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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客观题练习
现代文客观题练习
一、“敬”的当代价值
对于孔子思想的认识,学界一般以“礼”和“仁”为核心,认为孔子继承了周礼,发展出“仁”的思想,因而着重探讨两者的关系及其当代意义。
其实,在“礼”和“仁”之中还有更本质性的精神内涵,这种精神内涵可以用“敬”来概括。
礼最早是祭祀天地神灵的仪式活动。
在那些高高在上的“天”、“神”面前,人自然产生敬畏的心理。
其中的敬是出于内心的崇拜仰慕,而畏则是害怕受到惩罚。
最早的礼活动即内含着这种敬畏的心情。
礼由祭祀的仪式活动发展为社会政治活动的规范形式时,“敬”作为内质也留存下来。
这种“敬”保障了礼的实践可能性,而且其发自内心,即出于天赋,由“敬”而发的礼活动也就合乎天理,具有道德价值了。
因此在国家政治活动中要求“敬”,社会的一切活动和个人的修养也以“敬”为内核。
孔子继承“礼”的同时,自然吸纳了“敬”的精神。
在《论语》中,“敬”出现21次,频率颇高。
这些关于“敬”的阐述,有继承,也有发展。
关于祭祀活动,孔子继承了上古对“天”和“神”的敬仰态度,强调“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祭思敬”。
即使“敬鬼神而远之”一语,强调实践理性的重要性,也告诫人们对于鬼神要有敬畏的心态。
关于政治活动,孔子也承传了西周以来的敬谨精神,故而回答鲁哀公说:
“治礼,敬为大。
”孔子对于“敬”的发展,在于把它扩展为普通人对待事物的敬业精神。
“敬”原本主要表现在人对神、臣民对君王等下对上的关系上,孔子以后则成为所有社会成员为人做事的基本原则。
《论语》中出现的21次“敬”中,关于敬事的即有18次。
而且,由“礼”中发展出来的“仁”也以“敬”为本。
一般认为,“仁”是“礼”的内核,“礼”是“仁”的形式,故而许多学者着重以“仁”为核心建构孔子的思想体系。
其实,“仁”之中也必有“敬”的精神。
没有发自内心的“敬”,也就没有真切的仁爱之情。
这种“敬”的思想较之“礼”和“仁”更是人类社会的本质需要,具有当代意义。
“礼”和“仁”的思想建立在小农业文明的基础上。
小农业社会的基本单位是家庭,国家不过是一个家族对其他家族的统治,个人只是家庭成员,而家庭主要由血缘关系构成。
当代社会,已经走出了小农业文明时代,家庭在社会结构中的作用也日趋式微。
而由于“仁”的观念是基于血缘关系的,有着疏近等差的特性,因而在现代社会中就会带有一定的局限性。
与此不同,“敬”是人类在远古时期就普遍存在的精神状态,是人作为有限性的个体,面对无限的自然和社会时必然产生的,从远古主要对于自然的敬畏,到殷周以后更多的对于社会中年长者、位尊者的敬重,再到孔子普遍要求的为人行事的敬,“敬”的外延在扩大,其抽象的内涵也一直延伸着。
1.下列选项中关于“敬”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
A.“敬”最早源自我国远古时期祭祀天地神灵的仪式活动。
B.“敬”以其发自内心、出于天赋的特性而成为一切社会活动和个人修养的“内核”。
C.“敬”作为人类普遍存在的精神状态,它的产生和发展体现了历史的必然性。
D.“敬”是人作为有限性的个体在面对无限的自然和社会时必然产生的一种精神状态。
2.下列选项对“仁”“礼”“敬”之间关系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A.“礼”和“仁”都以“敬”为本,“敬”保障了“礼”和“仁”的发展可能。
B.孔子继承周礼的同时,自然吸纳了“敬”的精神,并从“礼”中发展出了“仁”。
C.比起“礼”和“仁”来,“敬”的思想更能代表孔子的思想,更符合人类社会的本质需要。
D.“仁”是“礼”的内核,“礼”是“仁”的形式,二者之中都有“敬”的精神内涵。
3.下列表述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敬”保障了“礼”的实践可能性,因此使“礼”由祭祀活动发展为社会政治活动的规范形式。
B.孔子对于“敬”的贡献,在于把它发展成为诸如敬重年老位尊者等为人行事的基本原则。
C.在家庭作用日趋式微、血缘关系愈加淡薄的现代社会中,“仁”的局限性越来越大。
D.深入认识“敬”的精神,有助于更准确地领会孔子思想中的“礼”和“仁”的内涵。
二、
南宋时,金国的作者就嫌宋诗“衰于前古……遂鄙薄而不道”,连他们里面都有人觉得“不已甚乎!
”从此以后,宋诗也颇尝过世态炎凉或者市价涨落的滋味。
在明代,苏平认为宋人的近体诗只有一首可取,而那一首还有毛病,李攀龙甚至在一部从商周直到本朝诗歌的选本里,把明诗直接唐诗,宋诗半个字也插不进。
在晚清,“同光体”提倡宋诗,尤其推尊江西派,宋代诗人就此身价十倍,黄庭坚的诗集卖过十两银子一部的辣价钱。
这些旧事不必多提,不过它们包含一个教训,使我们明白:
批评该有分寸,不要失掉了适当的比例感。
假如宋诗不好,就不用选它,但是选了宋诗并不等于有义务或者权利来把它说成顶好、顶顶好、无双第一,模仿旧社会里商店登广告的方法,害得文学批评里数得清的几个赞美字眼儿加班兼职、力竭声嘶的赶任务。
整个说来,宋诗的成就在元诗、明诗之上,也超过了清诗。
我们可以夸奖这个成就,但是无须夸张、夸大它。
据说古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在东宫的时候,每听到他父王在外国打胜仗的消息,就要发愁,生怕全世界都给他老子征服了,自己这样一位英雄将来没有用武之地。
紧跟着伟大的诗歌创作时代而起来的诗人准有类似的感想。
当然,诗歌的世界是无边无际的,不过,前人占领的疆域愈广,继承者要开拓版图,就得配备更大的人力物力,出征得愈加辽远,否则他至多是个守成之主,不能算光大前业之君。
所以,前代诗歌的造诣不但是传给后人的产业,而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向后人挑衅,挑他们来比赛,试试他们能不能后来居上、打破记录,或者异曲同工、别开生面。
假如后人没出息,接受不了这种挑衅,那末这笔遗产很容易贻祸子孙,养成了贪吃懒做的膏粱纨绔。
有唐诗作榜样是宋人的大幸,也是宋人的大不幸。
看了这个好榜样,宋代诗人就学了乖,会在技巧和语言方面精益求精;同时,有了这个好榜样,他们也偷起懒来,放纵了摹仿和依赖的惰性。
瞧不起宋诗的明人说它学唐诗而不像唐诗,这句话并不错,只是他们不懂这一点不像之处恰恰就是宋诗的创造性和价值所在。
明人学唐诗是学得来惟肖而不惟妙,像唐诗而又不是唐诗,缺乏个性,没有新意,因此博得“瞎盛唐诗”、“赝古”、“优孟衣冠”等等绰号。
宋人能够把唐人修筑的道路延长了,疏凿的河流加深了,可是不曾冒险开荒,没有去发现新天地。
用宋代文学批评的术语来说,凭借了唐诗,宋代作者在诗歌的“小结里”方面有了很多发明和成功的尝试,譬如某一个意思写得比唐人透彻,某一个字眼或句法从唐人那里来而比他们工稳,然而在““大判断””或者艺术的整个方向上没有什么特著的转变,风格和意境虽不寄生在杜甫、韩愈、自居易或贾岛、姚合等人的身上,总多多少少落在他们的势力圈里。
(节选自钱钟书《〈宋诗选注〉序》)
1.文中所举事例,不属于宋诗也颇尝过“市价涨落的滋味”的一项是
A.金国的作者嫌宋诗“衰于前古”。
B.明代人苏平对宋人近体诗的看法。
C.李攀龙选上古至明代诗歌时的做法。
D.晚清“同光体”诗人对宋诗的态度。
2.对文中画线句子中的“大幸”、“大不幸”的理解,正确的一项是
A.“大幸”指的是唐代诗人给宋代诗人开拓了宽广的创作领域,“大不幸”指的是宋代诗人无法在唐代诗人的基础上再去开拓。
B.宋代诗人有接受挑战的机会是“大幸”,而在挑战中难以打破唐代诗人创造的记录,又是宋代诗人的“大不幸”。
C.“大幸”指的是宋代诗人以唐代诗人为榜样并在此基础上可以有更好的发展,“大不幸”是唐诗的超越之难和宋人因模仿和依赖产生了惰性。
D.能够模仿唐代诗人创作的作品是宋代诗人的“大幸”,而唐代诗人难以企及的高度使宋人难以超越又是宋人的“大不幸”。
3.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在选宋诗的问题上,作者认为不好的诗歌就不选,选上的也无须过分夸大。
B.从整体创作成就上看,作者认为宋诗虽不及唐诗,却在元、明、清诗之上。
C.明诗之所以不如宋诗,是因为它在学唐诗时学得外表十分相像却缺乏个性。
D.与明诗比,宋诗的创造性和价值就在于它的那一点学唐诗又不像唐诗之处。
三、
我个人认为,中华文化虽然博大精深,内涵非常丰富,但是它最主要的一个特征就是人本精神,它始终是一种以人为本的文化,是以人为一切价值判断的出发点的一种文化。
这与世界其他民族的文化是有所区别的。
我们从中国远古的神话看起。
在世界各民族的神话中,很多的主要人物都是天上的神灵,希腊神话中的诸神,都是住在奥林匹斯山上,他们在天上俯视着人间,他们为人间恩赐幸福,有时也为人间带来灾难。
但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就不是这样的。
我们的大禹治水,我们的女娲补天,我们的后羿射日,这些神话里的主角都是凡间的人,都是人间某些具有非凡本领的、建立了丰功伟业的杰出人物,是某些氏族首领的代表。
因为他们造福于民,或者为民除害,所以他们的人格就升格为神格,这样才构成了中华的神话谱系。
在先秦时代,虽然诸子百家争鸣得很厉害,各种思想流派都提了不同的观点,但我觉得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精神,就是当他们思考问题的时候,不管是思考社会还是思考自然,他们的出发点在人,他们最后的落脚点也在人,这是一种人本文化、人本思想。
先秦诸子百家中对后代影响最大,后来成为我们中华文化的主流的两派,可能就是儒家和道家。
这两派虽然互相论争,看上去好像水火不相容,但是它们的共同点就是非常重视人。
所不同的是,道家所重视的是个体的生命价值,而儒家所重视的是群体的利益,儒家是在重视个体的基础上更重视群体,重视一个家庭、一个宗族乃至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利益。
所在价值观方面,儒家与道家是互补的,是相辅相成的。
因为中国的古人,我们中华民族的先民,他们所处的自然环境不是非常优越,所以他们不能像印度人那样在热带森林里简易地谋生,非常容易地维持生命。
我们在黄河流域,在这个水深土厚,气候不是很温暖的地方,而且有滔滔的大河需要治理,不治的话就会有水患。
所以对中华民族来说,如果太强调个体生命而忽视群体利益的话,就不利于我们这个民族的生存、繁衍。
因此,以儒家的孔孟之道为代表的这种伦理观念、道德理想,就历史地被选择为我们这个文化的核心精神。
也就是说,道家只是一种补充,儒家才是核心。
这不是由于儒家特别善于宣传,善于著书立说,或是某个杰出的儒者努力奋斗的结果,这是一种自然的选择。
1.下列对“中华文化”的理解,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生存发展中形成的一种以人为一切价值判断的出发点的以人为本的文化。
B.大禹治水、女娲补天、后羿射日,这些神话中的人物行为体现了中华民族文化精神,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
C.中华文化是一种与世界其他民族文化在起源上、价值判断的出发点上都完全不同的特有的民族文化。
D.先秦诸子百家在思考社会和自然的时候,他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人,体现着中华文化的人本精神。
2.下列对文意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中华文化的神话谱系是由某些具有非凡本领的建立了丰功伟业的杰出人物由人格升为神格而形成的。
B.中华文化与世界其他民族文化的区别在于它始终是一种以人为本的民族文化,其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在人。
C.作为中华文化核心精神的孔孟之道,是适应中华民族的生存而产生,又适应了中华民族生存而发展的。
D.对中华民族来说,如果太强调个体生命而忽视群体利益的话,就不利于我们这个民族的生存、繁衍。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作者主张,从中华民族的生存和繁衍来说,注重群体利益是出于一种民族生存的选择。
B.道家所重视的个体生命价值与儒家所重视的群体利益在中华文化中是互补的,相辅相成的。
C.儒家文化在社会发展变化中始终占据着核心地位,这是中华民族生存的自然选择的结果。
D.因为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精神是儒家文化,所以儒家思想的演变,就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演变。
四、《国语》为何不是“经”书?
在众多与经书相关的典籍中,《国语》一直与《左传》内容相表里,且成书年代相近。
但始终没有成为“经”。
周予同先生认为“经”有三个特点。
首先,“经”是中国封建专制政府“法定”的古代儒家书籍,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和统治阶级的需要,“经”的领域在逐渐扩张,从“五经”扩大到“十三经”。
其次,“经”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古代儒家的书籍。
它不仅为“法定”,而且是从所有合法书籍中挑选出来的。
后来儒家编著的书籍,固然不称为“经”,就是秦汉以前的儒家书籍,不是得到孔子“真传”的,也不能称之为“经”。
再次,“经”本身就是封建专制政府和封建统治阶级用来进行文化教育统一思想的主要工具,是封建专制政府培养提拔人才的主要准绳,被称为中国封建社会中合法的教科书。
这三个特点是书籍成为经典的标准。
在“经”的领域扩大到“十三经”的过程中,封建专制政府的法定始终是第一位的,其次是儒家思想,第三是孔子。
至于《国语》,不能成为“经”书,最重要的是它不是解《春秋》的。
思想上,柳宗元《非国语》云:
“其说多诬淫,不概于圣。
”但《国语》中包含了儒家思想的很多内容,如礼治、民本、正名、忠恕等。
其他学说在《国语》中也约略可见,驳杂的思想体系,使它不可能成为统治者所认可的典型合法的儒家经书。
另外,《国语》不但不得孔子的真传,内容上对孔子事迹的记载也颇与“子不语怪力乱神”相悖。
因此“经”的范围虽在不断扩大,《国语》却不可能为儒者拥护,被统治者选中。
《国语》的辞采,也影响着人们对它的重视程度。
柳宗元称其令世之学者耽嗜,富艳浮夸。
崔述曰:
“《左传》一言可毕者,《国语》累章而未足也。
”《左传》自成一体。
语言风格一致,但《国语》诸语亦各有千秋。
或长篇大论,侧重理性说教;或小巧精致,语言隽永;或以修辞见长,文字流畅而有气势。
可惜语言上的优点,不能令《国语》一体,而诸语风格的差异,也使全书有割裂之感,多给史家留下批判和质疑的借口,哪里还有成为经典的可能呢?
基于此,《国语》无缘经书之列,进而无缘成为中国封建科举法定的科目,失去了广泛流传的机会。
尽管如此,其与《左传》关系密切,颇受达官儒士们日常研读的重视,勉强维持着其“春秋外传”的声誉。
刘知几《史通•六家篇》定《国语》为一家,为“春秋外传”。
称其“六经之流,三传之亚”,是将《国语》视为准经典。
清代编修《四库全书》,将《国语》改隶“杂史类”,其地位下降。
但仍有人把《国语》当经典来看,希望将之提升到“经”的地位。
段玉裁主张于“十三经”外,加《国语》、《史记》、《说文解字》等,成“二十一经”,可惜没有响应者。
廖平于光绪十二年,拟定《十八经注疏范例》,他将《大戴礼记》和《国语》升为“经”,合成“十八经”,终未成。
1.下列有关“经”的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经”必须是封建专制政府“法定”的古代儒家书籍。
B.“经”是从合法书籍中挑选出来的以孔子为代表的古代儒家的书籍。
C.“经”是封建专制政府和封建统治者用来进行文化教育,统一人们的思想的工具。
D.“经”作为封建专制政府培养提拔人才的唯一标准,它是封建社会中合法的教科书。
2.下列表述不属于“《国语》不能成为经书”的原因的一项是()
A.《国语》中包含了儒家思想的很多内容,但其思想体系驳杂,没有得到统治者的认可。
B.《国语》没有广泛流传的机会,没有成为中国封建科举法定的科目,只被少数读书人推崇。
C.《国语》富于辞采,但语言风格的差异,使全书有割裂之感,遭到了史家的批判和质疑。
D.《国语》没有得到孔子的真传,在内容方面对孔子事迹的记载也与孔子的思想不一致。
3.下列表述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秦汉以前的儒家书籍,只要是得到了孔子的“真传”,都被统治者认可,确定为“经”。
B.《国语》虽是儒家的经典著作,但由于它不是解释《春秋》的,所以没有成为“经”。
C.《国语》语言风格多样,或长篇大论,或小巧精致,或以修辞见长,自成一体,文字流畅而有气势。
D.清代编修《四库全书》,《国语》落到了杂史类的地位,而段玉裁、廖平等人都试图将《国语》提升到“经”的地位,但均以失败告终。
五、散文中的闲话笔调
散文写作中,最有兴味的或许就是笔调了。
笔调,是一个作家成熟的标志。
现代散文中,有一种甚为风行的笔调,就是闲话笔调。
胡适曾说:
“白话散文很进步了。
散文方面最可注意的发展,乃是周作人等提倡的‘小品散文’。
这一类小品,用平淡的谈话,包含着深刻的意味;有时很像笨拙,其实却是滑稽。
这一类作品的成功,就可彻底打破那‘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了。
”可见所谓闲话笔调就是谈话风格的,或者说用谈话方式来作文。
此种笔调经周作人、林语堂等人的提倡,便有了以性灵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之说。
此种谈话风格的小品文笔调,林语堂甚为醉心,并在许多文章中反复申说。
林语堂因甚为欣赏谈话风格的行文,还力主扩充散文的篇幅,但要以此来挑战古文的简洁,就不足为训了。
用谈话方式来作文自然是很好的,但作文毕竟不完全等同于谈话。
若是真将那种谈话过程记录下来,也够得拉杂,更不用说话题的游移了。
梁实秋先生力主行文的简练,就要明智得多。
呼应于周作人的说法,林语堂主张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但又格外地张扬了幽默。
幽默可为行文增添风趣,但若过分大张旗鼓地提倡,则本身可能成为一个幽默。
闲话笔调是散文中较为自然的言说方式。
此种笔调是用说话来交流的,心中存有一个交谈的对象,如此即可展开交流。
至于所谈的题目并未限制,照林语堂的说法,正是宇宙之大、苍蝇之微无所不谈。
不过,作家的言说仍不离心灵或性情,因而所谈的题目也是有喜恶的。
但不妨假定读者那方面也有同好,如此即可达成沟通。
此种笔调虽说有一种涵盖作用,但并不碍于各人的谈论,并非千人一面,可各有面目。
比如周作人的创作以闲适为主,从而讲求所谓生活的艺术。
但在退隐的心态下,也不无书斋生活的苦闷,于是于闲适中渗出一股苦味来。
林语堂虽说倾心幽默,倒也率意而谈,不无名士作风。
至于以幽默见长的,或许要算梁实秋。
但梁实秋也是心存雅致,幽默只不过是用来抵斥种种不雅的,所谓相反相成是也。
而老舍,为幽默而幽默,则并不见佳。
他显然是过于着重幽默了,并以之作为作文的主旨,却有可能落入油滑。
其实,幽默表现于文中,多是一种点缀,可为行文增添谐趣,但若要从头到尾地幽默下来,就往往吃了不讨好。
因而即便同是闲话笔调,也可各有不同的,这才是真正的个人笔调。
但个人应当以自我说话,而自我又处于大我与小我之间,这就得把握其中的分寸。
比如周作人将载道与言志对立起来,从而将写作完全地由载道转为言志,却又囿于个人的性情,所得就小了,因此小品文也就沦为小摆设。
其实,言志与载道并非简单的对立关系。
社会生活的特点就是形成了各种观念,也可谓各有其道。
文中若尽是载道口吻,实则就是充当了各种观念的传声筒,这就在文中丧失了自我。
但若想将自我完全游离于各种观念之外,恐怕也不现实,正如人都生活在社会中一样,各种观念或道对人也有一种约束作用。
郁达夫曾说:
“现代散文之最大特征,是每一个作家的每一篇散文里所表现的个性,比从前的任何散文都来的强。
”换言之,重个性,这才是现代意义上的散文。
若抹去个性,从而充当某种观念的传声筒,仍又是载道之文了。
在散文中,笔调确乎是个人的。
而所谓的个人笔调,就是要在散文中形成独具个性的言说方式。
1.下列关于“闲话笔调”的叙述,正确的一项
A.闲话笔调深受林语堂的喜爱,但他的文章过于拉杂,有话题游移的缺点,不及梁实秋先生行文简练。
B.闲话笔调以性灵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采用谈话的方式和读者进行心灵或性情等方面的交流。
C.闲话笔调是现代散文创作中非常流行的,是由周作人、林语堂、胡适等作家提倡的一种创作风格。
D.闲话笔调散文的言说方式是比较自然的,所写的都是身边平凡的小事,却包含着丰富的意蕴。
2.以下关于各个作家创作风格的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周作人以闲适为主,但在闲适中也带有书斋的苦闷。
B.林语堂追求幽默,但是率意而谈,体现出名士作风。
C.老舍为幽默而幽默,刻意为之,适得其反,有一股油滑之风。
D.梁实秋行文简练,文章雅致,用幽默来抵斥种种不雅。
3.根据原文的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用平淡的谈话方式来包藏深刻的意味是我国现代散文的一大特点,这是白话散文最重要的进步。
B.一个作家是否成熟,关键是看他是否形成了真正的个人笔调,这种笔调的表现各有不同。
C.因为用谈话的方式来写,便没有古文那样简洁,所以闲话笔调的散文篇幅往往都很长。
D.文中如果都是载道口吻,就在文中丧失了自我,所以写作应该由载道转为言志,表现作者个性。
六、诗歌、神话传说和天文学(节选)
在古代的传说中,阏伯和实沈的故事是具有天文背景的一个。
高辛氏是传说时代的古帝王,叫帝喾,据《左传•昭公元年》,帝喾有两个儿子叫阏伯与实沈,兄弟俩互不相容而不断寻衅厮杀。
于是帝喾派阏伯往商丘去主管大火,因此大火也叫做商星;派实沈去大夏主管参星。
参和商在天空中恰好遥遥相对,一个升起,另一个就会落到地平线以下,他俩从此再也不能见面了。
他们死后,成为参商二神,还是永远不能相见。
实际上夏族对参的认识有更深刻的原因,每当参于黄昏后落向地平快看不见的时候,恰是大地回春之际。
参去寒冬尽,农家备耕忙。
它成为夏族观象授时的重要依据。
参与大火都是古代妇孺皆知的星相。
公元前2400年左右,大火在春天傍黑时出现于东方地平线上。
其光荧荧,好似东方远处的一团火焰。
它之所以引起人们的注意,不单是因为它亮,也不光因为它酷似原始社会中极为重要的火种,主要的原因,就是每当它于黄昏后出现于东方时,它就像是特意来点燃人们盼望播种的希望之火。
可以说,在我国传说的三代,它是天空中一朵红色的报春花。
北斗七星的斗柄连线,大约指向大火,故大火黄昏初见之际,北斗就指向东方。
对大火和北斗的观测延续了很长的历史时期,后来,由于测量了子午线,并观测星是否到了子午圈,预报季节的准确度得到了提高,天文学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直到公元前11世纪,大火仍然是人们报时的一个依据,但内容又改变了。
《诗经•豳风•七月》中有“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七月黄昏,大火越过子午线流向西天下沉的时候,妇女们就该赶制棉衣,为亲人们准备冬装了。
西周时期,人们关于天象的知识更多了。
《诗经•鄘风•定之方中》说:
“定之方中,作于楚宫……揆之以日,作于楚室。
”诗中“定”指像锄头的四颗星,它们是室宿二星和壁宿二星,四星组成一个长方形。
每当农事基本结束的时候,黄昏后在子午圈附近就能看到定星。
定星中天,正是营造房屋的大好时光。
1.“在古代的传说中,阏伯和实沈的故事是具有天文背景的一个”,“具有天文背景”的含义是
A.说明古代劳动人民已经掌握了参商二星不会同时出现在天宇的知识。
B.说明阏伯和实沈的故事源于对参商二星不同时出现这一天象的观察。
C.说明阏伯和实沈的故事形成过程中受到与参商二星有关传说的影响。
D.说明古代劳动人民已经善于把有关的天文知识当做民间传说的背景。
2.下列四种天象中,与其余三种含义不同的一种天象是
A.参于黄昏后将落向地平线以下。
B.大火于黄昏后出现于东方。
C.黄昏后定星出现在子午圈附近。
D.北斗七星的斗柄连线指向东方。
3.下列理解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古代的神话传说和诗歌有助于我们了解当时天文学的水平。
B.古代天文学的不断发展促进了神话传说的产生和诗歌的繁荣。
C.夏商周三代,对大火天象与日常生活的关系的了解日益深入。
D.子午线的测量,标志着我国古代天文学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七、2010年,“东方主义”话语方式改变的契机
对近代中国影响及干扰最大的西方文化理论,是美国学者萨义•德提出的“东方主义”。
所谓“东方主义”是西方统驭东方的话语方式,这种话语方式由传教士开始,随着西方对东方的殖民扩大,到19世纪定形,建构成一种优劣对比的知识体系,通过教育、媒体以及留学生,向全球扩散,这种话语方式本质上就是强弱不对等所造成的。
强者对弱者永远有说三道四的权力,反之则不然。
它最严重的后果,就是弱者会被教育得产生“自认劣等意识”。
东方民族里,对“东方主义”的反省,伊斯兰知识分子较有成就,但也较为悲观。
英国学者透纳曾经指出:
“东方主义的终结,必经视野和典范的巨大重塑,但这种知识的重建只能产生在西方与东方政治关系出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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