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关于中华文化现代化的思考精关于“中华文化现代化”的思考邸永君内容提要：现代化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而其虽肇始于西方，但现代化绝非西方化。回首往事，自从英吉利的大炮轰开大清国门，中国便别无选择地被卷入了现代化的“旋涡”。这段痛苦而坎坷的历史，真可谓一波三折、步履蹒跚。作为“现代化”进程始作俑者的西方，一直做着将其文化理念逐步推向整个世界的努力；而由于中国是拥有悠久文明传统的古国，负载着厚重的文化遗产，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就成了无法回避的核心问题。一直到今天，在“中华文化向何处去，如何使中华文化现代化”等问题上我们仍然未能准确把握并达成共识。不同年代、
2、不同立场、不同身份的人们各执一端，见仁见智、争论不休，波澜迭起，未曾有一刻或息。本文拟就“文化体系的结构”、“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 ”、“当今世界文明体系与类型的分野”和“中华文化体系的前景”等四个方面对该问题进行探讨，以就正于方家。关键词：现代化、中华文化体系、传统与现代、文明体系与类型。自从英吉利的大炮轰开大清国门，中国便别无选择地被卷入了现代化的“旋涡”。回首这段痛苦而坎坷的历史，真可谓一波三折、步履蹒跚。众所周知，西方是当前所谓“现代化”进程的始作俑者，并“义”无返顾地将其逐步推向整个世界。而由于中国是拥有悠久文明传统的古国，负载着厚重的文化遗产，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化的关
3、系就成了无法回避的核心问题。一直到今天，在“中华文化向何处去，如何使中华文化现代化”等问题上我们仍然未能准确把握并达成共识。不同年代、不同立场、不同身份的人们各执一端，见仁见智、争论不休，波澜迭起，未曾有一刻或息。此问题多年来也一直萦绕于笔者心头，苦苦冥思，而终无所解。然作为炎黄子孙，皆有使自己的祖国尽快实现现代化的责任，又有将先哲所创造并代代相传、一以贯之的优秀文化发扬光大的使命，故而不揣冒昧，直抒胸臆，以求抛砖引玉，就正于方家。一根据文化结构的层次理论，任何文化体系皆可在横截面上划分以不同层次。比较流行的方法是两分法和三分法。按两分法，可以把文化体系分为物质文化层和精神文化层，物质文化为表
4、层，精神文化为为底层；而三分法则将其分器物文化层、制度文化层和精神文化层，器物层为表层，制度层为中层，精神层为底层。所谓现代化过程，无疑就是将上述两个或三个层面的内容进行更新。而无论是哪一层面的更新，皆是一个由从表层到深层、由量变到质变的渐进过程。这种变化一定是首先从表层的量变开始的。而表层现代化又必然会带动下一层面的现代化。但其时间之漫长，进展之迟缓，是不以某些心急火燎之辈的意志为转移的。纵向地考察历史则不难发现，任何一个文化体系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换言之，它必然要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发展，不断更新，不断进化。若以某一个特定的时期为时间坐标，当时的人将这种进化称之为“现代化”亦无不可。而横向考
5、察我们不难发现，文化起源的多元性和内涵的多样性又决定了现代化模式的多种多样，众彩纷呈。 若就发生机制而论，现代化似可分为自发型(indigenous)和外源型(exogenous)两种基本模式。前者指在某一文化体系内部自发地产生新质，并且新质的发展导致了文化范式的转化。后者指将另一文化体系产生的新质引入本体系，并导致该文化体系范式的转化。从广义上讲，上述两种类型的发展皆可归属于我们现在要探讨的当今阶段“现代化”的进程；而就某一具体的文化体系而论，纯粹的自发型的现代化只是在理论上可以存在。因为任何文化体系及其传人绝难与世隔绝，必然要受到他文化的影响，也必然要对他文化施加影响，并在这一过程中相互借
6、鉴，逐渐趋同。在此过程中，较强势的文化体系所起作用往往大于较弱势的文化体系，前者虽也可吸收后者的某些文化因子，但其主体不变，体系仍然完整，面目仍然清晰；而后者则支离破碎、面目全非，甚至解体消亡。必须正视的事实是：我们正在探讨的“现代化”的真实涵义则毋庸置疑是非西方文化体系接受西方文化体系所产生的文化模式和新质的同义语。从此种意义上讲，当今中华文化体系的现代化过程是典型的外源型的现代化。另一方面，世界是异常复杂、奥妙无穷的，加之每个个体和其依托的文化体系的认知经验、知识构成、存在环境等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任何一个个体和其依托的文化体系均不可能靠单独的力量揭开世界的全部奥秘，它们往往从不同角度去
7、认知、体会、展示世界的不同方面。即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而就某一特定的历史时期而言，某种文化由于在某一方面的领先地位而成为强势文化，在某一领域和层面担当起主流文化的角色。中华文化体系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的确曾充当过强势文化的角色；而令人无可奈何的现实却是，我们恰恰宿命般地遇到了西方文化体系充当此种角色的时代。所以，就当前而论，西方文化体系的模式和新质被接纳（不管是主动接纳和被动接纳）并开始改变某一他文化自身的模式时，现代化的进程便徐徐启动了。事实上，新的模式和文化因子的被接纳，又绝非新的因子完全代替和置换旧的因子，而是用新的因子去补充和改造旧的因子，并相互融合。故而从本质上讲，所谓现代化就
8、是由来自西方文化的新因子引起的他文化系统内部的全面调整与转型的过程。 综观历史，在近代之前，由于当时交通、通讯的手段的限制，某种文明类型的影响仅限于一隅，致使人类文化的进化长期局限于某个特定的区域，曾多次发生的文化进步浪潮只能是区域性的，就象前已述及的那样。就当时而言，这也应属于“现代化”（可能表述为“进化”更为准确）的进程。譬如地中海东部和西亚各地的希腊化文明的扩展、中国早期华夏文化对四夷文化的渗透、同化，皆可被认为是区域性“现代化”的过程。从涉及到某一文化体系的的具体领域看，现代化又可分为全方位的和局部的两种形态。前者涉及政治、经济、思想、艺术等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如此进行的“现代化”极有
9、可能导致某种文化体系和承载着该文化体系的人类集团（如部族、民族甚至国家）的溶解消亡。如中国历史上的匈奴、契丹等民族的消亡就是因其全面接受了汉文化体系的模式和新质，最终导致了自身的消亡。而后者则仅涉及文化的某一领域或某些内容。如古代中国对印度佛教的吸收和改造，形成了主要局限于人们思想领域“汉传佛教”系统并纳入中华文化体系。原有的文化体系在吸收了异质文化的新质后更加完善、强大，优势互补，成为中华文化体系在新时期的新形态。 不同文化体系的内容和价值观有不少不同之处，即个性和特殊性。但另一方面，在相对孤立的、彼此不相往来的情况下，人类各文化体系的基本因子和诸多内容又有着极其相似之处，这表现出人类文化的
10、共性和普遍性。必须承认，由于种种原因，在某一特定的时间段内，各个不同的文明体系又往往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这反映出文化发展方面的不平衡性。从理论上讲，若有充分的时间和相应的条件，自源型现代化都会发生。但外源型现代化往往更为普遍，迅速，使得大多数文化体系失去了实现自源型现代化的机会与可能。全人类的文化就是带着上述的个性、共性和不平衡性的特征而迈向现代化的门槛的。二现代化是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过程。随着现代化的不断发展、不断深入，其内涵也在不断更新。不同的现代化阶段具有不同的特定内涵。随着各种新的文化因素的不断产生，某些曾经属于现代化成果的文化成分逐渐进入传统领域。而倘若没有被我们称之为传统的“旧”知
11、识作为基础和依托，新的知识就会是空中楼阁而无法根植于文化的土壤。这是因为，就物质文化领域的现代化而言，新的物质文化不可能凭空产生，它必须有传统的物质文化作为基础；另一方面，一些旧的物质文化成分以不同形式被运用于新的物质文化层面之中，在新的系统内复活而获得新生。因此，现代化的过程又始终闪现着传统的身影。一般而言，在物质文化的知识系统内产生的新质容易引入、接受并产生大量新的文化因子，表现出多变性和弹性；相反，精神文化层面（其中心是价值观念）内则会保留更多的固有因素，表现出稳定性与韧性。其作用就更加突出，生命力也更加强大。虽然价值观念并非一成不变，但变化速度明显趋缓，难度大为提高。当然，并非所有传统
12、都可以被运用到现代化之中，我们必须有取有舍，即所谓“扬弃”；即使是取，也需要加以改造，才能使传统精华的生命力延伸至现代。 当然，在现代化过程中，传统在文化的各个层面中所扮演的角色各不相同，也就使得各个文化层面的发展态势有所不同。事实上，作为文化的内核，各个文化体系在中世纪时其基本价值观就已经确立并十分稳定而坚固。在其后精神文化系统的转型中，尽管我们不能说在实质内容上没有新的发展，但传统的价值观被运用甚至稳据于新精神文化系统中，则是一种普遍现象。稍稍留心即可发现，许多被我们当作现代化的概念，在翻阅古籍时竟赫然纸上数千年了。比如作为马克思主义精髓的“实事求是”，即载于汉书刘德传。其实人类的每一次重
13、大文化转型，总是毫不例外地要从古典文明中汲取智慧、摄取营养。西方文明体系中“文艺复兴”运动的出现即是明证。 按三分法对上述问题予以阐释可能更加清晰。前已述及，文化可分为器物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等三个层次。器物文化包括科学技术是文化的表层，其发展是最为活跃、显而易见、高潮迭起、永无止境的。不同文化体系的交流、撞击、相互渗透和作用也最早发生于这个层面。由于所有文化体系都具备的吸收、兼容功能，只要产生交流，因而就外源型现代化而论，在该层面上产生的吸收、容纳是比较容易的。正所谓“科学技术无国界”是也。而作为文化体系中层的制度文化，则一方面要受到业已发生变化的表层文化的作用并随之改变、适应，同时由于
14、其根植于特定的作为文化底层即核心层的精神文化之上，必然要受其强烈影响和钳制，因而借鉴和吸收异质文化成分的速度就会明显趋缓，步履蹒跚。而文化作为核心层的精神文化，则是一个依托于不同文化体系而存在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中所形成，并因之区别于他民族的一套独特的价值体系，它是一种文化的本质，也是民族认同的基础。因而在文化体系的融合过程中极难产生作用。概言之，器物文化之间的引进与融合最为容易、快捷，制度文化次之，精神文化最难。在外源型现代化进程中逐步所铸造的新的社会模式中，内外因素所占的比例是千差万别、一言难蔽的。规模小、发展程度低的文化体系完全被异质文化体系同化者有之。如先秦鲁国本属东夷故地，后成为周公的
15、封地。周公之子在鲁国推行全盘华夏化的政策，“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1），“启以商政，疆以周索”（2），从而使这一地区全盘华夏化；因旗鼓相当、势均力敌，以致新旧因素、相互渗透、平分秋色者有之，如地中海东部和西亚各地，始于亚历山大时代持续到基督教时代之初的希腊化文明，就是希腊文明与亚洲文明联姻结出兼具两者特征的中间型的新果。因吸纳方体系完备、规模宏大，造成其固有文化体系对异质文化因素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造，然后纳入自己体系者亦有之，如清代时满族文化逐渐被汉族文化体系所容纳、消化和吸收等等。由此可见，不同文化体系之间的交流、借鉴乃至融合，并非无规律可循。一般而言，越是底蕴深厚、内涵丰富、规模
16、宏大、程度发达的文化体系，就越有生命力，其在新的文化模式中所占比例也就越大，并成为新兴文化的主体。至于若干种强大的文化体系因势均力敌、难分伯仲、各有千秋，则其相互引进与融合，就会出现某种文化体系以自身为依托，主动或被动地吸收、引进其他文化，从而完善、充实原有的文化体系，各自形成新的文化模式，而相互间万难被对方的异质文化同化。在新的文化模式中，自身固有的文化体系仍为主体。所以，在现代化过程中，较为弱小、落后的文化体系的价值系统将被较强大和发达的文化的价值系统所同化。也就是说，那种弱小、落后的文化将面临失去自我的境地。反之，一种较为强大和发达的文化的价值系统，则会吸收和同化其他弱小、落后的甚至与自
17、己势均力敌的文化的价值系统。 三如何理解当今时代仍在进行中的现代化，经过逐渐整合而形成的组成当今世界格局的各个文化体现将何去何从，是我们必须予以考虑的问题。 就当今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而言，我们可以断言，现代化就是由发轫于西方文化体系的新质传播、扩张而引起的各个文化体系的一系列应对、调整、适应并相互吸收与融合的过程。 它是伴随着“全球一体化”的过程逐步展开切愈演愈烈的。因此，该进程是和世界新秩序的调整与确立交织在一起的。亨廷顿教授认为，冷战结束以后的多极的世界新秩序主要由七个或八个文明构成，它们是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和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3）。他将影响
18、世界新秩序的主要因素归结为不同类型文明之间的冲突，且把文明作为世界新秩序格局中的基本单位的见解，实可谓独具匠心。笔者认为此处“文明类型”当与“文化体系”的内涵极为相似甚至等同。若沿着亨氏的思路进一步归并，笔者认为似可将当今世界最强势的文明概括为西方文明、东方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伊斯兰文明在此暂且不论，东、西方两大文化体系在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的进程中的角色堪称是强势中的强势。因为它们都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吸纳、融合了诸多弱小的文明后形成的，因而其生命力之顽强可想而知。双方之间在历史上的相互交流、借鉴固然不少，但全方位、深层次的撞击、较量已是无从回避。且是西方文化体系主动出击、咄咄逼人，而东方文化体
19、系欲罢不能，只得奋起迎战。这是巨人之间的较量，是强者之间的交手。就西方文化体系而言，它仍在进行中的现代化是否纯粹属于自源型暂且不论，而就东方文化体系而言，由于现代化发轫于西方，属外源型现代化无疑。 西方文化体系的传人以一些弱小文化完全为西方的现代化所同化，实行全盘西化的经验为模式，试图使东方文明体系失去自我，同化与消亡于西方文化体系，达到世界大同；而东方文化体系也由于有过同化其他文化体系的“光荣”历史，曾一度自以为是，对西方的“奇技淫巧”不屑一顾。直至今日，持“东方文明体系必然会被同化、灭亡”的悲观者亦不多见。因此，孰胜孰败尚难逆料。 前已述及，就整个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进程而论，在西方文明入侵
20、其他文明之前，各个文化体系之间是相对独立发展的。西方的入侵，标志着各个文化体系“现代化”的开始，也就是标志着世界一体化的开始。在世界一体化过程中，西方凭借其最早现代化的优势，成为当时世界上的强势文化体系。当时的现代化，便意味着西化。而西化又只能是作用文化体系的表层之上。当其他文明的现代化发展到一定程度，便开始认同自我，回归传统，作为文化体系精神内核的价值观和群体认同意识由于借助了器物文化的更新和制度文化的变革而产生的巨大力量而转危为安，甚至再现辉煌，从而走出西方的阴影，在一体化的世界中找到自己适当的位置。由于各文化体系的独特性，每一个文化体系都有自己的优势，也都有自己的局限性；不但具有排他性，
21、同样具有互补性。所以，吸收西方文化体系包括价值观在内的新质，将其转换、消化，同样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可见，到目前为止的整个世界现代化进程，正是世界秩序在一体化中调整的过程。为学者所认同的现代性的三项内容，即市场经济、个人主义和民主政治，不仅只是形成并存在于西方文明的土壤。在其他文化体系包括中华文化体系内也都含有上述三项基本内容的因子，经过重新调试、消化，其他文化体系包括中华文化体系也应当能够使这些理念生根、开花并结出果实。当然，西方以外的各大文化体系结合自身特色完成的现代化的途径和模式与西方文化体系不可能完全相同。笔者以为，我国在上个世纪80年代提出的建设两个文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社会主义
22、精神文明）的目标，就是在按两分法分成的两个不同层面上实现文化体系现代化的具体方针。而去年提出的在建设两个文明基础上又强调建设“政治文明”，则是按照三分法，对居于文化体系中层即制度文化层面的变革更加重视、并力图更有作为的具体体现，是对中华文化体系现代化进程认识更加深化、步骤更加细化的结果。四从文明形态方面考察，作为东方文化体系主体的中华文化体系起源于农牧文明并将其推向十分成熟。而现代化的主体则在是西方文化体系衍生出工业文明阶段后开始的。因此在诸多方面的确存在着巨大差异，相去甚远。但西方工业文明也是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之上；而东方农牧文明在现代化的起步时也具备了一定的工业文明的成分。两者并非水火不容
23、，而是具有诸多相似、相通之处。中华文明的特质是农牧文明，而农业文明是人类文明的重要阶段，牧业文明是农业文明的补充，二者相互依存，相辅相成。农牧文明尤其是农业文明的生产生活节奏之迟缓尽人皆知。古人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春种一粒粟，秋成万颗子”。时间在古人的身边缓缓流逝，其基本单位是日与年。在一日之中，只有饱食安睡才能继续劳作；在一年之中，只有天下太平才能有秋后的收成。这一切都决定了此阶段对社会秩序和气候等自然因素的强烈依赖。为适应这种文明形式的需求，中华文化体系在制度层面上异常发达，很早就以政权强大，社会组织成熟而著称于世。为追求农业社会赖以正常运转的稳定和秩序，中华文化体系的价值观不惜
24、以牺牲效率为代价；而效率低下又被与此相适应的是生产和生活节奏缓慢、效率低下、生产周期漫长的现实需求所允许。强大的中央政权和地方政权与庞杂的家国同构的社会组织呈层次化、网络状分布，其触角遍及各个领域和角落，唯最高统治者能够控制其弛张；辅之以成熟的道德伦理体系，使得这种文明体系对社会动荡的承受能力极强。一般而言，小规模、低强度的社会冲突在低层次的政权管辖区域内即可解决，而使局部的动荡不会引起全国性的秩序失控。只有在内忧外患交织、社会矛盾积累到社会网络实在无法承受时，周期性的政治危机才会总爆发，即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即便如此，经过短期动荡对社会能量的释放，各社会阶层的利益得到调整，在旧王朝的废墟上
25、，很快就会建立起新的王朝，恢复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秩序。而新王朝必须在旧王朝的基础上存在和发展，在历史的惯性体系内运作，文明体系理所当然地得到延续。这就是中华文明从未中断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每一次改朝换代都不是王朝制度的简单重复，而是为适应新的形势、新的社会环境而有所调整的产物。中华文化体系就是在这种适应和调整中发展，不断前进的。时至清代，这种文明的发展达到了顶点，而呈由胜转衰之势。而恰在此时，一种全新的文明类型西方工业文明突然闯入，改变了中华文化的发展进程。西方工业文明体系是当时的中华民族未曾接触过的新事物。它重效率、倡科学、行民主，与中华文化体系有诸多不同。其时间的基本单位是分和秒，以分
26、秒必争的速度向四周扩展。与几近原地徘徊的中华文明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它总是在寻找新的突破点，让这个世界日新月异，令世人眼花缭乱。与这种充满生机的新的文明形式相比，长期停滞不前的中华文明显得是那样的陈旧落伍、不堪一击。的确，它的到来曾使得文明形态自古以来一直全方位高于周边部族的中华文化体系的传人们一度茫然失措。并因自己的落后而迁怒于这个“既难以割舍，又好梦难圆”的文化体系，以致“砸烂孔家店”的喧嚣震耳发聩，“全盘西化”的口号此伏彼起。然而，历经风雨的古老的文明往往极具韧性，加之其与生俱来的对异质文明的吸收消化机制，中华文化体系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招架、适应之后，已完全能够从容应对。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27、中，我们不断地将西方工业文明的优秀成分融入中华文化体系之内，逐步缩小着与西方的差距。时至今日，我们已经懂得，任何一种文化体系都必须根据时代发展的要求，不断扬弃自身文化体系中失去存在价值的成分，对自身的文化体系进行改造、整合、从而做到与时俱进，永葆活力。再者，任何一种成熟的文化往往蕴涵着诸多带有永恒生命力的文化因子，中华文化体系更是不言而喻。在经历了时间的冲刷和检验后，重新审视我们自己的古老文明，不难发现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现的珍贵价值。诸如，孔子不语怪力乱神（4），轻来生而重今世，意近科学；孟子强调草芥寇仇（5），贵人民而轻国君，意近民主；老子鼓吹道法自然，倡无为而无不为（6），堪称智者哲思；
28、庄子标榜物我互化（7），穷绝顶而临万象，极尽旷达意境。而另一方面，任何文明形态都有其消极的成分。伴随工业文明发展，人性的异化、对人类尊严的亵渎、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和物欲横流的现实让人触目惊心。而中华文化体系正是医治上述西方文明并发症的良方。再者，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现代化的社会对秩序的依赖更胜于古代的中国。这就使得中华文化体系在维持社会秩序方面所表现出的强大功能可在当今和未来的社会各个领域里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就象农业文明和牧业文明需要互补一样，工业文明与农牧文明也需要相互补充，中华文明和现代化一定能够相得益彰。综上所述，现代化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顺之则昌，逆之则
29、亡。现代化虽肇始于西方，但现代化绝非西方化。中华文化体系不仅源远流长，而且前途无量。作为中华文化的传人，既为此而引以为自豪，又深感任重道远。我们相信，在21世纪，我们必定会有所作为，中华文化必定会重现辉煌。而就未来东西方文明的撞击和世界一体化的前景而论，也绝非简单的谁征服谁、谁同化谁，而是相互吸收、相互融合。体现各文化体系价值的尺度与评判标准，当是考察在未来（尽管遥遥无期）统一的人类文化体系中，各不同文化体系的文化因子所占份额的多寡。尤其是在作为文化核心层的精神内核中所占有的份额。我们对中华文化体系的前途充满信心，对中华文化体系的现代化充满信心。注释：（1）史记鲁世家。（2）左传定公四年。（3）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2933页。（4）论语述而。（5）孟子离娄。（6）老子第37章。（7）庄子逍遥游。作者简介：邸永君，1957年5月生，河北固安人，历史学博士。现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任科研处处长、副研究员。电话：68933534，邮编：1000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