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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贤文化校本教材
序言
在孔子诸多弟子当中,有位值得记述的高足,就是孔子死后“西河设教”长期在儒家学坛叱咤风云,被后人誉为“孔门十贤”之一的卜子夏。
其“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论述,不仅被定为复旦大学的“校训”,而且“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被联合国作为世界和平的象征高悬于总部,成为世界人民心声。
卜子夏关于“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一语也被镶嵌在美国芝加哥文化中心。
随着儒家文化研究不断发展,卜子夏历史地位更显重要。
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其作者“史圣”司马迁,不仅以坚忍不拔之志,忍人所不能忍,做人所不能做,为我国的史学和文学树立了一座历史的丰碑;而且,他刚直不阿、幽而奋发的伟大精神成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了炎黄子孙千百年来生生不息的脊梁。
先贤卜子夏“西河设教”之地在今东辛封村;“史圣”司马迁故里在今西辛封村。
作为学校,辛封村为我们提供了如此厚重的文化背景,我们有责任、更有义务继承两位圣贤的美德,接受圣贤的教诲,做世间第一等的善人,第一等的好人。
为此,我们要开展以“继子夏德风,养马迁浩气,做博学君子”为宗旨的“圣贤文化”特色教育工程,以彰显圣贤之伟大,培养新时代博学而有德行的人才。
目录
一、走进圣贤
二、圣贤语录
附:
《报任安书》
三、圣贤故事
附:
《史记》中的小故事
四、圣贤伟绩
仰慕圣贤
一、走进圣贤
(一)卜子夏(前507年—前420),姓卜名商,字子夏,公元前507年出生在晋国温邑(河南省温县),比孔子小44岁,是孔子晚年的学生。
“孔门十哲”之一,“七十二贤”之一。
少时家贫,苦学而入仕,曾作过鲁国太宰。
孔子死后,他来到魏国的西河(今山西河津)讲学。
授徒三百,当时的名流李克、吴起、田子方、李悝、段干木、公羊高等都是他的学生,连魏文侯都『问乐于子夏』,尊他为师,这就是有名的“西河设教”。
卜子夏在14岁左右进入孔门,跟随孔子周游列国。
周游列国期间,他一直跟随在孔子身边,到24岁那年结束了周游之行。
回到鲁国以后,卜子夏经过孔子的推荐下,出任鲁国的莒父宰(相当于现在的县级官员)。
他上任之后淡泊名利,勤政为民,政绩比较突出,受到民众的爱戴,后来因为一些原因辞去官职。
到了孔子晚年,卜子夏和孔子众弟子一起整理“六经”,在孔子的众生之中脱颖而出,成了孔子得力助手。
在整理“六经”时,他对于儒家文化一往情深,投入了很大心血。
公元前479年孔子逝世,卜子夏时年29岁,为孔子守孝三年,到了32岁那年回到他的故乡晋国温邑。
当时的晋国实际上是名存实亡,他的家乡已经在晋卿魏桓的控制之下,说他回到晋国实际上是回到魏国。
此时,魏国正处于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时期,改革之风方兴未艾,招贤若渴急需天下贤人。
他的到来对于魏来说犹如久旱逢甘霖,立刻受到魏国君的欢迎,魏君在魏国首府安邑(现山西省运城市安邑)接见了卜子夏。
后来,卜子夏在安邑不远的龙门西河(现山西省河津市)定居下来,开始了长达55年的设教生涯。
治学当中他主张“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春风化雨,厚积薄发,深入浅出的向学生传授儒家文化。
他的学生有国师、相国、将军等等。
就连魏国国君魏文侯也投入门下,他的学生出类拔萃,群星璀璨。
魏文侯在执政期间,多次问政于他,卜子夏以王者师身份,为治理国家建言献策,推心置腹,晓之以理不隐恶、不饰非,是谓是,非谓非,实事求是向魏文侯讲王道,正礼乐,构思出一幅天下顺,民心齐,四时当的治国图景。
西河设教期间,卜子夏对于“六经”进行修订、润饰和完善。
分别为各经作书、写序。
他发明的章句,不仅使“六经”通俗易懂,而且在传播当中准确无误。
中国的古典著作自从采用了章句之后,提高了文章的结构层次。
他是孔子的忠实弟子,是儒家学术奠基人之一,他像孔子一样崇尚礼乐和仁义,遵循“中庸之道”,“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主张体恤民情,爱惜民力,以德治民,反对苛政和任意刑杀,以仁爱之心调节社会人际关系,主张维护周礼。
他把毕生的精力投入到儒家文化研究当中,对于儒家文化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公元前420年,一生不为名、不为利,中国儒家文化奠基人、传播者卜子夏走完了他的人生历程,享年87岁,死后葬于古耿龙门(现河津市辛封村)。
距今已有2400余年了,世世代代受到人们的敬重。
(二)司马迁
司马迁(前145或前135—前87?
),字子长,山西河津人,中国古代伟大的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被后人尊称为“史圣”。
他最大的贡献是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原名《太史公书》)。
该书记载了上自中国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公元前101年(汉武帝太初四年),共3000多年的历史,被认为是中国史书的典范。
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对后世的影响极为巨大。
《史记》——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全书130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
《史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政绩)、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其中最后一篇为自序)、十表(大事年表)、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对后世的影响极为巨大,被称为“实录、信史”,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列为前“四史”之首,与《资治通鉴》并称为史学“双璧”。
司马迁的著作,除《史记》外,还著《报任安书》和《悲士不遇赋》。
《报任安书》表白了他为了完成自己的著述而决心忍辱含垢的痛苦心情,是研究司马迁生平思想的重要资料,也是一篇饱含感情的杰出散文。
《悲士不遇赋》也是晚年的作品,抒发了作者受腐刑后和不甘于“没世无闻”的愤激情绪。
二、圣贤语录
(一)先贤卜子夏
子夏曰:
“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
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
”(《论语·学而》)
司马牛忧曰:
“人皆有兄弟,我独亡!
”子夏曰:
“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
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
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
” (《论语·颜渊》)
樊迟退,见子夏曰:
“乡也吾见于夫子而问知,子曰:
‘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
’何谓也?
”
子夏曰:
“富哉,言乎!
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
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
” (《论语·颜渊》)
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
子张曰:
“子夏云何?
”
对曰:
“子夏曰:
‘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
’”
子张曰:
“异乎吾所闻:
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
我之大贤与,于人何所不容?
我之不贤与,人将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论语·子张》)
子夏曰:
“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
”(《论语·子张》)
子夏曰:
“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
”(《论语·子张》)
子夏曰:
“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论语·子张》)
子夏曰:
“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
”(《论语·子张》)
子夏曰:
“小人之过也,必文。
”(《论语·子张》)
子夏曰:
“君子有三变:
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
”(《论语·子张》)
子夏曰:
“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
信而后谏;未信,则以为谤己也。
”(《论语·子张》)
子夏曰:
“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
”(《论语·子张》)
子游曰:
“子夏之门人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矣,抑末也。
本之则无,如之何?
”子夏闻之,曰:
“噫!
言游过矣!
君子之道,孰先传焉?
孰后倦焉?
譬诸草木,区以别矣。
君子之道,焉可诬也?
有始有卒者,其惟圣人乎!
”(《论语·子张》)
子夏曰:
“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
”(《论语·子张》)
(二)“史圣”司马迁
1.西伯幽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髌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
《诗》三百篇,大氐贤圣发愤之所作也。
2.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3.一死一生,乃知交情。
一贫一富,乃知交态。
一贵一贱,交情乃见。
4.好学深思,心知其意。
(《史记·五帝本纪》)
喜欢学习,勤于思考,就能体会其中的含义。
5.衣食足而知荣辱,仓廪实而识理义。
6.勇怯势也,强弱形也,审矣,何足怪乎。
7.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8.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研究探索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理顺明白从古代到现在的变化迁移,成就自己的独立完善的理论著述。
9.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
(《史记·商君列传》)
有许多人说恭维、奉承的话,不如有一人讲真话,直言不讳。
10.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
11.不识其人视其友。
规小节者不能成荣名,恶小耻者不能立大功。
附、报任安书
太史公牛马走司马迁再拜言。
少卿足下:
曩者辱赐书,教以慎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
意气勤勤恳恳,若望仆不相师,而用流俗人之言。
仆非敢如是也。
请略陈固陋。
阙然久不报,幸勿为过。
仆之先人,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
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以异?
而世又不与能死节者比,特以为智穷罪极,不能自免,卒就死耳。
何也?
素所自树立使然。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
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棰楚受辱,其次剔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肢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
传曰:
“刑不上大夫。
”此言士节不可不勉励也。
猛虎处深山,百兽震恐,及在穽槛之中,摇尾而求食,积威约之渐也。
故士有画地为牢,势不入;削木为吏,议不对,定计于鲜也。
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棰,幽于圜墙之中。
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枪地,视徒隶则心惕息。
何者?
积威约之势也。
及以至是,言不辱者,所谓强颜耳,曷足贵乎!
且西伯,伯也,拘于羑里;李斯,相也,具于五刑;淮阴,王也,受械于陈;彭越、张敖,南向称孤,系狱具罪;绛侯诛诸吕,权倾五伯,囚于请室;魏其,大将也,衣赭衣、关三木;季布为朱家钳奴;灌夫受辱居室。
此人皆身至王侯将相,声闻邻国,及罪至罔加,不能引决自裁,在尘埃之中,古今一体,安在其不辱也!
此言之,勇怯,势也;强弱,形也。
审矣,何足怪乎?
且人不能早自裁绳墨之外,已稍陵迟,至于鞭棰之间,乃欲引节,斯不亦远乎!
古人所以重施刑于大夫者,殆为此也。
夫人情莫不贪生恶死,念亲戚,顾妻子;至激于义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
今仆不幸,早失父母,无兄弟之亲,独身孤立,少卿视仆于妻子何如哉?
且勇者不必死节,怯夫慕义,何处不勉焉!
仆虽怯懦,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沉溺累绁之辱哉!
且夫臧获婢妾,犹能引决,况若仆之不得已乎?
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
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
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
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
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
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
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草创未就,会遭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
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
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
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
且负下未易居,下流多谤议。
仆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所笑,以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
虽累百世,垢弥甚耳!
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
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
身直为闺合之臣,宁得自引深藏于岩穴邪?
故且从俗浮沉,与时俯仰,通其狂惑。
今少卿乃教以推贤进士,无乃与仆私心剌谬乎?
今虽欲自雕琢,曼辞以自饰,无益于俗,不信,适足取辱耳。
要之死日,然后是非乃定。
书不能悉意,略陈固陋。
谨再拜。
译文
太史公、愿为您效犬马之劳的司马迁谨向您再拜致意。
少卿足下:
往日承蒙您写信给我,教导我务必慎重地待人接物,并推荐贤能之士。
情意十分诚恳,似乎是抱怨我没有照你说的那样去做,而附和俗人的看法。
我并非如此。
请允许我谈谈自己固塞而鄙陋的想法。
长时间没有答复你,希望你不要责怪。
我的先人,没有获得丹书、铁券那样的特大功勋,所从事的是起草文书、编写史料、记录天象、制定律历的工作,(其职位)接近于占卜之官和太祝之间,本来就是皇上所戏弄,当成乐师、优伶一样畜养的人,为流俗所轻视。
假使我受到法律制裁被处死刑,就像九头牛身上失去一根毛一样,跟蝼蚁(之死)有什么不同?
而世人又不会将我与能死节的人同等看待,只认为我智力穷尽,罪过极大,不能自己解脱,终于去死而已。
为什么呢?
这是自己平素所从事的职务所处的地位促成的。
人总有一死,有的人(死得)比泰山还重,有的人(死得)比鸿毛还要轻,这是由于应用死节的地方不同的缘故。
最上一等是不辱没先人,其次是不辱没自己,其次是颜面上不受辱,其次是辞令上不受辱,其次是被囚系受辱,其次是换上囚服受辱,其次是戴上刑具、挨打受辱,其次是剃掉头发、以铁索束颈受辱,其次是毁伤肌肤、断残肢体受辱,最下一等是遭腐刑,到极点了!
《礼记》中说:
“对大夫不能用刑。
”这是说士人不可不保持(自己的)节操。
猛虎在深山(的时候),所有的野兽都非常害怕它;待到被关进笼子里或落入陷阱之中,(却)摇尾(向人)讨吃的,这是(人)以威力逐步制服了它的结果。
所以,对士人来说,(即使是)在地上画一座牢狱,那情势也叫人不敢进去;(即使是)一个木制的狱吏,也不敢跟它对质,必须在遇刑前自杀(以免受辱)。
现在手和脚都被刑具束缚起来,脱掉衣服,接受杖责,关闭在四面墙壁之中。
在这个时候,看见狱吏就以头碰地,看到狱卒就胆战心惊。
为什么呢?
这(也)是以威力制约逐步发展的结果啊。
待到已经到了这一步,还说不受辱,不过是所谓“脸皮厚”罢了,哪里说得上尊贵呢?
再说,西伯是一方诸侯之长,(却)被囚禁在里;李斯是丞相,备受五刑的处置;淮阴侯韩信是王,却在陈地被戴上刑具;彭越、张敖都曾高坐在王位上称孤道寡,(后来)又都被捕入狱;绛侯周勃诛杀吕氏党羽,权力之大超过了春秋时期的五位霸主,后来被囚禁在特设的监狱“请室”之中;魏其侯窦婴曾任大将,后来也穿上了罪人衣服,手、脚、脖子上都加了刑具;项羽的大将季布,后来剃光了头,以铁圈束颈当了朱家的奴隶;灌夫曾在拘留室里受到侮辱。
这些人都身居王侯将相的地位,邻近国家都知道他们的名声,一旦有罪受到法律制裁,而不能自杀。
落入微尘一般轻贱的境地,从古至今都是如此,怎能不受侮辱呢?
由此说来,勇敢或怯懦,坚强或软弱,都是由形势决定的。
明白了这个道理,还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
一个人不能早在遇刑前就自杀,因而渐渐志气衰微,待到受杖刑,这才想到要死于名节,离名节不是太远了吗?
古人之所以对大夫施刑很慎重,大概是由于这个缘故啊。
就人的本性而言,没有不贪生厌死的,(难免要)怀念父母和妻子儿女;至于为正义和公理所激奋的人,则不是这样,那是因为有所不得已的缘故。
现在我不幸,早年失去了父母,(又)没有亲兄弟,独自一人,至于对妻子儿女怎么样,少卿是看得出来的吧?
况且勇士不一定死于名节,而怯懦的人仰慕道义,则随时随地都可以勉励自己不受辱。
我虽然怯懦,想苟全性命,却很懂得舍生取义的道理,何至于甘心接受绳捆索绑的侮辱呢!
再说,奴婢侍妾一类人,尚且能自杀(而不受辱),何况我是不得已啊?
我之所以含垢忍辱,苟且偷生,情愿被囚禁在粪土一般的牢狱之中,是因为我的心愿尚未完全实现,耻于默默无闻而死,而文采不能显露给后世的人们。
古代拥有财富、尊位而姓名埋没的人,不可胜数,只有卓越超群的人才为后人所称道。
文王被拘禁在里时推演了《周易》;孔子在困穷的境遇中编写了《春秋》;屈原被流放后创作了《离骚》;左丘明失明后写出了《国语》;孙膑被砍去了膝盖骨,编著了《兵法》;吕不韦被贬放到蜀地,有《吕氏春秋》流传世上;韩非被囚禁在秦国,写下了《说难》《孤愤》;(至于)《诗经》三百篇,也大多是圣贤们为抒发郁愤而写出来的。
所有这些作者都是心中感到抑郁不舒畅,他们的思想观念不被当时的人们接受,所以叙述所经历的事情,让后世了解自己。
例如左丘明眼瞎了,孙膑的腿断了,毕竟不能为世所用,(于是)回家著书,抒发心中的郁愤,想留下文字来表现自己的思想。
我不自量力,近来将自己的心愿寄托在无用的言辞上,搜集世上散失的文献,粗略地考证历史人物的所作所为,统观他们由始至终的过程,考查他们成功、失败、兴起、衰败的规律,上起轩辕黄帝,下到如今,写成表十篇,本纪十二篇,书八章,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计一百三十篇。
也想用来探究天道和人事的规律,弄清从古至今的历史发展过程,成就一家的学说。
(此书)已经起草,尚未完成,就碰上这桩祸事,惋惜它没有写成,因此宁愿接受宫刑而没有怨怒的表情。
我确实想完成这本书,把它(暂时)藏在名山之中,(以后)再传给跟自己志同道合的人,使它流行于大都会,这样我就补偿了前番下狱受刑所遭到的侮辱,即使一万次遭到杀戮,哪里有悔恨呢!
可是,这番话只能说给有见识的人听,对俗人就难说了。
况且,在负罪的情况下不容易处世,身处卑贱,受到的非议和指责也就很多。
我因为(对皇帝)说话(不谨慎)而遭到这桩祸事,深深地被邻里同乡所耻笑,以致先人蒙受污辱,还有什么颜面再为父母扫墓呢?
即使再过一百代,也只是耻辱更甚而已!
因此我心思重重,极为痛苦,在家时总是恍恍惚惚,好像丢失了什么,出外时又不知要到什么地方去。
每想到这桩奇耻大辱,没有一次不是汗流浃背,将衣湿透!
我现在身为皇宫里的小臣,怎么能离开皇宫去过山居穴处的隐士生活呢?
所以,我只好随波逐流,按照时代的风气行事,用来抒发内心的悲愤。
如今少卿却教导我推荐贤能之士,这岂不跟我私下的愿望相违背吗?
尽管我(也)想打扮自己,用美妙的言辞粉饰自己,可这对世俗没有好处,不能取信于人,恰恰是只能招致侮辱罢了。
总之,到死的那一天,然后是非才会有个定论。
这封信不能详尽地表达我的意思,(只能)简略地说说一些固塞而鄙陋的想法。
谨再次致意。
《报任安书》是司马迁任中书令时写给他的朋友任安的一封信,见于《汉书·司马迁传》及《文选》卷四十一。
任安,字少卿,西汉荥阳人。
年轻时比较贫困,后来做了大将军卫青的舍人,由于卫青的荐举,当了郎中,后迁为益州刺史。
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朝中发生巫蛊之乱,江充乘机诬陷戾太子(刘据),戾太子发兵诛杀江充等,与丞相(刘屈髦)军大战于长安,当时任安担任北军使者护军(监理京城禁卫军北军的官),乱中接受戾太子要他发兵的命令,但按兵未动。
戾太子事件平定后,汉武帝认为任安“坐观成败”,“怀诈,有不忠之心”,论罪腰斩。
任安入狱后曾写信给司马迁,希望他“尽推贤进士之义”,搭救自己。
直到任安临刑前,司马迁才写了这封著名的回信。
在这封信中,司马迁以无比愤激的心情,叙述自己蒙受的耻辱,倾吐他内心的痛苦和不满,说明自己“隐忍苟活”的原因,表达“就极刑而无愠色”、坚持完成《史记》的决心,同时也反映了他的文学观和生死观。
所以,这封信是一篇研究《史记》和司马迁的生活、思想的重要文章。
《报任安书》原文较长,选作课文时作了删节。
原文开头述对方来信之意和自己回信迟的原因,为保持课文的相对完整性,仅删去说明回信迟的原因这一部分。
以下先说自己是“刑余之人”,“已亏形为扫除之隶,在阘茸之中”,因而不具备“推贤进士”的资格,婉言谢绝任安的要求,然后详述因为替李陵说情而获罪的经过。
这一段内容其实是表白自己之所以不能为任安辩白,并不是由于缺乏仗义执言的勇气,自己曾为李陵辩护就是明证。
这部分是下文的铺垫,因为过长,只好删去。
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的“赞”中,对这封信的评价是:
“幽而发愤,书亦信矣。
”颜师古注:
“言其《报任安书》自陈己志,信不谬。
”课文节选信的下半部分,就是为了突出“幽而发愤”“自陈己志”这个主题。
全文共分4段。
第1段,先说明任安来信的内容,再就答复迟表示歉意。
“推贤进士”是任安要求作者“说情”的婉转说法,“仆非敢如此也”是本段的核心,由此引出自陈己志。
第2段,主要申述自己遭受极辱而不自杀的原因。
可分为三层。
第1层,从“仆之先,非有剖符丹书之功”至“素所自树立使然也”。
先说祖先的职务不为天子所重,且为世俗所轻,再说自己假如不选择受腐刑,而是“伏法受诛”,在周围人眼里,自己是罪有应得,并不能显示出自己有什么气节。
第2层,从“人固有一死”至“殆为此也”。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承上(死得有没有价值)启下(辱与不辱的区别)。
然后列举不辱、受辱的不同等次,说明自己受到了极辱。
接着用比喻、对比来说明人的志气在困辱的境地中会逐渐衰微的,再举王侯将相受辱后不能自杀的例子,用来反复说明“士节”不可以稍加折辱,自己若要死节的话,在受刑之前就应该自杀。
第3层,从“夫人情莫不贪生恶死”至“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
说明自己受辱不死的原因是为了使“文采表于后世”。
司马迁进一步申明,他并不顾念家庭,也不缺少“臧获婢妾,犹能引决”那样的勇气,但轻轻一死,也就同时断送了为之献身效命的事业。
对生命和事业,司马迁坦然自信地表白了自己的心意,他“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是“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
他的这种将个人价值置于历史长河中来衡量的宏阔眼光,终于使他超脱了庸常的“死节”观念的束缚,而选择了一条更为考验人的精神与意志的荆棘路。
第3段,进一步说明自己受腐刑后隐忍苟活的原因,是为了完成《史记》。
可分为两层。
第1层,从“古者富贵而名摩灭”至“思垂空文以自见”,列举古代被人称颂的“倜傥非常之人”受辱后“论书策,以舒其愤”的例子。
第2层,介绍《史记》的体例和宗旨,说明自己“就极刑而无愠色”是为了完成《史记》。
司马迁对生命与事业的崇高信念,是基于他对历史上杰出人物历经磨难而奋发有为的事迹的观察和认识;是基于他对古代学者历经苦难,献身著述的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他发现,往昔“富贵而名摩灭”的人,“不可胜记”,只有“倜傥非常之人”,即对历史和文化做出贡献的人,才能不朽。
他认为,文王、孔子、屈原、左丘明、孙膑、吕不韦、韩非等人的著述,以及《诗经》,都是古代“圣贤发愤之所为作”;都是作者“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述往事,思来者”,把苦苦思索得到的知识,著述成文,留给来者去思辨验察。
这些古代“贤圣”历尽磨难,强志不屈,“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为人类做出了贡献。
司马迁正是从这历史和文化发展的艰难历程中找到了自己的榜样和前驱者,找到了人生的方向和矢志进取的道路。
司马迁为了完成《史记》,“受极刑而无愠色”,坚强地活下来,他的愿望是“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并以此“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
第4段是书信的结尾。
司马迁再次向任安表述沉痛羞辱的愤懑心情,并陈说他对余生的看法。
司马迁说他不能“自引深藏于岩穴”,只能“从俗浮沉,与时俯仰,以通其狂惑”,这种痛苦只有自己深知。
“浮沉”“俯仰”“狂惑”等贬语,其实是作者寓悲愤于自贬。
最后与开端相照应,再次婉辞解说无从“推贤进士”的苦衷。
《报任安书》见识深远,辞气沉雄,情怀慷慨,言论剀切,是激切感人的至情之作。
其中叙事、议论、抒情,志气盘桓,交融一体。
信中司马迁的崇高的人生信念和为《史记》献身的精神,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和教育价值。
三、圣贤故事
卜子夏智退秦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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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后期,秦国日渐强盛,一直想并吞其他六国。
一日,秦王召集群臣商议攻打魏国之计。
群臣都认为,兵马未到,粮草先行,魏国与秦国一河之隔,占据黄河龙门大险,若其粮草充足,攻守条件皆备,此时不宜攻打;若其粮草缺乏,军心必乱,此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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