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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与中医学
第二节儒家思想与中医学
儒家产生于先秦,为孔子所创,是诸子百家中最具影响力的一家。
儒家学说源于夏、商、周三代。
《汉书·艺文志》曰:
“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
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
”儒家以《易》、《诗》、《书》、《礼》、《乐》、《春秋》六经为典范,以孔子为宗师。
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毕生的理想是“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
他所整理的“六经”是战国以前中国文化的结晶,因此,儒家思想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
儒家思想自从产生后,一直影响着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可以说,儒家文化思想的发展变化是中华传统文化五千年发展的主要内容之一。
儒家的哲学思想是儒家“六经”中蕴含的“中和”思想、“天人合一”的思想、“八卦”体系、“阴阳”观念、“五行”观念、“气本论”以及“一以贯之”、“辨证”思维等为中医学理论体系的构建提供了哲学思想基础和模式。
正所谓中医学是儒家哲学为父和医家经验为母的产儿[1]。
《周易》为儒家的第一部经典,被誉为儒学十三经之首,是中华传统文化“象数文化”的代表,从其内容实质看,存在着重“象”轻“数”的倾向,即重视事物的整体把握而不太注重个体(部分)的存在。
这从中国的“国画”、“围棋”、“京剧”及中医学中皆可找到“象数文化”的痕迹。
在中国两千年的改朝换代中,儒家文化思想并未因政治变革而剧烈嬗变过,而得以不断的延续下来。
儒家文化从汉武帝“独尊儒术”开始,成了历朝历代的“官文化”。
居“官文化”地位达两千多年。
正如干春松在《制度化儒家及其解体》中所指出:
“从整个儒家的发展史而言,在传统中国社会,儒家更多的是一种制度化的存在。
制度化儒家包含有‘儒家制度化’和‘制度的儒家化’两个层面,所谓‘儒家的制度化’是通过孔子的圣人化,儒家文献的经学化和科举制度等一系列制度设计来保证儒家的独尊地位及其与权力之间的联系;而‘制度的儒家化’则是儒家观念在社会控制体系和制度设计中的渗透和呈现,具体地说就是体现着儒家观念的国家意识形态,宗族制度,政治社会结构等现实的制度的建立。
[1]任继愈:
《中国哲学发展史》秦汉篇.人民出版社.1998年5月北京第二次印刷,第611页.
这两个层面通过权力、真理和制度之间的相互配合而长期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
[2]。
由于儒家文化思想上述的三个特征及儒学的形成渊源,为中医学理论体系的
构建、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哲学思想基础。
一、儒家思想和《周易》思想精华
(一)中和思想
“中和”二字的论述最早见于《礼记·中庸》。
《中庸》里说: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
”即是说,喜怒哀乐各种感情还没有向外表露时(即不偏不倚,保持固有的本性时)叫做中,向外表露时(没有太过和不及)合乎于自然的“理”叫做和。
中,是天下万物的根本;和,是天下万物运行的规律。
中和,即中正和谐之意,中是不偏不倚,无太过无不及的平衡状态;和是中和,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最好方式和最高境界,人的修养能达到中和的境界(“致中和”)就会产生“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理想效果。
“中和”乃中正和合之义。
其实质是无太过、无不及,乃是世界万事万物得以形成和存在的最佳状态。
由于华夏大地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多民族的统一,诸如中华先民居住的地理环境的高低、旱、湿不同,气候的寒热有异,再加之多民族的统一等客观要求,就产生了综合这些因素的调和、平衡愿望,为“中和”思想的产生萌了芽。
“中和”思想形成自觉、理性的概念亦是夏、商、周三代,具体也见于《周易》中。
“中和”思想贯穿了《周易》的始终,“中和”为贵、为吉是《周易》倡导的主题思想。
《周易》六爻的卦,分为“内卦”(下卦)与“外卦”(上卦)。
“内卦”正中间的“二”,“外卦”正中间的“五”,正因为在中间,称为“得中”,其比“三”或“上”的地位更好。
对事物采取中和的态度,不偏不激,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智慧。
我们对“中和”的理解是:
“中”乃不偏不倚,无太过或不及的状态,而“和”则是使万事万物达到“中”状态的过程。
概括的说,“中和”就是使宇宙万事万物达到平衡、和谐的一切规律、方法的努力。
《周易》同人卦有“集结和同”;《序卦传》说:
“物不可以终否,故受之以同人”,“同人”的下卦是“离”,象征火;上卦是“乾”,代表天。
火光明,向上升,与天相同,所以是“同人”的形象。
又“六二”中正,与“九五”相应,也是“同人”的形象。
由另一角度看,这一卦只有一个阴爻,其余五个阳爻与他结合,也有“同人”
[2]干春松:
《制度化儒家及其解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3月第1版第2页.
的含义。
“同人”卦云:
“同人于野,亨。
利涉大川,利君子贞。
”在旷野中集合群众,象征在广阔的范围,公平无私的与人和同,这是圣人理想中的大同。
这是《礼记·礼运》中所说的,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正是这一卦的理想境界。
世界上所有的人和同,当然一切亨通。
“六二”中正,与“九五”的适应性,都是和谐正直的德行。
所以,占断是人人调和,意志沟通,能够冒险犯难,符合君子的原则,无往不利,彖曰:
“同人,柔得位得中,而应乎乾,曰同人。
同人曰,同人于野,亨。
利涉大川,乾行也。
文明以健,中正而应,君子正也。
唯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
”这一卦,内卦的中间为阴爻,故“六二”柔顺中正,与外卦的中间为阳爻的“九五”的刚毅中正相应,所以称作“同人”,众人在旷野中,和谐的聚集,所以亨通。
可以涉越大川,是由于上卦“乾”的刚健前进。
能够超越险阻,促成大同,下卦“离”是火,象征光明,上卦“乾”刚健,“六二”与“九五”中正,相互呼应,这正是君子的正道,唯有君子的行为,才能沟通天下的意志,促成世界大同。
象曰:
“天与火,同人;君子以类族辨物。
”此外,师卦“九二”得中吉,泰卦“六五”象曰中以行颐,师卦“六五”象曰以中行,卦“九五”因中行无咎,泰卦“九二”亦得中吉等等,皆说明了只要得“中”,即使不得“位”也无大碍,以“中和”为贵,可见一斑。
“中和”思想后世成为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与《周易》对“中和”思想的肯定和发扬有关。
中和思想是儒学思想的精髓,它源于《周易》,发展充实于汉儒,并经过历代儒家学者的深入研究和发挥,更加严密,更加深刻,其影响也更加广远。
从《尚书》“无偏无颇,遵王之义”(《尚书·洪范》)到《论语》的“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再到荀子“先王之道,仁之隆也,比中而行之”;从汉儒董仲舒《春秋繁露》的“夫德莫大于和,而道莫正于中”到朱熹所谓的“于善之中又执其两端,而量度以取中,然后用之,则其择之审而行之至矣”,中和思想的内涵不断得到增益和发展,其地位不断得到巩固和提高。
甚至连中国文字中也处处透露着“中和”思想。
如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论“王”字时说:
“古之造文者,三书而连其中,谓之王;三书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参通之,非王者庸能当是。
”(《春秋繁露·王道通三》)王作为统治者,居于天地人之中者,并能够贯通上下,正是中和思想不偏不倚,中正平和的体现。
“中和”在儒家哲学中成为客观存在的规律,不可须臾偏离,是儒家修道和行为处世的准则,也是其最终目的和最高境界。
在孔子以后的儒学发展中,中和思想“作为规范人的社会行为、‘礼’的实践标准,逐渐升华为一种世界观,用以描述概括世界内在的、最后的本质。
”(《儒学引论·儒学的形成》)。
历代儒家都把中和思想作为改造世界的方法论,言行的依据准则和修道的最终目的,表现在儒家的所有著作中,融合贯穿于儒学的方方面面。
1.先秦儒学中和思想概述
(1)《周易》的中和思想:
中和思想源于《周易》,是《周易》中一个非常重要而突出的思想。
《周易》中非常重视“中”。
“正”和“位”说:
“刚健中正,纯粹精也”,又说:
“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
周易六十四卦,位于“二”、“五”两位的爻一般都是最“贵”的、最好的。
以乾卦举例,《文言传》中论乾卦九二爻:
“‘见龙在田,利见大人。
’何谓也?
子曰:
‘龙德而正中者也’”。
认为“中正”是君子的固有美德。
又论“九三”言:
“九三,重刚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
九四,重刚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
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九三、九四都是阳,而且是重叠着的纯阳,但因为不在中,故“终日乾乾”、“或之”、“疑之”。
九三九四二爻之过,就是因其“重刚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失去了中位。
再看九五,这是乾卦也可说是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中最好的一爻,其卦辞说:
“飞龙在天,利见大人”。
为什么呢?
大传中没有直接说“中正”二字,而是说:
“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
圣人作,而万物睹,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类也。
”我们只要结合前面提到的“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就不难理解,九五之尊,还是因其居中而正,得其位之故。
中就是正,不偏不倚地保持自己的本性,即“正其位”,“各从其类”。
就能保合大和,“乃利贞”。
再看“讼”卦,卦辞说:
“讼,有孚窒惕,中吉,终凶。
利见大人,不利涉大川。
”九五爻辞说:
“讼,元吉。
”《周易·象传》对此的解释是:
“讼元吉,以中正也。
”讼卦“中吉”、“元吉”的原因,就是因为居中而得正的缘故。
而在《周易》理论中,“中”又比“正”要重要。
这就是为什么“二”、“五”两位的爻往往会被看作是“吉无不利”的缘故,因为它们居中,二位于下卦之中,五位于上卦之中,因为居中,能够不偏不倚地处事,自然就能守正,故中重于正,卦爻贵中。
儒学的中和思想就来源于《周易》卦爻的这种中位说。
(2)《礼记》的中和思想:
其一,《礼记·中庸》的中和思想蕴含着言行处事的方法论。
《周易》主中的理论,运用于儒家哲学,就有了不偏不倚的中和思想,在秦汉时期得到增益和发展,集中地反应于《礼记·中庸》这部儒家经典。
程颐评价此篇说:
“其书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其味无穷,皆实学也。
”《中庸》是儒家最重要的经典之一,相传为孔子之孙、曾子之弟子子思所作,实际上是秦汉之际的作品,是儒家大量吸收易学思想的产物。
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它对儒家哲学具有重大的影响和作用,儒家尊崇中庸之道,即中和思想,把之作为修身,达道的准则和规范,作为指导言行处事的方法论。
《中庸》说: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为什么《中庸》的第一句话不论中也不论和,而要讲性、道与教呢?
我们可以参考《春秋繁露》来理解,它说:
“名性不以上,不以下,以其中名之”,可见“中和”就是“性”,就是“道”,是维持事物本质属性的一种不偏不倚,无太过也无不及的状态。
无论是人的性情的表达,还是自然万物的运动变化,只要能顺应自然规律,即“率性”也就是持中,“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不违背其自然的本性,就能“中节”,就能实现和。
故“和”是事物以“中”为准则,在运动变化中实现的一种和谐,完美,最高的境界。
其二,《礼记·中庸》的中和思想体现出“时”与“位”的内涵。
《中庸》说:
“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君子行中庸之道,要做到随时而异,适中不偏。
也就是说,中庸作为人们行为处事的规范和准则,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与时俱进的,要适应事物的发展变化,根据不同的时代和环境的实际情况来决定自己的言行,总之以保持中正不偏为原则。
《中庸》里说: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原乎其外。
素当贵,行乎当贵;素贫贱,行乎贫贱”。
君子安其位,不存分外之想,身处当贵,就行当贵之事,身处贫贱,就行贫贱的道理,这种安其位,正其命的思想,与“君子而时中”是一致的,就是要求人们用运动的变化的观点来把握“中”的尺度,是中和思想的内涵之一。
其三,“礼”体现了中和思想。
“礼”是古代的政治伦理制度和社会成员的行为规范,其目的是在“礼”的形式和规范下实现一种和谐的、等级的人际关系。
这种和谐与等级是相互统一的,和谐是在端正君臣、父子、尊卑、长幼的等级关系中实现的,而承认在等级上的区别,也正是为了实现整个社会的有序性、协调性。
故“礼”的含义反映了中和思想,又分为两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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