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旧唐书的史料来源舊唐書的史料來源2015-09-26 11:02:50 唐研究 謝保成在研究新、舊唐書的論著中，大都沿引清代學者趙翼的說法，“舊唐書前半全用實錄、國史舊本”，1並由此判定舊唐書的史源。同時，在肯定新唐書“增舊書處”時，也引用趙翼在另一處所說：五代紛亂之時，舊唐書援據較少，至宋仁宗時，太平已久，舊時記載多出於世，故新唐書采取轉多。請註意趙翼下面的這一說法：“今第觀新書藝文誌所載，如吳兢唐書備闕記、王彥威唐典、蔣乂大唐宰輔錄、淩煙功臣、 秦府十八學士、史臣等傳、淩璠唐錄政要、南卓唐朝綱領圖、薛璠唐聖運圖、劉肅大唐新語、李肇國史補、林恩補國史等書，無慮數十百種，皆舊唐書所無者”，“皆
2、五代修唐書時所未嘗見者”。2據此， 更有人認為：“新唐書藝文誌所載，較舊唐書經籍誌增多可見。此皆晉修舊唐書時所未能見者也。”3其實，上述認識，不論是趙翼的兩段論述，還是今人的那種說法，都失於深入、細致的考察。本篇提出這一問題，希望引起從事史學史、文獻學、史料學研究的專家們的註意和重視。前劍橋大學教授崔瑞德（Denis Twitchett）著有The Writing of Official History Under the Tang，書中專有一部分論舊唐書的編纂及史源。 筆者擬另文比較該書與拙著隋唐五代史學（廈門大學出版社，1995年）的異同，故此文不涉其書。一、先從五代後晉時所見唐代文獻的問
3、題談起。現今凡是談及後晉纂修舊唐書的基本史料，大多采用賈緯當時上奏的說法：“伏睹國史館唐高祖至代宗，已有紀傳；德宗至文宗，亦存實錄。武宗至濟陰廢帝凡六代，唯有武宗實錄一卷，餘皆闕落。”4同時，還提及韋述的唐春秋、柳芳的唐歷、 崔龜從的續唐歷以及裴庭裕的東觀奏記等等。除此而外，很少見到再有較為詳細的考察，似乎後晉所見唐代文獻就只有這麼多了。加之對舊唐書經籍誌的錯誤認識，更助長了前述說法的流傳。解決這一問題的關鍵，在於正確理解舊唐書經籍誌的編纂特點。後晉史官纂修此誌，是以毋煚的古今書錄為依據的，著錄的是“開元盛時四部諸書”。至於開元以後的著述，他們不是沒有見到，而是不打算混雜其中。關於這一點，誌文
4、交待得十分清楚：天寶已後，名公各著文章，儒者多有撰述，或記禮法之沿革，或裁國史之繁略，皆張部類，其徒實繁。臣以後出之書，在開元四部之外，不欲雜其本部，今據所聞，附撰人等傳。其諸公文集，亦見本傳，此並不錄。5據此，凡是舊唐書中提到的各家撰述，不論是“記禮法之沿革”，還是“裁國史之繁略”，亦或“諸公文集”，都是後晉史官“所聞”或所見，不應當排除其成為舊唐書史源的可能性。首先，唐代的幾部關於“禮法之沿革”的主要著述，舊唐書經籍誌都沒有著錄，但後晉時確曾為朝廷重視過。冊府元龜、舊五代史都明確地記載了後晉天福四年（939， 也即詔修唐史的前二年）關於修纂大晉政統的一番爭議。左諫議大夫曹國珍上奏道：請於內
5、外臣僚之中，擇選才略之士，聚唐六典、前後會要、禮閣新儀、大中統類、律令格式等，精詳纂集，別為一部，商議今古，俾無漏略，目之為大晉政統，用作成規。6後晉高祖石敬塘以其所奏“甚為允當”，即命太子少師梁文矩等十人為詳議官。事雖未成，但曹國珍提到的那幾部書，當時顯然是見得到的。在唐六典之外，所謂“前後會要”，即是蘇弁、蘇冕兄弟所撰會要與崔鉉監修的續會要，這在舊唐書都有記載。蘇弁附蘇冕傳稱：“冕纘國朝政事，撰會要四十卷，行於時。”宣宗紀大中七年（853）記道：“崔鉉進續會要四十卷， 修撰官楊紹復、崔鉉、薛逢、鄭言等。”大中統類，在宣宗紀、刑法誌、劉鉉傳都有詳細記載：大中五年四月，刑部侍郎劉鉉“選大中以前
6、二百四十四年制敕可行用者二千八百六十五條，分為六百四十六門，議其輕重，別成一家法書，號大中統類，奏行用之。”7唯獨禮閣新儀一書，舊唐書中只字未提， 由新唐書禮樂誌一知其為憲宗元和十一年（816）韋公肅“錄開元已後禮文損益”而成。舊唐書李漢傳中，僅有韋公肅在憲宗時議禮儀的記載，稱其“理甚精詳”，“請舉而行之”。至於“律令格式”，凡舊唐書刑法誌中涉及到的各次刪定，無論開元以前、開元之後，都是後晉時見到了的。此外，尚有不少“記禮法之沿革”的撰述，舊唐書經籍誌雖未著錄，卻在紀、誌、傳中有記載，不僅見到了，而且還成為重要的史料來源。例如，玄宗紀上、禮儀誌一都記述了開元二十年（732）九月所成大唐開元禮一
7、百五十卷，頒所司行用之。又如， 德宗紀下、杜佑傳都記錄了貞元十七年（801）杜佑自淮南進通典二百卷，“大行於時”，“為士君子所稱”。再如，禮儀誌五、王彥威傳不僅記述了王彥威“於禮閣掇拾自隋已來朝廷沿革、吉兇五禮，以類區分，成三十卷獻之，號曰元和新禮（案：通常稱作曲臺新禮）”，8還註意到憲宗以後圍繞“王彥威曲臺禮”的多次辯論。其次，對於經籍誌中提到的天寶以後“裁國史之繁略”的撰述，也作一點考察。為了說明情況，先對唐代的實錄、國史簡要追溯一下。自太宗始，在修前代史的同時，又設置了專修國史即本朝史的機構-史館，並逐漸形成系統的組織、明確的條規，把積累史料、編纂國史緊密地結合在一起，走向制度化。二百多
8、年間，依靠官府的力量，形成兩個關於唐代歷史的基本系列，一是皇帝實錄，二是本朝國史。玄宗及玄宗以前的各帝實錄，纂修情況記載不一，有一帝數部的，有卷帙不確的。代宗以下，除了德宗、順宗之外，都是一帝一部實錄，直至武宗。總括起來，後晉修唐史時，計有高祖至武宗十六帝實錄，這是沒有多大歧義的。另一個系列，即唐代國史系列，情況較為復雜。國史的修撰，是從太宗時開始的。貞觀元年（627），姚思廉撰唐史紀傳， 粗成三十卷。高宗顯慶元年（656），令狐德棻等續成八十卷， 名以武德貞觀兩朝史。龍朔三年（663），許敬宗等又續為一百卷， 並起草十誌，未半而終。武則天長壽二年（693）， 牛鳳及另撰唐史一百一十卷，起高祖
9、，終高宗。長安三年（703），武則天命李嶠、 朱敬則、劉知幾、吳兢等修唐史。據劉知幾的說法，勒成八十卷。吳兢又別撰唐史一百一十卷、唐春秋三十卷。其後，韋述因高宗以來國史雖有修撰，竟未成一家之言，“始定類例，補遺續闕”，修成紀傳體國史一百一十三卷，包括史例一卷，史稱其“事簡而記詳，雅有良史之才”。9安史之亂起，韋述“抱國史藏於南山”， 肅宗至德二載（757）於休烈請訪求史籍，韋述才以其所藏送官。 之後，唐代國史的修撰，各類記載紛紜。其中，崇文總目的說法較為清晰：唐書一百三十卷，唐韋述撰。初，吳兢撰唐史，自創業訖於開元，凡一百一十卷。述因兢舊本，更加筆削，刊去酷吏傳，為紀、誌、列傳一百一十二卷。至
10、德、乾元以後，史官於休烈又增肅宗紀二卷，而史官令狐峘等復於紀、誌、傳後隨篇增緝，而不知卷帙。今書一百三十卷，其十六卷未詳撰人名氏。10該書因是韋述“始定類例”，又有史例一卷，所以署“韋述撰”。韋述因吳兢舊本增至一百一十二卷，於休烈又增“肅宗紀二卷”，共成一百一十四卷。史官令狐峘於紀、誌、傳後“隨篇增緝”，總成一百三十卷，則“未詳撰人名氏”的十六卷顯然是出自令狐峘了。而且，令狐峘是代宗實錄四十卷的纂修者，這裏於肅宗之後“隨篇增緝”者，自然主要是代宗一朝的史事。由此可以斷定，這部一百三十卷的唐書，是記述高祖至代宗一百六十二年間史事的紀傳體史書。這也正符合後晉史官賈緯的說法，“高祖至代宗，已有紀傳”
11、。紀傳體國史，在令狐峘以後便不再有續修了。受肅、代之際新起春秋學影響，其後編年史風大起，唐代的國史轉而為編年體了。韋述在紀傳體唐書的同時，還有編年體的唐春秋三十卷。柳芳續韋述唐書之後，也另撰唐歷四十卷，起隋恭帝義寧元年（617），迄唐代宗大歷十三年（778），“以敘制度為詳”。宣宗大中五年，崔龜從監修續唐歷三十卷，起代宗大歷十三年，盡憲宗元和十五年。11這些有關唐代歷史的著述，或叫作“裁國史之繁略”者，在舊唐書的韋述、柳芳、崔龜從等人的傳記中，都有較詳的記載。依照經籍誌的說法，這些撰述在後晉時是見到過的，現今的研究當中也很少有疑義。除此以外，舊唐書紀、傳中還記載有不少經籍誌未著錄的“裁國史”之
12、作，擇要舉其一、二。文宗紀下、李德裕傳分別記錄了大和八年（834）李德裕進禦臣要略以及次柳氏舊聞三卷，又有會昌伐叛記、文武兩朝獻替記，皆“行於世”。文宗紀下、王彥威傳都記有開成二年（837）王彥威“纂集國初已來至貞元帝代功臣，如左氏傳體敘事，號曰唐典，進之”。12蔣乂傳稱：“乂居史任二十五年，所著大唐宰輔錄七十卷，淩煙閣功臣、秦府十八學士、史臣等傳四十卷。”又馬總傳以其“公務之余，手不釋卷，所著奏議集、年歷、通歷、子鈔等書百餘卷，行於世”。其中，年歷、奏議集都是記錄唐代的“雜事”或集錄唐人的“奏疏論議”之作。應當提起註意的是，上述舉例之中，王彥威唐典七十卷，蔣乂大唐宰輔錄七十卷以及淩煙閣功臣、
13、秦府十八學士、史臣等傳四十卷，都是趙翼認定為新唐書藝文誌所載而舊唐書“所無者”。下面，再來談經籍誌“不錄”而“見本傳”的“諸公文集”。唐人文集，新唐書藝文誌著錄不下四百種，而舊唐書經籍誌僅有百十余種。陸贄、韓愈、杜牧等人的文集，都是舊唐書經籍誌“所無者”，但舊唐書有關傳記卻大量采錄了他們文集中的文字。從前面的考察中知道，自德宗起唐代再未修撰紀傳體國史，只有皇帝實錄。據現存的韓愈所修順宗實錄和資治通鑒考異所引唐代實錄，我們可以知道，實錄敘事至某大臣卒，往往插入追述其生平的傳記，只記其歷官、政績等，不錄表疏奏章。順宗實錄卷四敘陸贄，從“贄字敬輿，吳郡人也”起，至“卒於忠州，年五十二”，是整個順宗實
14、錄中最長的一篇人物傳。舊唐書陸贄傳也是全書人物傳中的一鉅篇，一人獨占一卷。兩相對照，最為明顯的差異就是：舊唐書陸贄傳中的六則長篇上疏，順宗實錄中只字不提。顯然，後晉史官不可能從“實錄舊本”中取材。而陸贄的這幾篇奏疏，都見於憲宗時韋處厚所編的陸贄論議表疏集。陸贄傳除了參取順宗實錄外，更主要地是沿引了陸贄文集，這應當是沒有問題的。至於韓愈，唐代實錄中是如何記述的，現已難加稽考。但是，舊唐書韓愈傳卻有這樣的記述：“愈所為文”，“自成一家新語”，“有文集四十卷，李漢為之序。”而且，傳中詳錄了他的進學解、論佛骨表、潮州刺史謝上表和鱷魚文。這足以表明，在傳寫韓愈時，後晉的史官一定是翻檢過昌黎先生集（或韓昌
15、黎集）的。直接從文集中轉錄而成舊唐書人物傳的，也為數不少。以現今傳世的唐人別集看，數量最多的是集中的墓誌碑銘。僅全唐文、唐文拾遺所收唐人所撰墓碑傳記，就接近一千篇。撰寫墓誌碑銘的，又多是一代名家。開元盛時，張說在撰寫碑誌方面的成就最大，與史傳竟似出自一手。如其贈太尉裴公神道碑，簡直就是舊唐書裴行儉傳的藍本。而唐故夏州都督太原王公神道碑，與舊唐書王方翼傳則如出一筆。其後，便是權德輿，所撰墓誌碑銘在八十篇以上。內中，記述公卿的碑傳，大都可與史傳相參校。韓愈所撰墓誌碑銘，數量僅次權德輿，與張說大致相當。在六十篇左右。他如柳宗元、白居易、杜牧等，還自撰墓誌。書中杜佑附杜牧傳，完全是鈔錄杜牧的自撰墓誌銘
16、而成。這篇墓誌收錄在杜牧外甥所編樊川文集中，而且傳文又提到此集，後晉史官無疑是采用了杜牧文集的。以上三例說明，唐人文集無論舊唐書經籍誌是否著錄，都是後晉史官纂修舊唐書的一項重要史料來源。尤其是德宗以後的人物傳，事跡多據文集中的墓誌碑銘，疏奏更是直接節錄自相關的文集了。應當說，這在當時是一條“捷徑”。在舊唐書經籍誌提到的“記禮法之沿革”、“裁國史之繁略”以及“諸公文集”三個系列的史源之外，還有未曾提及、也未著錄的雜史、小說之類的資料來源問題。資治通鑒唐高祖武德三年（620）七月乙醜， 有“羅士信為王世充所圍”一事。其考異徵引了太宗實錄、舊唐書太宗紀、單雄信傳和劉餗小說，經考證認為舊唐書記載失誤，
17、是承襲了劉餗小說所致。司馬光的這一考證，表明舊唐書的確參考過劉餗的小說，只不過是參考錯了而已。當然，更有采錄雜史原文的諸多例證，後文將作詳述，這裏僅舉一簡單的實例。李肇的國史補卷上有“李勉投犀象”條，其文為：“李汧公勉為嶺南節度使，罷鎮。行到石門停舟， 悉搜家人犀象，投於江中而去。”舊唐書李勉傳記述：大歷四年，除廣州刺史，兼嶺南節度觀察使，“及代歸，至石門停舟，悉搜家人所貯南貨犀象諸物，投之江中。”就目前可見唐代雜史，只有李肇記述了“李勉投犀象”之事，舊唐書李勉傳所記，文字如此雷同，極有可能是直接采錄自國史補。總而言之，舊唐書的取材，絕不僅僅限於唐代的國史、實錄，也不應當以其經籍誌著錄的“有無
18、”為判斷標準。應該說，代宗以前的紀傳體國史，穆宗以前的編年體唐史，武宗以前的各帝實錄，宣宗以前有關“禮法之沿革”的各種典誌，以及大臣奏議、諸公文集，乃至雜史、小說，舊唐書的纂修者都曾采摭。而這些文獻，絕大多數已經亡佚，僅僅憑藉舊唐書才得以程度不同地保存！在獲得了以上的基本認識之後，下面分別對舊唐書誌、列傳的史料來源進行具體考察。二、自宋以來，歷代都以新唐書勝於舊唐書，再也無人過問舊唐書“十一誌”的情況。為此，這裏多作一點考察，以見新、舊兩書各誌的優劣。總的來講，舊唐書各誌基本上是代宗以前為詳，德宗至武宗漸略，宣宗以下則寥寥無幾。這種現象固然與整個史料來源情況直接相關，但也應看到唐代後期值得載入
19、史冊的定制原本就不多。大凡誌中涉及到的唐後期的制度，多數都是較為重要的內容。因而，有的誌的編纂情況就更應當引起重視了。下面，依次進行考察。禮儀誌七卷，主要依據大唐開元禮一百五十卷改編，這似乎是公認的事實，但應作進一步的分析。就其編排順序而言，不是按照吉、賓、軍、嘉、兇五禮來敘述的，而是依通典的郊天、明堂、封禪、社稷、宗廟、袷禘、五服、縗裳等項分卷記敘的。 所以，應該說：記玄宗以前的禮儀，取材主要采自大唐開元禮，編排主要沿襲通典禮典。玄宗以後，取材較為復雜。德宗貞元中，太常禮院修撰王涇“考次歷代郊廟沿革之制及其工歌祝號，而圖其壇屋陟降之序，為郊祀錄十卷”。13整部舊唐書雖然有四處提到王涇其人，卻
20、無一處點出大唐郊祀錄其書，禮儀誌似未采用其書。前文曾經提到，憲宗元和十一年韋公肅禮閣新儀三十卷，後晉史官雖然見得到，但舊唐書卻未涉及，多少有些奇怪。接下來，便是元和十三年王彥威曲臺新禮三十卷，“集開元二十一年已後至元和十三年五禮裁制敕格”。14這顯然是繼大唐開元禮的一部續作。舊唐書中，不僅憲宗紀、王彥威傳都記述了曲臺新禮這部書，而且王彥威傳通篇都是記其“議禮”生涯的，足以顯見後晉史官是十分了解其人而又見到其書的。就禮儀誌本身來看，在敘及穆宗至文宗議禮之事時，多次引錄王彥威奏。誌五記昭宗大順元年（890）將行禘祭，有司請以敬宗、文宗、宣宗三太後祔享太廟，便是因為“舊章散失，禮院憑曲臺禮”進奏的。
21、盡管博士殷盈孫“非之”，朝廷仍然“依行之”。這一記載表明，曲臺新禮對穆宗以後的禮儀的影響是相當大的，舊唐書纂修者也註意到了。文宗以後的禮儀，主要圍繞宗廟、袷禘有過幾次爭議， 集中在誌五、誌六，顯然是後晉所搜集到的一些散篇，經過編綴而成。總起來說，禮儀誌取材主要源自大唐開元禮、曲臺新禮和文宗以後的一些散見的禮儀奏章，而編纂體例則沿用通典禮典。新唐書合舊唐書的禮儀、音樂為禮樂，其禮的部分主要是變換體例，按照“貞觀、開元”的“五禮之文”損益。音樂誌四卷，有的論著認為，其文字“多本之於通典”。如果說這是指有關唐代沿革、樂器，指歌、舞及其曲，指清樂、四方樂、散樂及坐立部伎等主要內容，是不錯的。但這些只是
22、四卷書中的一小部分內容，並不是全部。實際情況應當是這樣：誌一主要依據前後會要，並參照通典樂典。具體而言，誌文中“高祖受禪，擢祖孝孫為吏部郎中”以下，至貞觀十四年敕、八座議定“七廟登歌”的記述，是分見於通典卷一四三歷代制造、卷一四七郊廟不奏樂廟諸室別舞議，而在今本唐會要中則是順序地編排在卷三二雅樂上，更便於直接采錄轉引。誌文中的“麟德二年十月制曰”以下，至儀鳳三年（678）七月以前的記述， 通典在卷一四七郊廟宮懸備舞議，唐會要在卷三二雅樂上。以下記“乾元元年”事，見唐會要卷三三雅樂下；記“貞元間”事，見唐會要卷三三諸樂；記“大和三年八月太常禮院奏”，見唐會要卷三三凱樂。這都是超出通典記事下限的部
23、分。誌二主要本於通典卷一四四、一四五、一四六的樂四、樂五、樂六的各篇，並參取了前後會要。惟其記“廣明”以後事，直至結尾，與今本唐會要卷三三雅樂下所記“廣明”以後事全同。蘇冕會要、崔鉉續會要記事下限分別為德宗、宣宗，而王溥唐會要後晉時根本就沒有形成。誌中的這段記事與今本唐會要的這段文字，顯然同出一源，即昭宗時修奉樂懸使、宰相張浚及太常博士殷盈孫等修定樂懸的論議、奏疏。其誌三、誌四，則不本於通典及前後會要，似為後晉太常所保存或搜集的“諸廟樂章舞名”，這在後晉纂修舊唐書的總體籌劃當中是有明確規定的。當然，有些是早已匯集成冊的，如開元二十五年太常卿韋絳令太常博士、太樂、郊社令等員“銓敘前後所行用樂章為
24、五卷”。也有收入文集當中的，如武則天大享昊天樂章十二首、享明堂樂章十二首，等等。這類樂章之書，有些今天尚可見到，有些只能借助本誌知其大概了。新唐書合禮樂為一誌，樂附於禮，僅二卷，較本誌減少一半篇幅。寫到這裏，應當提出今本唐會要來說一說，因為下面還會多次涉及。通常所說今本唐會要，是指“武英殿聚珍版書”所收，僅缺卷七、卷八、卷九、卷十，是現存最完整的王溥新編全本唐會要。王溥新編，是在蘇弁、蘇冕兄弟會要四十卷、崔鉉監修的續會要四十卷基礎上，采集宣宗以後政事，重加厘定所成，共計一百卷。元明之際，蘇氏、崔鉉前後兩次所修會要亡佚，王溥新編也出現錯雜和缺卷。從以上的對照和下面的對照中，可以得出這樣一個認識：
25、凡今本唐會要與舊唐書中記事內容、敘述文字全同者，都可以說是蘇氏會要或崔鉉續會要原文。反轉過來，又證明王溥新編唐會要，對於蘇氏、崔鉉兩會要很少改動，只是補續宣宗以後要事。這對我們認識今本唐會要的史料價值，也有間接意義。歷誌三卷，應當是本於韋述唐書。其序文雖然追述了肅宗至德歷、代宗五紀歷、德宗正元歷、憲宗觀象歷，並稱“其法今存”，但緊接著寫道：“前史取傅仁均、李淳風、南宮說、一行四家歷經，為歷誌四卷。”所謂的“前史”，既有歷誌，又包括一行歷經的，只能是韋述的紀傳體唐書。其傅仁均歷經，是指高祖時戊寅歷，行於太宗之世。李淳風歷經，即麟德歷，行於高宗之世。南宮說歷經，即景龍歷，為中宗時所造。一行歷經，即
26、大衍歷，行於玄宗之世。由於景龍歷“不經行用，世以為非”，後晉史官“略而不載”。他們“但取戊寅、麟德、大衍三歷法，以備此誌。”本誌的史源，序文交待得再清楚不過了。新唐書歷誌較本誌大增，通記唐代二百九十余年八次修改歷法，還備錄了一行歷議十二篇，補充了反映中外歷法交流的九執歷及翻譯情況。有關“三歷法”的記載，兩書誌當互校。天文誌二卷，大部分內容、文字都與今本唐會要卷四二、四三、四四的相關記載同。誌上自“玄宗開元九年，太史頻奏日蝕不效，詔沙門一行改造新歷”，至“無幾而銅鐵漸澀，不能自轉，遂收置於集賢院，不復行用”的大段文字，與唐會要卷四二渾儀圖載（開元）“九年，太史頻奏日蝕不效”以下文字全同。誌中所載
27、“諸州測景尺寸”，自林邑國至蔚州橫野軍，除無河南府外，其余與唐會要卷四二測景相關部分，不僅正文相同，連小註也都一樣。誌下“災異”中關於日蝕的文字，與唐會要卷四二日蝕的記載同，只是無宣宗以下的情況。這更加證明，本誌是采自宣宗初年以前成書的會要、續會要了。其中的小有不同，當是輾轉鈔錄中的疏略所致。關於彗星、五星臨犯、星聚、流星、雜災變等，大體與唐會要卷四三彗孛、五星臨犯、星聚、流星等類目前半部分的記述相同，是采自蘇氏會要相關文字纂成的。誌下的“災異編年，至德後”這一部分，則超出唐會要所記，不少內容都見於各帝紀。這一部分內容，極可能是後晉史官以肅宗至武宗各帝實錄為線索，再參照續會要及司天臺有關記載，
28、綜合編纂而成。說到誌下一定參照了續會要，還有一條鐵證未曾被人註意過。在誌的結尾部分，有一項敘述太史局、司天臺沿革、設官的內容。這本來是職官誌的內容，在職官誌二秘書省有詳細記述。何以天文誌下會有此一項敘“舊儀”的文字呢？原來，唐會要卷四四在記述各項災異之後，專有太史局一目。稍加對照，便知天文誌下的“舊儀”，是直接節錄太史局之文而成。新唐書天文誌雖多一卷，但兩書誌互有詳略，可以彼此補充訂正。五行誌一卷，記地震、山崩川竭、水災、雷電風雪、蟲災、火災及雜災變等，大體見於唐會要卷四二地震，卷四三山摧石隕、水災上，卷四四水災下、木冰、螟蜮、火、雜災變及卷二八祥瑞等目類。除火災有一條“大順二年”事外，其余各
29、事下限都無超出“大中七年”續會要成書這一年的。據此，本誌也當是以前後會要為主要史源，並參取各帝實錄、有關奏疏而成。新唐書增為三卷，所記災害現象超過本誌。地理誌四卷，篇幅最長，雖其序文稱“今舉天寶十一載地理”，但誌中記府、州沿革，一般都是起武德，至乾元，然後列“舊領縣”、戶、口，再舉天寶戶、口。以這樣的體例推測，最有可能采錄於韋述唐書地理誌，起高祖，至代宗。從另一個角度來說，本誌與通典州郡典、唐會要州縣改置以及元和郡縣圖誌，寫法都不相同。而賈耽的貞元十道錄雖然也是四卷，與本誌分道、卷數相同，但卻不見於賈耽傳，後晉史官似未見其書，甚至不知有此書。兩個方面的推測，都無法排除本誌以韋述唐書地理誌為史源
30、的可能性。誌中個別地方記事，有至唐末者。如誌一陜州大都督府，自隋義寧元年，寫至唐哀帝即位。這是因為，廣德元年（763）十月吐蕃犯京師，“車駕幸陜州”，以為大都督府；天右初，昭宗“駐蹕陜州，改為興德府”；哀帝即位後，又復為大都督府。這些都與皇帝的行蹤直接關聯，因而破例記述，並源於實錄，取材最方便。新唐書地理誌更為完整地反映唐代地理沿革情況之外，主要是在地誌編纂體例方面的成就。就考察唐代地理沿革而言，兩誌誰也無法取代誰。職官誌三卷，主要記述代宗以前設官情況，但又未取韋述唐書。誌一“錄永泰二年官品”，誌二、誌三的許多文字直接錄自唐六典及當時尚存的宮衛令、軍防令等。代宗以後的制度，以德宗朝的變革補入最多。在“武官”一項中，記左右神策軍、左右神威軍、六軍統軍、十六衛上將軍，基本都是補述的德宗貞元年間的制度，主要采錄的是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