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人口城市化的现实思考Word文件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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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据初步估计,除退耕还林还草的土地外,大约摞荒的耕地在10—15%,做“应付田”在30—40%以上。
农业新技术推广步缓慢,使粮食产量整体呈下滑趋势。
3、农村劳动力的大量向城镇转移,不利于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导致现代农业步伐缓慢。
涌向城镇的劳动力,大多是青壮年,有文化,有一定的劳动生产技能,有经营管理能力和有经济头脑的人。
而在农村要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正需要像上述外出涌向城镇的人,致使一直喊了多年的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步伐不快、业主少、农业开发的经理、董事长更少,现代化、规模化集约化、的现代农业开发步伐就更缓慢。
4、农村劳动力的大量向城镇转移,不利于农村经济的大发展,农民收入的增加,更不利于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大量青年劳动力外出,真正种地来寻求经济发展路子的人少了,结构调整步子不大,传统农业和种养殖方式占很大比例,农村劳动生产率低,农民收入增收困难留在家的有劳动力“缺陷”的劳动力,有的连基本生活也很困难,求学、看病、生老死葬得不到充分的社会保障,导致了新的贫困族产生,有的还诱发犯罪等。
5、农村劳动力的大量向城镇转移,不利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战略目标。
宏伟蓝图的实现。
要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需要一大批有文化、懂技能、有知识、会经营的新型农民,而则这些新农民却向城镇转移了,从而延缓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进程。
(二)农村人口城市化过程中在城镇的主要问题
1、农村劳动力的大量向城镇转移,增加了城市本已处于“饱和状态”的就业压力,就业、再就业矛盾越来越尖锐,问题越来越突出。
据估计,每年毕业的应届博士生、硕士生、大、中专学生、高职和技校学生有2000万以上,加之全国累计失业人员达数千万人。
就业压力越大,这样“僧多粥少”的现实问题不可能在近期内解决。
2、农村劳动力的大量向城镇转移,社会保障压力增大。
如住房、医疗卫生、上学、餐饮、日常工作品的供给等矛盾突出,给本已“饱和”的城市增大了容量,处于临界状态,还随时可能引发“爆炸”。
3、农村劳动力的大量向城镇转移,不利于建设现代文明新型环保城市。
现代的新型城市大多是卫生城市和山水园林城市、人居环境范例城市等,这都要求环境优雅,生态文明,不出现乱张贴、乱倾倒生活垃圾和不随地吐痰现象等。
而农村劳动力转移中,大多没有经过正规培训和争做“文明市民”的熏陶,带有农村的不讲文明举止,不讲卫生、不讲“形象设计”,给国际大都市、现代化城市、新型城镇的文明、生态秩序井然、规范整洁不产生出和谐和共振现象。
4、农村劳动力的大量向城镇转移,不利于维护好社会治安和社会稳定。
进城中的农民文化素质与城里人相比,文化素质普遍不高,法规知识少,法律意识淡薄,不知道什么是守法,什么是违法,有的无事可做,无岗可争,就去参与赌博、寻畔滋事、打架斗殴、形成什么“帮派”甚至参与到黑社会中去,有的卖淫嫖娼、拐卖妇女儿童、盗窃、抢劫、行骗等,有的进城农村劳动力已成为一个城市的不安定的因素之一。
二、解决当前农村人口城市化过程中存在主要问题的对策
要有效地解决我国剩余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就必须遵循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正确认识和处理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关系。
市场化、工业化和城市化是推动现代化进程不可缺少的原动力,也是推动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不可缺少的原动力。
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是,伴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城市化水平也不断提高,这是产业结构变迁引起就业区域结构变迁的结果,也是市场机制在劳动力资源配置过程中发挥作用的结果。
我国的工农业产值结构已由建国初期的3:
7转移为7.5:
2.5,而城乡人口结构乃为3.6:
6.4,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
造近年来来,我国农村工业化和剩余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所取得的巨大进步,也正是市场化因素不断强化的结果。
然而,在依靠市场机制和农村工业化力量来推动经济高速增长与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同时,城市化滞后的矛盾又日益突出出来。
(一)进城农民应选择小城镇还是大中城市
关于我国城市化与城镇化问题,国内外学术界都作了不同程度的研究,并取得一系列阶段性成果。
但是,对城镇化与城市化的关系问题,至今还没有取得一致的看法。
这就很难对我国农民进城的方式和条件作出正确的回答。
我们认为,城镇化不等于城市化,甚至不是城市化的主流。
发展小城镇是我国特定条件下城市化战略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发展小城镇是城乡二元体制下被迫作出的选择,而不是最佳的选择。
确立这样的一种观点,才能正确认识我国农民进城的方式和条件。
换句话说,我国农民进城的方式和条件的特殊性,在相当程度上是和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以及与此相联系发展小城镇战略联系在一起。
在城乡二元结构还没有被破除的背景下,大中城市的发展从一开始就同农村问题的解决无关。
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提出发展小城镇战略时,又总是同解决农村问题联系在一起。
我国现阶段农民进城方式和条件,都是由此派生出来的。
在城乡分离或城乡分割体制尚未消除的背景下,人们往往把大中城市和小城镇区分为两个不同类型的社区。
与此相适应,在农民进城上,也可以划分为进大中城市和进小城镇这两种方式。
当城市化还没有基本实现的情况下,必然是进大中城市和进小城镇并重(目前两者人口各占一半),而且在一定时期内,进小城镇的人数还会比进大中城市的人数多得多。
当城市化演变到一个相当高的程度,城镇化就会逐渐被城市化所代替。
届时,农民进城的方式,主要表现为进入大中城市,或进入大中城市的人数远远超过小城镇。
我国小城镇的战略地位,是源于农村工业化是在城市化严重滞后的背景下运行的。
农业劳动力向乡镇企业转移,是采取“离土不离乡”的就地转移方式。
剩余农业劳动力就地向乡镇企业转移,比起旧体制下农民没有选择职业的自由、缺乏必要的劳动力流动机制,无疑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但是,这种初级形态的劳动力市场,毕竟存在很大的局限性,突出表现在剩余农业劳动力转移在就业空间上的封闭性和分散性。
封闭性指的是面向农村,就地转移。
分散性指的是92的剩余劳动力转移是分布在村落,向小城镇集中的不及8。
应当这样看,即小城镇建设对带动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还将继续发挥一定的作用。
我国目前仍然有大量分布过散、缺乏规模效益的乡镇企业,迫切需要改善布局和基础设施条件。
但由于企业自身和外界条件的限制,它们大多数还很难向大中城市集中,而小城镇的进入门坎则要低得多。
但是,和大中城市相比,小城镇的集聚效益差,二、三产业发展规模小、档次低,对投资的吸引力和对劳动力的容纳能力很有限,不应对它在城市化中的作用寄予过高的期望。
我国小城镇的发展速度很快,目前总数已突破60000个,但每个城镇平均人口(指非农业人口)只有2000人左右,作为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主要载体的初衷始终未能达到。
大中城市可以吸收大量的乡村劳动力和其他资源,可以创造出更高的经济效益。
为了扩大小城镇的规模,提升小城镇的档次,客观上要求小城镇建设必须同大中城市的布局和结构调整有机结合起来,例如在与大中城市一定距离内和交通干线附近形成小城镇群带,可以有效利用大中城市对周围地区的扩散和带动效益,并减轻其膨胀压力。
事实上,目前有些小城镇所表现出来的规模和效益,有相当部分来自邻近大中城市发展的可能性。
应当认识到,农民进入小城镇,是在传统的城乡分割制度安排下的一种迫不得已的选择。
今后我国新增就业岗位,将有很大一部分集中于第三产业,如果绝大部分人口集中于小城镇,第三产业的发展将严重受阻。
我国城市化已经演变到一个新的阶段,即小城镇数量扩张已经基本完成,今后发展的重点应放在提高建设质量上。
还应当指出的是,我国经济增长正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以往在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下发展起来的低技术含量的产品市场已经相对饱和,在乡镇企业中有相当一部分低技术含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需要进行技术改造、产品升级、资产重组和产业转移,小城镇是无法满足这一结构重组要求的。
大中城市不但比较容易提供乡镇企业进行调整所需要的资金、技术、信息、人力资源、市场条件等,而且还将为第三产业发展提供广阔的市场。
统计资料表明,我国100万-200万人口的城市,劳动力在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高达45,而20万人口以下的小城市,其比重仅占23。
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采取更加积极的城市化发展战略,在继续为小城镇发展(扩大规模、提高档次)提供必要条件的同时,把城市化政策的重心,从消极限制向积极鼓励发展大中城市。
与此相联系,农民进城的方式将越来越由集中小城镇转向集中大中城市。
与农民进城方式相联系,在大中城市劳动力市场上,还存在着事实上的二元市场,即进城农民的就业市场与城市居民的就业市场同时存在。
从相对意义上,这两类市场是相互分割,相互独立的。
由于户籍制度、就业制度、医疗制度、教育制度、养老制度等方面的差别,转移到城市的农民还不可能享有城市居民同等的就业权利和就业条件,还无法同城市居民一样进入同等待遇的职业领域并获得制度性工资。
在城市二元劳动力市场上,进城农民所从事的多为城市劳动者不去竞争的岗位,并领取比城市居民相对低得多的劳动报酬,相对少得多的社会福利。
这种对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的就业限制和歧视,在短时间内还难以完全消除。
至于城市中的资本密集、技术密集、知识密集的产业领域,农民进入的机会也很少。
这种制度上的市场结构差异,目前起着缓解进城农民工对城市居民就业的冲击力的作用。
与此相联系,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其就业性质一般是属于非正规就业。
所谓非正规就业,指的是广泛存在于非正规部门和正规部门有别于传统典型的就业形式。
它包括非公有部门里的各种就业门类,和正规部门里的短期临时性就业、非全日制就业、劳务派遣就业、包生产或服务项目的外部工人等。
相对于传统的国有、集体单位的正规就业,非正规就业稳定性较弱,流动性较强,加上非正规部门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严重滞后,要被城市居民所普遍接受,还需要经历一个很长的适应性过程,使得这种就业岗位大都留给进城的农民。
(二)解决农民进城的制度性与结构性障碍
农民进城的条件,首先取决于城市门槛的高低。
要形成有利于农民进城的条件,就必须降低农民进城的门槛。
1980年国务院作出“严格控制大城市,合理发展中小城市,积极发展小城镇”的方针,其中的一个考虑,就是农民进入小城镇的门槛相对比较低。
从理论上说,要把一个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城镇,大约需要三种基本投入:
(1)生产资本投入,为创造一个就业岗位所需要的资本投入;
(2)生活资本投入,农村劳动力及其家属在城市安家和生活所需要的资本投入;
(3)基础设施投入,就是生产与生活所必需的水、电、路、汽等基础设施。
这三种基本投入大中小城市的差别不是很大。
但是,根据我国的国情,越是中心城市,政府的补贴越高,大中城市建设的制度性成本所占比重很大,而小城镇则近乎等于零。
在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城市居民所享受的而农民又享受不到的社会福利(或国家财政补贴),大城市最多,中等城市次之,小城镇最少。
从这个意义上说,要创造有利于农民进城的条件,尤其是进大中城市的条件,就必须消除附着在城乡户籍上的各种待遇差别(包括就业制度、教育制度、医疗制度、住房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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