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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过多,对重大问题,注意不够。
他们重新
肯定规范的政治理论的重要性,强调研究现实政治问题
的迫切性和政治学研究中的价值问题。
把技术手段(计量
分析、资料统计、建立模式)用于重大政治问题的研究,对
定量分析、定性分析给予同样关注,使之相互补充。
主张
基础与应用、微观与宏观的交叉研究,综合分析。
并倡导
政治学者政治化,用科学的研究指导科学的决策、影响决
策行为,使公共政策问题、决策分析成为政治学领域中重
要的研究内容,使政治学研究向政策科学发展。
由于后行
为主义在现实主义、传统主义和行为主义之间架起一座
“桥梁”,主张各学派在理论框架、研究方法等方面互相渗
透、取长补短,因此又称为“新现实主义”或“后传统主
义”。
后行为主义政治学以现象学认识论为基础,认为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客观存在于人们认识社会的过程中,行为主义的所谓“价值祛除”不过是掩盖其保守主义倾向。
政治学不应该也不可能在评价问题上持中立态度,不能将事实和价值截然分开。
政治学研究应着重“关于统治目标的系统的考察”,注重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肯定“规范”在经验政治理论中的地位和作用。
基于社会政治问题的复杂性与迫切性,后行为主义政治学批评行为主义政治学局限于抽象的分析和描述,使政治学与现实世界严重脱节,强调政治学必须关心人类所处的环境,关心社会政治问题,注重政治和社会目标与行为的关联。
呼吁政治学者承担社会责任,将自己的特殊知识付诸改造社会的实际行动,即政治学要“政治化”。
针对行为主义政治学“宁可错误,也不可含混不清”的口号,后行为主义政治学提倡“宁可含混不清,也不可于世无补”,指责行为主义政治学过分注重方法与技术的精确,狂热地追求科学主义,忽视了政治学存在的意义;
认为实质性的内容比高深严密的研究方法与技术更为重要,提倡政治学要向应用性方面发展,加强基础理论和实际应用的结合,价值和科学方法的结合。
在后行为主义政治学推动下,欧美政治学逐渐向政策科学过渡,运用决策分析、理性抉择、博弈论、政治心理学等方法研究可行的公共政策。
后行为主义政治学自诩为“取向未来的革命”,是“理智与道德觉悟的运动”,它并不完全否定行为主义政治学,只是在研究方向与内容上对行为主义政治学加以修正,赞同行为主义政治学要使政治学成为一门科学的主张,并在以下两点上与行为主义政治学意见一致:
所有与政治有关的事物都是政治学的研究对象;
研究目的是对同政治有关的问题作出概括性的论述。
行为主义政治学并不是一个发展完善的学说或流派,内部意见也不尽一致,但基本方向为伊斯顿所称,要使政治学变得“更有创造性和更富有想象力”。
后行为主义政治学有兼容并蓄,博采众家之长的趋势。
行为主义政治学是西方政治学家努力使政治学科学化的结果。
这一努力肇始于19世纪30-40年代孔德和斯宾塞的实证主义哲学和方法论。
经过发展,实证主义与逻辑实证主义,成为政治学科学主义的哲学基础。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美国政治学家主张采用社会学、心理学和统计学方法来研究政治,发起了“新政治科学运动”,为行为主义政治学迅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行为主义政治学在美国得到了迅速发展,并逐步成为20世纪70年代前西方政治学的主流。
行为主义政治学本质上是政治学研究对象和方法的革新,其主要特点体现在:
其一,主张以政治行为和行为互动作为政治学的研究对象;
其二,注重政治研究形式和手段的精确化、数量化,因而注重定量研究而抛弃定性研究;
其三,强调以经验分析为核心内容的实证性研究,主张政治研究应该是经验性和描述性的;
其四,吸收了大量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对政治现象展开多种方式、多种角度、多个层次的研究,构成了形形色色的政治学说,大大拓宽了政治学研究的领域;
其六,规定自己的分析任务不在于政治的“应然”,而在于政治的“实然”,因此在政治现实性上,它表现为从技术角度看,怎样进行统治和权力分配,而不是阐明同志为何是合理的。
当代社群主义的社群概念根本上源于亚里士多德的。
在他的《政治学》中提到的“城邦”也即“政治社群”。
当代社群主义者基本秉承了亚里士多德、梯尼斯等的人关于社群的基本思想。
桑德尔、丹尼二.贝尔、迈克.华尔采、戴维.米勒等社群主义者从不同的角度对社群主义作了种种论述。
[1]但是,社群主义的核心思想是强调社群对于自我和个人的优先性。
社群主义者认为,个人主义关于理性的个人可以自由地选择的前提,是错误的或虚假的,理解人类行为的唯一正确方式是把个人放到其社会的、文化的和历史的背景中去考察。
社群既是一种善,也是一种必需,人们应当努力追求而不应当放弃。
正义优先的原则要求权利优先的政治学,而善优先的原则要求公益优先的政治学。
因此,用公益政治学替代权利政治学,便成为社群主义的实质性主张。
20世纪70、80年代,西方社会科学领域“重新发现”了制度分析在解释现实问题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而形成了新制度主义分析范式。
制度一直是政治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但是,在20世纪50、60年代,受科学主义思潮和反理性思潮的影响,传统政治学开始向现代政治学转变。
行为主义逐渐成为政治学的主流理论。
制度被排除在主流政治学研究视野之外。
从本质上讲,行为主义政治学是对传统政治学研究对象和方法的革新。
在研究对象上,行为主义以政治行为和行为互动代替传统的政策和制度;
在研究方法上,行为主义借助各种科学技术手段,对研究对象进行量化和实证分析。
行为主义认为,个体的真正偏好只有通过一定的行为才能具体地表现出来;
集体现象是个体行为的聚集,个人的偏好只有通过利益聚集机制才能带来最佳的效果。
但是,行为主义的研究同时也存在很大的局限性,一味地强调价值中立和研究手段的科学化,使政治科学远离了现实政治生活;
而从现实来看,主流学者无法应用行为主义的方法来解释世界复杂的变化,他们对60、70年代的美国民权运动、学生运动和越南战争等一系列政治事件和政治现象无能为力。
这就引起了越来越多的政治理论家的反思和批判。
1984年,马奇和奥尔森发表了《新制度主义:
政治生活中的组织因素》一文,他们指出,由于行为主义的影响,作为政治生活基本因素的组织被忽略了,而实际上,组织和法律制度则成为政治生活的主导者。
个体“表现出来的”偏好与真正的偏好是存在距离的,集体决策不是个体偏好聚集的结果,而是决策规则影响的产物,而且集体决策无法还原为个体偏好。
他们提出用“新制度主义”观点来看待政治生活,重新复兴制度分析的作用。
在政治学领域中,新制度主义的兴起与对行为主义理论的批判是分不开的。
新制度主义者认为放弃对制度的研究是行为主义的一个主要缺陷。
“新制度主义强烈反对把行为确定为政治分析的基础要素;
他们不相信行为能够为解释‘所有政府现象’提供足够的基础。
因为,行为发生在制度环境中,因此,在理解这一概念时,必须考虑制度因素。
”[1] 而在经济学领域中,主导二战后西方国家经济实践的主流思潮是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它们使西方国家经历了战后长时期的经济繁荣。
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西方各国纷纷陷入“滞胀”的困境,通货膨胀居高不下,经济停滞,失业问题困扰着各国的决策者。
这种状况引起了人们对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的反思,经济学家开始关注宏观问题,政府作用、政府职能等问题进入了经济学领域。
在这种背景下,一批主流经济学家开始深入研究制度、制度变迁及后果、国家和意识形态等,并得出了富有启发性的结论。
例如加尔布雷斯的“制度演进”、诺斯的“制度变迁”和科斯的“产权理论”等,从经济学视角对制度进行研究,开拓了经济学研究的新视野,经济学领域的新制度主义研究逐渐兴起了。
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自建立之日起,就与社会制度的研究和制度变革的比较分析密切相关。
社会学者一直认为制度影响着社会和经济行为。
然而,新制度主义社会学力图解释制度而不是简单地假定制度存在。
正如维克多·
尼所说:
“事实上,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代表了现代实证社会学的主流。
这一遗产是社会学中的新制度主义所寻找的基础。
”[2]社会学中的新制度主义研究路向可能被认为是社会学中向新古典主义的转向。
社会学中的新制度主义扩展了古典主义社会学者和早期的社会学制度主义学者的知识遗产,后者同样与经济学进行了富有成效的知识交流。
新制度主义的知识基础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制度主义分析范式已经变成超越单一学科,遍及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的分析路径。
豪尔和泰勒认为,在政治科学中就至少有三种不同的新制度主义,即“历史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
[3]美国学者彼特斯也概括出了新制度主义分析范式的各种流派:
规范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经验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利益代表制度主义和国际制度主义。
[4]这些不同学科、不同流派的制度研究共同建构了新制度主义的理论体系。
其中,影响较大的是社会学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和规范制度主义。
1.社会学制度主义。
社会学制度主义倾向于在更广泛的意义上界定制度,制度不仅包括正式规则、程序和规范,而且还包括为人的行动提供“意义框架”的象征系统、认知模式和道德模块。
这种界定打破了制度与文化概念之间的界限,倾向于将文化本身也界定为制度。
社会学制度主义解释的重点是为什么组织采取一套特定的制度形式、程序或象征符号,这些又是如何在组织内传播的,即:
(1)“组织的生态,以及把组织的生物生态模式结合在一起。
”环境为组织生存提供机会并维持许多结构,如公共部门的地位可能是预算资源、法律命令、制度的政治支持和群众的政治支持形构的;
(2)对组织符号和价值向度的关注超越了组织的纯功利性视角。
组织符号成为认识制度行为的最佳手段。
“制度是一种意义系统,制度内的组织行为及个体行为依赖于意义的注入和符号的运用。
”(3)人类生活的当前实践是建立在过去基础之上的,组织实践下面隐藏着历史遗留下的价值和理解力,反映了“制度的历史和积累性本质。
这些结构可能随着时间而改变,但是,它们也保留了过去历史的特征”。
(4)社会学制度主义是用制度透视组织,制度和组织实际上是同一个结构。
[5] 社会学制度主义认为,制度影响行为的方式是通过提供行为所必不可少的认知模版、范畴和模式影响个体的基本偏好和对自我身份的认同。
个体与制度之间的相互关系建立在某种“实践理性”的基础之上,个体或组织寻求以一种具有社会适应性的方式来界定并表达他们的身份。
2.历史制度主义。
历史制度主义强调制度运作和产生过程中权力的非对称性、制度发展过程中的路径依赖和政治结果的多元动因。
历史制度主义是“历史的”,历史是克服人类理性局限性的一个主要途径;
同时历史制度主义又是“制度的”,它注重以制度为核心来考察历史,以国家、政治制度为中心来分析历史。
历史制度主义力图寻求对不同国家的差异性政治后果做出更好的解释。
历史制度主义认为,政治结果的差异源自政治制度的多样性和政治变量之间的结构性关系。
例如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期间各国的政策差异以及欧洲各国医疗保健政策的差异等主要是由于一套政治制度的、政策制定机构的联结方式造成的。
[6]某种政治结果的出现不是单一原因导致的,存在着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
制度因素是推动历史沿着某一路径发展的相对稳定和最为核心的因素之一。
“历史制度主义虽然关心制度在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作用,但是很少有历史制度主义者认为制度是产生某一政治后果的唯一因素。
他们尤其倾向于将制度与其他因素一道定位于因果链之中,社会经济的发展程度和观念的分布状况也是他们重点考虑的因素。
”[7] 历史制度主义的历史观强调过去对现在的影响,即前一阶段的政策选择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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