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到底是什么时代的什么人，能够写出这么奇妙的一组作品来呢?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而大家探讨的结果，就有了许多不同的说法。现在，我就把其中几种最早的、最重要的说法作一个简单的介绍。首先是刘勰的文心雕龙明诗篇说： “至成帝品录，三百余篇，朝章国采，亦云周备，而词人遗翰，莫见五言。”又说：“古诗佳丽，或称枚叔，其孤竹一篇，则傅毅之词，比采而推，两汉之作乎?”刘勰说，西汉成帝时曾编选了当时流传下来的文学作品，共有三百多篇，但这些作品里并没有五言诗。可是他又说，现在传下来的这一组非常好的古诗，有人说是枚叔的作品，而其中的孤竹那一篇，则是傅毅的作品。枚叔即枚乘，是西汉景帝时的人，傅毅是东汉明帝、章帝时的人。
2、现在我们先来讨论枚乘，等一下再说傅毅。大家知道，景帝的时代比成帝早得多，如果景帝时代的枚乘写出了这么多这么好的五言诗，那么成帝时代编选作品时怎么会不选这些诗呢?这已经是一个问题。但认为这些诗里有枚乘作品的，还有徐陵。他编的玉台新咏中，收了九首枚乘的诗，其中有八首在古诗十九首之内。然而，刘勰、徐陵和昭明太子萧统都是南北朝时代的人，以昭明文选、文心雕龙和玉台新咏这三部书相比较，玉台新咏成书年代最晚。昭明文选选了这一组诗，标为“古诗十九首”，说明萧统当时不知道它们的作者；文心雕龙说“古诗佳丽，或称枚叔”，说明刘勰也不敢确指枚乘就是这些诗的作者；那么徐比他们的年代稍晚，怎么反而能够确定枚乘是它们的作者
3、呢?更何况，徐陵编书的态度是比较不认真的，因此他的说法并不可信。其实，比他们年代更早的，还有陆机。陆机曾写过十四首拟古诗，其中有一部分所拟的就是徐陵认为是枚乘所写的那些作品。但陆机只说是拟古诗，却没有说是拟枚乘。这也可以证明，在陆机的时代，人们也不以为这些古诗是枚乘的作品。所以，钟嵘诗品就又提出了另一种看法。他说： “陆机所拟十四首，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干金。其外去者日以疏四十五首，虽多哀怨，颇为总杂，旧疑是建安中曹王所制。”所谓“曹王”，指的是建安时代的曹氏父子和王粲等人。你们看，现在已经有了好几个可能的作者了。一个是西汉景帝时的枚乘，一个是东汉明帝、章帝时代的傅毅，一
4、个是东汉献帝建安时代的曹王等人。刘勰说孤竹一篇是傅毅所作，傅毅与汉书的作者班固同时，但汉书艺文志里并没有记载他写过五言诗之类的作品。而且傅毅与班固齐名，诗品序中曾批评班固的咏史“质木无文”，那么傅毅似乎也不大可能写出如此谐美的五言诗作品，因此傅毅之说也是不可信的。既然如此，建安曹王的说法是否可信呢?我以为也不可信，因为古诗十九首与建安曹王作品的风格大不相同。而且曹丕在一些文章中对王粲等建安七子的诗都有所评论，却从来没有提到过他们之中有哪一个人写过这么好的十九首诗。给昭明文选作注解的李善说得比较谨慎。“并云古诗，盖不知作者，或云枚乘，疑不能明也。诗云， 驱车上东门，又云游戏宛与洛，此则辞兼东都，
5、非尽是乘，明矣。昭明以失其姓氏，故编在李陵之上。”所谓“辞兼东都”是说，这十九首诗中应该兼有东汉的作品。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西汉建都长安，东汉建都洛阳，“上东门”是洛阳的城门，“宛与洛”也是指洛阳一带地方。只有在东汉的时代，洛阳才这样繁华兴旺。李善并没有否定诗中有西汉枚乘的作品，但又指出诗中可能兼有东汉的作品，所以说这种说法是比较谨慎的。于是后人因此又有了“词兼两汉”的说法，认为古诗十九首中既有西汉的作品，也有东汉的作品。这种说法，表面上看起来虽然很通达，其实也不能够成立。为什么不能成立?因为从西汉景帝到东汉建安，前后相去有三百年之久，而这十九首诗所表现的风格，却绝不像是相差百年以上的作品。综
6、观文学演进的历史，不同时代一定有不同的风格。唐朝一共不过二百八十多年，诗风已经有初、盛、中、晚的变化。就拿北宋词来说，早期的晏、欧，后来的柳永、苏轼，再后来的秦少游、周邦彦，他们的风格是多么不同!可是古诗十九首的风格内容相当近似，如果说二三百年之间的作品都在里边，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个人以为，这十九首诗都是东汉时代的作品。由于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对这些诗没有记载，所以它们应该是在班固、傅毅之后出现的，但下限则应该在建安曹王之前。因为，建安时代诗风有了一个很大的变化，等到讲建安诗的时候你们就会看到：由于时代的影响，三曹、王粲等人的诗已经写得非常发扬显露，不再有古诗十九首温厚含蓄的作风了。可是
7、实际上，古诗十九首全部为东汉作品的说法多年来一直不能够成为一个定论。为什么不能成为定论?因为大家都不敢断定这里边肯定就没有西汉之作。原因何在呢?就在于十九首中有这样一首诗明月皎夜光。明月皎夜光，促织鸣东壁。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白露沾野草，时节忽复易。秋蝉呜树间，玄鸟逝安适。昔我同门友，高举振六翮。不念携手好，弃我如遗迹。南箕北有斗，牵牛不负轭。良无磐石固，虚名复何益。这首诗里写了“促织”，写了“白露”，写了“秋蝉”，完全是秋天的景物，时间应该是在初秋季节。但诗中却说，“玉衡指孟冬”。孟冬是初冬的季节，但为什么诗中所写的景物却都是初秋季节的景物呢?注解昭明文选的李善认为，这里边有一个历法问题
8、。大家知道，汉朝自汉武帝太初元年开始使用太初历，太初历与我们今天使用的夏历基本相同。但在汉武帝之前人们使用什么历法呢?李善说：“汉书曰：高祖十月至霸上，故以十月为岁首。汉之孟冬，今之七月矣。”他认为，汉高祖刘邦打败秦军来到长安附近的霸上时，正好是十月，于是就把十月定为一年的开始。也就是说，当时把夏历的十月叫作正月。如果依此推算一下，则夏历的七月就应该叫作十月，十月当然属于孟冬了。李善认为，这首诗的作者既然把初秋的季节称为孟冬，那么他就一定是汉武帝太初时代之前的人，那当然就是西汉初年的作品了。但我以为李善的说法有错误。要想说明这个问题，涉及很多历史文化的知识，所以我只能作一个简单的说明。我以为，
9、“玉衡指孟冬”并非说此时就是孟冬季节，而是在描写夜深之时天空的景象。古人把天空分为十二个方位，分别用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地支的名称来命名，而这十二个方位，又分别代表一年四季的十二个月。旧时过年贴对联，有一个横联叫作“斗柄回寅”，意思是，北斗七星的斗柄现在已经转回来指到“寅”的方位上了。按夏历来说，这个时候就是正月孟春，是一年的开始。既然斗柄指到寅的方位时是正月孟春，那么以此类推，当斗柄指到卯的方位时就是二月仲春，指到辰的方位时是三月季春，指到巳的方位时是四月孟夏。不过，这只是夏历，而夏商周三代的历法是不同的，夏建寅，商建丑，周建子。也就是说，商历的正月是夏历的十二月，周历的正月是夏历的
10、十一月。两千多年来，我们所一直沿用的，乃是夏历。然而不要忘记，地球既有自转又有公转，北斗七星不但在不同季节指着不同的方位，就是在一夜之间，也同样流转指向不同方位。只不过，随着季节的不同，它指向这些方位的时间的早晚也在变化。因此，仅仅“玉衡指孟冬”并不能判断是在什么季节，要想判断季节，还必须知道玉衡是在夜晚什么时辰指向孟冬的。也就是说，这里边有一个观测时间的问题。“玉衡”是什么意思呢?它是北斗七星中的第五颗星。 “孟冬”，当然指的是天上十二方位中代表孟冬季节的那个方位我们推算一下，应该是“亥”的方位。在北斗七星之中，从第一个星到第四个星分别叫天枢、天璇、天玑、天权，它们合起来称为“斗魁”；从第五
11、个星到第七个星分别叫玉衡、开阳、招摇，它们合起来称为“斗杓”。“杓”字读作biao（平），就是斗柄的意思。 史记天官书说： “北斗七星，用昏建者杓，夜半建者衡，平旦建者魁。”所谓“建”，就是建历的依据，就是说：如果你在黄昏的时候观测北斗，则以杓即斗柄的最后一颗星招摇所指的方位为依据；如果你在夜半观测，则以玉衡所指的方位为依据；如果你在凌晨观测，则以魁即斗首第一颗星天枢所指的方向为依据。有了这个观测时间的标准，我们就可以知道：在孟秋季节的黄昏时分，招摇指在孟秋的方位我们推算一下，应该是“申”的方位。这也就是淮南子所说的“孟秋之月，招摇指申”。但倘若你在夜半观测呢?那时指在申位的就不是招摇，而是玉
12、衡了。如果你在平明观测，则指在申位的又不是玉衡，而变成了天枢。北斗七星是在转的，玉衡在半夜时指着申的方位，而在后半夜到黎明这一段时间，它就逐渐转向亥的方位，也就是孟冬的方位。在这同一时间里，天枢就逐渐转向申的方位，即孟秋的方位。所以如果你在凌晨时观测，就不能再以玉衡所指的方位为标准，而要以天枢所指的方位为标准了。这件事说起来好像很复杂，其实，在秋天的夜空，这景象是历历可见的。既然如此，“玉衡指孟冬”的意思就显而易见了：它指的是时间而不是季节，是在孟秋七月的夜半以后到凌晨之前这一段时间。这时候玉衡正在慢慢地离开代表孟秋的“申”的方位，慢慢地指向代表孟冬的“亥”的方位。夜深入静，星月皎洁，再加上“
13、促织”、“白露”、“秋蝉”等形象的描写，就烘托出一幅寒冷、静谧的秋夜景象来。所以我以为，李善的错误在于他忽略了在不同的时间观测应该以不同的星作为依据；同时又把指方位的“孟冬”解释为真的孟冬季节，这才造成了诗中所写景象与季节的矛盾。而为了解释这个矛盾，他又搬来了“汉初以十月为岁首”的说法。这个说法，其实也是不能够成立的。因为所谓“汉初以十月为岁首”只是把十月当成一年的开始，并没有改变季节和月份的名称。史记、汉书在太初之前的诸帝本纪中，每年都以冬十月为开始，虽然是一年的开始，但仍然称“冬”，仍然称 “十月”。这与夏商周之间的改历是不同的。所以王先谦的汉书补注在汉高祖元年叙事到“春正月”的时候，曾加
14、以注解说：“秦二世二年，及此元年，皆先言十月，次十一月，次十二月，次正月，俱谓建寅之月为正月也，秦历以十月为岁首，汉太初历以正月为岁首，岁首虽异，而以建寅之月为正月则相同，太初元年正历，但改岁首，未尝改月号也。”这些话足以为证，因此，李善所谓“汉之孟冬，今之七月”的说法是完全不可信的。既然主张古诗十九首中有西汉之作的一条最有力的证据现在也被推翻，那么就可以下一个结论了。我以为，这十九首诗无论就其风格来判断，还是就其所用的词语地名来判断，都应当是东汉之作，而不可能是西汉之作。更何况，这十九首诗中所表现的一部分有关及时行乐的消极颓废之人生观，也很像东汉的衰世之音。因此，它们很可能是班固、傅毅之后到
15、建安曹王之前这一段时期的作品。古诗十九首的文字是非常简单朴实的，然而它的含意却十分幽微，容易引人产生联想。清代学者方东树在他的昭昧詹言中说，“十九首须识其天衣无缝 处”。什么叫“天衣无缝”?就是说，这些诗写得自然浑成，看不到一点儿人工剪裁的痕迹。我们读不同的诗要懂得用不同的方法去欣赏。有的诗是以一字一句见长的，它的好处在于其中有某一个字或某一句写得特别好。因此，有些人就专门在字句上下功夫。在中国文学的历史上流传了很多这样的故事，刚才举过王安石的“春风又绿江南岸”，就是其中的一个。另外还有一个有名的故事，说是唐代诗人贾岛在马背上得了两句诗“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他想把“推”字改成“敲” 字，
16、自己又拿不定主意，坐在马背上想得入神，一下子就冲进京兆尹韩愈出行的队伍，被众人拿下送到韩面前。韩愈也是有名的诗人，不但没怪罪他，反而帮他斟酌了半天，最后决定还是用“敲”字更好。为什么“敲”字更好?因为诗人所要表现的是深夜的寂静，推门没有声音，当然也很寂静，可是在万籁无声之中忽然响起一个敲门的声音，有时候反而更能衬托出周围的寂静。因此，后来很多学写诗的人就专门在“诗眼”和“句眼”上下功夫，费尽了“推敲”。我当然不是说修辞不重要，可是要知道，更好的诗其实是浑然天成的，根本就看不出其中哪一个字是“眼”。比如杜甫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每一个字都有他感发的力量。杜甫羌村中有一句“群鸡正乱叫”，如果单
17、看这一句，这算什么诗?然而这是一首感情深厚的好诗。杜甫把他的妻子、家人安置在羌村，自己去投奔唐肃宗。后来他被叛军俘虏到长安，从长安逃出来又几乎死在道路上，而在这段时间，羌村一带也被叛军占领过，听人传说叛军把那个小村庄杀得鸡犬不留。在经历过这么多忧患危险之后，诗人终于得到机会回羌村去看望他的妻子、家人。试想，当他见到“群鸡正乱叫”这种战前常见的平安景象时，心中会产生多么美好和安定的感觉!如果你不读他整个的一首诗，如果你不知道那些背景，你怎能知道“群鸡正乱叫”的好处?不但杜甫如此，陶渊明也是如此。凡是最好的诗人，都不是用文字写诗，而是用自己整个的生命去写诗的。前几天我偶然看到一篇文章，内容是谈论近
18、来的学术风气。文章说，中国千百年来传统的学术风气是把为人与为学结合在一起的。中国历史上那些伟大诗篇的好处都不仅在于诗歌的艺术，更在于作者光明俊伟的人格对读者的感动。那篇文章还说，现在的风气是把学问都商品化了，大家都急功近利，很多做学问的人都想用最讨巧的、最省事的、最方便的办法得到最大的成果。这是一种堕落。古人讲为学、为师，是要把整个一生都投入进去结合在一起的，而现在讲诗的人讲得很好，理论很多，分析得很细腻，为什么没有培养出伟大的诗人?就因为没有这个结合。诗人如此，诗也是如此。真正的好诗是浑然一体的诗。对这样的诗，你要掌握它真正的精神、感情和生命之所在，而不要摘取一字一句去分析它的好处。除了浑成
19、之外，古诗十九首另一个特点是引人产生自由联想。我实在要说，古诗十九首在这一点上与红楼梦颇有相似之处。第一，它们对读者的感动都是事实而且是多方面的；第二，红楼梦后四十回究竟是谁所作?同样一直成为一个疑问，因而使人们难以确定它的主题。它果然是写宝玉和黛玉的恋爱故事吗? 还是如王国维所说的，要写人生痛苦悲哀的一种哲理?抑或如大陆批评家们所说的，是要写封建社会官僚贵族阶级的腐败堕落?它到底要说些什么?要写怎样一个主题?每个人都可以有很多联想，每个人都可以看出不同的道理来。如果我们讲杜甫的诗，我们可以用唐朝那一段历史和杜甫的生平来做印证，多半就能知道他写的是什么事情。但这个办法对古诗十九首不行，我们只能
20、感觉出他有深微的意思，但究竟寓托的是什么?我们无法通过考证来确定，原因就在于我们不知道确切的作者。然而，这是一件坏事吗?我说也不一定。中国古人批评诗的时候有个习惯，总是要想方设法确定诗的作者和诗的本意。对有些诗来说这种办法是必要的，如杜甫诗就是如此，他有不少诗反映了唐代某些历史事件，写诗的时候确有所指。对这一类诗当然应该尽可能确定作者的原意。但十九首之所以妙就妙在不知作者连作者是谁都不知道，你怎样去确定作者的原意? 因此，对这十九首诗，每一个读者都可以有自己的理解、自己的联想。正由于古诗十九首有这样的特色，所以它特别适合于现代西方“接受美学”的理论。西方在五十年代后期和六十年代初期曾流行一种叫
21、作“新批评”的理论。这种理论主张文学批评应该以作品为主。他们认为，作品里的形象、声音、韵律，都关系到作品的好坏，惟独作者却是不重要的。而后来流行的“接受美学”的理论，则是一种更新的文学理论，它进一步把重点转移到读者身上来了。接受美学认为，一篇作品是不能够由作者单独完成的，在读者读到它之前，它只是一个艺术的成品，没有生命，没有意义，也没有价值；只有读者才能使它得到完成，只有读者通过阅读给它注入生命的力量，它才成为一个美学欣赏的对象，才有了意义和价值。然而，不同的读者有不同的经历和阅读背景，因此对同一首诗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和解释。古诗十九首为什么好?就是因为它能够使千百年来各种不同的读者读过之后都有
22、所感动，有所发现，有所共鸣。但古诗十九首为什么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呢?这就涉及它所写感情的主题了。古诗十九首所写的感情基本上有三类：离别的感情、失意的感情、忧虑人生无常的感情。我以为，这三类感情都是人生最基本的感情，或者也可以叫作人类感情的“基型”或“共相”。因为，古往今来每一个人在一生中都会有生离或死别的经历；每一个人都会因物质或精神上的不满足而感到失意；每一个人都对人生的无常怀有恐惧和忧虑之心。而古诗十九首就正是围绕着这三种基本的感情转圈子，有的时候单写一种，有的时候把两种结合起来写，而且它写这些感情都不是直接说出来的，而是含意幽微，委婉多姿。例如，我们下一次所要讲的今日良宴会里有这样两句：“
23、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你为什么不鞭策你的快马，抢先去占领那个重要的路口?其实，所谓“要路津”，所代表的乃是一个重要的官职，说得通俗些，这是对争名夺利的一种委婉的说法。还有一首青青河畔草也是我们所要讲的，它写了一个孤独而又不甘寂寞的女子，最末两句是，“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曾说这几句“可谓淫鄙之尤”，然而它们之所以不被人们视为“淫词”或“鄙词”，那就是由于其感情的真挚了。其实，我说这两首诗真正的好处不仅仅在于感情的真挚，它们真正的好处在于提出了人生中一个严肃的问题：当你处于某种人生的困惑中时，你该怎么办?每个人都难免会有软弱的时候或绝望的时候，每个人在这种时候内心都会产生
24、很多困惑和挣扎。而古诗十九首就提出来很多这样的问题，这是它很了不起的地方。而且，这些问题都不是直接写出来的，而是用很委婉的姿态、很幽微的笔法来引起你的感动和联想。晚清有一位诗学批评家叫陈祚明，在他的采菽堂古诗选里有一段话对古诗十九首评论得非常好。现在我把这段话抄下来：“十九首”所以为千古至文者， 以能言人同有之情也。人情莫不思得志，而得志者有几?虽处富贵， 慊慊犹有不足， 况贫贱乎?志不可得而年命如流，谁不感慨?人情于所爱， 莫不欲终身相守， 然谁不有别离?以我之怀思，猜彼之见弃， 亦其常也。夫终身相守者， 不知有愁， 亦复不知其乐， 乍一别离， 则此愁难已。逐臣弃妻与朋友阔绝，皆同此旨。故“
25、十九首”虽此二意，而低回反复， 人人读之皆若伤我心者， 此诗所以为性情之物， 而同有之情， 人人各具，则人人本自有诗也。但人人有情而不能言， 即能言而言不能尽， 故特推“十九首”以为至极。言情能尽者，非尽言之为尽也。尽言之则一览无遗，惟含蓄不尽， 故反言之， 乃足使人思。盖人情本曲， 思心至不能自己之处， 徘徊度量，常作万万不然之想。今若决绝， 一言则已矣， 不必再思矣。故彼弃之矣， 必日亮不弃也；见无期矣，必曰终相见也。有此不自决绝之念，所以有思，所以不能已于言也。“十九首”善言情，惟是不使情为径直之物， 而必取其宛曲者以写之，故言不尽而情则无不尽。后人不知，但谓“十九首”以自然为贵，乃其经
26、营惨淡，则莫能寻之矣。古诗十九首说出了我们人类感情的一些“基型”和“共相”。比如，每个人都希望满足自己的一切理想和愿望，但真正能够满足的又有几个人?就算他在物质生活上满足了，在精神生活上也都能满足吗?有的人已经得到高官厚禄，但仍然有不满足的地方，何况那些贫贱之人呢?如果你拥有充足的时间去追求，也许最终会有满足的那一天，然而人的生命又有多么短暂，时间并不等待任何人，你的一生很快就会过去!又比如，谁不愿意和自己所爱的人永远相守在一起?但天下又有谁没经历过生离或死别?当你们相聚的时候，并不能体会到离别的悲哀，因而也就不懂得这聚会的难得和可贵；可是当你失去的时候，你懂得了它的珍贵，却又不得不承受失去它
27、的悲哀!人都是有感情的。所以自然界的四时变化、人世间的生死离别，所有这些物象和事象就会摇荡人的心灵和性情，从而产生诗的感发。可是，既然每个人都能产生诗的感发，为什么还有诗人和一般人的区别呢?那是因为，一般人只是“能感之”，只有诗人不但“能感之”而且“能写之”。也就是说，写诗不仅需要有感受的能力，还需要有表达的能力。讲到这里我想插上一句，我在UBC教书已经快二十年了，我常常为我的一些学生而感慨：他们有很敏锐的感受能力和很深厚的感情，但却因写作的能力差而不能够把自己感受到的东西写出来。特别是我们中国血统的同学，他们在台湾或香港念了小学，中文的基础还没有打好就来到了加拿大，但他们英文的表达能力也不是
28、很好，因为他们毕竟是从小念的中文。我以前教过一个学生，在美学和文学上都有很高的天分。他告诉我，他有许多很好的想法。我说，你为什么不把它们写出来呢? “老师，我写不出来。我的中文不成，英文也不成!”这真是人生最可惋惜的一件事：每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都应该有表达自己的能力，可是有的人却把它失落了!陆机在文赋的序里说，“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所谓“意不称物”就是说，你内心的感情与要写的对象并不相合。比如我现在给你们出一个诗题温哥华秋日感怀，你有很好的立意和很丰富的感情写出这首诗来吗?即使你有了很好的意思和感情，也不一定就能写好这首诗。因为还有一个可忧虑的问题是“文不逮意”你用来表达的言辞赶不上
29、你的意思和感情，你无法把你内心产生的那种美好的情意完全表达出来。这当然是很遗憾的一件事情。但什么是“完全表达出来”?你说你现在内心之中有十二万分的悲哀或一百二十万分的悲哀，这就叫完全表达出来了吗?不行。因为你虽然把话说到极点，可是人家看了并不感动。就以爱情而言吧，每一个人爱情的品质和用情的态度都是不同的。最近我看到报纸上说，有一个男子追求一个女子，后来那女子不跟他好了，他一怒之下杀了这个女子和她的全家。这或许就是现代人的感情。而中国古人用情的态度是不同的，古人所追求的标准乃是“温柔敦厚”。古诗十九首的感情就是如此，它是温厚缠绵而且含蓄不尽的。我们常说，某人的感情是“百转柔肠”，这种人他不能够把感情一下子切断。因为有的时候，他的理性明明知道这件事不会成功，应该放弃了，他的感情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