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论日本古代都城宫内大极殿龙尾道论日本古代都城宫内大极殿龙尾道王仲殊2011-11-27 18:03:32来源：考古(京)1999年03期第7284页【作者简介】王仲殊北京市，10071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早在15年以前，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办的考古1983年第4期发表论文，题为关于日本古代都城制度的源流（注：王仲殊：关于日本古代都城制度的源流，考古1983年第4期354-370页。）。刊行以后，立即被日本学者译成日文，转载于同年10月发行的、由日本考古学会主编的考古学杂志第69卷第1号（注：王仲殊（菅谷文则、中村润子译）：日本古代都城制度源流，考古学杂志第69卷第1号，12
2、8页，1983年10月发行。）。今天我撰作关于大极殿龙尾道问题的此文，可视15年前关于日本都城制度源流的那篇论文的续篇。为使一般读者易于了解，本文在贯穿主题要旨的前提下，采取边叙边议的方式，先是结合唐代中日两国交流的历史，从大局上叙明日本宫室、都城的演变、发展的基本过程，进而述及太极殿的规格、性质，最后详论大极殿前的龙尾坛、龙尾道问题。 日本古昔称倭，其改称日本，或以为在7世纪60年代末年，或以为在8世纪初年。其国君主本称大王，何时改称天皇，或以为在7世纪初期，或以为在7世纪后期，未有定论。本文为简便起见，国号皆称日本，君主皆称天皇，以免行文繁琐。 一 如所周知，太极殿本为中国古代皇宫中正殿的
3、名称。据陈寿三国志本文及裴松之注文记述，魏明帝青龙三年（公元235年）于洛阳汉南宫崇德殿处起太极殿（注：三国志魏书文帝纪记“黄初元年十二月初营洛阳宫”，裴松之注：“至明帝时始于汉南宫崇德殿处起太极、昭阳诸殿”。魏书明帝纪记：“（青龙三年）是时，大治洛阳宫，起昭阳、太极殿，筑总章观”。）。这便是中国古代宫殿采用太极殿名称的开始，为后世长期承袭。唐徐坚、韦述等编撰的初学记（卷二十四）说：“历代殿名或沿或革，唯魏之太极，自晋以降，正殿皆名之”。初学记此言具总结性意义，十分正确。其实，不仅中国历代正殿皆名之，日本7世纪中后期以降宫内正殿亦仿效而以大极殿为名，直至12世纪70年代平安京宫内大极殿最后焚毁
4、为止。这是我对初学记的一点补充。 唐京师长安城的宫城称太极宫，宫中正殿称太极殿，可谓双重的“太极”。在唐代初期，太极宫中的太极殿居长安全城北部正中央处，位置显要，规模宏伟，可说是魏明帝以来历代太极殿中最盛大者（图一）。 唐太宗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即日本舒明天皇二年，日本继以前多次派遣遣隋使之后，于此年派遣第一次遣唐使，其目的在于继续通好，学习中国的制度、文化。第一次遣唐使以犬上御田锹为大使，药师惠日为副使，前者曾任遣隋大使，后者则是留隋学生，二人熟悉中国情况，故可顺利完成使命。他们于次年（公元631年）到达京师长安，朝见唐太宗（注：旧唐书倭国传、新唐书日本传记“太宗贞观五年，遣使者入朝，
5、帝矜其远，诏有司毋拘岁贡”。），而朝见的场所必在太极宫无疑（图一）。 当时日本尚无正规的都城，作为国家政治中枢所在的天皇居处称“宫”。新天皇即位必移居新宫，而诸宫的地理位置皆不出今奈良县南部的飞鸟地方。在日本古代第一部史书日本书纪关于本国宫殿的记载中，大极殿之名始见于皇极天皇四年（公元645年）。若记载属实，这显然是出于对唐长安城太极宫太极殿名称的模仿。皇极女皇即位后，先迁至小垦田宫暂居，故称“权宫”，翌年（公元643年）四月移入飞鸟板盖宫。上述日本最初的大极殿，即为飞鸟板盖宫的正殿。据日本书纪记载，中大兄皇子（即以后的天智天皇）于皇极天皇四年（公元645年）六月十二日发起宫廷政变，正是在飞鸟
6、板盖宫中的大极殿诛杀权臣苏我入鹿的。日本学者多以为此时的太极殿名称出于日本书纪编撰者的假托，不足为信（注：日本学者上田正昭在其著作中述及此次宫廷政变，不回避“大极殿”的名称，但用括号注明是按照日本书纪的“表现”，而不称书纪的“记载”，以示慎重。参见上田正昭著作集第一卷（古代国家论）405页，（日本）角川书店，1998年。）。其实，书纪所谓飞鸟板盖宫设有十二通门云云虽属以后世比前代的附会、夸张之辞，但大极殿名称是否出于虚托，恐难作绝对的判断。 政变成功后，掌握实权的中大兄皇子称皇极天皇四年为大化元年，这是日本首次创立中国式年号。大化元年（公元645年）十二月，中大兄皇子奉继位的孝德天皇迁都于难波
7、（今大阪），并于次年（公元646年）实施称为“大化改新”的仿效唐制的新政。为进一步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向中国学习，迁至难波的日本朝廷又于白雉四年（公元653年）、白雉五年（公元654年）连续二次派出遣唐使，随行的留学生、学问僧人数甚多（注：参见日本书纪（卷廿五）孝德天皇纪，后篇253255页。）。当时，唐太宗已去世，入唐的日本使者等人当在京师长安的太极宫中朝见唐高宗（注：新唐书日本传记：“永徽初，其王孝德即位，改元白雉，献虎魄大如斗，玛瑙若五升器”。）（图一）。 白雉五年（公元654年）十月孝德天皇死，中大兄皇子请其母皇极天皇复位，改称齐明天皇。早在此年年初，中大兄已自难波返回奈良的飞鸟地方，
8、故齐明天皇即位于旧时的飞鸟板盖宫，旋迁飞鸟川原宫，又迁至后飞鸟冈本宫。齐明天皇五年（公元659年），日本派出第四次遣唐使，大使坂合部石布海上遇难，副使津守吉祥于同年十月末到达东都洛阳，向唐高宗献上虾夷男女二人。旋因朝鲜半岛形势紧急，为防泄漏军机，日本使者被转移至长安拘禁，以后虽得释放，却不曾在长安入宫（注：参见日本书纪（卷廿六）齐明天皇五年秋七月丙子朔戊寅条注，后篇270271页。）。 唐高宗龙朔三年（公元663年），兴建多年的大明宫落成，当时改称蓬莱宫。咸亨元年（公元670年）又改称含元宫，长安元年（公元701年）终称大明宫（注：参见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唐长安大明宫引言（第1页），科学出
9、版社，1959年。）。本文为简便起见，始终以大明宫称之。大明宫的位置在长安城北面东头，范围之广大，门、殿、楼、阁之多，比太极宫有过之而无不及。龙朔三年四月，皇帝由太极宫移来，此宫遂成为全国政治中枢之所在。含元殿为大明宫的正殿，凡属朝会、庆典等重大政治、仪礼活动，皆在此殿隆重举行。于是，太极宫的境况日趋冷落，唯皇帝、皇后的葬仪依旧在太极殿办理而已（注：徐苹芳：唐代两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考古1982年第6期647页。）（图一）。 说到这里，话题继续转向日本。齐明天皇在位七年死，中大兄皇子称制（代行天皇的职权），因其为以后的天智天皇，故史书改称齐明天皇七年的翌年为天智元年（公元662年）。天智
10、二年（公元663年），日军与唐军在朝鲜半岛西南部百济的白村江口海上发生战争，日军大败。天智四年（公元665年），屈从中国方面的要求，派出以守君大石为首的使团，虽称第五次遣唐使，其任务仅限翌年（公元666年）正月在泰山参列唐高宗的封禅仪式（注：王仲殊：中国古代日本169、170页，（日本）学生社，1992年。）。天智八年（公元669年），日方遣河内直鲸率使团于次年（公元670年）至长安，是为第六次遣唐使，名义上是向中国祝贺平定高丽，实际上是为缓和两国间的紧张关系。大明宫自龙朔三年（公元663年）建成以来已历数年，但河内直鲸作为战败国的使者，不受重视，新唐书甚至称其陈述为妄言（注：王仲殊：中国古代
11、日本177、178页，（日本）学生社，1992年。）。因此，河内直鲸是否得以使者身份进入大明宫朝见皇帝，实属疑问。 此后，日本与中国断绝交往，不派遣遣唐使达30年之久。这样，如以上所述，直至7世纪末，日本方面仅知中国京师长安有太极宫、太极殿，而对大明宫、含元殿则知之不详。 白村江战败之后，天智天皇深恐唐军来袭日本本土，在各冲要之地增强防备，并于天智六年（公元667年）迁都于近江（今滋贺县琵琶湖附近）的大津宫，以求安全。天武天皇（公元672686年）重新建都于飞鸟地方，所居之宫称飞鸟净御原宫。在日本书纪天武纪中，大极殿见于记载凡四处，皆属召见亲王、诸王、诸臣于此殿诏谕之，或召集亲王以下及群臣于此
12、殿赐宴，足证其为宫中的正殿（注：参见日本书纪天武天皇十年、十二年、朱鸟元年各条，后篇356、357、367、381页。）。虽然个别学者对飞鸟净御原宫的正殿是否确称大极殿仍抱怀疑态度，但总的说来，学术界承认此时的大极殿名称可信，已成主流。 二 朱鸟元年（公元686年）天武天皇死，其皇后（鸬野皇女）于次年正式继位，是为持统天皇。持统天皇四年（公元690年）开始营造新都，于八年（公元694年）完成，称为藤原京。这是日本第一个全面模仿中国唐代长安、洛阳而建设的都城。自持统天皇八年至元明天皇和铜三年（公元710年）二月，其间包括文武天皇在位的十一年，日本以藤原京为都城凡三代十六年，改变了以往宫室屡迁不定
13、的局面。 藤原京在奈良盆地南部，北负耳成山，东接香久山，西依亩傍山。在都城未建之前，早有若干古道在这一带通过，分别称为“上道”、“中道”、“下道”和“横大路”等。要之，藤原京地址的选择是具备地形和交通方面的有利条件的（图二）。 经调查发掘，并据日本学者岸俊男复原，藤原京全城南北长3公里稍强，东西宽2公里有余，平面呈规整的长方形。全城以朱雀大路为中轴线，划分为左、右两京。由各条大路纵横交错划分而成的坊皆为正方形，每边约265米。宫城在全城中央偏北，平面呈正方形，其北有池苑（岸俊男：藤原京復原，日本古代宫都（NHK大学讲座）4952页，日本放送协会，1981年。）（图二）。 除形制、布局仿唐代长安
14、、洛阳以外，藤原京的门阙、宫殿、街路、商市等的名称亦仿唐长安城。例如，据续日本纪记述，藤原京的宫城门有时亦称皇城门，这是对长安、洛阳的宫城、皇城之名的模仿。其实，藤原宫（指藤原京内的宫城，下同）是合唐的宫城、皇城于一体，其中既有作为天皇居处的“内裹”和朝廷的大极殿，亦有“朝堂”及其所属曹司等的官衙。宫城南门称朱雀门，与长安皇城南门之称朱雀门相同，而上述作为全城中轴线的朱雀大路之名则仿自长安的朱雀大街。此外，可以推测藤原京内有二市，各称东市和西市，与长安相同15（注：王仲殊：关于日本古代都城制度的源流，考古1983年第4期361-363页。）。 当然，就本文的论题而言，最重要的是藤原宫的正殿称大
15、极殿，其位置在全城北部正中央处。续日本纪在自文武天皇二年（公元698年）正月至元明天皇和铜三年（公元710年）正月的十二年间的记载中，述及藤原宫大极殿之处凡九，其中五处记文武天皇在此殿举行正月元旦朝贺典礼，二处记文武天皇在此殿授诸大臣以官位、官职，一处记元明天皇于此殿即位，一处记元明天皇在此殿举行正旦朝贺仪式（注：参见续日本纪文武天皇二年、大宝元年、大宝二年、庆云元年、庆云二年、庆云三年、庆云四年、元明天皇和铜三年各条，国史大系本前篇2、9、13、19、22、24、27、31、43页，（日本）吉川弘文馆，1982年。）。不言而喻，大极殿是宫内的正殿，实属毋庸置疑。这里，我想指出的是，藤原京虽营
16、造于7世纪90年代，但就其规制而论，藤原宫内的大极殿相当于7世纪60年代以前唐太宗在位期间及高宗在位初期长安太极宫中的太极殿。 持统天皇在藤原京建成之后的第四年（公元697年）让位于其孙轻皇子，是为文武天皇。文武天皇五年建“大宝”年号，始称大宝元年（公元701年）。这里，顺便就日本古代的年号问题作简单说明。如前所述，日本最初采用的中国式年号为孝德天皇的“大化”（公元645649年），接着改元为“白雉”（公元650654年），而此后停止使用年号，直至三十二年后的天武天皇末年（公元686年）才使用“朱鸟”年号，但仅仅一年又废而不用，要到十五年后的文武天皇五年（公元701年）才称大宝元年。从此以后，
17、日本历代天皇皆用中国式年号，再无例外。 大宝元年在日本古代史上的重要性除上述年号的使用成为定制以外，主要在于大宝律令的制定。律为刑法，令则包括有关国家体制、官职官位、行政法规、田地、赋役乃至学校等等之类的规章制度，虽云仿效唐的律令，却多有日本本国的特色。于是，日本成为政令统一、法制齐备的“律令制国家”，面貌一新。 日本朝廷在内政建设上取得许多成就的同时，在外交方面亦力求有所作为。自天智天皇十年（公元670年）以来，日本与中国断绝交往已历三十年之久。随着国力的增长和东亚国际形势的转变，终于在大宝元年（公元701年）正月决定重新派遣使节入唐，这便是第七次遣唐使。此次遣唐使以高桥笠间为大使，坂合部大
18、分为副使，又特命粟田真人为执节使，权位在大使之上。旋因高桥另有任用，改由坂合部为大使，副使之职则由巨势邑治担任。除各执事官员以外，著名的诗人学者山上忆良作为少录而参加使团，道慈法师则以留学僧的身份随团同行。当时粟田真人任民部尚书之要职，官位为正四位下（相当唐的正四品下），故以他为首的遣唐使在政治上的规格甚高（注：王仲殊：第七次遣唐使，就实女子大学史学论集第9号115页，（日本）就实女子大学史学科，1994年。）。特别是粟田真人为编纂大宝律令的主要成员之一，学识渊博，而当时正值日本已成为律令制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的事业亟待进一步开展以求取得更大成绩，故第七次遣唐使之向中国学习，不仅比以
19、往历次遣唐使有更高的积极性，而且对唐的制度、文化的理解和接受能力亦大有增强。 第七次遣唐使一行于大宝二年（公元702年）六月末自筑紫（今福冈）启航，经南海路到中国楚州（州治为山阳，今江苏省淮安市），在盐城县入境，同年十月之前抵达长安。中国方面派五品中书舍人在长安附近的长乐驿迎接，宣敕劳问，优礼有加（注：参见续日本纪光仁天皇宝龟十年夏四月条中领唐客使奏言，奏言之所谓“五品舍人”应是中书舍人。查旧唐书职官志和新唐书百官志，唐代中书省设舍人六员，官位为正五品上，可以为证。）。 唐高宗的皇后武则天于光宅元年（公元684年）称帝，改国号为“周”。女皇帝在其在位的二十年（公元684704年）中，总计在东都
20、洛阳宫中执政凡十八年，只在临近最后的长安元年（公元701年）十月至三年（公元703年）十月的二年间移居京师长安大明宫，正好与粟田真人等来访巧合。粟田真人与中国的士大夫们交游，多受称赞，故两唐书称其“好读经史，解属文，容止温雅”，云云。通览历代史书，这是中国方面对外国使者个人人品的最高评价。长安三年（公元703年），武则天以皇帝身份在大明宫麟德殿设宴招待粟田，并授以官位为“从三品”的司膳卿之职，礼遇之高，实为前所未有。中国朝廷多有于正月元旦在大明宫含元殿举行朝贺之例，百官及诸蕃使臣参加。可以推想，长安三年（公元703年）元旦，粟田真人作为来自日本国的使者，很可能在含元殿参列朝贺典礼（注：续日本纪
21、（卷十九）、日本后纪（卷十二）记藤原清河为首的第十次遣唐使和藤原葛野麻吕为首的第十二次遣唐使分别于唐玄宗天宝十二载（公元753年）、德宗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正月元旦在含元殿参加朝贺，可为例证。）。 据续日本纪记载，粟田真人于文武天皇庆云元年（公元704年）七月回到日本。自武周长安二年（公元702年）之秋至四年（公元704年）之春，其在中国停留时间约为一年又半，足可广泛访问，多方考察，对京师长安城的了解尤为周详，自属意料中事。由于出色完成使命，日本朝廷对粟田大加褒赏，升官进位，以从三位（相当唐从三品）中纳言的官职成为朝廷最高决策集团的成员之一。副使巨势邑治在中国继续考察，延至庆云四年（公
22、元707年）始得返国，而大使坂合部大分与学问僧道慈则迟在元正天皇养老二年（公元718年）才随归国的第八次遣唐使返抵日本。据扶桑略记记述，道慈携来长安西明寺建筑设计图，日本平城京大安寺的营造即以此图为参考（注：参见大安寺史史料（第104页）所引扶桑略记（天平元年己巳）有关记述，（日本）大安寺史编集委员会，1984年。） 三 以粟田真人为首的第七次遣唐使返回藤原京，其在中国习得有关制度、文化方面的许多知识为日本朝廷所重视，其所建议多被采纳。按我个人见解，在考古学上，与粟田真人有关的大小事物可举以下诸例：(1)高松冢古坟称为海兽葡萄镜的铜镜为其自长安携归（注：王仲殊：关于日本高松冢古坟的年代和被葬者
23、，考古1982年第4期410413页。）；(2)始见于庆云四年（公元707年）王勃诗序和和铜元年（公元708年）吉备真备祖母骨灰盒铭文的“则天文字”为其所传入（注：王仲殊：第七次遣唐使，就实女子大学史学论集第9号14页，（日本）就实女子大学史学科，1994年。）；(3)粟田等的归国促使日本于和铜元年（公元708年）铸造本国称为和同开珎的钱货（注：粟田真人、巨势邑治分别于庆云元年（公元704年）、庆云四年（公元707年）归国，而和同开珎为和铜元年（公元708年）始铸。此钱仿唐开元通宝钱，故推测其铸造是受第七次遣唐使访问中国之影响。），等等。当然，就我在本文中所要论述的主题而言，最为重要的则是第七
24、次遣唐使在中国的考察为日本新的都城平城京的兴建起了促进、推动的作用。 庆云四年（公元707年）六月，文武天皇死，其母阿閇皇女于次年登位，是为元明天皇，改元“和铜”。和铜元年（公元708年）二月，元明天皇下诏在平城之地营造新都，是为平城京。从时间上看，这显然是受第七次遣唐使访问中国归来的影响。经过二年的营造，元明女皇于和铜三年（公元710年）三月率领文武百官自藤原京迁入平城京，尽管许多方面的大量工程须此后继续进行，才可使新都的规模臻于完备。自元明天皇和铜三年至桓武天皇延历三年（公元784年），日本以平城京为都城凡七代七十四年（图三）。 平城京的位置在奈良盆地北部，南距藤原京约二十公里。都城北有奈
25、良山，东有春日山，西有生驹山，是谓“三山作镇”，而南面则为开阔的大和平原，地势优胜，交通便利。据调查发掘所知，新都总面积约为藤原京的三倍半，其主体部分南北长约4.8公里，东西宽约4.3公里，呈规整的长方形。朱雀大路纵贯其间，路东为左京，路西为右京，而左京东侧又附有南北约2.3公里、东西约1.6公里的长方形区域，称为外京。宫城在都城主体部分的北端中央，其南面正门朱雀门与作为全城中轴线的朱雀大路相接。许多东西向和南北向的大路纵横交错，将左京、右京和外京划分为总共约八十个平面成正方形的坊，每边约510米。在左京、右京的南部设商市，各称东市和西市（图三）。 与此前的藤原京相比，平城京在建制上模仿唐长安
26、城的程度之大，可谓无以复加。如前所述，藤原京模仿的是未建大明宫前的唐长安城。与此不同，平城京模仿的则是大明宫建成后的长安城。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各点（注：王仲殊：中国古代日本226237页，（日本）学生社，1992年。）。 1.唐长安城在北面东头增建大明宫，规模宏大。受此影响，平城京全体的平面形状不拘泥于左右对称的格局，其在左京东侧增设外京，便是一例。 2.平城京宫城的建制亦不拘泥于左右对称。在这一点上，最引人注目的是宫城东部凸出，从而使宫城全体的平面形状不成规整的方形。在东面的凸出部分内有称为“东院”的园苑，应是对唐大明宫东内苑的模仿。 3.在前期，大极殿院和朝堂院（称第一次大极殿院和朝堂院）的
27、位置在宫城的中央，但作为天皇居处的“内裹”却偏在东侧。以后，大极殿院和朝堂院（称第二次大极殿院和朝堂院）移至东侧“内裹”之南，以致宫城重心偏在东部，不在正中。 4.由于大明宫的位置在唐长安城的北面东头，长安东半城（属万年县）要比西半城（属长安县）为繁荣。同样，平城京左京（东半城）的繁荣程度亦远在右京（西半城）之上。权势极大的长屋王、藤原不比等、藤原仲麻吕等王公大臣的豪华邸宅皆建造在左京，接近宫城的东部，可为显著例证之一。 虽然平城京的形制、布局仿大明宫建成以后的唐长安城，但平城宫（指平城京的宫城，下同）的正殿仍称大极殿而不称含元殿。按日本书纪所记，自皇极天皇（公元642645年）时期以来，日本
28、历代宫中正殿之称大极殿已成定制。日本宫室、都城在建制上模仿中国，亦颇多本国自身特点。大极殿名称的最初由来虽在于中国，但因沿用既久，早已成为日本本国宫殿的传统名称，不可更改。 四 前已稍为言及，平城京宫内第一次大极殿大约为和铜三年（公元710年）前后的迁都初期所建。此殿被用为朝廷正殿历元明天皇（公元708715年）、元正天皇（公元715724年）二代而至圣武天皇的天平（公元729749年）中后期，其位置居平城宫的北部中央，规模宏伟。日本学者根据有关的文献记载推测，或按照发掘所见的遗迹判断，多认为此殿的建筑在一定程度上模仿唐大明宫含元殿（注：町田章编：古代宫殿寺院22页，（日本）讲谈社，1989年
29、。） 据发掘调查，第一次大极殿建立于平城宫南北长317.7米、东西宽176.6米的“大极殿院”之内。大极殿院南部为平坦的广场，地面铺砂，面积约占全院总面积的三分之二。其北约占总面积三分之一的部分则是大极殿坐落所在的大坛，高出南面广场的地面2.2米（注：田中琢：平城京7584页，（日本）岩波书店，1984年。）（图四）。按此后8世纪末、9世纪以降平安京宫内大极殿的建制名称逆推，此大坛可称“龙尾坛”。日本学者如坪井清足、宫本长二郎等，皆在其有关的著作中使用“龙尾坛”的名称，而我本人亦追随其后，在题为从中国看古代日本的专著中称这建造于元明朝（公元708715年）的第一次大极殿的大坛为“龙尾坛”（注：
30、坪井清足监修：平城京再现48、49页，（日本）新潮社，1985年。宫本长二郎、穗积和夫：平城京54页，（日本）草思社，1986年。王仲殊：中国古代日本233页，（日本）学生社，1992年。）。唐大明宫含元殿前有龙尾道，是为众所周知的事实。平城宫第一次大极殿仿含元殿而建造，这正是其所坐落的大坛可称“龙尾坛”的原因所在。 说到这里，我想引用35年前我国建筑学家梁思成所撰题为唐招提寺金堂和中国唐代的建筑的论文，以展开讨论。梁先生在论文中说：“含元殿前有龙尾道，而平安京朝堂院太极殿前也有龙尾坛（文献中亦称龙尾道）”（注：梁思成：唐招提寺金堂和中国唐代的建筑（原载现代佛学1963年5期），中日文化交流史
31、论文集8190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括号内“文献中亦称龙尾道”一句，为梁文原文。从梁先生所说此话可以察知，所谓“龙尾坛”在日本文献记载中亦作“龙尾道”，它是8世纪末、9世纪以降平安京宫内大极殿前的建筑设施。我认为，虽然在8世纪奈良时代（公元710784年）的史书续日本纪及其他文献记载中不见“龙尾坛”这一名词，却可从8世纪末、9世纪以降的平安京宫内大极殿大坛之称“龙尾坛”逆推，这便是长期从事平城京发掘调查和遗迹复原的学者如坪井清足、宫本长二郎等之称第一次大极殿的大坛为“龙尾坛”的理由所在，我本人亦正是如此。 应该着重指出，大坛高达2.2米的前壁是用16000余块烧制坚实的砖砌成，这在日本建筑用语上称“拥壁”，其作用在于加固坛身，亦在于显示坛壁的整齐、美观。每块砖长30、宽15、厚7.5厘米，正合当时1尺、5寸、2.5寸的比例，应是为建筑都城而在附近新设的许多砖瓦窑所特别烧造的（注：田中琢：平城京76、77页。（日本）岩波书店，1984年。）（图五）。 现在，最为重要的问题是，称为“龙尾坛”的第一次大极殿坐落所在的大坛高出其南面广场地面既达2.2米之多，那么，从广场趋往大极殿的文武百官等人是如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