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诗经的社会交流功能和符号学诗经的社会交流功能和符号学兼论赋诗言志风气形成的原因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著名的诗歌总集，它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瑰宝之一。但诗经除了具有不朽的文学价值外，它在先秦时期特别是春秋时期还有其实用的价值与功能。作为教育手段来说，它是一部无所不包的百科全书，作为社会交际手段来说，它是贵族阶级、士大夫特别是外交官员不可缺少的重要工具。所以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论语阳货)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班固汉书艺文志说:古者诸侯卿大夫交结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
2、诗以喻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也。春秋之后，周道浸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由于诗经在先秦时期有其实用的社会价值，特别是社会交流的功能，因而诗经是古代社会贵族子弟的必修课。论语秦伯说:“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周礼春官说:大司乐“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古代歌诗是配乐的，因此所谓“乐语”就是指配乐而唱的歌词诗歌。“兴、道、讽、诵、言、语”，是指运用“乐语”表情达意的各种不同方式。“国子”(贵族子弟)只有通过大司乐有关乐语的正确传授和严格训练，才能有效地掌握诗经社会交流的功能。当时的统治阶级不仅严格地要求本阶级的子弟学习诗经，而且也鼓励平民
3、百姓学习诗经。管子山权敖就曾说:“诗民之能此者，皆一马之田，一金之衣。”因而在春秋时期，上自天子、诸侯、士大夫，下至具有一定文化素养的平民百姓，都是或多或少懂得一些诗经的。诗经之所以能成为古代社会各种场合重要的交际手段，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一、诗经在春秋时期就具有很高的地位。诗经的名称虽然是汉代才有的，在先秦时代一般称诗经为诗或诗三百，但诗经作为经典著作的地位实际上在春秋时期已经确定了。据左传僖公二十七年载:“赵衰曰:说(悦)礼、乐，而敦诗、书。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可见早在公元前633年之时，诗经的祟高地位业已确定，它被人们公认为义理的府库。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诗无邪
4、。”贾子道术篇:“方直不曲谓之正，反正为邪。”故孔子的话可理解为：诗经三百篇都反映了作者正直的心声。正因为诗经是义理的府库，又体现了社会各阶层正直的心声，因而诗经被人们广泛的引用，仅以左传为例统计，在春秋二百四十年间，各种人物引证诗经(含诗经的逸诗)就达二百三十多次，而在孔子二十岁以前，引证的有二百七次之多。这更证明了诗经的祟高地位远在孔子之前就确立了。诗经的崇高地位其及权威性，是诗经成为社会交际手段的重要原因之一。二、诗经题材广阔、内容丰富，自祭祀到征战，从爱情婚姻到宴庆祝寿，乃至士大夫的忧国忧民与劳者、怨女的悲叹，凡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无不毕具。再加上诗经是韵文，易于记忆与背诵;诗经的语言精
5、炼生动，委婉含蓄，比普通的语言具有更强的表达力。因而诗经很自然地成为古代社会人们表情达意的工具，这是诗经成为社会交际手段的第二个方面的原因。三、诗、乐、歌、舞的一体性是诗经成为社会交际手段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墨子公孟篇说:“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这种诗、乐、歌、舞的一体性，再加上揖让之礼登、降、辞、拜的动作，使赋诗言志或“以钟鼓道志”时(荀子乐论语)，就具有多功能的信息交流。雅各布森说:“人类社会中最社会化、最丰富和最贴切的符号系统显然以视觉和听觉为基础。”特伦斯霍克斯说:“听觉符号在特征上与视觉符号有本质的不同。前者把时间而不是空间作为主要的结构力量。后者使用空间而不使用时
6、间。听觉的、时间的符号就其特征而言，倾向于象征，视觉的、空间的符号在特征上倾向于图画。”诗经的诗、乐、歌、舞的一体性，使人们在以诗言志、以钟鼓道志、以舞蹈动作示志时，具有全信息交流的功能，它把视觉符号的图画性与听觉符号的象征性综合为一了。这种“最丰富和最贴切的符号系统，只有诗、乐、歌、舞四位一体的诗经才能具备，因而赋诗言志理所当然地成为一种社会交际的重要手段。四、诗经的“兴”兼具形象性与象征性的特点。兴”是启发或诱发，也称启兴。它是诗人以某一种景物或景象，暗示出诗人内在思想感情的一种独特的艺术手法。所以朱熹诗集传说:“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例如周南桃夭首章:“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
7、子于归，宜其室家。”这是一首祝贺嫁女的婚歌，诗人以春天盛开的鲜红的桃花起兴，衬托出新嫁娘的美丽鲜艳和结亲的热烈的气氛。由于诗经的“兴”是通过具体的艺术形象来象征或暗示某种意义，兼具图画与象征的特点，所以是人们社会交际一个很合适的表情达意的手段。这也是诗经之所以成为社会交际手段的原因之一。五、断章取义的赋诗言志，扩展了原诗的含义，而“扩展恰好是符号学的伟大成就。”既然原诗经“扩展”，已变成了一个传递信息的符号，因而诗经成为社会交际必不可少的重要手段。左传襄公二十八年卢蒲葵说:“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可证，春秋时期的赋诗言志，断章取义，各取所求乃是通例。这种断章取义赋诗言志的方法，其特点就是扩展
8、或转移原诗的含义，变成一个新的信息或符号。如小雅四牡首章曰:“四牡騑騑，周道倭迟。岂不怀归，王事靡盬，我心伤悲。”本是服役者自叹役事辛劳而思念家乡之诗。但赋诗言志时，却可取其辛劳一点，而变成了对使臣辛劳的慰问。所以根据国语鲁语和左传襄公四年的记载，晋悼公在晏请鲁国的使臣穆叔时，歌唱了四牡，而穆叔说:“四牡君之所以章(彰)使臣之勤也，敢不拜章！”这样小雅四牡便不再是服役者自叹辛劳之诗，而变成了一个慰问使臣辛劳的信息和符号。因此所谓“赋诗断章，余取所求”，虽则与诗经学仍有一定的关联，但实际上已进入符号学的范畴了。 以上从五个方面探讨了诗经之所以能成为重要的社会交际手段的原因。下面我们将从符号学的观
9、点，考察一下古代社会的人们是如何利用诗经作为社会交流的信息和符号的。一、巧妙地沿用原诗“兴”义的“能指”范围，改变原诗兴义定向“所指”的对象，而转换成新的“所指”对象。如国语晋语有关秦穆公与晋臣赵衰、晋公子重耳的一段赋诗言志的记载，就是很典型的例证:明日燕(宴)，秦伯赋采叔。(韦昭注:采叔三章，属小雅，王赐诸侯命服之乐也。其首章曰:“君子来朝，何赐予之。虽无予之，路车乘马。”)子余(子余，赵衰字)使公子降拜，秦伯降辞。子余曰:“君以天子之命服命重耳，重耳敢有安志，敢不降拜！”成拜，卒登。子余使公子赋黍苗。(韦昭注:黍苗亦小雅，道邵伯述职劳来诸侯也。其诗曰:“芄芄黍苗，阴雨膏之。悠悠南行，邵伯劳
10、之。”)子余曰:“重耳之印君也，若黍苗之印阴雨也。若君实庇荫而膏泽之，使能成嘉谷，荐在宗庙，君之力也。君若昭先君之荣，东行济河，整师以复强周言，重耳之望也。”秦伯叹曰:“是子将有焉，岂专在寡人乎!”秦伯赋鸠飞。(韦昭注:鸠飞，小雅小宛之首章也。诗曰:“宛彼鸣鸟，翰飞戾天。”)公子赋河水。(韦昭注:“河”当作“沔”，字相似，误也。其诗曰:沔彼流水，朝宗于海。”)在这一段赋诗言志的记载中，晋公子重耳赋黍苗、沔水、秦穆公赋鸠飞均是借重原诗的“兴”义。芄芄黍苗，黍苗连田青蓬蓬，阴雨膏之。雨落滋润禾苗盛。悠悠南行，道里悠悠往南行。召伯劳之。召伯辛勤去经营。诗人以阴雨膏泽黍苗起兴，本意是突出召伯虎经营南国
11、申地的功绩，即申地之所以能兴旺发达，全靠召伯的辛劳经营。但就“芄芄黍苗，阴雨膏之”这一幅图景中所包含的逻辑因果关系来看，它的“能指”范围是远远超过“召伯劳之”这一“所指”的具体对象的。因而赋诗者就利用黍苗兴义广泛的能指性，改变原诗所指的对象，使之适用于“重耳之印君也，若黍苗之印阴雨也”。这一合乎逻辑的巧妙的所指对象的转移，不仅完全符合黍苗兴义的能指范围，而且也很切合双方当时的身份和地位。秦穆公是春秋五霸之一，他实力雄厚、贤明能干，他确实有扶植晋公子重耳重返晋国的能力与愿望，以“阴雨膏之”颂扬秦伯，是非常确切的;晋公子重耳当时是一个流亡十九年的落难公子，但他有见识、有能力、有抱负，喻指为“芄芄黍
12、苗”，也是非常确切的。这是利用原诗兴义的能指范围，巧妙地转移为新的所指对象的一个颇为成功的范例。宛彼鸣鸟，小小班鸠鸟，翰飞戾天。高飞入云天。毛传说:“兴也。宛，小貌。翰，高。戾，至也。行小人之道，责高明之功，终不可得。”小宛是士大夫悔过自做之作，按此诗题旨，其起兴之义，当指小鸟高飞不自量力，有堕落之灾，宜当谨慎行事。但此诗的兴义，如果脱离原诗的题旨，就事论事地看，也可以作正面的积极的理解。淮南子时则训高诱注:“鸣鸠，奋迅其羽，直刺飞入云中。”按作此理解，则小宛的兴义，不仅是一幅景象壮阔的“天高任鸟飞”的图画，而且寓有“有志者，事竞成”积极意义。秦穆公赋鸠飞，即是借用此诗兴义能指性的积极意义，表
13、示自己对晋公子重耳的支持、鼓励和期望。这种颇有创造性的活用诗经兴义的例证，也是很成功的。沔彼流水，流水盈盈向东方，朝宗于海。百川归海成汪洋。沔水一诗的题旨，现代学者多认为是忧乱畏谗之诗，所以此诗的起兴，是以东流入海奔腾迅急的流水，寓局势的动荡不安。但仅就此诗的起兴来看:秋水时至，百川暴涨，奔腾东流，归入大海，则又是一幅景象雄伟壮阔的图画，具有积极进取、奋发有为的象征意义。晋公子重耳借用此诗的兴义，以“沔彼流水”，暗喻自己的一旦成功;以“朝宗于海”，暗寓报答穆公的“膏泽”之恩。(按“朝宗”，本指诸侯朝见天子。周札春官大宗伯:“春见曰朝，夏见曰宗。”)表意非常贴切。而重耳以流水”喻己，兼有自谦之意
14、；以大海喻秦伯，兼有颂扬之意。表意也很得体。通过以上三例可知，诗经的“兴”兼具图画性与象征性的特点，只要赋诗言志者能正确掌握原诗兴义蕴丰富的能指性，改变其原诗的所指对象，而巧妙地套用于新的对象，必然能收到表情达意无不曲尽其妙的效果。诗经的“兴”，作为社会交际的手段，确实是理想的符号系统。二、根据不同的背景、场所和对象，断章取义地改变、扩展原诗的含义，而委婉含蓄地表达出一种新的意思。这方面的例证，可以郑风将仲子来说明。兹引原诗如下:将仲子兮，无逾我里，无折我树杞。岂敢爱之，畏我父母。仲可怀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一章）将仲子兮，无逾我墙，无折我树桑。岂敢爱之，畏我诸兄。仲可怀也，诸兄之言，亦可
15、畏也！（二章）将仲子兮，无逾我园，无折我树檀。岂敢爱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怀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三章）这是一首女子委婉拒绝情人的诗，反映了爱情与礼教的矛盾。国语晋语中引证了这首诗，但因为背景、场所与对象都不同了，因此断章取义的含义也不同了。背景是:晋公子重耳流亡到齐国，齐侯盛情相待，并以女妻之，由于生活的安乐，重耳沉睡于温柔乡中，不再有重返晋国称雄诸侯的壮志了。但由于齐桓公的实力与威望，依靠他的力量，重返晋国仍然是可能的。然而情况发生了急遽的变化，由于齐桓公的死亡，“(齐)孝公即位，诸侯畔齐，子犯(晋臣，重耳的舅父)知齐之不可以动，而知文公(重耳)之安齐而有终焉之志也;欲行而患之，与从者谋
16、于桑下，蚕妾在焉，莫知其在焉。妾告姜氏(重耳妻)，姜氏杀之，而言于公子曰:从者将以子行，其闻之者，吾已除之矣。子必从子，郑诗曰，仲可怀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郑诗之言，吾其从之。”这里，姜氏引证的是将仲子三章的最后三句，只引证三章的三句，即所谓“断章”；其“取义”，也不再是未婚情人爱情与礼教的矛盾了，而是爱情与重耳的生命与前途的矛盾。姜氏断章取义地引证将仲子，改变、扩展了原诗的含义，既表示了惜别的决心，又暗示了在齐国目前混乱的局势下，一旦出走消息外传可能给重耳造成的不堪设想的后果。(杀蚕妾灭口即为此)此是一例。又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载:“卫侯如晋，晋人执而囚之于士弱氏。(士弱，晋国之主狱大夫)秋，
17、七月。齐侯、郑伯，为卫侯故，如晋。晋侯言卫侯之罪，(指卫臣殖绰杀晋戍三百人)使叔向(晋臣)告二君。国子(齐臣)赋辔之柔矣。(辔之柔矣为诗经逸诗。周书太子晋解载:“诗曰:“马之刚矣，辔之柔矣。马亦不刚，辔亦不柔。志气麃麃，取予不疑。”国子赋此诗，义取宽政以安诸侯，若柔辔之御刚(烈)马，以此暗示应释放卫侯。)子展(郑臣)赋将仲子兮。晋侯乃许归卫侯。”这是齐、郑二国为了争取释放卫侯的一次聚会，齐国是强国，所以齐臣国子赋辔之柔矣暗示晋侯，不要因为执囚卫侯，失了大国的政治风度，于规劝中颇有指责之意。郑国是弱国，语气要更为柔婉，所以郑子展赋将仲子，义取“仲可怀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三句。“仲可怀也”是喻
18、指晋侯是应该尊重、敬仰的，郑国是效忠于晋国的;“人之多言，亦可畏也”，是喻指国际舆论可能对晋国不利，希望晋侯能考虑国际舆论对晋国的不利影响而释放卫侯。这样，象将仲子言爱情与礼教冲突的诗，而变成了效忠晋国并希单晋侯能释放卫侯，以避免国际舆论对晋侯不利影响的意思。随着背景、场合与对象的不同，完成改变了原诗的含义，但又利用原诗借题发挥，达到了既不得罪晋侯，又规劝晋侯释放卫侯的政治目的。由此可见，断章取义地赋诗言志，是春秋时代的人们运用符号学原理的一大发明，这种“微言相感，、“借诗喻志”的社会交际手段，确实有其不可替代的妙用的。三、诗经的社会交流功能，不仅表现在充分利用原诗的兴义的能指性，把原诗兴义的
19、能指性，巧妙地扩展、转移，指向新的对象，不仅表现在断章取义，移花接木地扩展、改变原诗的含义，在不同的背景、场合与对象的情况下，转换成新的信息与符号，而且还表现在以非语言的手段达到交流信息的目的。如刘向说苑奉使篇的记载，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证:魏文侯遣张仓唐赐太子衣一袭，敕以鸡鸣时至。太子发箧视衣，尽颠倒。太子曰:诗云:“东方未明，颠倒衣裳。颠之倒之，自公召之。”遂西至谒，文侯大喜。魏文侯利用齐风东方未明这首诗，赐给太子一套上衣下裳颠倒的服装，以暗示召见太子之意。皮尔士认为，任何事物只要它独立存在，并和另一种事物有联系，而且可以被“解释”，那么它的功能就是符号。巴尔特神话学还举了一个例证:“举一块
20、黑色的鹅卵石为例:我可以使它以几种方式表示，它是纯粹的能指;但是如果我用一个确定的所指来衡量它(例如，关于死刑的无记名投票表决)，那么它就成为一个符号。”由此可见、魏文侯所赐的那套颠倒的服装，其意义与服装本身无关，而只是用非语言的手段，表示一个召见的信息，因此这套衣裳颠倒的服装就成为一个符号。而魏太子通过对东方未明这首诗的回忆，懂得了这个符号所传达的召见的信息，从而立即谒见了魏文侯，博得了文侯的赏识。这是战国前期的一个故事，它说明诗经还具有以非语言的手段作为社会交流的功能。春秋时代、战国时代的人们并不知道符号学、但是他们充分发挥了诗经社会交流的功能、这是历史的事实，而且他们的发挥和运用，是非常巧妙机智的。符号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但人们运用符号学的原理的历史已经很久了，诗经的卓越的社会交流功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但这只是一次初步的探讨，不当之处，容或难免，敬请指正!责任编辑:李建国注：雅各布森:语言和其他交流系统的关系。特伦斯霍克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袁梅诗经译注译文。程俊英诗经译注译文。引自结构主义和符号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