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纳百川有容乃大雪峰千仞源自高洁.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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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纳百川有容乃大雪峰千仞源自高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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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得到《银行家》杂志社暨王松奇老师的约稿,说2015年该刊要开辟一个“话说当年”的专栏,以挖掘和整理当年那些如烟的往事。
感觉到这是一个好题目,好栏目,银行家杂志社不乏有心人,有眼界也是壮举。
于是欣然命笔,第一篇写我们大家的老师:
黄达先生。
在老师八十寿辰时,我曾写过一篇贺寿的文字,题目是淡泊明志宁静致远一类。
至今我依然认为,这种题目最适合于老师。
老师学历不算很高,也没留过洋,但家学渊源,才思敏捷,学有专攻,厚积薄发。
在20世纪80年代以著述、学识和人品崛起于学界,开新时期金融学的先河,成为国内外公认的一代宗师。
尽管如此,但老师从未提及过这一类功名利禄之事,也从未在任何人、任何场合下有过表露。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是老师一贯的淡定和从容,学生与老师相处三十年,从未看见过老师有过任何大喜大悲大怒大恨之举,也没有轻视和指责过任何人。
反过来说,老师也从不去表现那种超然物外的骄傲和清高。
要知道,这其间经历了许多大事件,如改革开放、出国留洋、学潮以及下海等等,老师都有参与,但始终是秉承正直、不失自我、与人为善、泰然处之,历经许多运动,要做到这一点是颇不容易的。
所以,同门弟子都说,老师的淡定从容令学生心向往之,老师的高风亮节令学生高山仰止。
记得在我们入学时,老师曾对我们说过这样一番话,做人要有自己的思想和主张,要有定见,不要做墙头草,这恐怕是老师少见的很鲜明的表达主张的一次谈话,令学生终身受教!
题目既定,内容写些什么呢?
看了一些文字,感觉到写老师在学术上高大全的文章已经很多,笔者雅不欲与师兄弟们竞赛。
回想与老师相处三十年来,几乎年年都有机会在一起,感悟甚多,其中有趣的故事也不少。
于是,想写一些今日看起来犹有新意的日常往事,在红花之中添些绿叶,希望在平常小事中展示出老师更为真实、亲近和幽默的一面。
有句话是这样说的:
教育的精髓应该是忘记了课堂上教的所有内容之后沉淀下来的东西。
曾经的北大之所以被称为中国的最高学府,就是她的学生毕业后,可以忘记所学的课程和内容,但忘不了独立思考的未名湖精神,所以称为引领中国学界的北大学子。
老师被称为金融学界的泰山北斗,也许有溢美之词,但有一点是确实的:
我们也许忘了老师曾经教了些什么给我们,但学生永远忘不了老师那一份独立思考、宁静致远的文化修养和人格魅力。
并且,令学生受益终身的是,从老师言传身教中体会到的治学、慎独、务实、做人的点点滴滴。
这一点,相信同门师兄弟妹们都感同身受吧。
和老师相处过程有太多的感悟,一时不知从何处下笔,还是于百草丛中,随手摘几片绿叶,供大家回忆和点评吧:
先说说学习。
在学习过程中,有这样几件小事是令人难忘的:
作为首届金融学博士,老师直白的告诉我们,他也有同样的困惑,毕竟此前没有先例。
民国时候或许有,但已没有可比性,一切还需要我们自己重新去探索,搁在老师身上的责任和担子不轻。
我后来想,这也是老师当年推迟两年迟迟没招学生的原因之一吧。
怎样负责任地把学生带出来,老师想了很多办法。
这样两个办法是我们亲身经历的,一是从一开始就把教和学结合在一起,把老师的研究课题和学生已有的学习成果结合在一起,这一种教学相长的模式,老师放心踏实,学生也可以心中有数,一进校就知道学习和研究方向了。
首批三个博士生,硕士期间的论文都和导师的课题相关,我写需求、慕冰写供给,松奇写政策,刚好和黄老师课题对接,因而我们是受益者。
我们是时代的宠儿,不仅因为时代,更因为老师的提携和恩遇。
正如松奇所说,我们这几个学生,也许各有一些特点,但并不比别人优秀多少,比我们优秀的还大有人在。
我们所以能进入师门,全凭我们在硕士期间的研究课题刚好对接上老师的课题,以及恩师的举荐,这是我们的荣幸,而并非我们个人的骄傲,这是真话。
二是老师专门为我们设计的师门独有的“文献综述”。
比如写货币需求,就要求把中外古今有关货币需求的所有理论文献的要害和核心部分全部查找整理出来,做出分析,并形成20万字左右的文稿,基本达到出版的要求。
要知道,当年没有电脑,更没有因特网。
我们在大约一年的时间里,从人大图书馆直至北图,真正是多少辛酸汗,翻残故纸堆。
文稿完成后,老师专门组织了一个专家评审委员会,除一些名教授以外,还请了德高望重的学说史专家,规格颇高,要求很严,从形式到内容,都一点也不亚于后来的正式答辩。
正是如此,我们才得以完成学业。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的学业成果,和老师的课题研究一起并列出版成册,老师在前言里做了简洁客观的表述。
在校期间,由于老师有行政职务,诸事繁忙,我们当面接触的时间并不是很多,许多交流是在文稿上进行的,包括学说史和论文都是。
这些交流很有意义,其中有两点,令学生至今难以忘怀:
一是老师对学生文稿审阅的认真程度,让学生感动甚至经常有些汗颜。
老师不仅提出和商榷论文的思路、观点和方法,还改错别字,连标点符号都有修改,这是学生没有想到的,因而此后更加认真而不好意思马虎。
二是老师在学术方面提出问题的方式和口气,是学生未曾经历过的。
老师从来不轻易肯定和否定学生提出的任何新的学术观点(有些是一时心血来潮突然想出来甚至杜撰出来的),也不简单的说对与不对。
最常见的带有褒义含义的话就是:
这个提法似乎不坏,有些意思;带有疑问含义的话就是:
这个问题似乎还可商榷?
或者:
这个提法可否再推敲一下?
又或者:
这个观点似还需要查查出处,再做一些综合比较,等等。
――说一句玩笑话:
老师的评语,言简意赅,画龙点睛,颇似脂评,即脂砚斋评石头记是也。
当然,我们的那些歪文不是石头记,至多是大大小小的石头而已,但老师的眉批、行注、侧书等等,却不仅深入浅出,思想独到,极富文字功底,更经常有点石成金和化腐朽为神奇之妙。
和老师在文字上的这些交流,一直贯穿于学业始终,令学生受益终身。
可以这样说吧,老师的批语令我受教很多。
我后来对自己学生的一些要求,好多都是来自于和老师相处的心得。
我们读博士不久,黄老师就给了我们一个任务,说是刘鸿儒老师要招博士生了,他们二人关系很好,刘老师因此想问问黄老师是如何带学生的。
黄老师感觉这个问题几句话说不清楚,就让我们自己去谈谈心得。
于是,我们应约到了五道口,拜见了刘老师以及时任五道口主任的甘培根老师。
刘老师很亲切地和我们做了交谈,询问了一些过程,我们也尽可能的表达了自己的一些心得和想法,交谈甚是融洽。
之后,刘老师专门委托甘培根老师请我们吃了一顿午饭,作为学生,我们感到既光荣又惶恐,同时,更感到作为黄老师弟子的那一份愉悦和幸福。
联想到1992年在海南,我们几个博士同学在那里配合当地政府办了一个“股票交易中心”,其实就是小型交易所,我主持业务,其实是一切从头学起,都是书本上没有过的东西,很辛苦也很有成就感,尽管月薪不足300元。
遇上当时的治理整顿,被上面叫停了,刘老师带着人行金管司的人来善后,做了一些交接。
刘老师问我,黄老师知道你在做这个吗?
我说不知道,刘老师说,我回去告诉他,你看如何?
我笑笑没有回答,然后挥手告别。
其实我知道,那时的海南,金融界几乎是五道口的天下,大半都是刘老师的弟子。
自小平南巡以后,来海南的创业者何止十万,学生闯闯,把所学付之所用,是很有意义的。
因此,相信老师会理解的,虽然没提起过此事,但我知道黄老师和刘老师都是这样的思想者和明白人。
再说说生活。
读书人常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实在惭愧,经典的书,莫说万卷,千卷也没读到,这个目标要用一辈子来努力,恐怕也未必能完成(不过,古书的“卷”是以竹简论的,因而不好比较的)。
倒是行万里路,由于现代交通条件方便,却早已实现了。
不过靠的是现代工具,而不是古人要求的双脚,远没达到徐霞客那样“云深不知处”的境界。
不过,其中一段路程,却是伴随着恩师一起走过的那些山川河流,也已历经半个中国,早已超过万里,别有一番感悟,我把它称之为“游学”。
择取点滴,供大家赏玩。
回想起来,从老师第一次来四川招生上青城山开始(1985),到老师最近一次参加青城山会议为止(2013),似乎绕了一个大圈,这是一个好大好大的圈。
伴随老师一起走过的地方,已不下十数个省份,去过的自然景点,也有数十个之多了。
通常的形式是,一边开会,一边讨论,一边往返于城市乡村之间,一边流连于山川河谷之际。
学生倍感荣幸的是,国内金融学界的各个前辈老师,以及他们的弟子,我们都有幸在这些聚会中相识并且进行平等和谐的交流,令人眼界大开,心胸渐广,知识倍增。
前不久被授予终身荣誉奖的俞天一教授,我们最早是在贵阳花溪宾馆的一次会议上认识的。
我还记得,在那个会议的一次闲暇中,俞天一老师诗兴大发,趁兴挥毫,现场泼墨,一边吟哦一边写下了一首古诗(不好意思,诗的内容我已不记得了),古韵朗朗,群情振奋,得到了在场所有老师和学生的赞扬。
中国金融学界的几乎所有老师,我们都是在这样一些会议场合下认识的。
正是在这些场合下,我们亲眼所见,黄老师、刘(鸿儒)老师等前辈,以他们非凡的学识和独特的人格魅力,越来越居于中心和主导,逐渐成为中国金融学界的泰山北斗。
而我们这些学生,有幸在这样一种环境中开始了自己的成长。
一边听老师门的高见,一边进行平等的交流,状如行云流水,轻松自然。
所以说那时的这种游学,是一种极有意义的学习方式,行既简陋,居不奢华,标准严格,所耗不多。
既长知识,也增见识,还游历了祖国的大好河山,真是一件赏心悦目的好事。
毕业以后,主要是西南财大和曾康霖老师,也包括学生本人,安排组织了一些会议和学术活动,邀请黄老师和其他一些老师参加,绝大多数时间黄老师都欣然前往了。
学生记忆深刻的有,云南丽江,贵阳黄果树,几次海南行,以及包括九寨、峨眉、蜀南竹海在内的若干次四川之旅。
以下是几个小小的回忆。
1991年我们组织了一次学术活动,基本是民间形式,包括责任承担和资金筹措。
那次会议,曾康霖老师承担着责任和压力,我也分担了一些任务。
在成都开了两天会后,又移师到峨眉继续开会。
在会议休息期间,我们请老师们去尝试一下闻名遐迩的峨眉滑竿。
老师们大多去坐了一坐,上坡下坎,颠来簸去,尽管有些许惊险,毕竟是难得的一种尝试。
黄老师也坐了一次,老师身材高大,挑夫有些吃力,我们也有些紧张,一边跟着滑竿走,一边叮嘱慢一点,终于停下来了。
我们上前去付钱,结果挑夫们收的钱比同行的老师高出许多,我们问这是为何,挑夫们说:
这位老先生好重,我们都差点抬不动了。
再说,看得出这位老先生是你们的领导,是上面来的大官吧,我们也怕摔着他啊,因此特别小心,不容易啊。
大家都笑了,黄老师笑着说:
他们说的也对,我是沉了些,但不是什么大官,难为他们了,他们抬着也费力,大家都紧张,就算一点额外补偿吧。
峨眉之后,又转战九寨,为确保安全,曾老师特派他的两个入门弟子黄铁军和王自力打前站。
有一个惊险镜头是,车行至接近汶川时,突然看见前面塌方,所幸隔得较远,有惊无险。
司机停车后说,赶快过去,怕是还要塌。
于是,我们自动组织起来,男生都去推石头,此时不再是书生,大家把吃奶的劲都用了出来,终于给汽车勉强腾出一条路来;女生扶着包括陈观烈在内的老先生们奋力往前跑,快速越过塌方区。
这里所说的男女生,包括打前站和做后勤的学生,都是在后来成为部级干部、学界领袖和各界成功人士的诸位,包括这些年来成为中流砥柱的学中翘楚。
去云南丽江那次,我们还去了香格里拉。
从昆明一早直飞迪庆州首府中甸,也就是现在的香格里拉。
卸下行李后,我们立即去了纳帕海景区。
到景点后还需走很长的一段路,有导游问要不要骑马,大家都说,这里环境幽静,林间小路,颇为惬意,不用骑马了。
谁知越往前走感觉越累,有些接不上气来的感觉,原来这里是上坡,并且还是3000米以上的高原,是有高原反应的。
大家都很紧张的问黄老师感觉如何,需要休息吗,还是骑马吧?
黄老师却说,还好,没什么不良反应,再走几步看看吧,不要骑马了,自己走踏实些。
看到黄老师的淡定从容,大家也放松了些。
果然还好,不一会儿就到了。
面对高原湖泊,师生们都有些兴奋,原来上到顶端,反而是一抹小平原,还有这么蓝的一个湖,加上蓝天白云,令人心旷神怡。
下午下得山来,回到中甸,一些人才感觉到头晕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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