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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的社会交流功能和符号学
《诗经》的社会交流功能和符号学
——兼论赋诗言志风气形成的原因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著名的诗歌总集,它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瑰宝之一。
但《诗经》除了具有不朽的文学价值外,它在先秦时期特别是春秋时期还有其实用的价值与功能。
作为教育手段来说,它是一部无所不包的百科全书,作为社会交际手段来说,它是贵族阶级、士大夫特别是外交官员不可缺少的重要工具。
所以孔子说:
不学《诗》,无以言。
(《论语·季氏》)《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
(《论语·阳货》)
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
虽多,亦奚以为!
(《论语·子路》)
班固《汉书·艺文志》说:
古者诸侯卿大夫交结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喻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
故孔子曰:
“不学《诗》,无以言”也。
春秋之后,周道浸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
由于《诗经》在先秦时期有其实用的社会价值,特别是社会交流的功能,因而《诗经》是古代社会贵族子弟的必修课。
《论语·秦伯》说:
“子曰: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周礼·春官》说:
大司乐“以乐语教国子:
兴、道、讽、诵、言、语。
”古代歌诗是配乐的,因此所谓“乐语”就是指配乐而唱的歌词——诗歌。
“兴、道、讽、诵、言、语”,是指运用“乐语”表情达意的各种不同方式。
“国子”(贵族子弟)只有通过大司乐有关乐语的正确传授和严格训练,才能有效地掌握《诗经》社会交流的功能。
当时的统治阶级不仅严格地要求本阶级的子弟学习《诗经》,而且也鼓励平民百姓学习《诗经》。
《管子·山权敖》就曾说:
“《诗》……民之能此者,皆一马之田,一金之衣。
”因而在春秋时期,上自天子、诸侯、士大夫,下至具有一定文化素养的平民百姓,都是或多或少懂得一些《诗经》的。
《诗经》之所以能成为古代社会各种场合重要的交际手段,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诗经》在春秋时期就具有很高的地位。
《诗经》的名称虽然是汉代才有的,在先秦时代一般称《诗经》为《诗》或《诗》三百,但《诗经》作为经典著作的地位实际上在春秋时期已经确定了。
据《左传》僖公二十七年载:
“赵衰曰:
说(悦)《礼》、《乐》,而敦《诗》、《书》。
《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
”可见早在公元前633年之时,《诗经》的祟高地位业已确定,它被人们公认为义理的府库。
孔子说:
“《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
《诗》无邪。
”《贾子·道术篇》:
“方直不曲谓之正,反正为邪。
”故孔子的话可理解为:
《诗经》三百篇都反映了作者正直的心声。
正因为《诗经》是义理的府库,又体现了社会各阶层正直的心声,因而《诗经》被人们广泛的引用,仅以《左传》为例统计,在春秋二百四十年间,各种人物引证《诗经》(含《诗经》的逸诗)就达二百三十多次,而在孔子二十岁以前,引证的有二百○七次之多。
这更证明了《诗经》的祟高地位远在孔子之前就确立了。
《诗经》的崇高地位其及权威性,是《诗经》成为社会交际手段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诗经》题材广阔、内容丰富,自祭祀到征战,从爱情婚姻到宴庆祝寿,乃至士大夫的忧国忧民与劳者、怨女的悲叹,凡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无不毕具。
再加上《诗经》是韵文,易于记忆与背诵;《诗经》的语言精炼生动,委婉含蓄,比普通的语言具有更强的表达力。
因而《诗经》很自然地成为古代社会人们表情达意的工具,这是《诗经》成为社会交际手段的第二个方面的原因。
三、诗、乐、歌、舞的一体性是《诗经》成为社会交际手段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墨子·公孟篇》说:
“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
”这种诗、乐、歌、舞的一体性,再加上揖让之礼——登、降、辞、拜的动作,使赋诗言志或“以钟鼓道志”时(《荀子·乐论》语),就具有多功能的信息交流。
雅各布森说:
“人类社会中最社会化、最丰富和最贴切的符号系统显然以视觉和听觉为基础。
”①特伦斯·霍克斯说:
“听觉符号在特征上与视觉符号有本质的不同。
前者把时间而不是空间作为主要的结构力量。
后者使用空间而不使用时间。
听觉的、‘时间的’符号就其特征而言,倾向于象征,视觉的、‘空间的’符号在特征上倾向于图画。
”②《诗经》的诗、乐、歌、舞的一体性,使人们在以诗言志、以钟鼓道志、以舞蹈动作示志时,具有全信息交流的功能,它把视觉符号的图画性与听觉符号的象征性综合为一了。
这种“最丰富和最贴切的符号系统,只有诗、乐、歌、舞四位一体的《诗经》才能具备,因而赋诗言志理所当然地成为一种社会交际的重要手段。
四、《诗经》的“兴”兼具形象性与象征性的特点。
‘兴”是启发或诱发,也称启兴。
它是诗人以某一种景物或景象,暗示出诗人内在思想感情的一种独特的艺术手法。
所以朱熹《诗集传》说:
“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
”例如《周南·桃夭》首章: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
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这是一首祝贺嫁女的婚歌,诗人以春天盛开的鲜红的桃花起兴,衬托出新嫁娘的美丽鲜艳和结亲的热烈的气氛。
由于《诗经》的“兴”是通过具体的艺术形象来象征或暗示某种意义,兼具图画与象征的特点,所以是人们社会交际一个很合适的表情达意的手段。
这也是《诗经》之所以成为社会交际手段的原因之一。
五、断章取义的赋诗言志,扩展了原诗的含义,而“‘扩展’恰好是符号学的伟大成就。
”③既然原诗经“扩展”,已变成了一个传递信息的符号,因而《诗经》成为社会交际必不可少的重要手段。
《左传》襄公二十八年卢蒲葵说:
“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
可证,春秋时期的赋诗言志,断章取义,各取所求乃是通例。
这种断章取义赋诗言志的方法,其特点就是扩展或转移原诗的含义,变成一个新的信息或符号。
如《小雅·四牡》首章曰:
“四牡騑騑,周道倭迟。
岂不怀归,王事靡盬,我心伤悲。
”本是服役者自叹役事辛劳而思念家乡之诗。
但赋诗言志时,却可取其辛劳一点,而变成了对使臣辛劳的慰问。
所以根据《国语·鲁语》和《左传》襄公四年的记载,晋悼公在晏请鲁国的使臣穆叔时,歌唱了《四牡》,而穆叔说:
“《四牡》君之所以章(彰)使臣之勤也,敢不拜章!
”这样《小雅·四牡》便不再是服役者自叹辛劳之诗,而变成了一个慰问使臣辛劳的信息和符号。
因此所谓“赋诗断章,余取所求”,虽则与《诗经》学仍有一定的关联,但实际上已进入符号学的范畴了。
以上从五个方面探讨了《诗经》之所以能成为重要的社会交际手段的原因。
下面我们将从符号学的观点,考察一下古代社会的人们是如何利用《诗经》作为社会交流的信息和符号的。
一、巧妙地沿用原诗“兴”义的“能指”范围,改变原诗兴义定向“所指”的对象,而转换成新的“所指”对象。
如《国语·晋语》有关秦穆公与晋臣赵衰、晋公子重耳的一段赋诗言志的记载,就是很典型的例证:
明日燕(宴),秦伯赋《采叔》。
(韦昭注:
《采叔》三章,属《小雅》,王赐诸侯命服之乐也。
其首章曰:
“君子来朝,何赐予之。
虽无予之,路车乘马。
”)子余(子余,赵衰字)使公子降拜,秦伯降辞。
子余曰:
“君以天子之命服命重耳,重耳敢有安志,敢不降拜!
”成拜,卒登。
子余使公子赋《黍苗》。
(韦昭注:
《黍苗》亦《小雅》,道邵伯述职劳来诸侯也。
其诗曰:
“芄芄黍苗,阴雨膏之。
悠悠南行,邵伯劳之。
”)子余曰:
“重耳之印君也,若黍苗之印阴雨也。
若君实庇荫而膏泽之,使能成嘉谷,荐在宗庙,君之力也。
君若昭先君之荣,东行济河,整师以复强周言,重耳之望也。
……”秦伯叹曰:
“是子将有焉,岂专在寡人乎!
”秦伯赋《鸠飞》。
(韦昭注:
《鸠飞》,《小雅·小宛》之首章也。
诗曰:
“宛彼鸣鸟,翰飞戾天。
”)公子赋《河水》。
(韦昭注:
“河”当作“沔”,字相似,误也。
其诗曰:
‘沔彼流水,朝宗于海。
”)……
在这一段赋诗言志的记载中,晋公子重耳赋《黍苗》、《沔水》、秦穆公赋《鸠飞》均是借重原诗的“兴”义。
芄芄黍苗, 黍苗连田青蓬蓬,
阴雨膏之。
雨落滋润禾苗盛。
悠悠南行, 道里悠悠往南行。
召伯劳之。
召伯辛勤去经营。
④
诗人以阴雨膏泽黍苗起兴,本意是突出召伯虎经营南国申地的功绩,即申地之所以能兴旺发达,全靠召伯的辛劳经营。
但就“芄芄黍苗,阴雨膏之”这一幅图景中所包含的逻辑因果关系来看,它的“能指”范围是远远超过“召伯劳之”这一“所指”的具体对象的。
因而赋诗者就利用《黍苗》兴义广泛的能指性,改变原诗所指的对象,使之适用于“重耳之印君也,若黍苗之印阴雨也”。
这一合乎逻辑的巧妙的所指对象的转移,不仅完全符合《黍苗》兴义的能指范围,而且也很切合双方当时的身份和地位。
秦穆公是春秋五霸之一,他实力雄厚、贤明能干,他确实有扶植晋公子重耳重返晋国的能力与愿望,以“阴雨膏之”颂扬秦伯,是非常确切的;晋公子重耳当时是一个流亡十九年的落难公子,但他有见识、有能力、有抱负,喻指为“芄芄黍苗”,也是非常确切的。
这是利用原诗兴义的能指范围,巧妙地转移为新的所指对象的一个颇为成功的范例。
宛彼鸣鸟, 小小班鸠鸟,
翰飞戾天。
高飞入云天。
⑤
《毛传》说:
“兴也。
宛,小貌。
……翰,高。
戾,至也。
行小人之道,责高明之功,终不可得。
”《小宛》是士大夫悔过自做之作,按此诗题旨,其起兴之义,当指小鸟高飞不自量力,有堕落之灾,宜当谨慎行事。
但此诗的兴义,如果脱离原诗的题旨,就事论事地看,也可以作正面的积极的理解。
《淮南子·时则训》高诱注:
“鸣鸠,奋迅其羽,直刺飞入云中。
”按作此理解,则《小宛》的兴义,不仅是一幅景象壮阔的“天高任鸟飞”的图画,而且寓有“有志者,事竞成”积极意义。
秦穆公赋《鸠飞》,即是借用此诗兴义能指性的积极意义,表示自己对晋公子重耳的支持、鼓励和期望。
这种颇有创造性的活用《诗经》兴义的例证,也是很成功的。
沔彼流水, 流水盈盈向东方,
朝宗于海。
百川归海成汪洋。
⑥
《沔水》一诗的题旨,现代学者多认为是忧乱畏谗之诗,所以此诗的起兴,是以东流入海奔腾迅急的流水,寓局势的动荡不安。
但仅就此诗的起兴来看:
秋水时至,百川暴涨,奔腾东流,归入大海,则又是一幅景象雄伟壮阔的图画,具有积极进取、奋发有为的象征意义。
晋公子重耳借用此诗的兴义,以“沔彼流水”,暗喻自己的一旦成功;以“朝宗于海”,暗寓报答穆公的“膏泽”之恩。
(按“朝宗”,本指诸侯朝见天子。
《周札·春官·大宗伯》:
“春见曰朝,夏见曰宗。
”)表意非常贴切。
而重耳以‘流水”喻己,兼有自谦之意;以大海喻秦伯,兼有颂扬之意。
表意也很得体。
通过以上三例可知,《诗经》的“兴”兼具图画性与象征性的特点,只要赋诗言志者能正确掌握原诗兴义蕴丰富的能指性,改变其原诗的所指对象,而巧妙地套用于新的对象,必然能收到表情达意无不曲尽其妙的效果。
《诗经》的“兴”,作为社会交际的手段,确实是理想的符号系统。
二、根据不同的背景、场所和对象,断章取义地改变、扩展原诗的含义,而委婉含蓄地表达出一种新的意思。
这方面的例证,可以《郑风·将仲子》来说明。
兹引原诗如下:
将仲子兮,无逾我里,无折我树杞。
岂敢爱之,畏我父母。
仲可怀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一章)
将仲子兮,无逾我墙,无折我树桑。
岂敢爱之,畏我诸兄。
仲可怀也,诸兄之言,亦可畏也!
(二章)
将仲子兮,无逾我园,无折我树檀。
岂敢爱之,畏人之多言。
仲可怀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三章)
这是一首女子委婉拒绝情人的诗,反映了爱情与礼教的矛盾。
《国语·晋语》中引证了这首诗,但因为背景、场所与对象都不同了,因此断章取义的含义也不同了。
背景是:
晋公子重耳流亡到齐国,齐侯盛情相待,并以女妻之,由于生活的安乐,重耳沉睡于温柔乡中,不再有重返晋国称雄诸侯的壮志了。
但由于齐桓公的实力与威望,依靠他的力量,重返晋国仍然是可能的。
然而情况发生了急遽的变化,由于齐桓公的死亡,“(齐)孝公即位,诸侯畔齐,子犯(晋臣,重耳的舅父)知齐之不可以动,而知文公(重耳)之安齐而有终焉之志也;欲行而患之,与从者谋于桑下,蚕妾在焉,莫知其在焉。
妾告姜氏(重耳妻),姜氏杀之,而言于公子曰:
‘从者将以子行,其闻之者,吾已除之矣。
子必从子,……《郑诗》曰,‘仲可怀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郑诗》之言,吾其从之’。
”
这里,姜氏引证的是《将仲子》三章的最后三句,只引证三章的三句,即所谓“断章”;其“取义”,也不再是未婚情人爱情与礼教的矛盾了,而是爱情与重耳的生命与前途的矛盾。
姜氏断章取义地引证《将仲子》,改变、扩展了原诗的含义,既表示了惜别的决心,又暗示了在齐国目前混乱的局势下,一旦出走消息外传可能给重耳造成的不堪设想的后果。
(杀蚕妾灭口即为此)此是一例。
又《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载:
“卫侯如晋,晋人执而囚之于士弱氏。
(士弱,晋国之主狱大夫)秋,七月。
齐侯、郑伯,为卫侯故,如晋。
……晋侯言卫侯之罪,(指卫臣殖绰杀晋戍三百人)使叔向(晋臣)告二君。
国子(齐臣)赋《辔之柔矣》。
(《辔之柔矣》为《诗经》逸诗。
《周书·太子晋解》载:
“诗曰:
“马之刚矣,辔之柔矣。
马亦不刚,辔亦不柔。
志气麃麃,取予不疑。
”国子赋此诗,义取宽政以安诸侯,若柔辔之御刚(烈)马,以此暗示应释放卫侯。
)子展(郑臣)赋《将仲子兮》。
晋侯乃许归卫侯。
”
这是齐、郑二国为了争取释放卫侯的一次聚会,齐国是强国,所以齐臣国子赋《辔之柔矣》暗示晋侯,不要因为执囚卫侯,失了大国的政治风度,于规劝中颇有指责之意。
郑国是弱国,语气要更为柔婉,所以郑子展赋《将仲子》,义取“仲可怀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三句。
“仲可怀也”是喻指晋侯是应该尊重、敬仰的,郑国是效忠于晋国的;“人之多言,亦可畏也”,是喻指国际舆论可能对晋国不利,希望晋侯能考虑国际舆论对晋国的不利影响而释放卫侯。
这样,象《将仲子》言爱情与礼教冲突的诗,而变成了效忠晋国并希单晋侯能释放卫侯,以避免国际舆论对晋侯不利影响的意思。
随着背景、场合与对象的不同,完成改变了原诗的含义,但又利用原诗借题发挥,达到了既不得罪晋侯,又规劝晋侯释放卫侯的政治目的。
由此可见,断章取义地赋诗言志,是春秋时代的人们运用符号学原理的一大发明,这种“微言相感,、“借诗喻志”的社会交际手段,确实有其不可替代的妙用的。
三、《诗经》的社会交流功能,不仅表现在充分利用原诗的兴义的能指性,把原诗兴义的能指性,巧妙地扩展、转移,指向新的对象,不仅表现在断章取义,移花接木地扩展、改变原诗的含义,在不同的背景、场合与对象的情况下,转换成新的信息与符号,而且还表现在以非语言的手段达到交流信息的目的。
如刘向《说苑·奉使篇》的记载,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证:
魏文侯遣张仓唐赐太子衣一袭,敕以鸡鸣时至。
太子发箧视衣,尽颠倒。
太子曰:
诗云:
“东方未明,颠倒衣裳。
颠之倒之,自公召之。
”遂西至谒,文侯大喜。
魏文侯利用《齐风·东方未明》这首诗,赐给太子一套上衣下裳颠倒的服装,以暗示召见太子之意。
皮尔士认为,任何事物只要它独立存在,并和另一种事物有联系,而且可以被“解释”,那么它的功能就是符号。
⑦巴尔特《神话学》还举了一个例证:
“举一块黑色的鹅卵石为例:
我可以使它以几种方式表示,它是纯粹的能指;但是如果我用一个确定的所指来衡量它(例如,关于死刑的无记名投票表决),那么它就成为一个符号。
”由此可见、魏文侯所赐的那套颠倒的服装,其意义与服装本身无关,而只是用非语言的手段,表示一个召见的信息,因此这套衣裳颠倒的服装就成为一个符号。
而魏太子通过对《东方未明》这首诗的回忆,懂得了这个符号所传达的召见的信息,从而立即谒见了魏文侯,博得了文侯的赏识。
这是战国前期的一个故事,它说明《诗经》还具有以非语言的手段作为社会交流的功能。
春秋时代、战国时代的人们并不知道符号学、但是他们充分发挥了《诗经》社会交流的功能、这是历史的事实,而且他们的发挥和运用,是非常巧妙机智的。
符号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但人们运用符号学的原理的历史已经很久了,《诗经》的卓越的社会交流功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但这只是一次初步的探讨,不当之处,容或难免,敬请指正!
〔责任编辑:
李建国〕
注:
①雅各布森:
《语言和其他交流系统的关系》。
②③特伦斯·霍克斯:
《结构主义和符号学》。
④袁梅《诗经译注》译文。
⑤⑥程俊英《诗经译注》译文。
⑦引自《结构主义和符号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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