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性的追寻一个地方学基础议题及其研究路径.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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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性的追寻一个地方学基础议题及其研究路径
地方性的追寻
一个地方学基础议题及其研究路径
一全球化、流动性危机与地方性的追寻:
问题的提出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浪潮的袭来、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人、信息、资本、物品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已经成为全球化显著的特征,卡斯特所称的“流动性的社会”与流动性危机[1]已见雏形。
这种流动性社会的显著特征在于“流动”:
人们追随着信息、被资本驱使,在不同尺度的空间范围发生移动(例如因为工作而改变居住地)。
在不同尺度的空间移动过程中,不仅熟悉的地域空间、物质空间形态发生改变,而且熟悉的人文场景也往往物是人非,个人与社会集合体的关系也是处于不断移动变化过程中。
这种变化导致在特定尺度的空间范围内,人—地—空间的关系也处于不断的建构过程之中。
以广州为例,随着面向全球的对外开放与城市化,目前广州已经成为一个新兴的以外来人口为主的移民类型的国家中心城市。
在目前广州实际管理的2000万人口中,无本地户籍的外来人口数量实际上已经超过本地户籍人口。
广州已经聚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5.1万合法居留的常住外国人、超过70万来自全国各地56个少数民族的人口[2]。
随着来自世界各地、省内外不同民族、种族人口进入广州,在促进广州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由于不同来源人口的语言、风俗习惯、民族性格等方面的文化差异,带来了不同文化思想与文化的碰撞,使得本地与不同来源的外来人口之间基于广州这一空间的身份认同与地方现实之间发生断裂。
对世居广州的本地人而言,对外开放不仅改变了原先熟悉的城市空间形态,而且也改变了既有的熟悉的人文场景,改变了他们既有的城市记忆:
遍布大街小巷的湘菜与川菜馆如雨后春笋冒出,街头巷尾到处可见操普通话甚至英语、法语等各式语言的新广州人街坊邻居。
而且,更为直观的是,广州这一传统的岭南城市使用粤语的场合越来越少,有的甚至压缩到家庭成员中日常生活的场合,而普通话的使用越来越普遍,老广州人既有的广州城市集体记忆日渐远去,而眼前的广州日渐陌生,有的人甚至面对粤语的使用场合流失而感觉到自己已经身处一个陌生的地方,发出“广州人不讲广州话了,还能叫广州吗?
”的感慨……而对初来乍到甚至已经在广州居住相当时间的新广州人而言,面对广州的繁华市容市貌,欢欣、庆幸自己能够来到广州,可留下分享广州发展成果的同时,也常常觉得眼前的广州似乎熟悉又如此陌生,眼前的一切与自己格格不入,自己只不过是来此讨生活的过客,总觉得自己难以融入广州本地人的生活。
这种离开故土,到新地域、新空间、新地方的陌生感,在现实生活中遭遇的不如意,总会使得故乡的一切,无论是好是坏,都是可以接受的,都可以成为一种甜蜜的回忆,成为一种甜蜜的乡愁。
其实,这种个体面临迅速变化的人—地—空间的陌生,转向追求所谓的乡愁情结,不仅发生于广州,同样发生在发展迅速、外来人口持续流入的地区。
这些地区遭遇共同的文化问题,遇到的不同群体对特定尺度空间的认同危机,其实都可归结于在全球化、城市化背景下,国家与市场等外部力量介入特定空间,导致个人、社群基于特定地方的认同边界逐渐被模糊化,使他们失去对特定空间的身份认同与情感依附,即所谓的“流动性危机”的一个缩影而已。
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地方文化研究热潮及随后地方学的兴起,在某种意义上是全球化背景下的地方文化觉醒产物(陈海忠,2014)[3],地方谋求经济、文化发展和地位的强烈诉求的手段(张勃,2015)[4],同时也是地方政府力图综合性解决城市问题,甚至是城市政府进行地方营销的产物。
我国地方学发展迅速(张宝秀等,2013)[5],截至2015年已建立的地方学达到50多个(张有智、吉淑娟,2015)[6]。
随着众多的地方学研究机构的成立,研究队伍的扩大,近年来我国出版地方学专著和论文数量与日俱增。
从研究论文看,根据“知网”主题检索,1978年至2015年8月以“地方学”为题目发表的文章就有63篇,其中2012年、2013年达到32篇(张勃,2015)。
如果加上以论文专辑等形式出版的学术论文,则更为可观[7]。
综观国内现有的地方学研究,可以形成的一个基本的判断是:
目前我国的地方学研究依旧处于草创阶段。
由于各地创设地方学时均具有强烈的应用性导向,研究队伍来源复杂,目前绝大多数的地方学研究局限于地方历史文化、城市发展变迁、经济社会、民族民俗研究等领域(张宝秀等,2013),对学科建设探索动机不足,对地方学的理论研讨仍旧表面化,能够体现学科学术性的理论框架仍未建立。
作为以特定区域为整体研究对象的一门综合性学科,地方学的宗旨是发现地方的独特性。
按照美国文化地理学家段义孚的观点,地方学就是要研究某一空间(space)变为某一地方(place)的过程,并深入挖掘其地方性及其形成的过程、发展规律、地域特点和动力机制等(转引自张宝秀等,2013)。
所谓的地方性(placeness),就是“地方在自身文化积累及与其他地方互动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被该地居民认同也被外人所识别的,具有鲜明地域性、原生性和实践性等特点的独特的文化传统与地方特质”(刘博、朱竑,2013)[8]。
研究特定空间的地方性是如何形成与发展的,就成为地方学/城市学的最基本议题之一,这是地方学的基本概念与研究起点(张宝秀等,2013;张勃,2015)。
但是,目前国内的地方学学者对这一基础性议题的研究仍然缺乏。
我们认为,作为地方学/城市学研究的基本的议题,追寻一个地方的独特性,研究地方性的形成及其建构机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从理论上分析,地方性是地方学的基础议题。
如何认识地方性?
不同空间尺度、不同群体的地方性是如何生产与再生产的?
谁是地方性生产与再生产的主体?
地方性形成的机制是什么?
哪些因素影响地方性的形成?
这些都是我们研究、认识特定区域文化现象、企业营销行为、政府行为以及特定区域社会治理的理论基础。
从实践看,在全球化背景下,资本、信息、人员在全球流动加速的今天,区域发展日渐走向同质化。
特定地域空间如何挖掘其独特性,提高其在日渐同质化的区域群体中的独特性,已经成为特定区域/城市吸引全球化资源的有效的方式与可持续发展的营销手段。
而日益激烈的旅游市场竞争,也迫切需要通过地方文化的包装等方式进行差异化营销。
无论是不同尺度空间(区域、城市、街镇)的区域/城市营销还是具体旅游企业的营销,都需要地方性研究成果作为营销策略的基础。
从实践的角度看,全球化与城市化造成的大规模人口流动,势必产生土著居民与新移民之间基于特定尺度空间(村居街道)的独特性认识差异,而引发地方性认同的冲突,进而影响地方治理。
因此,如何建构新的适应当地居民(土著居民/新移民)需要的地方性,重构新旧居民基于特定空间的共同的地方认同意识,促进不同族群的融合、减缓冲突,都需要在城市规划、地方治理与重大地方项目的公共决策中,充分挖掘地方的特有资源,均需要对特定尺度空间的地方性进行研究。
因此,地方学加强对地方性的研究尤为必要。
为此,本文试图在梳理文化地理学有关空间与地方的研究基础上,提出一个相对系统的地方性研究的框架,作为研究地方性的发生、发展机制的基础,以此推动地方学理论与应用的发展。
二空间、日常生活实践与地方性建构:
地方性的生产与再生产的研究视角
在既有研究中,空间(space)被看作社会与经济活动发生与分布的物质性载体、容器,而地方(place)是一系列彼此间具有显著差异、有一定地理边界的区域单元,常常与区域(region)、地域(local)等概念混同,这已对空间、“地方”的理解影响至今。
随着社会科学的空间转向与文化转向,既有传统的空间概念的不断拓展与延伸,对空间的研究日益丰富,而对“地方”研究已经摆脱了对各个地域空间的特殊性描述的传统叙事模式,更多地透过特定尺度空间的差异性和独特性,探讨在特定尺度空间的个人与社会群体的多样化实践,及其对个体与群体的丰富的社会与文化意义。
因此,总结有关学科有关空间、地方、地方文化的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地方性的生产与再生产这一地方学的基本议题。
1.日常生活实践、空间与地方性:
地方性生产的有关概念
空间在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中一直扮演重要角色。
在传统地理学中,空间(space)与“区域”和“区位”一般,均指人类为生存与发展而进行的各项活动所需占有的场所(姚华松等,2010)[9]。
然而,依照法国学者列斐伏尔(HenriLefevbre)的理解,空间从来就不是空洞的,而是社会的产物。
不同的空间总是蕴涵着某种意义,因此,我们与其关心空间本身,不如转向关心不同的空间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
在列斐伏尔看来,所谓的空间生产即“空间被开发、设计、使用和改造的过程”,实际上并非简单的自然物质性生产过程,而是“政治的、意识形态的”产物。
换言之,空间是在资本、权力等各种力量介入下被特定群体有意图、有目的生产出来的,反映的是现有城市的政治与经济关系(王丰龙、刘云刚,2011)[10]。
在空间生产理论影响下,学者们开始关注区位空间、实体活动空间(生产生活等行为活动空间)、社会空间(邻里、社区、社会区)、互动构建形成的空间(虚拟构建的空间)以及感知空间等不同空间是如何被建构出来的,以及这些被有意识地建构出来的各种空间对个体认识自我、建构特定尺度的空间认同的意义。
“地方”(Place)是相对“空间”(Space)的一个概念。
地方性(placeness)就是地方的独特性,是一个地方与其他地方相区别的独特之处。
在段义孚看来,一个人在一个地方生活久了,就会对他生活的周遭产生一种情感的依恋,这种情感的依恋就是地方感。
在这个意义上,地方是承载主观意义的区域(转自周尚意等,2011)[11]。
正是个人对特定边界的空间赋予了主观意义,从而特定的空间转变成为个体赋予意义下的地方(即经过所谓的“人化”的过程),地方不再是单纯的、冷冰冰的空间的概念,而是拥有丰富的个体主观经验参与建构,并赋予其意义,倾注其主观意义、情感的建构产物,唯有经过主体的主观建构,特定尺度的空间才有了区别于其他空间的独特性,这个有边界的空间才拥有了地方性。
因此,这种地方性在不同的空间尺度内其表现形式是不一样的:
对一个国家边界而言,所谓的地方性就是边界范围内对国家的文化认同。
对特定区域(例如广州所处的岭南地区)而言,地方性就是一个地区人们长期积累的、对这个特定区域的文化认同(岭南文化认同)。
在某一村居,所谓的村居独特性,就是区别于其他村居的社区文化。
在段义孚看来,地方性不仅是个体的主观建构的产物,而且是个体认识自我的参照物。
每个人依照自己的主观体验,认识与建构其对特定空间的认识,因此地方性是透过生活在特定空间的个体感知和经验主观建构出来,个体主观建构的产物。
而且,地方性还具有认识论的意义。
个体对“我是谁”的认识,其实是建立在特定的地方性参照物之上的(例如,我是中国人,我是广州人)。
通过在特定空间的重复体验、不断互动,个体不断体验地方、阐释地方,并进而对生活在特定空间的自我理解身份与价值。
在这个意义上,地方成为个人或社会群体进行身份建构的基础与途径,地方成为定义自我、认识自我、具有认识论意义的一个关键元素(朱弘等,2010)[12]:
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于地方以及地方性的体验,是人们的“存在”以及主体性的建构过程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个体往往不断通过体验地方、阐释地方,来理解自身的身份与自我的存在价值。
因此,人们往往会从主观的层面对特定的地方建构出特殊的文化意义,产生强烈的情感依恋。
2.地方性生产与再生产的理论视角
一个特定空间的独特的地方性是如何形成的?
换言之,地方性是如何生产与再生产的呢?
在现有的英语圈文献中,对于地方性形成的解释,大致有四种理论视角(钱俊希等,2011;钱俊希,2013)[13]。
(1)日常生活体验与地方性建构:
地方性的主观建构论
一直以来,人文地理学都将地方(Place)作为观察人与地域、人与环境的关系、过程的最关键的理论视角之一。
在早期人地关系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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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性 追寻 一个 地方 基础 议题 及其 研究 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