一词的使用逐步下降。在我的词频统计中，我们会发现这样的 数 据: brgerliche Gesellschaft/Bourgeoisgesell-scha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