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皇佑三年,太常寺王洙言:“每内降新物,有司皆择吉日,至涉三四日,而物已损败。”用已损败的物品来荐新是有违礼制的,元丰元年,宗正寺奏:“据太常寺报,选日荐新兔、薯藇、栗黄。今三物久鬻于市,而庙犹未荐,颇违礼意。”为了确保新鲜,元丰七年,发布诏书宫廷和官府所需要的用于荐新的粮食等物资,首先应该由玉津、琼林、宜春、瑞圣诸园苑及金明池后苑提供,没有的才要求杂买务购买。由玉津园等所提供的粮食等项物资,在来源上和杂买务提供的物资有所不同,杂买务提供的物资取自市场采购,而玉津园所提供的物资则是自己生产。玉津园等都是当时的皇家园林,也是京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为宫廷和官府的需要所进行的生产,构成本文所说的城市
2、农业的组成部分之一。虽然用于荐新的物品数量不大,但种类较多。开宝通礼所载,凡五十余物。景佑二年,定为28种,包括春孟月荐蔬,以韭以菘,配以卵。仲月荐冰,季月荐蔬以笋,果以含桃。夏孟月尝麦,配以彘,仲月荐果,以瓜以来禽,季月荐果,以芡以菱。秋孟月尝粟尝穄,配以鸡,果以枣以梨,仲月尝酒尝稻,蔬以茭笋,季月尝豆尝荞麦。冬孟月羞以兔,果以栗,蔬以薯藇,仲月羞以雁以獐,季月羞以鱼。这28种之中,除了冰和来禽、雁、獐等野生动物之外,大多都是农作物和牲畜。值得注意的是这28种都是“京都新物”。也就是说是京都本地所产。京都新物又是产自何处?从这则诏书可知,至少自元丰七年开始,用以荐新的“京都新物”系来自玉津、
3、琼林、宜春、瑞圣诸园苑及金明池、后苑。后苑等皇家禁地原本是赏花游玩之处。太宗太平兴国九年三月十五日诏宰相、近臣后苑赏花,第二年之后,即雍熙二年后苑赏花便成为礼制。每年的暮春时节,都在要后苑赏花,三馆学士都必须参加。一些文人学士,往往视有幸在后苑赏花为殊荣。园苑除了具有一般园苑所具有的供人游玩的特点之外,农业在其中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作为一个国家职能部门,从有关的职官设置便可以看出其机构的性质。玉津、瑞圣、宜春、琼林四苑园,由主管农业的司农寺负责,“掌种植蔬莳以待供进,修饬亭宇以备游幸宴设。”也就是说,四园苑在提供游玩的同时,还负担有农业生产,提供农产品的任务。为了完成任务,必须加强对园苑的管理
4、。仁宗天圣三年三月,臣僚有这样的议论:“宜春、琼林苑、玉津、瑞圣园,有殿宇、池亭、田土及管下小园池至多,全籍干力使臣监领。近年多是皇亲或势要子弟陈乞勾当,不能总领课种、修葺,是致园苑荒废,岁课不登。乞依刘承珪、谢德权奏请,四园苑各差三班使臣一人勾当,更不许陈乞。”从臣僚的这些议论中也可以看出农业生产在这些园苑中的地位。四大园苑中,玉津园的农业特色最为突出。玉津园位于开封府城南的南熏门外,夹道为两园,园中有闵河水支流贯穿。又名南御苑,建于后周显德年间,是四园苑中最早的一座园林,宋朝因之。10内有方池、圆池。原本为车驾临幸游赏之所。也是皇帝藉田所在地。这里有一支由军校兵隶及主典组成的266人的服务
5、队伍,以三班及内侍监领。主要任务是“岁时节物,进供入内”,为此,这里种植了大量的农作物,仅麦子的种植面积就占据了园的一半面积。11玉津园中还种有桑、稻等农作物。这既可以从当时人留下的许多诗词歌赋中得到反映。12也可以从宋朝皇帝的行踪中得到说明。每年仲夏麦收时节,皇帝都要亲自前来观看麦子收割。13宋太祖、宋真宗、宋仁宗等都留有幸玉津园观刈麦、观种稻、观稼的记录。除了麦、稻等大宗农作物之外,这里还种养了各种奇花、异果、珍禽、怪兽。最值得注意的是园中养象所内来自交趾的的几十头大象,为此园内种植茭草15顷,用以“秣象”。14瑞圣园在景阳门外道东。原名含芳园,真宗大中祥符三年改名瑞圣园。以三班及内侍监领
6、,军校兵隶及主典,凡212人。主要职责也是“岁时节物进供入内,孟秋驾省敛谷。”瑞圣园与玉津园一样,除园林部分外,“旧有隙地,异时主者垦为公田,岁藉其收,以备常用”。有人请求于御苑空地内种植以奉祠祭,具体做法是“择上腴之地,播五种之种,谨耘耔之法,慎登获之勤,每春种秋敛之至于果蔬之类,皆须苑囿之植,外尽庶物,内将至诚,达其令芳,以介福禄”。15宋真宗和宋仁宗也曾多次驾幸瑞圣园观稼或观刈谷。和玉津园、瑞圣园相比,宜春苑和琼林苑则更多的类似于后世的动物园和植物园,赏玩的意义多于经济的考虑。宜春苑,又名东御园,位于朝阳门外道南,三班及内臣监领,军校兵隶及主典人数共290人,主要职责是“每岁内苑赏花,则
7、诸苑进牡丹及緾枝杂花。七夕、中元,进奉巧楼花殿,杂果实莲菊花木及四时进花入内。”16琼林苑,为款待进士之所。“在顺天门大街,面北,与金明池相对。两旁有石榴园、樱桃园之类,各有亭榭柳锁红桥,花萦凤舸,其花皆素馨、末莉、山丹、瑞香、含笑、射香等闽、广、二浙所进南花。有月池、梅亭牡丹之类,诸亭不可悉数。”17宋人晏殊的诗句“三月扬花飞似雪,内园佳树绿成荫”,描写的就是琼林苑的景象。不过除花卉、果树等园艺植物之外,这里似乎看不出有更多的农业生产的迹象。金明池位于顺天门外,是一处水上乐园,最大的娱乐项目是水上争标,但也是一处养鱼垂钓去处。“其池之西岸,亦无屋宇,但垂杨蘸水,烟草铺堤,游人稀少,多垂钓之士
8、,必于池苑所买牌子,方许捕鱼,游人得鱼,倍其价买之,临水砟脍,以荐芳樽,乃一时佳味也。”18另一处比较重要的养鱼场地则是外城濠护龙河,刘攽有一首观鱼诗描写的就是在护龙河捕鱼的“壮观”场面:“清濠环城四十里,蒹葭苍苍天接水。使君褰帷乘大舸,观鱼今从北阙起。开门渔师百舟入,大罟密罾云雾集。小鱼一举以千数,赤鲤强梁犹百十。”刘攽还有一首城东观鱼的诗,其中也有“东城水深色如黛,居人来过不知爱,万鱼挂网同时急,赤鲤长大犹人立”19的诗句。可见当时城区的的渔业资源是很丰富的。四园苑及金明池和护龙河分布在东京城四周,与郊区接壤,里面含有农业的成份不足为怪。就是在皇宫大内也有农田的分布。其中又以后苑最为集中。
9、后苑本是皇宫帝妃们宴游之处,然而,农业场景却随处可见。这些地方也就成为皇帝及其大臣们了解农业、体察民情、观察庄稼,甚至进行农事实验的场所。史书中有多次关于皇帝及其大臣在后苑观稼的记录。如,大中祥符五年,宋真宗在向江、淮、两浙推广占城稻的同时,就在后苑玉宸殿等地对小香稻、占城稻做过许多试验和观察20。次年七月,召近臣观嘉谷于后苑,有七穗至四十八穗,绘以示百官。21同年七月二十九日,诏辅臣观粟于后苑御山子。天禧二年十月又在玉宸殿召近臣观刈占城稻。22天禧四年七月十一日,诏近臣及寇准、冯拯观内苑谷。十月二十九日,又诏皇太子、宗室、近臣、诸帅赴玉宸殿翠芳亭观稻,并以稻分赐来宾23,来宾中是否有宋祁不知
10、,但宋祁有首诗名“赐禁中所种稻米”。仁宗景佑二年还在后苑建造了专门的观稼殿,用以观种稻。24皇佑五年,又于苑中作宝岐殿,用以种麦。仁宗在对辅臣们解释作宝岐殿的用意时说:“朕新作此殿,不欲植花,岁以种麦,庶知穑事不易也。”25宝岐殿之得名可能就与麦有关。传说东汉张堪为渔阳太守,有惠政,童谣歌曰:“桑无附枝,麦穗两歧,张君为政,乐不可支。”26哲宗绍圣元年八月丙戌,召辅臣观稼后苑。27出于观稼赏花的需要,宋代的皇家园苑中,都保留着相当大的农业份量。以艮岳为例,里面不仅移栽有枇杷、橙、柚、桔、柑、榔、栝、荔枝之木,金蛾、玉羞、虎耳、凤尾、素馨、渠那、茉莉、含笑之草,还有参、术、杞、菊、黄精、芎藭等药
11、用植物,以及禾、麻、菽、麦、黍、豆、秔、秫等粮食作物。28皇帝观稼是把它当作一种了解农业,体察民情的方式,而被邀参与观察的大臣,则视之为一种荣耀,他们在游玩之后,往往借助于诗歌记录了游玩时所见所感,从中可以规见当时园苑中农业之一斑。比如从仁宗天圣八年八月九日,宋祁“侍宴太清楼”的诗作中可以看到当时后苑中除种植有水稻之外,还有橙子、菊花、水禽、鱼类等。29宋祁“赐禁中所种稻米”诗中有“霜茎矗秀纡宸玩,玉粒凝甘剰禁储”30句,说明宫殿四周都有稻田,并且收获颇丰。又从嘉佑二年,刘原父与同乡好友欧阳修的唱和诗中,得知后苑稻田的种植面积很大,有“种稻满滮田”的句子。31观稼之外,皇帝和大臣们另一种参与农
12、事的方式就是所谓“藉田”。藉田始于周朝,以后历代相承。藉田虽然名义上为天子亲耕之田。实际上是一处较大规模的国营农场。又因地处城近郊区,而成为城市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点在宋代的藉田中也得到体现。宋神宗元丰二年,下诏于京城东南划出千亩土地作为藉田,设置藉田令一员,将先农坛迁入其中,在东南角建神仓,选拔士兵中有农事知识的人为藉田兵。第一任藉田令由郊社令辛公佑兼任。辛公佑请求在旧钹麦殿规地为田,引蔡河水灌溉其中,并种植果树蔬菜,冬季还负责收藏冰块,一年中所有祀祭用的祭品都要由藉田来提供。藉田上的产品首先是用来荐献,而后是进御,还有富余的话,则用来卖钱,以支付其它的一些杂费开支,剩下的就上交内藏库。
13、藉田上还修建了用于耕作人居住的房舍和牲口棚。32皇家园林之外,城市中还散落着许多私家园苑。据学者考证,宋代开封有名可举的园苑就至少80处以上,33除皇家园林之外,大多为各级官吏所拥有。这些私家园苑本是士大夫用以休心养性之所,故山水之间点缀的多为异花异木。花园和农田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花园可以变成桑田。洛阳城中以培育牡丹名品魏花而闻名于世的魏仁浦家的池馆,随着魏氏的破亡而易主,其地寺僧耕之以植桑麦。34不仅如此,有些花园本身就不乏有农业的成份。以小城吴兴的园林为例,“吴兴山水清远,升平日,士大夫多居之。城中二溪水横贯,此天下之所无,故好事者多园池之胜。”园圃之中最多的
14、是观赏植物,如莲花庄,“四面皆水,荷花盛开时,锦云百顷”;赵氏菊坡园“植菊至百种”;赵氏兰泽园“牡丹特盛”;赵氏小隐园“梅竹殊胜”;章氏水竹坞“有水竹之胜”等等,但经济植物也是随处可见,如,南城的沈尚书园,“近百余亩,果树甚多,林檎尤盛”;北城的赵氏清华园,“有秫田二顷”;城外如叶氏石林,“大抵北山一径,产杨梅,盛夏之际,十余里间,朱实离离,不减闽中荔枝也”;章参政“城之外别业可二顷,桑林、果树甚盛。”35北宋时,苏轼在京师开封的花园中也种植有:葡萄、石榴、葵藿、萱草、芦笋、蓼草、牵牛、秋瓜、芎 、白芷等食用、观赏和药用植物36。这些都表明当时士大夫的私家花园中有一定的农业成份。园苑中的农业性
15、质,使得人们很自然地将有关园林景观植物方面的着作列为农业着作。欧阳修所撰新唐书艺文志便将唐王方庆所撰园庭草木疏二十一卷着录为“农家类”。宋代的私家园苑也很发达。除了国都宫殿附近有农田之外,郡县治所所在的中小城市也有农田。中小城市规模虽小,然而官宇之间,也散落着一些花园蔬圃之类。“天下郡县,无远迩小大,位署之外必有园池。”37这些园圃由官府兴办、管理和使用,所以又称为“郡圃”。如宋时,吴郡的郡圃“在州宅正北,前临池光亭大池,后抵齐云楼城下,甚广袤。”38从文人墨客们所留下的诗题来看,当时郡圃的地面和水面有不少的可供观赏的动植物,如鱼、菊花、白莲之类。但也有稻等粮食作物的栽培。从宋庠“郡圃观稻”一
16、诗可以看出当时洛阳城中有稻田的分布,被田埂和灌溉小渠纵横分割的稻田,看上去象僧人穿的佛袍,稻田种植晚稻,有可能是属于虎掌稻一类的粳稻品种。39又从张耒的齐安行可知,当时的黄州城市中,甚至到了“引水种稻官街旁”40的地步。正因为如此,苏轼在黄州时,他的朋友才有可能为他“于郡中请故营地数十亩,使得躬耕其中”41。他自己才有可能“于城中葺一荒园,手种菜果以自娱。”422,园囿之外的城市农业宋代普及了一种能在水面上进行作物种植的葑田,这种葑田以木缚为田丘,浮系水面,以葑泥附木架上而种艺之43。架田的出现使城区水面种植成为可能,宋代杭州西湖上就出现了大量的葑田44。从后面的分析中我们还可以看到葑田这种人
17、造耕地的出现,还可能与市民的某项民俗活动有相似之处。在城市农业中,蔬菜种植业是最引人瞩目的。齐民要术卷首“杂说”云:“如去城郭近,务须多种瓜、菜、茄子等,且得供家,有余出卖。”45当时只要在“负郭之间,但得十亩,足赡数口。”46北宋京师汴梁的蔬菜种植情况在张择端的名画清明上河图中得到了反映。图中可以看到在即将进入市区的大道旁,有一堵土墙,墙上趴着两个小孩,正在望着一队清明扫墓归来的人马和轿子,而墙内则是整齐的田园。这里的田园分成许多长条形的田畦,非常规整。两排田畦中间,有灌溉用的水沟,在一大片田畦内,有一口圆口形井,井上架着施萨,拢沟内有水正在流向田畦。田畦内,有的已生长着密麻的幼芽,有的种子
18、可能还未出土。一个农夫可能是灌罢田畦,顺便挑了一担水,正向茅屋走去。茅屋旁和田畦中,各有一副浅筐,像是施肥或卖东西用的。47宋代文献记载,汴京城里有一名老圃名纪生,几十年来靠种菜养活一家30口,临死告诫儿孙们说:“此二十亩地,便是青铜海。”48现今开封繁塔内,存有北宋太平兴国年间的石刻,记载:“菜园王祚,施菠棱贰仟把,萝卜贰拾考老。”可见王祚是个种菜专业户。49南宋都城临安则有“东门菜、西门水、南门柴、北门米”的说法,何谓“东门菜”呢?周必大讲到“盖东门绝无民居,弥望皆菜圃”50。这种情形在一些小城中也存在,如“颍昌府城东北门内多蔬圃,俗呼:香菜门。”51又范成大吴郡志卷十八川篇载城内东南隅的
19、采莲泾,“两岸皆民居,亦有空旷地为蔬圃。”阳思谦万历泉州府志卷四规制志城池篇载南宋绍兴十八年以前,“光孝塘半鞠为蔬场”。在城市中经营菜圃的人并非来自农民,而是城市的工商业者。古人云:以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经商是致富的窍门,但在传统中国,一般人在致富之后,并不是扩大工商业的经营规模,而是求田问舍,这就是所谓“以末求富,以本守之。”城市菜圃的经营者就有来自这方面的人士。宋代“临川市民王明,居廛间贩易,赀蓄微丰,买城西空地为菜圃,雇健仆吴六种植培灌,又以其余者俾鬻之。”52在城市农业中发展起来的还有花卉种植业。宋代的一些大中城市,如开封、洛阳、扬州、绍兴、成都等地都有较为发达的花卉生产。北宋
20、时,东京城西水门外金水河畔有养种园,“四时花木繁盛可观。”又“大抵都城左近,皆是园圃,百里之内,并无闲地。”53这些园圃大多以花卉种植为主。宋代一些城市成为名花产地,如洛阳的牡丹、扬州的芍药等。受其影响,一些城市的养花业也得到了发展。远在西隅的天彭自崇宁及宣和年间,中州民宋氏、张氏、蔡氏,石子滩杨氏,将洛阳牡丹引入之后,“花户始盛,皆以接花为业,大家好事者,皆竭其力,以养花,而天彭之花遂冠两川,以致“花户连畛相望”54。相比之下,临近洛阳的陈州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洛阳牡丹之品见于花谱,然未若陈州之盛且多也,园户植花如种黍粟,动以顷计。”55足见其规模之大。城近郊区除了蔬菜和花卉之外还有相当规
21、模的果树生产。宋人杨万里在衢州近城就看见有大面积果园,种植柑、橘、杮等果树。563,市民的庭园经济城里除了有成片的农田菜地花圃外,居住在城里的人们也在各自的房前屋后,进行种植和养殖,形成庭院经济。孟子曰:“五亩之宅,树以之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57同样意思的话在孟子一书中再三提到,所谓“五亩之宅,树之以桑”,畜之以鸡豚狗彘,即利用宅基地进行种植和养殖,这种情况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是非常普遍的,所以看到了桑和另一种种在宅旁的遮荫树梓就会想起宅中的父母,进而桑梓成为故乡的代名词。林语堂说:“中国人对于家宅的概念是指一所住宅,那里有一口井,一片饲育家禽的场地,
22、和几株柿枣之属的树,要可以相当宽舒的互相配列着,因为要使地位宽舒,在中国古时,以及现代的农村里头,房屋的本身在全部家宅庭园的配置里,退处于比较将要的地位。”58林语堂说的是一般农村的情况,其实古代中国城市中也未尝不是如此。且看宋代的情况。清明上河图中还有这样一个画面:在城门楼外一个十字路的北端的沿河柳荫下的一群猪,能够辨认清的有五六头之多,正从柳荫下往大街上走,猪嘴近地做觅食状。从图上看,未见赶猪人,是外地赶猪进城贩卖呢?还是当地住户喂养的?有研究者认为,图中所绘的猪群,显然是在白昼,正在大街之上,这与城市卫生及观赏大概都是不相适宜的。作者安排这一画面,恐亦非随着之笔,大概也不会用几头猪来点缀
23、城市繁荣街景吧。因此认为图中所绘为外地赶猪进城贩卖的,并引述了东京梦华录朱雀门外街巷中所载“民间所宰猪须从此入京,毎日至晚,毎群万数,止十数人驱逐,无有乱行者”来证明。59但我们认为,图中所绘的猪有可能就是当地住户喂养的。首先,从规模上来说,东京梦华录所记载的是“每群万数”、“数十人驱逐”,显然与图中所绘的五六头,无赶猪人是不同的。五六头猪且无人看守的规模更符合当地住户一般养猪的实际情况。其次,卫生及观赏完全是现代人的眼光,当时可能是司空见惯的一种城市景观。北宋东京城中就有由官方经营的牧苑,在城北陈桥东北,有牧养马、驼、牛、羊之所。60宋初“开宝戊辰,艺祖初修汴京”,由于事出草创,“时人咸罔测
24、,多病其不宜于观美。煕宁乙卯,神宗在位,遂欲改作,鉴苑中牧豚及内作坊之事,卒不敢更,第增陴而已。”61这一事实说明,宋初以来,汴京都城中就存在养猪的事实,而且规模甚大,以致影响到京城的修筑。这种景观,即便是在晚近也并不少见。二十世纪初,就有“城里的猪都得了瘟疫,已经有上千头猪死掉了”62的报道。可见当时报道中那个城市养猪业的规模。这种情况可能相当普遍。三十年代初经济学家冯锐对中国农业有过这样的论述,他说:“广义上说来,每个中国人都是农民,因为即便象广州这样拥有九十万人口的繁忙都市,都处处养着鸡。而拥有七十七万七千人口的南京,当时的首都,它所拥有的农田面积也要超出商用和住宅面积。除作物和牲畜之外
25、,渔塘和肥堆在城中也是随处可见。每个中国人在他的日常生活中都有干些农活,事实上,每个中国家庭,无论贫富,都在生产着一些农产品。农耕似乎是中华民族的本能。”63宋代的城市人口数以百万计,但数以百万计的城市人口并没有真正脱离农业。其实主张清明上河图中所绘猪群为外地赶猪进城贩卖的作者,在另一本书中也提到,清明上河图中“可看到背街处有人户养的猪在中跑动”。64王禹偁在一首诗中也提到邻居园中养猪种黍的情况65。北宋时期,都城中有人户养猪的事实是可以肯定的。猪以外,宋代城市中还大量养狗。有几个事例大致可以反映当时养狗的盛况。“绍兴六年四月,中京大雪,雷震,犬数十争赴土河而死,可救者才二三。淳熙元年六月,饶
26、州大雷震犬于市之旅舎。”市中犬多,必致扰民,于是“德佑元年五月壬申,扬州禁军民毋得蓄犬城中,杀犬数万,输皮纳官”66可见当时象扬州这样的城市中,狗的数量是数以万计。庆厯八年,尝诏河北州军坊郭第三等,乡村第二等毎户养被甲马一匹,以备非时官买。也即户马法。67户马法要求“自买马牧养,坊郭户家産及三千缗,乡村及五千缗,养一匹,各及一倍增一匹,至三匹止。须四尺三寸以上,及八嵗以下。”68可见属于坊郭户的城市居民上户还需要养马。实际上城市中农产品相当丰富,谷、丝、麻、茶、菜、果、竹、木、花、药、禽、兽、虫、鱼,应有尽有,这在宋人吴自牧所撰着的反映整个南宋时代都城临安的梦粱录物产中就可以略见一般。69兹以
27、北宋池州居民滕润之为例:“永静太守南阳滕大夫润之家于池州,州距山甚迩,尝筑圃于所居之西,择九华之药可以种者种之,可以移者移之,分畦以别其品,立石以识其名,清泉灌沃,泽根本也;恶草锄去,养善类也。不杂花卉,恱不在目也;不植蔬果,嗜不在味也;药斋居中,用药之书聚焉;药轩在北,治药之器具焉;华实根叶,采之有时,君臣主使,处之有序,以之攻疾,疾无不痊,以之施人,人蒙其惠;于是药圃之名传于缙绅,莫不慕大夫之所存。”70宋朝政府曾经向坊郭户征收过“和买”和“和籴”税收,71形式为绢和粮草等实物,为了完成税收,坊郭户要么持钱到市场上购买,要么,则要自己生产,这也说明当时的城市居民有某种蚕桑和粮草的生产能力。
28、城市农业发生的原因及性质物质上的需要。蔬菜生产即是适应城市的需要发展起来的。蔬菜是中国人最主要的食物,古人称“谷不熟曰饥,菜不熟曰馑”。而在谷物歉收的情况下,蔬菜就成为食物的唯一来源。古有“菜色”一词,汉书元帝纪初元二年“岁比灾害,民有菜色。”注:“五谷不收,人但食菜,故其颜色变恶。”研究中国农业发展史的美国学者珀金斯说:“过去和现在都大量消费的唯一的其它食物是蔬菜。在1955年中国城市居民平均每人吃了二百三十斤蔬菜,差不多占所吃粮食的一半。蔬菜由于缺乏冷藏、容易腐烂,因而使问题更加复杂。因此在中国,它们总是在大城市附近的郊区栽培的,它们在当天就可能实现收割和销售。倘使不是具有蔬菜的亩产量要比
29、粮食高得多这个事实,那就会将城市的食物供应问题变得很复杂。”72如果说,市民的粮食需求主要依靠市场的话,那么,蔬菜的需求则主要靠自给。因此,即便是贵为宰相的王安石也要“三亩荒园种晚蔬”73。城市对于蔬菜的需求,和蔬菜自身不耐贮藏,却又相对容易栽培管理的特点,促进了蔬菜栽培技术在城市及其近郊区快速发展。蔬菜栽培业可能是城市农业中发展最快的行业。生存的需要多为物质的需要,但除了物质上的需要之外,城市生活更有精神上的需求。昔日中国城市大多为富人所居住,或者说中国的富人都愿意居住在城市里,饱暖思淫佚,有些富人流连花鸟之间,或整日与猫狗同伴,这种需求就使得一些原本在农村中难发展起来的与农业有关的行当,如宠物的饲养和观赏植物的栽培等,在城市及近郊区发展起来。在宋代,最突出的就是城市对花卉的需要。唐都长安,王室宫苑种花、赏花之风盛行,并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