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传统公有制理论传统公有制理论内容提要：本文运用现代经济学对传统公有制理论及其作了系统批评，分析了传统公有制在实践中的异化形式，阐述了现代公有制的基本内涵。本文的主要推论，是主张废除私人物品生产领域的公有制，扩张公共物品的公有制。本文结论现代经济学对公有制新问题究竟有什么看法？什么是传统的公有制？什么又是现代的公有制？本文通过系统介绍、评论现代经济学的相关观点，对这些新问题作了回答，并产生了下述熟悉：1传统公有制的弊端不在于公有制本身，而在于私人物品的公有制，即公有制形式和私人物品的结合；合理的、需要扩张的、并也是现代的公有制是公共物品的公有制。2公共物品公有制的发展，更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2、社会主义公有制主要应该体现为公众对公共物品的不断扩大的占有上。多少年来，中国理论界和意识形态控制者在公有制新问题上的失误，莫过于对公共物品公有制的忽视。3在私人物品生产领域建立国家所有制从根本上说是没有出路的。获取收益曾经是建立大量国有企业的目的，而诺斯教授发现，国家经常为了收益而进行无效的产权交易，结果是抑制了经济增长。4经济体制改革的牛鼻子仍然是国有企业。现在改革的重点是“破产”和“重组”，应该再加一个“退出”，一定要加快国有企业在竞争性领域的退出步伐，甚至在商业银行领域、一部分基础产业领域也应该适当退出，把退出后留出的空间让给私人投资主体。5中国正在发生社会大转变，对社会危机的担心是人们
3、的共同心态。历史证实，在这样的时代里最轻易产生乌托邦主义，也最轻易对一切财产的公有制产生幻想。而诺斯对历史的探究证实，英国经济能成功地摆脱17世纪危机，可以直接地归因于逐渐形成的私有产权制度，这当然是针对私人物品而言的。要清醒地熟悉到，只要我们坚持公共物品公有制的前提，其他领域私有制的充分发展将使我们更有能力摆脱一切危机，并帮助我们强大起来。一相关概念的内涵有关公有制新问题的许多争论是因为人们对相关概念的内涵没有统一熟悉引起的。本文将按照大多数学者约定俗成的惯例来使用一些基本概念。约定俗成概念的内涵不能任意去“发展”，否则，人们无法相互交流，科学也无法发展。例如，“猫”这个概念不论怎么发展，也
4、不能成为老鼠。当然，一旦有了新的科学发现，就需要创造和使用新的概念，但这种情况是不多见的。不理解这个道理经常引起无谓的争论。本文讲的私有制是指：财产权利的全部或一部分明确界定到个人，个人在享有财产权利时具有排他性，并可以自由转让权利，在转让时获取一定的收入；私有者之间还可以达成契约，建立起组织以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他们之间的市场关系，但在这个组织中，个人拥有退出权利，并在退出时保留自己的财产权利。这种组织奉行的原则仍是私有制的原则。本文讲的公有制则是指：在一个组织或合作关系中，财产权利没有界定到任何个人，而归属于一定的共同体或财产所有者之间的合作组织，任何人都无权排斥其他人使用财产，大家都可以为使
5、用这一财产而进行自由地竞争；任何个人在退出共同体或合作组织时，他原享有的财产权利同时消失。在公有制产权结构中，没有排他性的使用权，没有转让权，在限定的情况下，不可能从使用公共财产中获取净收入。公有制的倡导者还认为在这种产权结构中，每一个人权利都是平等的，但实践证实这只是纸面上的理想。本文所讲的传统公有制，是指类似我国建国后长期实际存在的、被以往正统意识形态指认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产权结构形式。这种产权结构形式除了有一般公有制的主要特征外，还有其他几个不为人们所注重的特征：1传统公有制在私人物品1生产领域建立公有产权，甚至在私人物品的消费领域干涉消费者权利。这个特征是最重要的。因为历史上存在过
6、的公有产权，乃至现今一些国家的公有产权，一般只限定在公共物品1的生产或消费领域，而较少在私人物品生产领域建立公有产权。2传统公有制的“理论”刻划和现实之间存在相当差距，笔者把这种差距的产生称之为“异化”，这种异化是传统公有制得以存在一定时期的基本原因。后文将对此进行专门讨论。3传统公有制企业一般具有所谓“政企不分”的特征。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根据上级行政部门的经济计划指标作出布置，企业管理的目标约束不是利润最大化，而是上级计划指标。企业不仅承担生产任务，还承担职工的社会保障任务和相当一部分公共产品的供给任务。全社会不存在约束企业生产经营的市场机制。二传统公有制理论的基本失误人性假设的错误传统公有制
7、理论以这样的哲学信仰为基础：社会没有抽象的人性，人性随着社会关系的变化而变化。进一步的推论是：在公有制关系之下，人们将摈弃私利要求，产生大公无私的观念；大公无私观念又使“搭便车”等机会主义行为不可能存在，便有利于国家计划的实行，从而产生一个有序和理性的计划经济。传统经济体制的世界性失败，证实这一套哲学信仰是不能成立的。我们已经熟悉从古典经济学开始的“经济人”假说，把经济人描述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人。这个假说有两层涵义，一是说，人总是追求自己个人的利益，而不是共同体的利益，人是利己人；二是说人可以把握如何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人是理性人。一般而言，这个假说是一个具有普遍现实性的假说，但这个现实性
8、却经常受到怀疑。由于许多怀疑不无道理，后来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发展了这个假说，使这个假说的内容大大丰富了。一方面，从利己人这个层面看，现代经济学认为，经济行为者是追求预期效用的最大化，这个效用应该满足行为者各种各样的偏好，不仅可以满足诸如对苹果、橘子等有形物品的偏好，甚至还可以满足伦理上的偏好。这样一来，经济学把现实生活中的人的行为差异看作是偏好或者效用函数的差异，甚至少数人的些微的利他主义，也被看作他们的非凡的效用函数，而不是背离一般原则的特例。此外，人的利己主义特性在斯密那里尚未包含损害他人的意思，而现代经济学的许多作者则认为，在条件适当时，利己人会不惜损害他人的利益，搞机会主义。另一方面
9、，从理性人这一层面看，现代经济学已不再坚持行为者有完备的信息和无懈可击的计算能力，而是认为经济行为者通过估计每种结果实际发生的可能性及其效果，来估价他的行动的预期效用。行为者当然受到信息获取成本以及自身信息处理能力的限制。然而，这并不妨碍他尽可能地作出合理的决策。基本观点仍然是，经济行为者是理性的，他们在各种约束的限制下，追求预期效用的最大化。人的理性甚至是一种心理倾向。闻名“心理分析学派”学者荣格在1933年的著作中说：“根据我们理性的假定，凡事都有它的自然规律和可以觉察出来所原因。对此我们深信不疑。象这样的因果律就是我们人的最神圣的信条之一。在我们的世界里，我们不答应任何无形的，专断的和所
10、谓超自然的力量存在。喜好秩序井然的人难免会厌恶偶然事件的发生。偶发事件经常会打破常规，使预料的事情失去常态，因而让人有无所适从之感。我们对无形力和偶发事件都感到厌恶，因为他让人感到好象有某种鬼神或外在之神在作祟。由于这些都违法理性原则，所以自然会被唾弃”。按照这个观点，人类社会有厌恶冲突、寻求秩序的心理倾向。中国古代就有利己人假说。尹文子云：“今天地之间，不肖实众，仁贤实寡；趋利之情，不肖特厚，廉耻之情，仁贤偏多。今以礼仪招仁贤，所得仁贤者万不一焉；以名利招不肖，得不肖者触地是焉”。大儒孔子和管仲，大体上也持这种看法。对劳资关系熟悉的错误我们知道，马克思认为资本统治劳动是不公正的，这个论点主要
11、基于马克思的价值判定，因此无所谓正确和否。但是，假如从经济规律方面考察，这个论点就值得怀疑了。张五常曾说，企业是一个合约，在这个合约中，“到底是企业家雇佣工人，还是工人雇佣企业家并不清楚”。张五常在这里事实上强调谁雇佣谁是有条件的。假如我们把“雇佣”看作是某种要素的所有者对其他要素所有者的支配行为，那么谁雇佣谁是可以搞清楚的；而且可以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资本所有者雇佣其他要素有其内在的必然性。我国学者张维盈先生曾论述过资本雇佣劳动的合理性，他认为，认为财富作为信誉指标的可靠性，是资本雇佣劳动的重要原因；而管理者劳动在信息方面的隐蔽性，又是资本所有者把一部分支配权转让给管理者的重要原因。这个分
12、析当然是很有道理的，但张维盈忽视了其他一些技术性原因。假如管理者的选择权由资本所有者决定，管理者当然不可能解雇资本所有者，但这里还有更深层次的技术性的新问题，因为金融资本在质上是统一的，价格是由市场决定的，不论雇佣谁都一样；至于用金融资本转换为有质上差异的实物资本，那是管理者的决策新问题，而不是雇佣新问题。劳动要素则不同，它在质上是有差异的，管理者为了保证拥有素质合乎要求的劳动者，进一步说为了用资本不断替代劳动而降低管理成本和生产成本，需要有解雇劳动者的权利。显然，把管理者的选择权界定给资本所有者，交易成本要低得多。进一步分析，假如不存在交易成本，就不会有资本对劳动的雇佣，甚至不会有企业。从理
13、论上不难证实，在这种情况下，劳动者人人将用自己的资本进行生产，那就是自己雇佣自己，雇佣新问题也就不存在了。综上所述，资本家、管理者和普通劳动者这三者作为资本、管理和劳动三种要素的代表，劳动者出于不利地位。这主要是由生产的自然性质决定的。对财产属性的狭隘熟悉把物品分为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两种形式，是现代经济学的成就，我国中青年学者应该大多能领会这种区分的重要意义。在马克思那个时代，主要把有形物品看成是财富，现在看来这种熟悉过于狭隘了。公共物品是更重要的财富。第一，公共物品也给人们带来效用，而且是私人物品难以替代的效用。例如平安这种效用人人都是需要的，且通过国家平安体系来提供才有较高效率。第二，公共
14、物品的发展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为社会经济的商品化、专业化提供条件，从而促进生产力的进步。第三，公共物品通常能施惠于社区广大成员，更能体现社会主义追求平等的目标。狭隘财富观在理论上的一个恶果是导致对所有权的狭隘熟悉。一讲所有权，人们便谈的是私人物品的所有权，而忽视了公共物品的所有权，好象一个社会搞了私人物品的私有制形式，就是私有化。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必须有这样的熟悉：只要一个社会保持公共物品的公有制，就不能说是私有化；只要公共物品公有制在扩大，就意味着公有制在扩大。遗憾的是，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控制者至今不能熟悉这个道理。传统公有制伦理基础的矛盾传统公有制理论把社会公正的实现当作建立公有制的目标之一
15、。假如把公正理解为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那么，从传统公有制实践的历史经验看，这个论点是不能成立的。这里的深刻矛盾在于，公有制不能有效制止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剥夺，因为公有产权的控制者的行为同样可以是隐蔽性行为，即普通成员根本难以监督控制者，控制者的贪占行为几乎是不受制约的。而依靠诸如思想教育这样的手段约束控制者根本不具有普遍的可操作性。当代社会科学没有一种有关社会公正的理论被大多数学者所接受，原因可能是社会公正新问题涉及价值判定的缘故。福利经济学的社会福利最大化包含了对社会公正的理解，J.罗尔斯提供了有关在“无知之幕”下社会公正的形成的理论，而D.弗利则从人的基本心理感受出发对公正的内涵作了分
16、析。所有这些分析尽管有其片面性，但都比我们过去的理解要深刻许多，很值得我们借鉴。传统公有制的逻辑前提计划经济制度不能成立马克思认为，资本统治劳动是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的制度基础，因此为了消除无政府状态必须建立计划经济制度，而计划经济制度必须靠公有制来保障。现在来看，这一论点的基础已是十分脆弱。二战前就有欧洲学者证实计划经济在实践中的不可操作性，用现代的经济学术语来说，计划经济制度的交易成本过于巨大，以致无法运行。马克思注重到了市场经济的交易成本，而忽视了计划经济的交易成本。值得注重的是，计划经济论者曾十分欣赏荷兰经济学家廷伯根和挪威经济学家弗里希在早期对计划经济制度的肯定，这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发展了一套宏观经济系统的数学解释模型，不仅他们自己欣赏，也被“计算机乌托邦主义”所推崇。殊不知在这两位学者的晚年，都修正了自己的看法，廷伯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