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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
当时江南大营之总人数约七万人,据《剿平粤匪方略》,卷二三六,页22,和春奏,得知和春因浙江警信,而抽调大营劲兵一万三千余人分别赴援,三月间苏境危急,又调出一万余人,防守大营外围。
及建平、东灞、溧阳相继失守,苏常情势危殆,何桂清在常州请援之时,江南大营已无余兵可拨。
率浙皖诸军,群趋苏境,连破大营外围要地高淳、溧阳、溧水、句容、秣陵关,进而与自皖北前来之英王陈玉成军会齐。
所谓“十道并进”,猛扑长围。
太平军各路将领围攻江南大营之时,适大营兵力最单。
和春大约在三月末始获悉正确军情,但为时已晚。
当何桂清请派张国梁赴援常州时,和春奏陈中有云:
“何桂清欲请张国梁亲自赴援,无如金陵各营,征调已空,现存兵数,仅敷守御营墙。
适又接西路探报,拿获奸细供称:
贼目伪侍王伪忠王等,带领大股贼党,已至高淳,欲由溧水以至金陵,图解洪逆之困。
东西梁山、金柱关等处,亦报有江北匪船接续南来,志在合并攻突。
张国梁连日亲自督兵移营,筑墙掘濠,夜以继日,惟恐不及,实有万难分身之势。
”(《剿平粤匪方略》,卷二三五,页13。
)自闰三月初七日(1860年4月27日)起,钦差大臣和春与江南提督张国梁分头抵御,连战九昼夜,至十五日(5月5日),拄不及,大营遂溃,和春、张国梁俱退往镇江,继又驰赴丹阳防守。
关于和春、张国梁之先退镇江继退丹阳之一段史实,其中颇有曲折,诸书(如《江表忠略》、《平定粤寇纪略》、《湘军记》、《忠义纪闻录》等)记载均缺,而夏燮之《粤氛纪事》较详,则不尽实,据《粤氛纪事》,卷一三,页16云:
“方大营之退也,提军(指张国梁)谓和帅曰:
六年之役,退扼丹阳,时京口未克也。
今东门之限,在于镇江,慎毋过金焦一步。
迨提军殿后至镇城,则和帅已统全军疾趋丹阳,盖虞追者之蹑其后也。
”按之《剿平粤匪方略》卷二三六和春所奏,大营溃后,闰三月十六日和张均退镇江。
嗣因丹阳危急,和春始于二十一日赴丹阳,仍留国梁在镇江收集流散。
不久和春又函招国梁赴丹布防,张氏在镇收集溃兵二万数千名,留一万二千人交冯子材守镇,自率一万三千人赴援,时在二十三四等日(《方略》卷二三八和春奏)。
由此推之,则张坚持守镇,当无可疑,而和春之避镇江趋丹阳则非事实。
又据《东南纪略》所载,和春赴丹阳实何桂清所函请者。
闰三月二十九日(5月19日),太平军攻陷丹阳,江南军再受重挫,张国梁溺毙河中,提督王浚、总兵熊天喜等阵亡。
和春与帮办军务许乃钊轻骑走常州。
四月初二日(5月22日),太平军逼攻常州,和春中弹负伤,退至浒墅关,初六日(5月26日)呕血而死。
至此江南大营兵力仅余张玉良一支,几至全军瓦解。
张玉良入杭州后,因江南危急,于闰三月四日回抵常州,时两江总督何桂清驻常,留之布防。
及太平军攻常州,玉良乃败退无锡。
无锡陷,又退苏州。
苏州陷,乃退杭州。
所部仍袭江南大营名义。
而溃散兵勇亦俱趋杭往附。
第一部分2.江南大营的再溃及
(2)
兵溃原因江南大营拥有兵勇七万,进逼金陵,筑垒掘濠,已成合围之势,遭此一战,竟至瓦解。
其近因,当是兵力分散,外调约达两万余名,以致削弱防守营地的力量。
加之太平军天京解围的战略谋划已久,纠集各路主将,几乎全军出动,志在必克。
即使大营全力应付,亦未必能够坚守。
此外,可以赴援之兵,俱被和春调防常州,隔阻在外。
故自会战开始,以迄于败,绝无应援之师。
太平军占溧阳攻金坛,以逼常州,和春为顾后方粮台,将外围兵力调集常州有八九千之多,大营危急之时均未及驰援。
而内在的因素,论者均谓为减发月饷,以致影响士气。
但实际欠饷情形,远不及其他各军之严重。
自咸丰九年(1859)十月起,和春与两江总督何桂清商定大营月饷,每月迟发五天,十个月补足五十万两之数。
但是后来竟迟发十五天,即四十五天发一月饷。
士兵三月,仅得两月之饷,遂生怨望,乃有“贼匪一到,我们即走”之语。
故在大营面临会战的前夕,张国梁曾请和春补发欠饷,和春未允,以致诸军哗然。
江南大营以两江总督筹划月饷,历年甚少欠饷之事。
咸丰九年七月,为急于攻克金陵,议添募精锐一万名,月需增饷银十万两,经和春、何桂清及藩司王有龄商酌妥定,并于秋后募齐。
(《东华续录·
咸丰朝》,卷八七,页7。
)而增兵饷之后,金陵迟迟未克,遂有咸丰十年二月严旨斥责:
“上年和春亲往常州与何桂清商议筹饷,许乃钊又赴浙劝捐。
原为速克金陵起见,乃仅克九洲一处,殊不满意。
若不及早图维,因循日久,以后饷需难继,和春身为统帅,其能当此重咎耶?
”(《东华续录·
咸丰朝》,卷九,页44。
)由此推知,欠饷之发生,当系受此次增兵影响。
十万增饷未能筹足,乃有迟发五日的从权办法。
此种欠饷情形,若自九年十月算起,以迄十年三月,合计不过两个整月,兵勇已不能忍耐,而他军往往欠达数月之久。
其所以溃败的大原因,实为兵骄将惰,欠饷只是表面的近因。
赵烈文:
《能静居日记》,咸丰十年闰三月十九日记云:
“复念和(春)何(桂清)二人,或争进要功,不计利害;
或困守自卫,不顾机宜。
兵多饷足,甲于诸省,坐此两人,使百万生灵肝脑涂地,血滋原野,虽寸磔不足蔽辜矣。
”当时阎敬铭曾批评说:
吾闻江南大营未败时,诸将锦衣玉食,倡优歌舞,其厮养皆吸洋烟,莫不有桑中之喜,志溺气惰,贼氛一动,如以菌受斧。
陈继聪:
《忠义纪闻录》,卷三,页14。
身在杭州的邵懿辰亦称:
此间江南大营,号称五六万众,虚伍缺额,积习难挽,核实不过得半之道,又皆溃逃成习,骄不用命,统之者以羊将狼,怯不出,无所忌惮。
《陶风楼藏名贤手札》,第五册,邵懿辰致曾国藩函。
《能静居日记》,咸丰十年闰三月二十一日记:
“夫以我数万之兵,器物精利。
环攻一饷尽援绝之孤城,功可翘足而待。
然三尺之童,皆疑其将败。
察之人事而可知,征之天象而不惑,其数岂爽哉。
”略可见当时大营士气不振的情形。
长江下游之沦陷江南大营屏蔽江南财赋之区,为时七年之久。
及再溃之后,直接发生两项严重的后果,其一是长江下游清军主力丧失,导致太平军的东征;
其一是溃兵散勇的流窜,加深了地方的糜烂。
太平军既破天京长围,立即决定追击,进取苏常,首先打击江南大营散而复合的残余主力。
丹阳一战,最具决定性,和、张、王浚相继阵亡,溃兵骤难再集,太平军李秀成等得以长驱直下。
自闰三月二十九日之丹阳战役起,至五月二十七日(7月15日)李秀成部抵达上海附近之泗泾镇止,为时不出两月,连下丹阳、常州、无锡、苏州、江阴、宜兴、长兴、吴江、平望、嘉兴、昆山、太仓、嘉定、青浦、松江等城,太湖沿岸首善之区,俱被攻陷。
江南诸军依为饷源所出之地,几乎全入敌手。
溃兵对民间的骚扰,远比太平军为害还要大,丹阳战后开始严重。
自丹阳溃散之勇,大半奔向无锡,小半奔向江阴,“所过村庄,辄肆淫掠”。
为地方团勇,拒杀甚众。
《东南纪略》,页5—6云:
“所有守(常州)城兵勇,已于三十日晚散去,城外各营亦大半溃,丹阳大营溃兵继之。
奔无锡者十之七,奔江阴者十之三,所过村庄,辄肆淫掠。
惟江阴之申江民团,齐心协力,拒杀甚众。
”是书所记溃勇流窜各地为乱,不一而足。
《能静居日记》,咸丰十年闰三月三十日记:
“溃勇千百为群,由新桥赴常州附近之安家舍,诸处皆被掠。
”苏州之陷,更是极好的例证,因为溃兵与乡团的内讧,太平军反而不费遗矢,竟得名城。
这里可引夏燮的一段记载,以见其混乱情形:
(四月)初十日(5月30日)陷无锡县,时大营溃军悉集苏门外。
帮办军务三品卿许乃钊,总司粮台前运司彭玉雯,皆自丹阳至,请纳大营兵共守之。
兵甫入,怒乡团之贰于己也,又怨大营之逋其月饷以致败也,乃纠众与团勇斗城中,内外居民夜骇,溃兵遂因民之乱,周走而呼曰:
‘贼至矣!
’居民大惊,大府调守城之兵,兵皆不战自溃。
但见城中四面火起,司库粮台劫虏一空,仓卒之间,不辨其为兵为贼也。
夏燮:
《粤氛纪事》,卷一三,页17。
第一部分3.江南大营的再溃及(3)
据《剿平粤匪方略》,卷二四,页10—11,杭州将军瑞昌奏称:
“据江苏候补知县谢申烈禀称:
苏州兵马互斗,军心离散,四月十三日贼入阊门,溃勇从之,随即四面火起,城门洞开,该员突围而出,各官均无下落。
《能静居日记》,咸丰十年四月初七日记苏州情形:
“初三日,常州溃勇抵浒关数万人,苏抚徐有壬以下皆惶遽无策。
甫(周腾虎字甫)自愿往招抚之。
轻舟至关,遍觅各头目,与约既定,俟明日发饷安插。
初四日,复偕长洲县李翰文,以令箭四银二万往。
行至半,道遇难民,来者塞途,李怯不敢进,遁返城,携银而走。
持空令无所用,遂亦返。
比至城,城门已尽闭,则署藩司蔡映斗所为也。
溃勇既久候抚不至,始纵掠,事遂大坏。
下午逃将大名镇总兵马得昭至,告徐抚,欲守城者,必尽焚城外民房而后可。
徐抚遂出三令箭与之。
首令居民装裹,次令移徙,三令纵火。
马部兵以三令一时出,顷刻火光烛天,徐率僚属登城坐观,署臬司苏府朱钧痛哭下城,城外遂大乱,广潮诸人尽起,溃勇亦大至,纵横劫掠,号哭之声震天。
自山塘至南濠,半成灰烬。
”苏州失守之后,张玉良退至杭州,大股的溃勇也都奔赴杭州,集于城外,给浙抚带来很大困难。
浙抚王有龄四月二十二日致吴煦函称:
“溃兵散勇二三万到杭,不给口粮,则立时决裂,一给即十数万出门,江苏解来之三十万,已只存五六万金矣。
”(《吴煦档案中的太平天国史料选辑》,页94。
)小股则仍向下游各地乱窜。
三层重要意义江南大营兵溃,以至长江下游糜烂,却酝酿出一个新的转机和新的局面。
其所代表的意义,可以分作三层:
第一层意义第一,江南大营的再溃,使清廷对于其以往所依恃的正规军,完全失去了信赖。
十年来的剿匪战争,一直都是绿营兵居于首要地位,担负主要任务。
江南北两大营,尤其是最显著的代表,始终以围困天京为职事,亦为各方所寄望。
此次溃败,江南财赋之区,相继沦陷,证明其于战局之扭转全无把握,而于恢复全局之望,更无能为力。
清廷所寄托于绿营的使命,可谓完全失败,失望之极,乃有四月十六日(6月5日)之上谕,再度饬令各省兴办团练,而其含意重大,远非咸丰二年(1852)之上谕可比:
军兴以来,叠经谕令各直省督抚,劝谕绅民,举行团练。
京外官绅,果有谙悉戎机者,亦屡经降旨,令其在籍办团,藉资表率。
迨著有劳绩,经各督抚及各路统兵大臣奏闻,亦无不立予恩施,以示优异。
凡以官民联为一体,即盗贼无自生心,正本清源,莫要于是。
乃江南省城,及皖南北各郡,沦陷于贼,久未攻拔。
近自高淳、句容等县不守,丹阳继陷,苏常一带,风鹤频惊,不免流离迁徙。
大江南北,亿万生灵,皆吾赤子,久罹于水深火热之中,而莫之拯救,深宫廑念,晷刻难安。
大营兵饷,何一非吾民脂膏,竭力供亿,原期共保安全,乃和春不惟不能迅奏肤公,反令财赋之区被贼蹂躏,殊堪痛恨。
已严饬该大臣等,激励将士,力赎前愆。
其守令等官与地方绅士,亦应将守御之法,实力讲求,协助官兵,同仇敌忾。
所有江苏等省在籍绅士,除业经奉有谕旨,办理团练外,其通晓大体,律身公正,足系人望者,自不乏人。
即着在京籍隶江苏、安徽、浙江、河南等省之大小文武官员,将如何团练,随同官兵助剿,及防守等一切事宜,务须统筹全局,尤不可自顾乡闾,须与官兵联为一气,庶于防剿方能得力。
《剿平粤匪方略》,卷二三七,页17—19。
五月初八日(6月26日)军机大臣郑亲王端华,怡亲王载垣等议复办理团练紧要事宜的奏折,在其总叙中说:
伏维用兵之道,饷糈为要。
今天下用兵十年,饷几竭矣,而迄无成效,不得不作改弦易辙之计,不用兵,而用民。
用民之法,总宜深得民心,民心既得,则不必全资国帑,并可协济军粮,此目前北数省固守封圻以遏贼势之第一要务也。
同上,卷二四,页34。
由此两文献,已略可看出中央改变政策的端倪,即舍兵用民,亦即重用乡团的趋势了。
第二层意义第二,咸丰十年以前,地方各自为战,各军无论大小,大都自成局面,不相统属。
战防进止,直接秉承朝命,战况军情,亦由各将领单独奏闻。
十年以来,既无统筹全局之谋略,更无统一指挥之将帅,而只是若干个独立的战场。
有识之士,深以为病,咸丰十年五月胡林翼致书曾国藩,颇讥其支离割裂,劝他总揽全局。
(按:
国藩时已奉命署理两江总督。
)林翼常笑(叶名琛字臣)为督,而不知粤西为何人所辖。
根(何桂清字根云)为督,而割皖南,割皖北,并割江北,其失机在推诿。
又可笑福元修(福济字元修)以皖北之抚,而割南岸不要以予浙江,又割淮北不要以予公路(汉袁术字公路,借指袁甲三),宜其日蹙百里也。
吴督之任,总以包揽把持,恢廓宏远为用。
《胡文忠公遗集》,卷七三,页9。
当时有一位善于论兵的名士,名叫张曜孙,先后佐江忠源、胡林翼幕。
于咸丰六年春间,亦曾论及统筹全局之计,咸丰六年七月七日(1856年8月7日)复致书王柏心云:
上年春间在德安曾草疏(代湖广总督杨霈),敕僧王督北路胜兵,分下皖楚。
以诸将各军其军,往往顾此失彼,非有威望重臣总统而督率之,未能同心合力也。
冬间来荆,又言于载将军(载增)致书怡王、文相国(文庆),乃有二月初之谕旨。
……方今将帅之能,兵勇之劲,以湖南为最,然曾帅官仅侍郎,中丞(指湖北巡抚胡林翼)位只巡抚,究苦权轻,若以总统之大权授之曾帅,恐廷议未必能及此,且较之勋戚重臣究亦有间。
《道咸同光名人手札》,第二集,卷四。
第一部分4.江南大营的再溃及(4)
函内所引二月初上谕,见《剿平粤匪方略》,卷一四七,页9—10,并未叙明派僧格林沁总统诸军,而只命内札萨克等盟以下四十九旗听候调遣,将于秋间简派重臣统率南下。
虽然在野者议论统筹全局问题,然而朝廷则迟迟未曾有过这样的指划。
直到江南大营二次兵溃,长江下游糜烂,上海沦为孤岛之时,方授曾国藩为钦差大臣,节制大江南北水陆各军。
咸丰十年六月二十四日,授曾国藩为钦差大臣,节制诸军,是时清军分布情形:
潜太为楚军多隆阿、李续宜,淮上为袁甲三,镇江为巴栋阿,扬州为李若珠,清淮为王梦岭,上海为薛焕,杭州为瑞昌、张玉良,宁国为周天受,徽州为张芾,广德为江长贵,各军不相统属。
此一措施,不仅进入统一指挥的局面,亦开辟了中央依赖地方的契机。
督抚权力随之增长。
实为晚清政治形势转变的里程碑。
第三层意义第三,湘军势力的膨胀,及其真正的发展,均以江南的糜烂为起始。
江南大营的二次兵溃,使朝廷失去可依恃的绿营重兵,无论是否甘愿,也不得不将澄清全局的大任加于湘军。
湘军防地之扩张湘军原为地方性的勇营,自此完全代替了国军地位。
其势力之膨胀,表现于两方面,其一在于防地的扩张,其一在于饷源的掌握。
防区的扩张,不仅表现于曾国藩的节制诸军,而更实际的由湘军接替了各军防务。
就湘军发展而言,这是极重要的关键。
曾氏首先接统了皖南张芾诸军,并且渐次裁汰。
其次是督办宁国军务的周天受直接受曾氏差委,并合并其军。
此外与湘军一系的荆州将军都兴阿接办扬州防务(都氏向为配合湘军之马队)。
其后左宗棠入浙,李鸿章援沪,分别取代了瑞昌与薛焕的防务。
又以唐义训接替了广德的江长贵,并将其军酌量遣散。
最重要者,是以曾国荃担任围攻金陵,以为全局核心。
只此一支,已足抵江南大营实力。
独有镇江冯子材军,非湘军系统。
然曾氏念念不忘于镇江防务,曾屡次拟以李鸿章接统。
再就大处来看。
李鸿章任苏抚,沈葆桢任江抚,李续宜任皖抚,左宗棠任浙抚,使湘军对于太平军的全面作战,形成一体。
故能大功告成,而湘军的势力亦发展至极点。
饷源的掌握至于饷源的掌握,一般以为湘军每勇月饷四两二钱(无食米),视部定兵饷为优。
部定兵饷:
“马战兵月支银二两,步战兵一两五钱,守兵一两,均月支米三斗。
”《乾隆朝修大清会典》,卷一八,页26。
又:
《光绪二十年修大清会典》,卷二一,页2所载同。
如此比较,绿营不及湘勇甚多。
所以凡论湘军之兴,绿营之废者,莫不重视此点。
就表面看,可谓正确;
若过分强调,则常致误会丛生。
比较待遇之厚薄,须就同一时代负相同任务之军伍并列讨论,方可见出高下。
自湘军初起,以迄咸丰十年,各地战防之军,湘军待遇,并非最厚,且时虞缺饷。
《曾国藩未刊信稿》,页255,同治四年致杨岳斌函:
“鄙人自咸丰四年带兵起,至九年止,从无月得现饷五万者。
即十年、十一年忝任江督,亦无月得现银十万者。
”湘军之久虞饥馁,欠饷常达七八个月以至十五六个月不等,是曾氏时常提到的。
如国藩在同治三年致督办江北防务富明阿函:
“此闲饷项亦已奇绌,积欠至十八九个月不等。
名为金陵各勇月支四两二钱,霆军月支四两。
实则自去年以来,从无一月支至二两者,闲或一月并未支得一两。
霆营转战南北,尤为穷苦。
贵部在丹阳等处,与霆军互相往来,当可得其大略。
闻沪军所得较优,楚军亦甚窘迫,特比敝处稍丰耳。
”若以饷项优绌论兴废之本源,试一比较代表绿营的江南大营之收入,其说实难成立。
当时最富之军,莫过于江南北大营,亦即绿营之重要代表。
其兵勇月饷,并未按照部章,必须先明其真实收入,才可以论兴废之本源。
据咸丰七年(1857)江南粮台文煜禀呈和春、何桂清等转奏的情形可以略知:
江南军营兵勇,每名所支银数,不特浮于定例,且有溢于成案。
现募各勇,有支银九两八两五六两不等者,已属浮多,且各起兵勇于领银之外,复支米石,未免浮而益浮。
若仍照旧支给,则溢支银数较多,且均未奏咨有案。
滥支滥应,厥咎维均。
若遽行核减,则例支之数,殊属有限,现在银贱钱贵,诸物皆昂,各兵勇难敷食用。
且该兵勇从征八载,素著劳绩,此时镇江克复,移师进剿,功在垂成,设因议减口粮,致使军心解体,贻误更非浅鲜等语。
臣何桂清复加稽核,粮台支放,多与例案悬殊,即与臣和春熟筹核减,期与例案相符。
第一经核减,诚如文煜所云,例支有限,兵勇难敷食用。
惟有据实直陈,吁恳天恩,俯准江南军营各兵勇盐折,援照每名月支银四两五钱成案,一律支放造报。
并请于各兵勇领银之外,每日每名另给食米八合三勺。
《剿平粤匪方略》,卷一八六,页26—27。
如此核减,大营月饷,仍较湘勇为多,并多二斗半米。
但文煜此举,却引起了极大麻烦,大营兵勇闻知,遂即散布传帖,并有营兵张世瑚殴打粮台委员之事,文煜方密陈严惩,即被和春一奏,将文煜撤调(文煜时为江苏藩司),大营浮支如故。
江南大营兵饷,不惟优于湘军,而且来源比较充裕,江南以为饷地,江督为之筹饷,苏藩为其粮台,可以说一切厚于别军。
自曾国藩总督两江,兵事饷项合而为一,长江下游,乃九州之上腴,上海一口,更是新增的财源,故养淮军以外并能协济湘军。
皖南四府一州之地,岁入可一百三四十万两。
淮南征课及盐厘,每年可得七十余万两。
杭嘉湖区及宁波一口,则为援浙湘军的饷源。
除了湖南、江西及广东厘金以外,各统兵将领,均又就地分设厘卡。
但曾氏防地扩大,兵员增多,所筹之饷仍不敷用,亦是事实。
综观当时情势,咸丰十年,是江南军务转变的关键,也就是渐趋于统一指挥的局面,此固早已有人建言,而咸丰十年以后,则成为朝野的普遍要求,众望所寄,均集中于曾国藩的湘军。
尤其安庆克复之后,曾氏声望,举国无两,节制四省军务的任命,就自然加于国藩肩上了。
各方之要求曾氏总制全局,私人函请者如张曜孙、彭丽生。
见之奏牍者如户科给事中林之望、工部右侍郎宋晋。
曾氏的地位固已提高,地方大权也集中于一人之手,他曾经说:
“长江三千里几无一船不张鄙人之旗帜。
”“各处兵将,一呼百诺。
”《曾文正公书札》,卷二三,页42。
确是势所使然。
随曾氏而兴起的湘系文武大员,一一开府疆圻,从此地方权重,曾氏实开其先河。
第一部分5.曾国藩的总制两江
(1)
与规吴计划江南大营再溃的消息传至北京,朝廷首先派荆州将军都兴阿带兵驰防淮扬(其兵由胡林翼拨给),以遏止太平军过江北窜。
继后命其督办江北防务。
次一步骤,即命曾国藩筹进取之策,但并无具体指示。
直到丹阳失陷,始命国藩驰援苏常,并于四月十九日(1860年6月8日)授署江督,至此朝廷始以援吴重任付诸国藩。
宿松之会曾国藩时驻防安徽宿松。
适左宗棠、李元度于闰三月二十六日(1860年5月16日),由湖南到曾氏防地。
次日曾国荃亦至宿松大营。
四月初二日(5月22日),他们听到了江南大营兵溃的消息,即共议东南大局的补救办法。
初十日(5月30日),胡林翼因会吊浙抚罗遵殿之丧,也来宿松。
彼此连日会商江南军事。
胡氏迟至二十日(6月9日),始还英山。
此次虽非正式会议,却是湘军重要人物的聚会,曾国藩与胡林翼、李续宜并先有函约。
除曾国荃于四月初三日(5月22日)赴集贤关防地,李续宜留守青草塥防地以外,集于宿松者则曾、胡、左及李元度、李瀚章、李鸿章等。
在会商期中,又得悉丹阳的弃守,而他们的计议就更加着重于江南军务问题。
此次会谈的结果,乃有左宗棠的回湘募勇,以增强湘军实力,盖湘军所面临的责任,东趋助吴,势不可免,是时曾氏虽未获悉总督两江的谕旨,而湘军领袖们,则已有所准备了。
此段所述事迹及日期,均据《曾文正公手书日记》第八册;
及《曾文正公书札》,卷一一。
宿松之会虽缺少李续宜,但在闰三月廿三日,曾国藩曾有函相询,问其是否亲来,或派人致祭罗遵殿之丧。
此函只见于《曾胡手札》,不见于《曾文正公书札》。
次日曾氏追书止其前来,有云:
“兹前敌两路进兵,阁下恐难远离。
”此函两书俱见,而《曾胡手札》一书中,同此一函,长几一倍。
故《曾胡手札》较为详确,并有日期。
湘军将领的意图曾、胡、左等人之会商东南大局,现已无法明悉其详细内容,但就来往函牍,亦略可窥知他们的意图。
四月十六日(6月5日)胡林翼在宿松致函郭焘,曾透露出他们商谈的大旨,此一文献,极为重要:
金陵溃败,丹阳继陷,苏州岌岌不保。
仓庾之本,吴越精华,荡然无存,不堪思议。
近日奏请涤丈(曾国藩字涤生)办皖南者二人,均可不问。
都中稍顾大局者,必力请办吴越军事。
如果握兵符督符,则非林翼等所能挽留。
皖北之局,又苦兵少,仍当速行筹募以益之。
季丈(左宗棠字季高)之事,天心大转,然此身已公之于国,不复可据为己有。
《八贤手札》,页89—90。
在十七日(6月6日)林翼又致书彭玉麟说:
江浙为仓庾根本,京师性命所系,然使泛泛以寻常办理军务之人前往,则事权不属,功必不成。
近十日都中必有十余人奏请涤帅往援,林翼之意,必得地方之符乃可者,非此则必不可去也。
《胡文忠公遗集》,卷七三,页11。
又据《曾文正公书札》,卷一一,页27—28,致沈葆桢信说:
“四月之季,胡润帅,左季高俱来宿松。
与国藩及次青筱荃少荃诸人,鬯谈累日。
咸以为大局日坏,吾辈不可不竭力支持,做一分算一分,在一日撑一日,庶冀挽回于万一。
因屈指海内贤者,朋辈志士,惟阁下高卧林泉,置身事外,因定计坚请台从出山。
”由此也略可见宿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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