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新中国成立以后，相应的理论观点被整理为两篇论著，分别于1950年12月29日和1952年4月1日以实践论和矛盾论为题正式发表在人民日报上，随后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实践论与矛盾论发表以后，它的创新价值和理论宗旨成为国内外学者研究的论题。 创作实践论与矛盾论的毛泽东，代表的并不是个人，而是处于特定时代的特定民族。在一定意义上，毛泽东继承和发扬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纲领。实践论与矛盾论创新之处，体现在深刻的社会内涵上。联系实践论与矛盾论面世以及后来得以在人民大众中广泛传播的社会背景，不难看出，其理论创新的宗旨是探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 实践论与矛盾论秉承着马克思主义通过现实地变革世界而谋求人类解
2、放的价值取向，立足于中华民族谋求独立与解放的斗争实际，站在中国人民的立场上，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认识近代以来矛盾错综复杂的中国社会现实。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面对的德、法、英三国资本主义确立以及所暴露出的危机与困境相比，代表中国人民根本利益探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的中国共产党人所面对的社会现实是极其特殊的。如果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创立理论的宗旨是在批判现实的资本主义世界中，发现未来新世界前行的现实道路，那么，中国共产党人则是在面临着既要反封建，又要反对帝国主义的复杂局面下探求中华民族的解放与发展道路。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论定：“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
3、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其中，对矛盾的特殊性做了极为详尽的阐释。 今天，重读实践论与矛盾论，我们可以读到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中华民族谋独立求解放的一腔热血和孜孜以求，我们可以读到50年代新中国刚刚建立起来的时候，面对百废待兴的社会，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热切探寻。这些，对于今天处在推进市场经济的过程中的领导干部时刻牢记自己的角色定位，自觉协调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关系是极为必要的。对于他们保持清醒的头脑，立足于中华民族谋求发展与复兴的伟大实践，站在中国人民的立场上努力探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规律，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极为必要
4、的。 正是在这样的意境下，作为党的思想路线的“实事求是”中的“实事”不是普通个人的生活实践，而是谋求民族独立与社会发展的“大实践”；“实事求是”中的“求”不是一般学者个人的学术钻研，也不是普通人的简单认知，而是中华民族的集体探寻；“实事求是”中的“是”不是个人的“是”与“非”，普通的“对”与“错”，而是中华民族独立与社会发展的根本规律与伟大诉求，是“大是大非”。 在这样的意境下，个人可以根据不同的岗位角色，确定个体的人生定位，实现个体人生的价值诉求。所不同的是，普通群众通过履行普通角色的社会职责实现人生价值；领导干部则要自觉地站在集体的立场上，为民谋利，促进社会发展，并在这个过程中实现自己的人
5、生价值。在当前，无论是普通群众，还是领导干部，都将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相关联。 二、实践论与矛盾论指明了党员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意义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并没有预见到其理论对于中华民族谋求独立、自主与复兴的价值与意义。在十月革命炮声的壮丽伴奏下，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通过多种途径将马克思主义的文本引入中国，中国亿万人民谋求中华民族独立、解放与发展的实践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切实依据。马克思主义也因此在这场伟大的实践中获得了新的生命力和新的理论魅力。 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的舞台上，各种思想体系纷纷亮相。“天演论”、“三民主义”等等，但是，中国革命的实践选择了马克思
6、主义理论。实践论与矛盾论是这种选择的产物。它表达的是中华民族在内忧外患面前选择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以社会主义为追求，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争取民族独立与社会发展而奋勇前行，并最终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理性思考。 选择是时代的，现实的和中华民族集体的，但是理论创作却是由个人来完成的。要完成实践论与矛盾论这样的创作，既要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功底，又要有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广阔视野。 毛泽东之所以能写出实践论与矛盾论这样的著作，与他在革命斗争之余，勤于学习、善于思考是分不开的。对此，当年在延安采访的斯诺做出了生动的描述：“在卢沟桥事变后的几个星期里，毛在延安有一段暂时的空闲时间，军队开赴前线了，毛腾出
7、时间来收集材料，准备在（延安）抗大作关于哲学基础的讲演。这批青年学生经过三个月的短期训练准备在今后几年做政治辅导工作，需要为他们写一些简明而基本的讲义。在党的坚持下，毛泽东写就矛盾论和实践论，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具体的日常实例结合起来。” 实践论与矛盾论面世以后，确实向广大党员干部普及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影响了几代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成为他们投身社会实践的精神支柱。 关于这一点，李瑞环同志深有体会。作为普通工人出身的他，并不具备先天的哲学思维素养，是献身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使他体会到学哲学和用哲学的重大意义。因此，他曾经语重心长地“提倡大家学点哲学”。 在
8、李瑞环同志看来，学习实践论和矛盾论，是进入哲学殿堂的有效途径。他说：“就我个人体会，把两论作为学习哲学的主要内容，是哲学入门的一个有效途径我认为，当前学哲学仍然可以提倡从学两论入手，这同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其他经典著作不矛盾，同强调着重学基本观点也是一致的。在学习两论时，还要注意同学习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论著结合起来，加深对我们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认识，加深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理解。 李瑞环同志学哲学用哲学的体会，清楚地告诉人们：哲学不是远离现实实践的神间圣物，而是人类社会实践的时代回响。“真正的哲学乃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如今担任领导重任的广大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并不天然地与哲
9、学这样的学问绝缘，相反，只要做有心人，热爱学习，善于思考，就能够拥有哲学发展上的发言权。领导干部的经验视域与普通学者的逻辑推进对于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具有不同的功能，两者不能互相代替。 三、实践论与矛盾论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特定层次和路径 “两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产物。毛泽东创作“两论”为我们今天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树立了榜样，因此，是当前领导干部进行学习的必读范本。读“两论”，既可以学习哲学道理的学术阐释，又可以学习毛泽东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的气魄和精神。 “两论”发表以后，“两论”与苏联三十年代的教科书的关系以及“两论”与社会学大纲、大众哲学的关系曾引发学
10、者们的深刻思考。 实践论与矛盾论的理论观点与李达先生的社会学大纲有相同之处，但是，实践论与矛盾论不同于社会学大纲，原因“不在于李达同志当时的哲学理论修养比毛泽东同志逊色，而在于李达同志没有毛泽东同志那样的革命实践。毛泽东同志不仅一般地参与了中国革命，而且直接领导了中国革命，指挥了中国革命战争，同党内的错误路线、错误倾向，特别是同得到第三国际和斯大林支持的王明教条主义进行了直接的斗争，中国革命的实践要求对认识与实践、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等问题做出系统的说明，而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也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可以说，不是亲自领导中国革命，直接指挥中国革命战争的人，不是同党内的错
11、误路线、错误倾向作斗争的人，是不可能写出实践论、矛盾论这样杰出的论著的”。 换言之，实践论、矛盾论与社会学大纲之间的区别表明，领导干部在推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具有独特的实践视野和不可代替的作用。 实践论与矛盾论和大众哲学的服务对象是不同的。大众哲学服务于社会青年，艾思奇先生将当时的青年分成了四类，第一，是阔少，他们习惯的精神食粮应该是“西点”；第二，是以前“安心埋头开矿”，做着“皇宫里的金色梦”的学生，他们攻读的应该是大学教科书；第三，是在店铺内、在乡村里谋生的失学者，这些人应该是以大众哲学为精神食粮的，是当时的大众哲学的服务对象；第四，是广大吃草根树皮的灾民，他们可能连大众哲学这样的
12、干饼都无法消受。或者是没有钱购买，或者是没有阅读中国方块字的能力。结果，大众哲学不仅成为第三类青年，即在店铺内与乡村里谋生的失学者的精神食粮，而且也得到广大在读大学生的厚爱和拥护，甚至连一些以“西点”为精神食粮的阔少也成为这块干饼的消费者。其实，大众哲学对第四类人群，即广大吃草根树皮的灾民也是有用的。大众哲学对这类人群的服务方式不同于前述三类人。大众哲学的政治宗旨就是唤醒人民群众变革世界的觉悟，凝聚人民的力量，彻底改变使得人们只有靠吃草根树皮才能生存的社会环境。这就是大众哲学的成功。 与大众哲学不同，“两论”是为已经投身到革命队伍中来的，即将走上领导岗位的青年干部们写作的，立足于中华民族集体利
13、益、集体诉求的视野，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中国现实社会错综复杂矛盾的视角和方法及其理论指导意义。在今天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过程中，领导干部将起特定的作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是多层次的，针对不同层次的对象，应该彰显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不同理论内容和不同理论功能。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并不只是单向的专家学者编订宣讲材料，进行理论灌输，而应该是双向互动的。专家学者向受教育对象阐释理论，同时，受教育对象，特别是有丰富的实践经验的领导干部也能够将自己的丰富经验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使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过程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过程得到双向统一。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