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又：当时江南大营之总人数约七万人，据剿平粤匪方略，卷二三六，页，和春奏，得知和春因浙江警信，而抽调大营劲兵一万三千余人分别赴援，三月间苏境危急，又调出一万余人，防守大营外围。及建平、东灞、溧阳相继失守，苏常情势危殆，何桂清在常州请援之时，江南大营已无余兵可拨。率浙皖诸军，群趋苏境，连破大营外围要地高淳、溧阳、溧水、句容、秣陵关，进而与自皖北前来之英王陈玉成军会齐。所谓“十道并进”，猛扑长围。太平军各路将领围攻江南大营之时，适大营兵力最单。和春大约在三月末始获悉正确军情，但为时已晚。当何桂清请派张国梁赴援常州时，和春奏陈中有云：“何桂清欲请张国梁亲自赴援，无如金陵各营，征调已空，现存兵数，仅敷
2、守御营墙。适又接西路探报，拿获奸细供称：贼目伪侍王伪忠王等，带领大股贼党，已至高淳，欲由溧水以至金陵，图解洪逆之困。东西梁山、金柱关等处，亦报有江北匪船接续南来，志在合并攻突。张国梁连日亲自督兵移营，筑墙掘濠，夜以继日，惟恐不及，实有万难分身之势。”（剿平粤匪方略，卷二三五，页。）自闰三月初七日（1860年4月27日）起，钦差大臣和春与江南提督张国梁分头抵御，连战九昼夜，至十五日（5月5日），拄不及，大营遂溃，和春、张国梁俱退往镇江，继又驰赴丹阳防守。关于和春、张国梁之先退镇江继退丹阳之一段史实，其中颇有曲折，诸书（如江表忠略、平定粤寇纪略、湘军记、忠义纪闻录等）记载均缺，而夏燮之粤氛纪事较详
3、，则不尽实，据粤氛纪事，卷一三，页云：“方大营之退也，提军（指张国梁）谓和帅曰：六年之役，退扼丹阳，时京口未克也。今东门之限，在于镇江，慎毋过金焦一步。迨提军殿后至镇城，则和帅已统全军疾趋丹阳，盖虞追者之蹑其后也。”按之剿平粤匪方略卷二三六和春所奏，大营溃后，闰三月十六日和张均退镇江。嗣因丹阳危急，和春始于二十一日赴丹阳，仍留国梁在镇江收集流散。不久和春又函招国梁赴丹布防，张氏在镇收集溃兵二万数千名，留一万二千人交冯子材守镇，自率一万三千人赴援，时在二十三四等日（方略卷二三八和春奏）。由此推之，则张坚持守镇，当无可疑，而和春之避镇江趋丹阳则非事实。又据东南纪略所载，和春赴丹阳实何桂清所函请者。
4、闰三月二十九日（5月19日），太平军攻陷丹阳，江南军再受重挫，张国梁溺毙河中，提督王浚、总兵熊天喜等阵亡。和春与帮办军务许乃钊轻骑走常州。四月初二日（5月22日），太平军逼攻常州，和春中弹负伤，退至浒墅关，初六日（5月26日）呕血而死。至此江南大营兵力仅余张玉良一支，几至全军瓦解。张玉良入杭州后，因江南危急，于闰三月四日回抵常州，时两江总督何桂清驻常，留之布防。及太平军攻常州，玉良乃败退无锡。无锡陷，又退苏州。苏州陷，乃退杭州。所部仍袭江南大营名义。而溃散兵勇亦俱趋杭往附。第一部分 2.江南大营的再溃及（2） 兵溃原因江南大营拥有兵勇七万，进逼金陵，筑垒掘濠，已成合围之势，遭此一战，竟至瓦解。
5、其近因，当是兵力分散，外调约达两万余名，以致削弱防守营地的力量。加之太平军天京解围的战略谋划已久，纠集各路主将，几乎全军出动，志在必克。即使大营全力应付，亦未必能够坚守。此外，可以赴援之兵，俱被和春调防常州，隔阻在外。故自会战开始，以迄于败，绝无应援之师。太平军占溧阳攻金坛，以逼常州，和春为顾后方粮台，将外围兵力调集常州有八九千之多，大营危急之时均未及驰援。而内在的因素，论者均谓为减发月饷，以致影响士气。但实际欠饷情形，远不及其他各军之严重。自咸丰九年（1859）十月起，和春与两江总督何桂清商定大营月饷，每月迟发五天，十个月补足五十万两之数。但是后来竟迟发十五天，即四十五天发一月饷。士兵三月，
6、仅得两月之饷，遂生怨望，乃有“贼匪一到，我们即走”之语。故在大营面临会战的前夕，张国梁曾请和春补发欠饷，和春未允，以致诸军哗然。江南大营以两江总督筹划月饷，历年甚少欠饷之事。咸丰九年七月，为急于攻克金陵，议添募精锐一万名，月需增饷银十万两，经和春、何桂清及藩司王有龄商酌妥定，并于秋后募齐。（东华续录咸丰朝，卷八七，页。）而增兵饷之后，金陵迟迟未克，遂有咸丰十年二月严旨斥责：“上年和春亲往常州与何桂清商议筹饷，许乃钊又赴浙劝捐。原为速克金陵起见，乃仅克九洲一处，殊不满意。若不及早图维，因循日久，以后饷需难继，和春身为统帅，其能当此重咎耶？”（东华续录咸丰朝，卷九，页。）由此推知，欠饷之发生，当系
7、受此次增兵影响。十万增饷未能筹足，乃有迟发五日的从权办法。此种欠饷情形，若自九年十月算起，以迄十年三月，合计不过两个整月，兵勇已不能忍耐，而他军往往欠达数月之久。其所以溃败的大原因，实为兵骄将惰，欠饷只是表面的近因。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咸丰十年闰三月十九日记云：“复念和（春）何（桂清）二人，或争进要功，不计利害；或困守自卫，不顾机宜。兵多饷足，甲于诸省，坐此两人，使百万生灵肝脑涂地，血滋原野，虽寸磔不足蔽辜矣。”当时阎敬铭曾批评说：吾闻江南大营未败时，诸将锦衣玉食，倡优歌舞，其厮养皆吸洋烟，莫不有桑中之喜，志溺气惰，贼氛一动，如以菌受斧。陈继聪：忠义纪闻录，卷三，页。身在杭州的邵懿辰亦称：此间
8、江南大营，号称五六万众，虚伍缺额，积习难挽，核实不过得半之道，又皆溃逃成习，骄不用命，统之者以羊将狼，怯不出，无所忌惮。陶风楼藏名贤手札，第五册，邵懿辰致曾国藩函。能静居日记，咸丰十年闰三月二十一日记：“夫以我数万之兵，器物精利。环攻一饷尽援绝之孤城，功可翘足而待。然三尺之童，皆疑其将败。察之人事而可知，征之天象而不惑，其数岂爽哉。”略可见当时大营士气不振的情形。 长江下游之沦陷江南大营屏蔽江南财赋之区，为时七年之久。及再溃之后，直接发生两项严重的后果，其一是长江下游清军主力丧失，导致太平军的东征；其一是溃兵散勇的流窜，加深了地方的糜烂。太平军既破天京长围，立即决定追击，进取苏常，首先打击江南
9、大营散而复合的残余主力。丹阳一战，最具决定性，和、张、王浚相继阵亡，溃兵骤难再集，太平军李秀成等得以长驱直下。自闰三月二十九日之丹阳战役起，至五月二十七日（7月15日）李秀成部抵达上海附近之泗泾镇止，为时不出两月，连下丹阳、常州、无锡、苏州、江阴、宜兴、长兴、吴江、平望、嘉兴、昆山、太仓、嘉定、青浦、松江等城，太湖沿岸首善之区，俱被攻陷。江南诸军依为饷源所出之地，几乎全入敌手。 溃兵对民间的骚扰，远比太平军为害还要大，丹阳战后开始严重。自丹阳溃散之勇，大半奔向无锡，小半奔向江阴，“所过村庄，辄肆淫掠”。为地方团勇，拒杀甚众。东南纪略，页云：“所有守（常州）城兵勇，已于三十日晚散去，城外各营亦大
10、半溃，丹阳大营溃兵继之。奔无锡者十之七，奔江阴者十之三，所过村庄，辄肆淫掠。惟江阴之申江民团，齐心协力，拒杀甚众。”是书所记溃勇流窜各地为乱，不一而足。能静居日记，咸丰十年闰三月三十日记：“溃勇千百为群，由新桥赴常州附近之安家舍，诸处皆被掠。”苏州之陷，更是极好的例证，因为溃兵与乡团的内讧，太平军反而不费遗矢，竟得名城。这里可引夏燮的一段记载，以见其混乱情形：（四月）初十日（5月30日）陷无锡县，时大营溃军悉集苏门外。帮办军务三品卿许乃钊，总司粮台前运司彭玉雯，皆自丹阳至，请纳大营兵共守之。兵甫入，怒乡团之贰于己也，又怨大营之逋其月饷以致败也，乃纠众与团勇斗城中，内外居民夜骇，溃兵遂因民之乱，
11、周走而呼曰：贼至矣！居民大惊，大府调守城之兵，兵皆不战自溃。但见城中四面火起，司库粮台劫虏一空，仓卒之间，不辨其为兵为贼也。夏燮：粤氛纪事，卷一三，页。第一部分 3.江南大营的再溃及（3）据剿平粤匪方略，卷二四，页，杭州将军瑞昌奏称：“据江苏候补知县谢申烈禀称：苏州兵马互斗，军心离散，四月十三日贼入阊门，溃勇从之，随即四面火起，城门洞开，该员突围而出，各官均无下落。能静居日记，咸丰十年四月初七日记苏州情形：“初三日，常州溃勇抵浒关数万人，苏抚徐有壬以下皆惶遽无策。甫（周腾虎字甫）自愿往招抚之。轻舟至关，遍觅各头目，与约既定，俟明日发饷安插。初四日，复偕长洲县李翰文，以令箭四银二万往。行至半，道
12、遇难民，来者塞途，李怯不敢进，遁返城，携银而走。持空令无所用，遂亦返。比至城，城门已尽闭，则署藩司蔡映斗所为也。溃勇既久候抚不至，始纵掠，事遂大坏。下午逃将大名镇总兵马得昭至，告徐抚，欲守城者，必尽焚城外民房而后可。徐抚遂出三令箭与之。首令居民装裹，次令移徙，三令纵火。马部兵以三令一时出，顷刻火光烛天，徐率僚属登城坐观，署臬司苏府朱钧痛哭下城，城外遂大乱，广潮诸人尽起，溃勇亦大至，纵横劫掠，号哭之声震天。自山塘至南濠，半成灰烬。”苏州失守之后，张玉良退至杭州，大股的溃勇也都奔赴杭州，集于城外，给浙抚带来很大困难。浙抚王有龄四月二十二日致吴煦函称：“溃兵散勇二三万到杭，不给口粮，则立时决裂，一给
13、即十数万出门，江苏解来之三十万，已只存五六万金矣。”（吴煦档案中的太平天国史料选辑，页。）小股则仍向下游各地乱窜。 三层重要意义江南大营兵溃，以至长江下游糜烂，却酝酿出一个新的转机和新的局面。其所代表的意义，可以分作三层： 第一层意义第一，江南大营的再溃，使清廷对于其以往所依恃的正规军，完全失去了信赖。十年来的剿匪战争，一直都是绿营兵居于首要地位，担负主要任务。江南北两大营，尤其是最显著的代表，始终以围困天京为职事，亦为各方所寄望。此次溃败，江南财赋之区，相继沦陷，证明其于战局之扭转全无把握，而于恢复全局之望，更无能为力。清廷所寄托于绿营的使命，可谓完全失败，失望之极，乃有四月十六日（6月5日
14、）之上谕，再度饬令各省兴办团练，而其含意重大，远非咸丰二年（1852）之上谕可比：军兴以来，叠经谕令各直省督抚，劝谕绅民，举行团练。京外官绅，果有谙悉戎机者，亦屡经降旨，令其在籍办团，藉资表率。迨著有劳绩，经各督抚及各路统兵大臣奏闻，亦无不立予恩施，以示优异。凡以官民联为一体，即盗贼无自生心，正本清源，莫要于是。乃江南省城，及皖南北各郡，沦陷于贼，久未攻拔。近自高淳、句容等县不守，丹阳继陷，苏常一带，风鹤频惊，不免流离迁徙。大江南北，亿万生灵，皆吾赤子，久罹于水深火热之中，而莫之拯救，深宫廑念，晷刻难安。大营兵饷，何一非吾民脂膏，竭力供亿，原期共保安全，乃和春不惟不能迅奏肤公，反令财赋之区被贼
15、蹂躏，殊堪痛恨。已严饬该大臣等，激励将士，力赎前愆。其守令等官与地方绅士，亦应将守御之法，实力讲求，协助官兵，同仇敌忾。所有江苏等省在籍绅士，除业经奉有谕旨，办理团练外，其通晓大体，律身公正，足系人望者，自不乏人。即着在京籍隶江苏、安徽、浙江、河南等省之大小文武官员，将如何团练，随同官兵助剿，及防守等一切事宜，务须统筹全局，尤不可自顾乡闾，须与官兵联为一气，庶于防剿方能得力。剿平粤匪方略，卷二三七，页。五月初八日（6月26日）军机大臣郑亲王端华，怡亲王载垣等议复办理团练紧要事宜的奏折，在其总叙中说：伏维用兵之道，饷糈为要。今天下用兵十年，饷几竭矣，而迄无成效，不得不作改弦易辙之计，不用兵，而用
16、民。用民之法，总宜深得民心，民心既得，则不必全资国帑，并可协济军粮，此目前北数省固守封圻以遏贼势之第一要务也。同上，卷二四，页。由此两文献，已略可看出中央改变政策的端倪，即舍兵用民，亦即重用乡团的趋势了。 第二层意义第二，咸丰十年以前，地方各自为战，各军无论大小，大都自成局面，不相统属。战防进止，直接秉承朝命，战况军情，亦由各将领单独奏闻。十年以来，既无统筹全局之谋略，更无统一指挥之将帅，而只是若干个独立的战场。有识之士，深以为病，咸丰十年五月胡林翼致书曾国藩，颇讥其支离割裂，劝他总揽全局。（按：国藩时已奉命署理两江总督。）林翼常笑（叶名琛字臣）为督，而不知粤西为何人所辖。根（何桂清字根云）为
17、督，而割皖南，割皖北，并割江北，其失机在推诿。又可笑福元修（福济字元修）以皖北之抚，而割南岸不要以予浙江，又割淮北不要以予公路（汉袁术字公路，借指袁甲三），宜其日蹙百里也。吴督之任，总以包揽把持，恢廓宏远为用。胡文忠公遗集，卷七三，页。当时有一位善于论兵的名士，名叫张曜孙，先后佐江忠源、胡林翼幕。于咸丰六年春间，亦曾论及统筹全局之计，咸丰六年七月七日（1856年8月7日）复致书王柏心云：上年春间在德安曾草疏（代湖广总督杨霈），敕僧王督北路胜兵，分下皖楚。以诸将各军其军，往往顾此失彼，非有威望重臣总统而督率之，未能同心合力也。冬间来荆，又言于载将军（载增）致书怡王、文相国（文庆），乃有二月初之谕
18、旨。方今将帅之能，兵勇之劲，以湖南为最，然曾帅官仅侍郎，中丞（指湖北巡抚胡林翼）位只巡抚，究苦权轻，若以总统之大权授之曾帅，恐廷议未必能及此，且较之勋戚重臣究亦有间。道咸同光名人手札，第二集，卷四。第一部分 4.江南大营的再溃及（4）函内所引二月初上谕，见剿平粤匪方略，卷一四七，页，并未叙明派僧格林沁总统诸军，而只命内札萨克等盟以下四十九旗听候调遣，将于秋间简派重臣统率南下。虽然在野者议论统筹全局问题，然而朝廷则迟迟未曾有过这样的指划。直到江南大营二次兵溃，长江下游糜烂，上海沦为孤岛之时，方授曾国藩为钦差大臣，节制大江南北水陆各军。咸丰十年六月二十四日，授曾国藩为钦差大臣，节制诸军，是时清军分
19、布情形：潜太为楚军多隆阿、李续宜，淮上为袁甲三，镇江为巴栋阿，扬州为李若珠，清淮为王梦岭，上海为薛焕，杭州为瑞昌、张玉良，宁国为周天受，徽州为张芾，广德为江长贵，各军不相统属。此一措施，不仅进入统一指挥的局面，亦开辟了中央依赖地方的契机。督抚权力随之增长。实为晚清政治形势转变的里程碑。 第三层意义第三，湘军势力的膨胀，及其真正的发展，均以江南的糜烂为起始。江南大营的二次兵溃，使朝廷失去可依恃的绿营重兵，无论是否甘愿，也不得不将澄清全局的大任加于湘军。 湘军防地之扩张湘军原为地方性的勇营，自此完全代替了国军地位。其势力之膨胀，表现于两方面，其一在于防地的扩张，其一在于饷源的掌握。防区的扩张，不仅
20、表现于曾国藩的节制诸军，而更实际的由湘军接替了各军防务。就湘军发展而言，这是极重要的关键。曾氏首先接统了皖南张芾诸军，并且渐次裁汰。其次是督办宁国军务的周天受直接受曾氏差委，并合并其军。此外与湘军一系的荆州将军都兴阿接办扬州防务（都氏向为配合湘军之马队）。其后左宗棠入浙，李鸿章援沪，分别取代了瑞昌与薛焕的防务。又以唐义训接替了广德的江长贵，并将其军酌量遣散。最重要者，是以曾国荃担任围攻金陵，以为全局核心。只此一支，已足抵江南大营实力。独有镇江冯子材军，非湘军系统。然曾氏念念不忘于镇江防务，曾屡次拟以李鸿章接统。再就大处来看。李鸿章任苏抚，沈葆桢任江抚，李续宜任皖抚，左宗棠任浙抚，使湘军对于太平
21、军的全面作战，形成一体。故能大功告成，而湘军的势力亦发展至极点。 饷源的掌握至于饷源的掌握，一般以为湘军每勇月饷四两二钱（无食米），视部定兵饷为优。部定兵饷：“马战兵月支银二两，步战兵一两五钱，守兵一两，均月支米三斗。”乾隆朝修大清会典，卷一八，页。又：光绪二十年修大清会典，卷二一，页所载同。如此比较，绿营不及湘勇甚多。所以凡论湘军之兴，绿营之废者，莫不重视此点。就表面看，可谓正确；若过分强调，则常致误会丛生。比较待遇之厚薄，须就同一时代负相同任务之军伍并列讨论，方可见出高下。自湘军初起，以迄咸丰十年，各地战防之军，湘军待遇，并非最厚，且时虞缺饷。曾国藩未刊信稿，页，同治四年致杨岳斌函：“鄙人
22、自咸丰四年带兵起，至九年止，从无月得现饷五万者。即十年、十一年忝任江督，亦无月得现银十万者。”湘军之久虞饥馁，欠饷常达七八个月以至十五六个月不等，是曾氏时常提到的。如国藩在同治三年致督办江北防务富明阿函：“此闲饷项亦已奇绌，积欠至十八九个月不等。名为金陵各勇月支四两二钱，霆军月支四两。实则自去年以来，从无一月支至二两者，闲或一月并未支得一两。霆营转战南北，尤为穷苦。贵部在丹阳等处，与霆军互相往来，当可得其大略。闻沪军所得较优，楚军亦甚窘迫，特比敝处稍丰耳。”若以饷项优绌论兴废之本源，试一比较代表绿营的江南大营之收入，其说实难成立。当时最富之军，莫过于江南北大营，亦即绿营之重要代表。其兵勇月饷，
23、并未按照部章，必须先明其真实收入，才可以论兴废之本源。据咸丰七年（1857）江南粮台文煜禀呈和春、何桂清等转奏的情形可以略知：江南军营兵勇，每名所支银数，不特浮于定例，且有溢于成案。现募各勇，有支银九两八两五六两不等者，已属浮多，且各起兵勇于领银之外，复支米石，未免浮而益浮。若仍照旧支给，则溢支银数较多，且均未奏咨有案。滥支滥应，厥咎维均。若遽行核减，则例支之数，殊属有限，现在银贱钱贵，诸物皆昂，各兵勇难敷食用。且该兵勇从征八载，素著劳绩，此时镇江克复，移师进剿，功在垂成，设因议减口粮，致使军心解体，贻误更非浅鲜等语。臣何桂清复加稽核，粮台支放，多与例案悬殊，即与臣和春熟筹核减，期与例案相符。
24、第一经核减，诚如文煜所云，例支有限，兵勇难敷食用。惟有据实直陈，吁恳天恩，俯准江南军营各兵勇盐折，援照每名月支银四两五钱成案，一律支放造报。并请于各兵勇领银之外，每日每名另给食米八合三勺。剿平粤匪方略，卷一八六，页。如此核减，大营月饷，仍较湘勇为多，并多二斗半米。但文煜此举，却引起了极大麻烦，大营兵勇闻知，遂即散布传帖，并有营兵张世瑚殴打粮台委员之事，文煜方密陈严惩，即被和春一奏，将文煜撤调（文煜时为江苏藩司），大营浮支如故。 江南大营兵饷，不惟优于湘军，而且来源比较充裕，江南以为饷地，江督为之筹饷，苏藩为其粮台，可以说一切厚于别军。自曾国藩总督两江，兵事饷项合而为一，长江下游，乃九州之上腴，
25、上海一口，更是新增的财源，故养淮军以外并能协济湘军。皖南四府一州之地，岁入可一百三四十万两。淮南征课及盐厘，每年可得七十余万两。杭嘉湖区及宁波一口，则为援浙湘军的饷源。除了湖南、江西及广东厘金以外，各统兵将领，均又就地分设厘卡。但曾氏防地扩大，兵员增多，所筹之饷仍不敷用，亦是事实。 综观当时情势，咸丰十年，是江南军务转变的关键，也就是渐趋于统一指挥的局面，此固早已有人建言，而咸丰十年以后，则成为朝野的普遍要求，众望所寄，均集中于曾国藩的湘军。尤其安庆克复之后，曾氏声望，举国无两，节制四省军务的任命，就自然加于国藩肩上了。各方之要求曾氏总制全局，私人函请者如张曜孙、彭丽生。见之奏牍者如户科给事中
26、林之望、工部右侍郎宋晋。曾氏的地位固已提高，地方大权也集中于一人之手，他曾经说：“长江三千里几无一船不张鄙人之旗帜。”“各处兵将，一呼百诺。”曾文正公书札，卷二三，页。确是势所使然。随曾氏而兴起的湘系文武大员，一一开府疆圻，从此地方权重，曾氏实开其先河。第一部分 5.曾国藩的总制两江（1） 与规吴计划江南大营再溃的消息传至北京，朝廷首先派荆州将军都兴阿带兵驰防淮扬（其兵由胡林翼拨给），以遏止太平军过江北窜。继后命其督办江北防务。次一步骤，即命曾国藩筹进取之策，但并无具体指示。直到丹阳失陷，始命国藩驰援苏常，并于四月十九日（1860年6月8日）授署江督，至此朝廷始以援吴重任付诸国藩。 宿松之会曾
27、国藩时驻防安徽宿松。适左宗棠、李元度于闰三月二十六日（1860年5月16日），由湖南到曾氏防地。次日曾国荃亦至宿松大营。四月初二日（5月22日），他们听到了江南大营兵溃的消息，即共议东南大局的补救办法。初十日（5月30日），胡林翼因会吊浙抚罗遵殿之丧，也来宿松。彼此连日会商江南军事。胡氏迟至二十日（6月9日），始还英山。此次虽非正式会议，却是湘军重要人物的聚会，曾国藩与胡林翼、李续宜并先有函约。除曾国荃于四月初三日（5月日）赴集贤关防地，李续宜留守青草塥防地以外，集于宿松者则曾、胡、左及李元度、李瀚章、李鸿章等。在会商期中，又得悉丹阳的弃守，而他们的计议就更加着重于江南军务问题。此次会谈的结果
28、，乃有左宗棠的回湘募勇，以增强湘军实力，盖湘军所面临的责任，东趋助吴，势不可免，是时曾氏虽未获悉总督两江的谕旨，而湘军领袖们，则已有所准备了。此段所述事迹及日期，均据曾文正公手书日记第八册；及曾文正公书札，卷一一。宿松之会虽缺少李续宜，但在闰三月廿三日，曾国藩曾有函相询，问其是否亲来，或派人致祭罗遵殿之丧。此函只见于曾胡手札，不见于曾文正公书札。次日曾氏追书止其前来，有云：“兹前敌两路进兵，阁下恐难远离。”此函两书俱见，而曾胡手札一书中，同此一函，长几一倍。故曾胡手札较为详确，并有日期。 湘军将领的意图曾、胡、左等人之会商东南大局，现已无法明悉其详细内容，但就来往函牍，亦略可窥知他们的意图。四
29、月十六日（6月5日）胡林翼在宿松致函郭焘，曾透露出他们商谈的大旨，此一文献，极为重要：金陵溃败，丹阳继陷，苏州岌岌不保。仓庾之本，吴越精华，荡然无存，不堪思议。近日奏请涤丈（曾国藩字涤生）办皖南者二人，均可不问。都中稍顾大局者，必力请办吴越军事。如果握兵符督符，则非林翼等所能挽留。皖北之局，又苦兵少，仍当速行筹募以益之。季丈（左宗棠字季高）之事，天心大转，然此身已公之于国，不复可据为己有。八贤手札，页。在十七日（6月6日）林翼又致书彭玉麟说：江浙为仓庾根本，京师性命所系，然使泛泛以寻常办理军务之人前往，则事权不属，功必不成。近十日都中必有十余人奏请涤帅往援，林翼之意，必得地方之符乃可者，非此则必不可去也。胡文忠公遗集，卷七三，页。又据曾文正公书札，卷一一，页，致沈葆桢信说：“四月之季，胡润帅，左季高俱来宿松。与国藩及次青筱荃少荃诸人，鬯谈累日。咸以为大局日坏，吾辈不可不竭力支持，做一分算一分，在一日撑一日，庶冀挽回于万一。因屈指海内贤者，朋辈志士，惟阁下高卧林泉，置身事外，因定计坚请台从出山。”由此也略可见宿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