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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精神分析学派
新精神分析学派
伏干
前言
提到精神分析学派,弗洛伊德这个伟大的创立者代表了这个学派的正统,所以精神分析也被称为“弗洛伊德主义”,后来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在美国形成了新的精神分析理论学派。
为区别两者将弗洛伊德学派称为“古典精神分析学派”将后来形成的精神分析称为“新精神分析学派”又称社会文化学派。
一.产生的背景
(一)产生的历史背景
波林曾经说过,如果弗洛伊德幼时在摇篮中夭折,也一定会有另一个弗洛伊德出来。
这说明弗洛伊德是时代的产物。
任何一种理论都离不开当时的社会文化条件,社会在向前发展,理论也必定向前发展否则就会被新的理论所超越。
随着时代的发展,弗洛伊德理论与社会的冲突主要表现在:
1.欧洲人对精神分析的反抗
维多利亚时代的性道德:
维多利亚时代认为公开揭露或承认性的欲望是可耻的,特别是对女性的禁欲主义,认为女性可以有爱,但不能有性欲。
在当时的美国他们反对性禁锢,提倡性解放,性压抑已不再是社会的主要因素,这与弗洛伊德强调性本能是相冲突的。
反犹运动:
因为弗洛伊德是犹太籍;
诛心说:
批评家反对弗洛伊德探索人的心灵深处的疗法,认为弗洛伊德学说是诛心学说。
2、战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经验使弗洛伊德感觉到侵略性是一种重要的被压抑的冲动,从而提出了死亡的本能和自我、超我、本我的新的学说,但他仍强调本能内驱力而忽视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
其实这时由于战争人们普遍担心的问题已不是性的问题,而是失业,医疗,食品等问题。
可以说到1920年前后精神分析作为一种治疗方法已降到最低潮。
3、30年代中期,精神分析者日益认识到自己与病者的交互作用的重要性,从而开始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与社会的关系。
沙利文、弗洛姆、霍妮都对这方面作出了贡献。
4、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社会历史条件发生了变化,神经病发病率增强,患者的病因错综复杂,反映了当时社会上各种复杂因素,进一步冲淡了弗洛伊德所强调的性的因素和本能的因素。
5、两次重大分裂,一是阿德勒、荣格,二是奥托.兰克、弗伦克兹
总结,以上这些历史原因使得精神分析学家纷纷背叛了正统的弗洛伊德主义,提出了符合潮流,也符合美国具体社会文化条件的新理论新方法,从而建立了新的精神分析学派。
(二)产生的哲学背景
受实用主义影响,机能主义心理学所强调的心理现象对环境的适应作用的指导思想(詹姆斯认为意识是个体适应生存环境而形成的机能)与新精神分析所强调的人格与文化相互作用的精神是相融的。
(三)科学发展背景
达尔文进化论对各种科学的影响,使社会学、人类学有了较大发展,这对新精神分析学派的形成起了直接的推波助澜的作用。
二.代表人物
埃里克森
(一)生平
埃里克•埃里克森(1902--1994)是一位美国精神分析医生,出生于德国,祖籍丹麦,现代精神分析理论家之一。
埃里克森1902年出生于德国的法兰克福,他的父亲是丹麦人,在他出世前就抛弃了母亲,三年后,母亲与一个名叫德奥多尔•霍姆伯格的犹太医生结婚。
后来的许多年,母亲一直告诉他霍姆伯格医生就是他的亲生父亲,直到他进入青少年时期,他才知道真相——是一个私生子。
埃里克森一直保守着这个秘密,直到68岁才将其公开(Hopkins,1995)埃里克森的生理特征,使他的自我认同非常混乱。
他生活在一个犹太人家庭里,但他保留了他的斯堪地那维亚父亲的许多生理特点——高个子、金发、蓝眼。
埃里克森写到:
“在我父亲的教堂里,他们叫我‘异邦人’,而在同学中间,他们叫我‘犹太人’。
”(1975,P27)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埃里克森正处于青少年前期,大战造成这个男孩的感情崩溃:
他不知道该忠诚于德国还是忠诚于他的祖国丹麦。
埃里克森早年在德国的卡尔斯鲁厄的普通中学和文科预科大学就读,25岁是他人生的转折点。
他接受了安娜弗洛伊德的邀请到维也纳一家新式学校进行儿童教学工作,并随安娜弗洛伊德从事儿童精神分析工作。
当埃里克森从公立学校毕业时,他的寻求自我认同感的需要迸发了。
他的继父建议他上医学院,但埃里克森感到他的自我认同感不接受这种期望。
相反,他决定要做一个艺术家,并在后来的几年中在欧洲游历。
他最后到了维也纳,在一所为西格蒙特•弗洛伊德的病人和朋友的小孩开办的学校里找到一份工作并结识了弗洛伊德的女儿安娜•弗洛伊德,她也是一个著名的精神分析家。
1930年,他从精神分析的角度对蒙台梭利教学法进行研究,发表了他的第一篇论文,并由此取得了蒙台梭利教学证书。
他从安娜那里接受的精神分析培训是他离开家乡后接受的惟一的正规教育。
在这几年中,他把自己的名字改为埃里克•霍姆伯格•埃里克森,这明显反映出他的自我认同感的改变。
(1)
1933年,埃里克森加入了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战争的到来及德国纳粹对犹太人迫害,使他不得不在同年移居美国波士顿定居。
他开始在波士顿从事儿童精神分析工作,并在哈佛大学任教,对研究心智健全的人怎样进行自我创造性活动的问题发生兴趣。
1936年埃里克森离开哈佛大学到耶鲁大学人际关系研究所工作。
研究儿童情绪
障碍。
研究内容为自我发展的三个主题:
(1)儿童在游戏行为中所表现的社会道德概念;
(2)作为一个连续统一体的自我发展;(3)关于人在时空中的人类学调查。
1939—1944年参加加里福尼亚大学伯克得分校儿童福利研究所的纵向“儿童指导研究”,研究的内容包括:
(1)儿童游戏中性别差异;
(2)生命周期中各个阶段冲突的解决;(3)儿童发展问题上文化人类学的继续调查。
这期间认识了人类学家鲁斯本尼迪克特和玛格丽特米德,吸收了人类文化学的研究方法。
1938年在南达科州松岭保留地苏语印弟安儿童中首次进行了文化对心理发展影响的研究,后又与A•克罗伯一起在加州北部尤洛克印弟安人中进行研究,掌握了第一手资料,结合以亲身的体会深入到精神分析工作的研究中去,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精神分析学理论。
他特别强调各种社会对同样遭遇的问题会选择各不相同的解决办法。
例如,苏族印地安人很鼓励孩子自由活动,很晚才对他们的行为加以约束,并为儿童提供了一个漫长而溺爱的哺乳期,培养孩子大方慷慨,教男孩自信勇敢,教女孩如何成为好妻子和好母亲;尤洛克族儿童六个月就停止母乳喂养,他们鼓励孩子自律,强调节约怀疑,教育儿童将自己的本能冲动服从于经济上的冲动。
他不仅提出了自我心理学中人类个体发展的普遍规律,也客观地指出了社会文化因素对人格形成的差异性和规律性,这种意识在他整个人格理论中都得了强烈的体现。
1950年,埃里克森回到东部马萨诸塞州托斯克桥奥斯汀•里格斯失调青年治疗中心从事临时工作,有机会接触青年,为发展他的有关“自我同一性”的理论思想奠定了基础,后来他把有关同一性的观点总结在《同一性:
青少年与危机》一书中。
1951—1960年任匹兹堡大学医学院精神病学教授;1960年起任哈佛大学人类发展学教授直到1970年退休。
在60年代,他发表了一系列作品,不断参加国际交叉学科的一些重要会议。
1964年,他在《领悟与责任》一书中谈论到以个人发展中对等特殊恐惧、焦虑和期望的觉知及其道德选择之间的关系。
1965年,他旅居印度,研究包括穆罕默德•甘地在内的世代问题,1969年发表了《甘地的真理——论好战的非暴力根源》,并由此在1970年获美国普利策奖。
(二)主要著作
《儿童期与社会》1950,1963
《少年路德:
心理分析和历史的研究》1958
《自我认同问题》(1959)
《青年的变化与挑战》(1962)
《领悟与责任》1964
《同一性:
少年和危机》1968
《甘地的真理:
非军事暴力主义的起源》1969
《游戏与真实》(1972)
《新的同一性的维度》1973
《杰弗逊演讲集》1974
《生命历史和历史时刻》1975
《游戏与理由》1977
《生命周期的完成》1982
(三)人格发展渐成论
埃里克森认为人的发展依照渐成论原则进行。
他认为人的一生是一个生命周期,在《儿童期与社会》这本书里,他提出了著名的“人的八阶段”的发展阶段学说。
人的每一阶段都有其特定的发展任务。
由于发展任务完成得成功不成功,就有两个极端,靠近成功的一端,就行成积极的品质,靠近不成功的一端就形成消极的品质。
每一个人的人格品质都处于两极之间的某一点上。
•八阶段对立品质是:
1.信任感对怀疑感(0—2岁)
2.自主性对羞怯感或疑虑(2—4岁)
3.主动性对内疚(4—7岁)
4.勤奋对自卑(7—12岁)
5.同一感对同一混乱感(12—18岁)
6.亲密感对孤独感(18—25岁)
7.繁殖感对停滞感(25—50岁)
8.完善感对失望感(老年期)
八个阶段的顺序是由遗传来决定的,因而是不可变更的,这种由遗传决定的顺序被认为是遵循渐成论原则的。
这是埃里克森从生物学中借用来的术语。
他对这一原理描述如下:
无论何时我们要试图了解生长的含义,最好记住有机体的生长从子宫内就获得了的渐成原理。
笼统说来,这个原理说明任何生物都有一个大体的生长方案。
由于有了这个方案,机体的各部分才得到生长,每一部分都具有它特殊的优势,只有各个部分都能获得生长才能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Erikson1968,P92)
危机是划分每个发展的特征。
埃里克森使用危机一词就象医生使用它一样,也就是说,是为了表示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因而,作为每个发展阶段特征的危机就同时兼有一个积极的解决办法和消极的解决办法。
积极的解决办法有助于自我的加强,因而有助于形成较好的顺应能力。
消极的解决办法削弱了自我,阻碍了顺应能力的形成。
更进一步说,在某个阶段中积极的危机解决办法增加了使作为下个阶段特征的危机得到积极解决的可能性。
而在某个阶段中消极的危机解决办法降低了使作为下一阶段特征的危机得到有效解决的可能性。
虽然生物基础决定了这些阶段产生的时间,因为成熟过程决定了可能获得各种经验的时间,但正是社会环境决定了与任何特定阶段相联系的危机能否得到积极的解决。
由于这一原因,埃里克森提议把八个阶段称为,心理社会发展阶段来同弗洛伊德心理性欲阶段相区别。
最后,在列出八个阶段前我们需说明一点。
埃里克森并不认为解决危机的办法要么是完全积极的,要么是完全消极的。
相反,他认为危机的解决办法中兼有积极和消极两种因素。
只有在有利于积极解决的因素比消极因素所占比率高时才能说危机被积极地解决了。
第一阶段信任感对怀疑感(0—2岁)这一阶段主要为婴儿期,婴儿在本阶段的主要任务是满足生理上的需要。
得到满足就产生基本信任反之则产生怀疑。
这个阶段的儿童最为孤弱,因而对成人依赖性最大,如果护理人能以慈爱和惯常的方式来满足儿童的需要,他们就会形成基本信任感。
如果他们的母亲拒绝他们需要或以非惯常的方式来满足他们的需要,儿童就会形成不信任感。
如果护理是充满爱和惯常的,那么儿童就懂得他们可以不必为失去一位慈爱和依赖的母亲担心,所以,当母亲不在身边是,他们也不会有明显的烦躁不安。
“婴儿首项社会成就是愿意母亲离开而不产生过分的焦虑和愤怒,因为她不仅具有一种外部的预见性,而且还发展了一种内在的信念。
这种惯常的,持续的,同样的体验提供了一种基本的自我同一性意识,我想,这种自我同一性意识依赖于对大量内部识记的和预见的感觉的认识,以及依赖于对那些确实与大量外部熟悉的和可预见性的事物及人物有关的想像。
”(Erikson1963,P247)
当儿童形成的信任感超过不信任感时,基本信任对基本不信任的危机方才得到解决。
应当实质牢记,重要的是两种解决办法所占的比率。
对任何人和任何东西都信任的儿童必然会陷入困境。
某种程度的不信任是积极的和有助于生存的。
但是,信任感占优势的儿童具有敢于冒险的勇气,不会被绝望和挫折所压垮。
埃里克森说,一旦某一阶段的特征危机得到积极的解决,那这个人的人格中就形成一种美德。
美德是某些能够为一个人的自我增添力量的东西。
在这个阶段中,如果儿童具有的基本信任超过基本不信任,就形成期望的美德。
埃里克森把希望解释为“对热烈愿望的实现怀有持久的信念,尽管存在标志生存初期的那种隐晦的迫切要求及愤怒”(Erikson1964,118)我们可以说,得到信任的儿童敢于希望,这是一个注重未来的过程,而缺乏足够信任的儿童不可能怀有希望,因为他们必须为需要是否能得到满足而担忧。
所以他们被目前所束缚。
这一阶段相当于弗洛伊德的口唇期,但又不同于弗洛伊德的口唇期。
埃里克森认为这个阶段信任感发展的实质核心是相依性,相依性不只停留在口唇周围而是与母亲之间爱的交互。
第二阶段自主性对羞怯或疑虑(2-4)这一阶段主要为儿童早期,该阶段儿童主要是获得自主感而克服羞怯和疑虑,体验着意志的实现。
在这个阶段中,儿童迅速形成许多的技能。
他们学会了走,爬,推,拉和交谈。
更通俗地说,他们学会了如何抓握和放开。
他们不仅把这些能力应用于物体,而且还应用于控制和排泄大小便。
换句话说,儿童现在能“随心所欲”地决定做还是不做某些事情。
因而儿童从这时起就介入了自己意愿与父母意愿相互冲突的矛盾之中。
父母必须按照社会所能接受的方向,履行控制儿童行为的精心任务,而又不能伤害儿童的自我控制感和自主性。
换言之,父母必须具有理智的忍耐精神,但仍然必须坚定地保证儿童的社会许可行为的发展。
如果父母过分溺爱和不公正地使用体罚,儿童就会感到疑虑而体验到羞怯。
“持久的良好愿望与自豪感发自没有丧失自尊和自我控制感,持久的动辄爱疑虑和爱羞怯的倾向来自丧失自我控制感和过度的外部控制”(Erikson1963,254)关开羞怯,埃里克森说:
“羞怯意味着一个人意识到自己被暴露无遗,在光天化日下被人审视,一句话,它是一种自我意识。
一个人被他人识破,并且在毫无准备之下被人识破……”(Erikson1964,119)
在这个阶段中,如果儿童形成的自主性超过羞怯与疑虑,就形成意志的美德。
埃里克森把意志解释为:
“进行自由决策和自我约束的不掘不挠的决心,尽管在幼年期不可避免地要体验到羞怯和疑虑”(Erikson1964,119)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危机积极解决的结果所形成的各种美德都是自我的功能。
例如,希望和意志的美德对人生的价值具有某些影响,但它们很少影响人的生存。
没有多少希望和意志美德的个人仍能生存,也就是说,这个人能够满足生物(本我)的需要,但他可能不及那些充满期望和具有意志的人们那样灵活,那样乐观,或总的说来,没有那么幸福。
该阶段相当于弗洛伊德的肛门期,但从内容上有很大发展,将肛门部位的收缩和排放引申到抓住物体,抛开物体,缠着母亲,离开母亲等。
第三阶段为学前期或游戏期(4-7)本阶段儿童的主要任务是获得主动感,克服内疚感,体验目的的实现。
在这一时期,儿童年能更多地进行各种具体的运动神经活动,更精确地运用语言和更生动地运用想象力。
这些技能使儿童萌发出各种思想,行为和幻想,以及规划未来的前景。
按照埃里克森的观点,这个阶段的儿童“一般对形状规格的差异,特别是对性差异都产生一种毫不厌倦的好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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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他在学习上大胆探索且精力充沛:
这就致使他越出自己有限范围,投入未来无限的前景之中“(Erikson1959,76)
在前两个阶段,儿童已懂得他们是人。
现在他们开始探究他们能成为哪一类人。
在这个阶段,儿童检验了各种各样的限制,以便找到哪些是属于许可的范围,而哪些又是不许可的。
如果父母鼓励儿童的独创性行为和想象力,那儿童会以一种健康的独创性意识离开这个阶段。
然而,如果父母讥笑儿童的独创性行为和想象力,那儿童就会以缺乏自信心离开这一阶段。
由于缺乏自主性,因此当他们在考虑种种行为时总是易于产生内疚感,所以,他们倾向于生活在别人为他们安排好的狭隘的圈子里。
”如果儿童在这个阶段获得的自主性胜过内疚,就会形成目的的美德。
埃里克森把目的解释为:
“正视和追求有价值的目的的勇气,尽管这种目的曾被幼年的幻想,被内疚、被对惩罚的丢魂落魄的恐惧所阻挡”(Erikson1964,122)。
随着儿童在前面三个阶段中所遇到的危机得到积极的解决,就获得了希望,意志和目的三个积极的美德。
这一阶段相当于弗洛伊德的阴茎期。
弗洛伊德认为这一阶段产生恋父或者恋母情节,但是埃里克森认为儿童首先产生恋父母情节,但能在现实中逐渐意识到这种情节的不现实性。
逐渐从异性同伴中找到爱慕的对象。
第四阶段为学龄期(7-12)本阶段的发展任务是获得勤奋感而克服自卑感。
体验的能力的实现。
竞争意识促使他努力学习取得成功,克服自卑。
在这一阶段中,儿童学习各种必要的谋生技能以及能使他们成为社会生产者所具备的专业技巧……内部发展阶段似乎是为“步入生活”而设计的,它不认为生活必须首先是学校生活,不管学校是田野,是丛林还是教室。
儿童必须忘记他过去的希望和愿望,他丰富的想象被驯服,被一些非人性事物的法则所约束,甚至被读,写,算所约束。
因为,尽管儿童在心理上已经具有做父母的基本因素,但他在生理上成为父母之前,首先必须是一个劳动者和有可能养家活口的人。
(Erikson1963,258-259)
学校是培养儿童将来就业及顺应他们文化的场所。
因为在大多数文化中,包括我们自己的文化,生存要求具备与他人合作的工作能力,所以社交技巧是学校传授的重要课程之一。
儿童在这一阶段所学的最重要的课程是“体验以稳定的注意和孜孜不倦的勤奋来完成工作的乐趣”(Erikson1963,259)在这门课程中,儿童可以获得一种为他在社会中满怀信心地同别人一起寻求各种劳动职业做准备的勤奋感。
如果儿童没有形成这种勤奋感,他们就会形成一种引起他们对成为社会有用成员的能力丧失信心的自卑感。
这种儿童很可能会形成一种‘消极的同一性’”
同这一阶段相联系的还有另一个危险,即儿童会过分地重视他们在工作能力方面的地位。
对这样的人说来,工作就是生活,因而他们看不到人类生存的其他重要方面。
“如果他把工作作为他唯一的义务,把某种工作作为唯一有价值的标准,那么他也许会成为一位因循守旧的人,成为他自己的技术和可能利用他的技术的那些人的毫无思想的奴仆。
(Erikson1963,261)”。
按照埃里克森的理论,在这个阶段里,必须鼓励儿童掌握为未来就业所必需的技能,但不能以牺牲人类某些其它重要的品质为代价。
如果儿童获得的勤奋胜过自卑,他们就会以能力的美德离开这个阶段。
“能力……是不为儿童期自卑感所损害的在完成任务中运用自如的聪明才智”(Erikson1964,124)能力是由于爱的关注与鼓励而形成的。
自卑感是由于儿童生活中十分重要的人物对他的嘲笑或漠不关心造成的
这一阶段相当于弗洛伊德的潜伏期,弗洛伊德认为此时伊谛普斯情节解决,是性驱力暂时制服下来,因此本阶段没有里比多的区位。
但埃里克森却认为该时期儿童继续投入里比多,尽自己最大努力来改造自我的过程。
第五阶段为青年期(12-18)这一阶段发展任务是建立同一感和防止同一混乱感,体验着忠诚的实现。
这个阶段体现了童年期向青年期发展中的过渡阶段。
在前四个阶段中,儿童懂得了他是什么,能干什么,也就是说,懂得所能担任的各种角色。
在这个阶段中,儿童必须仔细思考全部积累起来的有关他们自己及社会的知识,最后致力于某一生活策略。
一旦他们这样做,他们就获得了一种同一性,长大成人了。
获得个人的同一性就标志着这个发展阶段取得了合法延缓期,他用这一术语来表示青年人和成年期的间隔。
埃里克森在许多方面使用同一性这一术语。
例如,它是“一种熟悉自身的感觉,一种‘知道个人未来目标’的程度,一种从他依赖的人们中获得所期待的认可的内在自信”(Erikson1959,118)。
他探讨了同一性和早期经验的关系:
处在生长和发展的青年人,他们正面临着一场内部生理发育的革命,面临着摆在他们前头的成年人的使命,他们现在主要关心的是把别人对他们的评价与他们自己的感觉相比较,主要关心的是如何把各种角色及早期培养的技能和当今职业的标准相联系这个问题……这种以自我同一性的形式发生的整合在数量上超过了童年期的各种自居作用。
它是自我把一切自居作用与力必多的变化,与先天遗传形成的自然倾向,与在社会各种角色中提供的机会进行整合的这种能力的自然增长的历程。
所以,自我同一性的感觉是一种不断增长的信念,一种一个人在过去的经历中形成的内在的恒常性能和同一感(心理上的自我),一旦这种同一性的自我感觉与一个在他人心目中的感觉相匹配时,那么,就表明一个人的生涯是大有前途的(Erikson1963,261-262)埃里克森没有为他在各个方面使用同一性寻找借口。
他觉得既然它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就应从各个角度来探讨它。
如果年轻人不以同一性来离开这个阶段,那么他们就会以角色混乱或者也许会以消极的同一性来离开这个阶段。
角色混乱是以不能选择生活角色为特征的,这样就无限制地延长了心理的合法延缓期,或者说仅仅应诺了一些很快就抛弃的口头许愿。
消极同一性是告诫儿童不要学习不良行为。
埃里克森把消极同一性解释为:
“是种违背意愿地建立在发展的关键阶段并向个人呈现出所有最厌恶的,最危险的,然而也许是最真实的各种自居作用和角色之上的同一性”(Erikson1959,131)他举了一个例子,一位孩子的母亲对堕落成酒精中毒症的兄弟充满了一种无意识的恨铁不成钢的感情,她会有选择地仅对他儿子有可能重蹈其兄弟的命运那些特征作出重复的反应,在这种情况下,这种“消极的”同一性对她的孩子来说,比他内心要成为好孩子的愿望更现实,他也许会努力成为一名醉汉……(Erikson1959,131)在埃里克森看来,角色混乱和消极的同一性可以解释美国青少年所表现出的许许多多骚乱和攻击现象。
他在对美国黑人领袖哈尔科姆.厄克斯的分析中,得出以下要点,……如果儿童感到环境谋略对允许他把下一阶段整合在他个人的自我同一性内的所有表现形式进行彻底地剥夺,那么,儿童就会以野兽突然被迫捍卫其生命般地迸发出惊人的力量进行抵抗,的确在人类生存的社会从林中,如果没有同一性的意识就没有生存的感觉。
(Erikson1964,24)青少年也许会痛恨地排斥那些不适合于他们的同一性:
同一性意识的丧失常常表现为以一种讽刺和势利的敌意对待家庭和未来社会所提供的合适和理想的角色。
作为要求的角色中的某个部分,某个方面或全部各个部分,不管它是男性方面还是女性方面,是国籍方面还是阶级成员方面都会成为青年人加以辛辣讽刺的主要焦点。
(Erikson1959,129)为什么青年人在不能获得积极的同一性时要选择消极的同一性呢?
埃里克森说,因为他“宁可成为一个无名小卒,或者成为臭名昭著的大人物,或者成为某个的确已经死了的人——总之,它们是经过自由选择的角色——而不愿意成为一个不太象样的人”(Erikson1959,132)。
如果青年人在这个阶段中获得了积极的同一性而不是消极的同一性或角色混乱时他们就会形成忠诚的美德。
埃里克森把忠诚定义为,“使忠诚得到持久和保证的能力,尽管不可避免地存在价值体系的各种矛盾”(Erikson1964,125)。
前四个阶段为儿童提供了形成同一性的“材料”。
在这个阶段,个人必须同化这些材料。
同一性的形成标志着童年期的结束与成年期的开始。
从这时起,生活是对自我同一性的彻底表现,既然个人“知道他或她是什么人”,生活的任务就是引导“那个人”完满地渡过人生的其余阶段。
我们也许会注意到埃里克森的同一性与阿德勒的生活风格之间的相似性。
它们之间的主要差异似乎在形成的时间上。
对阿德勒来说,生活风格是获得童年早期形成的优越和完美的手段。
正如我们所知,埃里克森使用同一性这个术语描述了早期经验的整合为个人今后担负的主要角色的现象。
生活风格和同一性这两个术语都涉及到一个按照个人生活而组织起来的重大主题,它们之间的主要差别乃在于这个主题形成的时间。
该阶段相当于弗洛伊德的生殖器时期。
弗洛伊德认为青春期是一个骚动的时期,性驱力增加,生殖器变化,似乎具有破坏性。
埃里克森承认青春期的性驱力增加,是具有破坏性的,但他只把这种破坏性视为一部分,他认为这与社会的冲突和要求也有关系。
这一阶段埃里克森提出了合法延缓期的概念。
(从儿童期到青年期,自觉没有能力承担各种义务,而延缓最后的决断。
)
以上五阶段继承了弗洛伊德的五阶段,后三段则使他的理论更加完善。
第六阶段成人早期(18-25)发展任务是获得亲密感,以避免孤独感,体验着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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