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清末改良主义运动失败的历史教训清末改良主义运动失败的历史教训作者：风雨如文章提要：一、清末改良主义运动之前的中国二、清末改良主义运动的主要经过三、清末改良主义运动的历史意义四、清末改良主义运动失败的原因五、清末改良主义运动领袖的命运六、清末改良主义运动的几点启示绪言在距今100多年以前，中国大地上发生了一场波澜壮阔的改良主义运动。因为这场运动发生的1898年是中国农历的戊戌年，所以史称“戊戌变法”。这场变法运动，充分展示了中国资产阶级初生时期的生气勃勃的战斗精神，充分展示了中国进步知识分子救亡图强的坚定信念，充分展示了中国各界爱国人士追求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美好愿望。但是，运动却失败了，却以一
2、出颇为苍凉的悲剧而谢幕了。变法运动的领袖和骨干们，或者被杀，或者被禁，或者被流放，或者被革职今天，回首这桩往事，真是令人唏嘘不已，感慨万千呀！一、清末改良主义运动之前的中国“清末改良主义运动”这里是指“戊戌变法运动”，“之前”这里泛指戊戌变法运动发生前的一段时间。胡绳在他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一书中是这样描述当时的社会状况的：“中日甲午战争后只过了短短几年，到了光绪二十四年（1898 年）年中，中国沿海重要港湾旅大、威海卫、胶州湾、九龙、广州湾，都树起了帝国主义列强的旗帜；许多重要的铁路干线的修筑权，为它们所攫夺；中国的几乎全部国土被分划为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势力范围
3、。所谓租借地、租界、租借港口实际上已经成了殖民地，它们和所谓通商口岸都是列强在中国领土上扩张其势力范围的根据地，所谓势力范围实际上是走向独占的殖民地的过渡形式。中国面临着从半独立国半殖民地沦为殖民地的严重危机。”（下册，第460-461页。）这一段揭示了当时严重的民族危机。“封建统治者对人民的搜括是在血腥的刺刀下进行的，残酷的经济剥削伴随着野蛮的政治迫害。除了各地监狱外，从宫廷到地方，大大小小的官府衙门，以至豪绅府宅，都有变相的牢房，还有遍布各地的所谓待质公所一类的拘留所。许多无辜的人民被加上土匪、盗贼、奸民、暴民的罪名，投进了黑暗的牢房，禁受各种惨无人道的刑罚。在帝国主义卵翼下的清朝政府，把
4、全国变成了一座黑暗的地狱。”（下册，第472-473页。）这一段揭示了当时残酷的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清朝政府决心出卖中国的主权，以换取外国帝国主义的支持，来维持对中国人民的统治，从而也就使自己变成了帝国主义的奴才和帮凶。帝国主义列强在互相争夺中国的权益时，需要保存这个反动腐朽的政权，就是利用它来统治中国人民。清朝政府及其大臣们甘愿充当这个角色，而且唯恐帝国主义列强不需要这个角色。”（下册，第467页。）这一段揭示了当时的清朝政府已经变成帝国主义统治中国人民的政治工具。“封建统治者从来都是对广大人民实行残酷的剥削与压迫的，但到了这时候，这种剥削与压迫已具有一种特殊意义。封建统治者以横征暴敛的所
5、得来供奉外国帝国主义者，他们成了外国帝国主义的收税吏。”（下册，第474页。）这一段主要揭示了当时的清朝政府已经变成帝国主义剥削中国人民的经济工具。再来看一下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前言的作者简夷之对当时社会状况的描述：“商品经济的发展，刺激了统治者对金钱的无餍的追求。皇朝命在垂危，大小官员在朝不保夕的感觉中，除了抓紧每一个机会最大量地攫取金钱财货而外，什么也不关心。上自老佛爷（慈禧太后）、王爷、中堂、尚书、侍郎、总督、巡抚，下至未入流的佐杂小官，宫里的大小太监，官僚的幕客、家丁、差役、马弁、姨太太、小姐、丫鬟、仆妇，全都撕下了各种假面具，赤裸裸地当强盗、骗子、小偷，当乌龟王八、娈童娼妇，只要能够弄
6、到钱，只要能够取得更高的地位去弄更多的钱。而这种追求金钱的大疯狂，归根到底，就是对人民的敲骨吸髓的榨取，就是国家主权、土地、资源的大拍卖。此外，还有各种各样的社会寄生虫：善棍、赌棍、买办、讼师、江湖劣医、人口贩子、外国冒险家，都是直接间接依附侵略者统治者的，相互勾结，相互竞争，一起来吮吸人民的血汗。”（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6-7页。）这一段主要揭示了当时清朝政府及其官场的腐败和黑暗。这一切，充分说明当时中国社会的阶级矛盾已经激化到了何种严重的程度，中华民族的生存命脉已经危险到了何种严重的程度，中国的官场已经腐败到了何种严重的程度。所以，这一切，必须有一个解决的方
7、案，不管是来自下层的，还是来自上层的，也不管是暴力的，还是和平的。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在尚没有一种更进步的社会力量出现的情况下，应运而生的资产阶级就大胆地站了出来，提出并推行了一套改良主义的变革方案。二、清末改良主义运动的主要经过戊戌变法运动是中国资产阶级走上政治舞台的第一步。这一步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戊戌变法运动的准备阶段。这个阶段从1895年4月的公车上书开始至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1895年4月，中日签订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到北京，康有为发动在北京应试的1300多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痛陈民族危亡的严峻形势，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的主张，这就是著
8、名的“公车上书”。“公车上书”揭开了变法的序幕。1895年8月，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北京出版中外纪闻并组织强学会，力图把变法推向高潮。在康、梁等人的宣传、组织和影响下，全国议论时政的风气逐渐形成。1898年4月，康、梁在北京发起成立保国会，为变法作了直接准备。1898年6月8日，康有为分别代御使杨深秀、侍读学士徐致靖拟奏折请特降谕旨明定国是。6月11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至此，戊戌变法步入高潮。第二阶段：戊戌变法运动的高潮阶段。这个阶段从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至1898年9月21日戊戌政变。1898年6月16日，光绪帝召见康有为，商讨变法具体步骤和措施。之后，光绪帝连续
9、颁布了几十道新政诏令，推动变法运动。“戊戌变法的内容基本上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除旧，即废八股取士，废书院，裁绿营，撤消京内外一批冷衙门和冗官冗兵等。二是布新，主要是试策论，办学堂，设立农工商总局、商会及分支机构，提倡实业，奖励新著作、新发明，翻译书报，准许办学会、开报馆，广开言路等。这些内容，没有涉及对封建政权和封建土地制度的变革，也没有提出颁布资产阶级宪法，建立资产阶级民权和民意机关的条款，这一方面反映了改良派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这种要求的严重不足。”（中国近代著名哲学家评传上册，齐鲁书社，1982年版，第639页。）这些变法措施触犯了封建顽固派的利益，遭到他们顽强的抵制
10、，斗争日趋激烈。当光绪遭到慈禧的严厉训斥之后，即写密诏给康有为、谭嗣同等人，让他们“妥速密筹，设法相救。”谭嗣同于9月18日夜访袁世凯，告之皇上希望袁世凯起兵勤王，诛杀荣禄及包围慈禧太后住的颐和园。两日后，袁世凯回到天津，将谭嗣同的计划向荣禄告密。当天荣禄就乘专车赶回北京，面见慈禧。9月21日，慈禧发动政变，幽禁光绪，废除新政，搜捕变法人士，史称“戊戌政变”。至此，戊戌变法归于失败。因变法历时103天，故也称“百日维新”。清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的一个封建王朝，此刻，它快要覆亡了。它的主子及各级奴才们，对此似乎也有一种预感和“挽狂澜于既倒”的使命感。所以他们决定必须同任何对自己政权产生威胁的力量
11、进行严酷的镇压，不管这种力量来自哪里。（帝国主义列强当然排除在外，因为那是他们的主子。）如果说，在未来的几年里，他们对付人民革命（义和团运动）开始变得力不从心，对付外来侵略（八国联军）变得更加软弱以至抱头鼠窜，那么此刻，他们对付一群手无寸铁的秀才，还是绰绰有余的。所以，镇压几乎没有费什么力气，也没有遇到什么抵抗。第三阶段：戊戌变法运动的失败阶段。这个阶段从1898年9月21日戊戌政变至1898年9月28日戊戌六君子殉难。“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戊戌政变之后，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海外，“戊戌六君子”喋血菜市口刑场。这里，我想把“戊戌六君子”的情况简要介绍一下。“戊戌六君子”是指谭嗣同、
12、林旭、康广仁、杨锐、刘光第、杨深秀。他们为改良运动献出了生命，是值得钦佩的，但是他们的具体情况有所不同。就他们在戊戌变法中的表现来说：谭嗣同、林旭是最坚定、最真诚的改良主义者。康广仁次之。杨锐、刘光第则在理念和行动上更加趋同于洋务派。杨锐是洋务派领袖张之洞的学生，刘光第也是张之洞派系的人。杨锐死后，有人作诗哀悼他说：“翻云覆雨骤雷霆，竟与逆人同日死”，反映的就是当时熟悉内情的一般士大夫的看法。对杨深秀的作为，史学界尚有争议，这里不做评论。仅仅从这个意义上，或许可以说杨锐、刘光第之死是有些“冤枉”了。但是，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谁让你当初没有同改良派进行彻底的切割呢。但是，无论怎样，无论“戊戌六君
13、子”在斗争目标和行动纲领上存在何种分歧，无论他们的世界观和政治理想存在何种历史局限性，他们的战斗精神，他们的卓越才华，他们的英雄气概，都是无可厚非的，都是后人学习的榜样。他们，正所谓“忍之须臾，而已与日月争光矣”（黄淳耀：见义不为，无勇也）；他们，正所谓“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论语述而）啊！三、清末改良主义运动的历史意义列宁说：“改良主义无非是要统治阶级让步而不是推翻统治阶级，无非是在保持统治阶级的政权的条件下要统治阶级让步。”（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22页。）这里说的是改良主义的本质。应当说，在当时，在没有革命形势的情况下，即使“在保持统
14、治阶级的政权的条件下要统治阶级让步”，也是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戊戌变法的历史进步意义主要表现为：第一，它是一次资产阶级的改良运动，改良派希望通过改良逐步变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为资本主义君主立宪制度，符合社会发展的一般趋势。第二，它是一次爱国救亡的政治运动，改良派在民族危机加剧的时刻，希望通过变法使中国走向强大，从而摆脱帝国主义列强的控制，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第三，它是一次思想观念的解放运动，改良派提倡新学，主张民权，对封建思想观念进行了猛烈的抨击，符合历史潮流的前进方向。戊戌变法运动的历史意义还在于，它的失败，对冲击顽固的封建统治的各种尝试，提供了一种告诫：既然连温和的，只是在封建统治基础上修
15、修补补的改良措施，顽固派们都不肯接受；那么，接下来就只能采用狂风暴雨般的猛烈方式了。可以说，许多改良派人士在戊戌变法运动失败后，毅然决然地加入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队伍，肯定是听到了、听从了这种告诫的。令人惊奇的是，历史老人似乎也有一种预感，两年之后，以农民阶级为主体的义和团运动和以资产阶级为主体的辛亥革命，就像怒火一样在中国大地上熊熊燃烧起来了。在论及戊戌变法积极意义的时候，我们也不能不涉及它的历史局限和消极意义。对此，胡绳分析的非常深刻：“维新派是以批判封建制度和为民请命（自称是全体人民的代表）的姿态而登上历史舞台的，但是他们并不了解人民大众。他们对封建制度的批判丝毫没有触及作为封建社会的基础封
16、建的土地制度。对于封建统治势力已经同外国帝国主义势力相勾结，并成为后者的附庸这一个事实，也丝毫没有触及。因此他们对封建制度的控诉与批判是肤浅的，软弱无力的。而且他们并不是自觉地站在封建制度的对立面去进行批判，相反的，他们对于封建制度的无可挽救的灭亡命运是抱着无限悼惜的心情的。他们不是对封建制度进行无情的批判，而是为它唱着绝望的挽歌。”（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下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34页。）康有为“幼年经历过太平天国革命，懂得下层农民起来造反有多么大的威力。他主张自上而下的改良主义的变法，就是因为要避免革命。他不敢设想通过革命来推翻封建统治，实现资产阶级的专政。所以只能希望和要求封建
17、统治阶级自动向资产阶级让一点步，吸收他们参加政权，以共同建立对劳动人民的专政。”（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下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36页。）由此可见，“没有触及作为封建社会的基础”和“要避免革命”，是改良主义者身上无可救药的致命伤。四、清末改良主义运动失败的原因一场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温和的改良运动，被以慈禧太后为总代表的封建地主阶级顽固派，用宫廷政变兼暴力镇压的方式平息下去了。慈禧太后“这个妇人统治中国几乎达半个世纪之久。在这期间，中国的主权大量丧失，日益加深地变成了帝国主义控制下的半殖民地国家。她以宫廷政变起家，用尽狡诈的阴谋手段保持着自己在统治集团中的最高地位。为了维护大地主阶级的
18、统治利益，她尽力保持中国社会的落后性，同时使中国在外国帝国主义侵略下蒙受极端可耻的屈辱。她为中国做尽了一切坏事。”（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下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60页。）而她血腥镇压以北京为中心的戊戌变法运动，是她所做坏事里最坏的一件事。戊戌变法运动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封建地主阶级力量的强大，在于因资本主义经济基础薄弱而导致的新生资产阶级力量的弱小。“当时改良运动倡导者，如光绪帝、翁同龢、张謇、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人，虽然思想上各有不同，一般说，都是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的人物。他们希望中国也走一次明治维新的道路，但客观条件绝对不能允许。因为帝国主义通过洋务派与顽固派结合，确立
19、了强大的统治机构，任何改良如果妨碍了他们，必然予以严厉的打击。戊戌变法失败的主要原因在此，戊戌以后各种改良运动无不失败的原因也在此。”（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9版，第294页。）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改良派们根本不知道他们所倚赖的光绪皇帝，对待改良运动究竟是抱着怎样的一种态度。胡绳说：“光绪皇帝并不真正是维新派的皇帝，他不可能真正实行维新派所主张的资产阶级路线。在中国封建地主阶级已经同帝国主义深相勾结，成为帝国主义的附庸的历史条件下，他不可能超越他的阶级地位而做出维新派所指望他做的以开创之势治天下，不可能由他来开创一个资本主义的天下。历史不允许他做日本的明治天皇。
20、章太炎曾经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立场上对于百日维新运动斗争作过一个分析。按照他的分析，光绪皇帝所担心的，是太后把他废置。他经过盘算，知道不实行变法，不能取得外国帝国主义的欢心，也就不能排斥太后的权力。他搞百日维新，是为了保自己的权位。如果那时太后死了，他能够独揽大权，他的那些新政也只会败坏下去，不但如此，他还可能反过来武力镇压坚持走资产阶级路线的人。章太炎的这个推断是很有见地的。”（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下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67-568页。）既然改良派们所无限忠心的皇帝竟然是这样一个人，那么，改良主义运动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也就是说，即使没有慈禧太后的镇压，改良运动也是不会走得太
21、远的。康、梁对光绪皇帝抱有无限的幻想，幻想通过皇帝的权力和统治阶级内部的“进步势力”，用渐进的方法，以最小的代价，实现社会变革，使中国“复兴”到历史上的某一个“盛世”。但是，他们看不到：光绪皇帝实际上同顽固派和洋务派是一体的。虽然他们之间也存在斗争，但那只是党派之争或权力之争。在政治路线问题上，他们基本上是一致的。被光绪皇帝的华丽外衣所迷惑，是改良主义领袖们天真的地方，也是他们糊涂的地方。当然，个别的改良主义领袖只是把改良运动当做自己向统治阶级内部寻求出路的政治跳板，那就不是天真和糊涂的问题，而是政治动机问题了。在改良派的队伍中，还有一些动机不纯的人。“例如李盛铎原是保国会发起人之一，后来顽固
22、派群起反对，他也连奏三本攻击保国会，托报馆登载全部会员名单，抽出自己的名字不登，求得顽固派的信任。又如孙家鼐原是帝党中坚，翁同龢被逐，他暗中转向顽固派，排挤康有为。维新派中层分子中，这一系人占大多数，一遇风色不顺，就散走或反噬。”（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人民出版社，第9版，第306-307页。）他们这些人，在改良派和顽固派、顽固派这一翼和那一翼之间的政治空间中，见风使舵，左摇右摆，是混在改良派队伍中的政治投机分子。他们实在是给真诚的改良主义者的脸上抹黑，给改良主义运动抹黑。既然如此，即使没有慈禧太后的镇压，改良运动中的这些投机家们，也是会把改良运动葬送掉的。戊戌变法运动的失败，除了上述原因之外
23、，还在于变法运动的领导者没有发动人民群众。当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自上而下的变法也不可能发动人民群众。改良主义者都是历史唯心主义者，他们同人民隔着十分遥远的距离，他们根本看不到人民的力量，也不相信人民的力量，更害怕人民的力量。康有为一再警告清朝统治者，如果不及时变法，则“金田之役，将复起矣”，“即无强敌之逼，揭竿斩木，已可忧危”。这不就是对人民力量的惧怕吗？正如列宁所说：“资产阶级害怕群众运动比害怕反动势力还要厉害。”（两种乌托邦，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30页。）正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前言的作者简夷之在评价清末谴责小说作家时所说：“在他们看来，现实生活是充满了黑暗
24、和丑恶的，但他们不知道，那丑恶和黑暗的根源正是他们恋恋不能舍去的东西；而唯一能够从根铲除一切黑暗和丑恶的，是来自人民的革命力量，但他们对人民力量，却比对于任何黑暗和丑恶更为害怕。”（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3页。）正因为他们惧怕人民的力量，所以，他们的眼睛只能向上看；所以，他们把全部的希望只能寄托在一个靠不住的皇帝的身上；所以，“秀才造反，十年不成。”这是最深刻、最惨痛的历史教训，也是改良主义者们无法逃脱的历史“宿命”。在戊戌变法运动时期，资产阶级改良派是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主角。此时，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正在各地组织武装起义，他们没有介入这场运动。但是，不久之
25、后，当阶级搏斗进一步尖锐化的时候，革命派就取代改良派而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主角了。五、清末改良主义运动领袖的命运应当说，在戊戌变法运动中，康有为和梁启超基本是站在历史所要求的高度上了。戊戌变法运动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光彩的一页。虽然运动领袖们的主张和做法也有错误，但那是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所致，我们是不能苛求于他们的。但是，在戊戌变法运动失败后，他们却没能汲取血的教训，随着历史步伐的前进而前进，而是顽固地、变换方式地继续推行他们的已经被历史所淘汰的改良主义主张。他们沿着改良派（戊戌变法时期）立宪派（“预备仿行宪政”时期）保皇派（辛亥革命时期）的路子，一路走了下去，并且一边走着，一边永远不厌其烦
26、地嘟囔着“保皇救国，保皇救国”就这样，他们从历史潮流的前列，一直走到历史潮流的对立面，成为历史发展的障碍，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极为不光彩的一页。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流亡日本。当时也在日本流亡的孙中山派陈少白到康的住所拜访，企图说服他们转变立场，加入革命，但是，一片好意被他们拒绝了。陈少白在兴中会革命史要中对此有一段记载：“我对康有为说：清政府已不可救药，先生也要改弦易辙了。今日局面，非革命国家必无生机。况且先生以前对于清政府不算不尽力，到现在他们倒要杀你，你又何苦帮他们呢？康有为说：无论如何不能忘记今上的。我说：要是先生是个没出息的人，我倒可以不说，如果你自命为一个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的人
27、物，那么你不能为了今上待你的好，就把中国都不要了。所以请先生出来的意思，就是不以私而忘公，不以人而忘国康有为没什么好回答，只说了今上怎样好，差不多比尧、舜、汤、武都要胜过几倍。我同他三个师弟反复辩论了三点钟，末了他还说我不知其他，只知冬裘夏葛而已。我知道不会有什么结果了，就说我们改日再谈罢。就告辞出来。”1900年，义和团运动初起之时，康、梁策划了一次以“请光绪帝复辟”为主旨的武装起义。起义很快就失败了。当时，康有为在向华侨募捐的信中，一方面污蔑义和团，一方面呼吁“救上”、“迎上”。在他的心目中，只有皇上是至高无上的，皇上就是救世主，正像他在一首诗里所写的：“明圣如天赖我皇”。梁启超在流亡日本
28、期间，创办刊物，批判封建道德，揭露清廷腐败，介绍西方文化，宣传民主思想加之他的文章汪洋恣肆，大气磅礴，具有极大的鼓动性，所以对当时的青年知识分子起到了积极的启蒙作用。这一点，我们是必须承认的。但是，他在度过了短暂的于改良和革命之间自相矛盾的摇摆期之后，在1903年，就毅然决然地宣布：“宗旨顿改，标明保皇，力辟革命，且声言当与异己者宣战。”（答和事人，饮冰室文集之十一，第45页。）这说明他归根到底没有摆脱改良主义的立场。这一点，也是确定无疑的。在辛亥革命前的1906年，清王朝颁布了“预备仿行宪政”谕旨。“清朝作出要实行立宪的姿态，在开始时，倒也在一部分革命党人中引起了震动，甚至惊慌。他们担心，清
29、朝政府将由于实行立宪政体而能长久维持其统治，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也就没有可能了。但是事实上，清朝政府宣布仿行立宪不过是个空洞的诺言，作为预备工作的改革官制又那样地连骗人的作用都没有，而且以后几年中没有采取什么引人注意的步骤，直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又宣布了要用九年的时间来完成筹备工作。因此，清朝政府用立宪的武器来使革命的火焰不再蔓延开来的希望是完全落空了。”（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下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15页。）这段话充分揭露了“预备仿行宪政”的虚伪性和欺骗性。在当时，围绕着这个“新政”，改良派同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进行了一场针锋相对的论战。立宪派为自己的主张编织了种种理
30、由。康有为说：要推翻清朝统治，实现共和，就必须进行暴力的革命，而革命只能造成内乱，而且还会引起外国的干涉，造成瓜分中国的局面。1907年，梁启超在为“政闻社”写的宣言书中说：“以秩序之行动为正当之要求”。他在同革命派的辩论中又说：向清朝政府提出的要求“必须为彼所能行”。他还说：在当时的中国实在是“不必革命”、“不忍革命”、“不能革命”、“不可革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藏手抄本梁启超遗稿。）在他们看来，改良主义的道路是解决中国问题唯一正确的道路。革命派则以大无畏的精神对立宪派的言论进行了严厉的批驳，他们说，中国近几十年来被帝国主义列强欺辱的悲惨事实，难道不都是清廷造成的吗？清廷已经变成了“
31、洋人的朝廷”，只有推翻清廷，才能消除“内乱”，才能战胜“外敌”，才能防止中国被瓜分。这同不久前孙中山在驳保皇报一文中所说“故欲免瓜分，非先倒满洲政府，则无挽救之法也。”（中国近代思想史参考资料简编，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805页。）以及邹容在革命军一文中所提“欲御外侮，先清内患”的主张是一脉相承的。革命派还说，如果害怕“内乱”而不敢革命，那“何异见将溃之疽而戒毋施刀圭”（汪东：论支那立宪必先以革命，中国近代思想史参考资料简编，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831页。）。“革命者，救人救世之圣药也；终古无革命，则终古成长夜矣吾因爱平和而愈爱革命。何也？革命平和，两相对待。无革命则亦无平和，腐败而
32、已，苦痛而已，尚忍言哉！”（陈天华：中国革命史论，中国近代思想史参考资料简编，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739页。）胡绳写道：“在戊戌维新运动中，也有过一场辩论。维新派以新生的锐气在思想上压倒了封建主义的洋务派和守旧派。时间只过了不到十年，当年的维新派，也就是此时的立宪派，实际上成了封建主义的同盟军。”（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下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21-722页。）“立宪派使自己站到了维护清朝统治的立场上，这理所当然地引起了革命派的猛烈的攻击。清朝政府已经极端腐朽，并且已经成为外国帝国主义的工具，已经成为中国前进中必须扫除的障碍。资产阶级革命派根据无可辩驳的事实，声讨清朝统治者的罪状，也就充分暴露了立宪派的立场的反动性。”（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下册，人民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