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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伟锋
当中国运动员宫金杰和钟天使夺得场地自行车女子团体竞速赛冠军、实现中国场地自行车赛奥运金牌“零突破”时,有诸多声音开始乐观地预判,随着钟天使和宫金杰在奥运会上创历史夺金的壮举,自行车全民运动将在中国更加受欢迎。
奥运金牌或是世界冠军,这种榜样作用对于全民运动的指向意义还是比较明显。
譬如,年轻的丁俊晖在夺得斯诺克中国赛冠军之后,的确在民间掀起了一阵斯诺克热。
而这种小众体育项目和保有量世界第一的中国自行车相比,还是相形见绌。
但要预言一枚奥运金牌能起到自行车全民运动的推动作用,还是为时尚早。
和欧美早已经“玩物尚志”的自行车运动来比较,国人把自行车作为传统交通工具的观念明显,甚至还夹杂些寒酸气质。
那句“宁在宝马里哭,也不愿在自行车上笑”就是旁证。
要把自行车完成从工具到玩具的转身,需要假以时日。
一直以来,官方认为全民运动需要启蒙,需要引导,但近些年的发展来看,群众的自我选择呈现出风生水起之势。
这点,从广场舞的全国性蔓延可以看出。
但就锻炼意识和体育精神来看,“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的广场舞还比不上小学校园里的乒乓球比赛,赏心悦目还行,强身健体则不足。
在日益丰富的经济物质基础上,人们的确更需要一个能够有氧、脉动的全民运动,来满足自身的需求。
在这点,马拉松走在了自行车前头。
不知从何时开始,马拉松成了各大城市的运动标配,其中,体育产业的积极参与,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另外,客观来看,马拉松和自行车都有健康和环保的体育产业大概念,但相比而言,在国内,马拉松更容易就地取材,而自行车则更多地成为城市交通限号时的出行替代品。
它难有专有的场地一展身手。
这成了掣肘自行车发展成全民运动的重要原因。
当下,很多城市的中产阶级已是自行车运动的“破风者”,但稍加一看,就看出不少尴尬。
譬如,原本应在崎岖山间小路发挥的山地自行车,却成了公路上的绝对主流。
当然,这并不影响人们乐在其中,但也窥见了自行车运动在缺少规范和指导下,只能走“野路子”。
广泛群众基础,加上一块珍贵的奥运金牌,却不能等于是自行车运动的锦上添花。
事实上,专业的自行车竞速场地在国内都属于稀缺资源。
要真正完成全民运动的立体化,还要以马拉松为样本,让体育产业的强势介入,继而完成市场资源的配置作用。
如此,才能在时尚和消遣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
(谢伟锋)
13 来源:
光明网-时评频道
堂吉伟德
夜幕降临,摩天大楼灯火璀璨,街边店铺霓虹广告流光溢彩。
“不夜”的明亮城市诉说着繁荣的同时,也暗藏隐忧:
灯光之下,无法再看见璀璨的星空,超亮的户外广告牌带来的光辐射,对生态环境造成不小的危害。
值得注意的是,国内光污染问题仍未得到足够的重视与治理。
(8月15日《经济参考报》)
光污染,一种真实性存在但又被人们忽视的新型环境污染源,在国际通行的标准上,光污染具有废气、废水、废渣和噪声等污染等同的地位,并亟待得到有效治理。
光污染所带来的危害性,除了让居于城市中的人“看不到头顶的星空”外,也会带来大量的经济损失,比如据估计,每年北美浪费的能源接近10亿美元。
由这笔钱产出的电所发出的光永远都不会触及地面,相反却毫无用处的照亮了天空,影响了我们本该更加清晰地视野。
更重要的是,光污染会危及人的身体健康,成为致命的健康“杀手”,比如造人的视力下降,引起头痛,疲劳,性能力下降,增加压力和焦虑,甚至诱发癌症等。
国内外在光污染的治理上,存在极大的差异,日本于1994年正式确认光污染的存在,并于2002年编写《合理使用灯具指南》,2006年发布《光污染管制指引》。
英国政府2005年发表《清洁邻舍及环境法令》,增加了人为光线滋扰一项。
捷克2002年制定世界上首部有关光污染防治的法规———《保护黑夜环境法》。
瑞典的《环境保护法》明确指出该部法律适用于光污染防治。
虽然国际上还没有制定全球通用的光污染防治标准,不过各个国家根据自身实际,从标准、技术和立法的层面落实各项措施,对比对光污染还缺乏足够认识的国内,已然走在了前列。
意识决定行动。
对光污染防控措施上的差距,本质上还是意识落后的必然结果。
不管是普通公众,还是专业的院校或者科研机构,及至承担治理责任的公权力,对光污染的危害性缺乏清醒的认识,对治理的必要性也没有高度的压力感。
没有危机感和压力感,行动就会迟缓甚至停滞不前,光污染没有获得思想上的重视,也无法纳入政策调控的笼子,治理措施始终处于真空地带。
从对大气、水污染的治理过程来看,往往都是形势的倒逼才获得了意识上的转变,从而带来了行动上的持续升级。
从“先污染,后治理”到“宁要青山绿水,不要金山银山”,观念的转变和调整,带来的是截然不同的治理举措。
“史上最严”的环保政策,其实也是意识升级的最终落脚。
对于光污染的防治一样,如果没有意识上的先行一步,那么治理就只会停留在口头之上。
解决了“要不要治理”的认识前提,才会有“如何治理”的行动跟进。
实现意识的先行一步,就必须要有基于危害性认识的治理共识,并最终体现为恪守底线的责任担当。
其实,光污染的防治并不缺乏技术标准,也有现成的经验和措施可用于学习,关键要让所有人都认清其危害性,以此形成强大的舆论导向和公力推动,并在庞大的社会公众参与下,让光污染防治成为“每个人的事”,最终纳入公共政策的笼子。
当然,这需要进行常识的普及,也需要通过广泛的宣传,让每个人洞悉光污染的危害性、治理的必要性,由此扩大社会受众的危机意识和公共责任意识。
只有出于自利或者公共利益的人越多,那么光污染的社会共识才会越普遍,治理的基础也才会更为坚实。
(堂吉伟德)
2016-08-1610:
12 来源:
龙敏飞
没有一点点防备,在城市化浪潮的大进程中,公众还没有充分享受到现代化带来的利好,“光污染”便来了。
光污染是继废气、废水、废渣和噪声等污染之后的一种新的环境污染源,主要包括白亮污染、人工白昼污染和彩光污染。
污染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
还有很多人完全没有意识到“光污染”的存在,这其中,不乏相关的政府部门,对污染的后知后觉,才是应对“光污染”最尴尬的现实。
就光污染而言,不仅辐射范围广,而且危害很大。
据美国《科学进展》杂志显示,因为光污染的存在,地球上已经有三分之一的人口看不到夜空中明亮的银河,其辐射范围之广可想而知。
至于危害大,则是光污染会给人类与环境带来极大的危害,对人来说,轻则是视力下降、头疼、疲劳,重则可能引发心理疾病,甚至是诱发癌症。
而对人类环境的影响,则是光污染改变了动物的自然生活规律,继而会形成一定的连锁反应,造成生态系统平衡的破坏。
既然光污染的危害不容小觑,那么进行治理,则是应有之义。
遗憾的是,当前对光污染的治理,仍然缺乏共识与法律。
此前,在广州、南京等地,都研究过将光污染纳入治理的轨道,但因为缺乏顶层设计,有共识无法律,到目前为止,仍然是没有下文。
此外,即便一些地方出台了原则性的规定,但因为缺乏必要的强制性,也导致现实效力大打折扣。
事实上,光污染的问题,是一个世界性难题,那么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据了解,国外为了治理光污染,还是从法律本身入手,比如一些国家便出台了《防止光污染条例》、《夜间天空保护法》等治理光污染的法律体系,很多地区还针对光污染的问题出台了很有针对性的强制性规范,甚至在照明装置设立之前就要审批。
有法律、有强制措施、有分级,这样多措并举的治理,值得我们借鉴。
因而,“拒绝光污染”须先弥补法律真空。
面对快速蔓延的光污染,只有先从立法做起,才能让“拒绝”有法可依。
也只有这样,才可能将光污染控制在早期,也才能在快速发展的同时减少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
希望法律早日出台,更希望落实到位,唯此,我们才不会成为光污染的无辜受害者。
(龙敏飞)
07 来源:
朱昌俊
成立于2006年1月的“网戒中心”,是临沂市精神卫生中心下设的“特色科室”,中心主任为杨永信。
这里曾一度被无数家长视为“戒网圣地”,杨永信也成为了家长们眼中的“救世主”。
7年前的2009年,媒体曝光“网戒中心”背后的暴利和电击治疗等问题。
当年7月,卫生部致函山东省卫生厅,叫停“电击治疗”方法。
然而,临沂“网戒中心”公布的数据显示,2009年后,每年仍有数百名青少年被送到这里,接受“治疗”。
(8月15日《新京报》)
有关网瘾治疗的新闻,这些年一再出现,且大多都以悲剧的面目示人。
媒体对于临沂“网戒中心”的复盘,再次将这一昔日的“戒网圣地”推向公众面前。
然而,早在7年前就被曝光存在暴利和电击治疗等问题,并因此被卫生部叫停的它,依然在照常运行。
集诸多问题于一身的“戒网中心”为何“叫而不停”,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值得追问。
不过,就现实而言,其存在的“合理性”,或许更值得关注。
经过多年的推介和运营,“网戒中心”已构成了庞大的利益链条——当它变成一家医院颇具特色和“王牌”性的创收项目,主管部门的叫停当然就没那么容易。
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在被卫生部门叫停后,只不过是由“电击治疗”换成所谓的“低剂量电刺激治疗”就成功获得正名。
然而最主要的,恐怕还是整个社会在戒除网瘾上所形成的路径依赖。
无论是此前所谓的军事化戒网学校被曝出发生过人命,还是如临沂精神卫生中心这种所谓的以电击疗法而著称的“戒网中心”,它们在本质上,不过都是运用鸡汤加暴力的综合式疗法。
一来,对于网瘾,目前本就缺乏医学上的严格界定,在国际上,其并未被纳入精神疾病的范畴之内,而国内学术界对此的争议也一直存在;
二来,诸如电击疗法这类未经临床试验的做法,从医学伦理上看首先也是违规和危险的。
然而,又必须承认,对于患“网瘾”孩子的父母而言,他们的选择真的不多。
正是由于“网瘾”界定上的模糊和干预上的匮乏,加之全社会对于网瘾存在认知上的偏差,为各式“戒网瘾学校”打开了趁虚而入的大门。
所以,像电击疗法这种带有强制性和缺乏科学依据的治疗行为,相关部门当然不能睁只眼闭只眼任由其繁衍壮大。
但就现实而言,更该反思和引起正视的是,当前对于网瘾现象的社会干预和救助系统太过单薄。
可供对比的是,早在1995年,美国就有心理学研究者成立了互联网沉迷中心,从事网络沉迷防治工作的研究,并倡导政府应该一方面启动针对网游沉迷者的治疗计划,另一方面对网游进行分级。
相关报道显示,近年来美国还涌现了一批防治网游沉迷的企业和机构。
既有专门的戒网恢复中心,也有一些非营利组织发起的网游沉迷防治行动,它们的发起者和参与者中不乏曾经沉迷于网游的玩家,以及网游受害者的家属。
游戏沉迷者和他们的家人、朋友在这个平台上分享自己的经历,并相互鼓励;
他们也会收集与过度玩游戏的相关的资讯,让更多人了解它的危害。
这种多层次的网瘾干预体系,不仅减少了社会对于网瘾者的歧视,同时也有效避免了对于网瘾治疗的社会性误导,不至于出现“病急乱投医”的救治心理,或打着戒网瘾的幌子而实际上却可疑甚至伴随着巨大副作用的“戒网学校”或“戒网中心”。
在一个深度的互联网时代,网瘾现象的出现确实不容忽视。
如何从科学角度建立起有效而多层次的防范与治疗体系,这是在规范戒网瘾机构的同时,必须加以跟进的社会工程,它包括政府的投入,也必须有赖社会力量的动员和发展。
只有单一性的社会戒网瘾路径依赖解除了,那些面目模糊而可疑的“戒网中心”方能真正失去“僵而不死”的土壤。
(朱昌俊)
04 来源:
邓海建
本应从内蒙古运往贵州的近80吨含汞危险废物——废氯化汞触媒,被非法转运、部分非法倾倒在河南。
中央环保督察组收到上述举报线索后,交办给地方。
据《洛阳日报》报道,储存在洛宁县的危险废物系外地车辆非法倾倒,该市相关部门采取措施处置,未发生环境次生污染现象。
案发至今近两个月,尽管环保部督促运走,但,两车废氯化汞触媒目前仍在在河南。
(8月15日澎湃新闻网)
39吨危险废弃物跨省倾倒,还有39.5吨被拦截在马路上——前者是非法倾倒,后者是非法转运,根据相关司法解释,这都是要负刑责的大事。
但问题恰恰在于:
如此巨量的危险废弃物,若非“薅羊毛”太狠,跨省倾倒简直就是分分钟得逞的事情。
面对如今的窘境,环保部牵头督促运走也“无果”,而被倾倒的地方部门也只能“很头疼”。
眼下,这是很尴尬的一件事:
自案发至今,洛宁县环保局高度紧张,该局相关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说,“之前还没听说过‘氯化汞触媒’是啥,当地也未发生类似事情。
”此外,环保部明确让贵州省环保厅督促回收企业联系具备危废运输资质的车辆,将废氯化汞触媒拉走处置。
遗憾的是,贵州相关部门的态度并不明朗。
于是这两个月,地方部门听都没听过的危险废弃物,就这么堆积在环保部门的视线之内——如与狼为邻,整日如履薄冰。
有个细节值得说道:
案发后,具备废氯化汞触媒处置资质的6家公司联名上书环保部和正在河南开展督察的中央第五环保督察组,因为,“这个行业圈子很小很小,每家公司有什么消息互相都知道。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来了:
第一,既然如此巨量的危险废弃物属于很小众的,加之“两名涉事人员已被刑拘”,如今一晃两个月过去,按图索骥的真相,掘进起来果真如此困难吗?
第二,环保部已经牵头调查处置,在环保法号称长出牙齿的语境下,各自为政的心思,为何在这39吨危险废物上表现得如此骄纵而任性?
但凡上点心,这些危险废弃物不会一路绿灯;
但凡守点法,危险废弃物处置也不至于以邻为壑;
但凡听点话,中央环保督察组关注的大案也不至于拖沓成肥皂剧。
数十吨危险废弃物的尴尬,看起来是环保执法的尴尬,本质上说,却深层暴露出环保作为在属地管理与全国联动中的断层与脱节。
7月27日,新华社消息称,备受关注的“太湖垃圾偷倒事件”19名嫌疑人被抓获。
而记者调查发现,近年来上海自身处理城市垃圾的能力已接近饱和,而周边城市处理垃圾的成本则相对低廉很多,一些人因之乘隙而入,做起了“垃圾生意”。
只管自家的金山银山,不顾他人的绿水青山,短视也好、自私也罢,治理这些已然跨省的问题,靠地方环保部门单打独斗,显然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如果以墨菲定律来看:
39吨含汞危废倾倒河南两个月,多级环保部门呈现不同“脸色”——这是环保执法能力的“真人秀”,更是环保形势复杂背景下的制度考验。
那么,究竟要什么时候,才能给这非法倾倒的危险废弃物找到合法的家?
(邓海建)
2016-08-1613:
41 来源:
王石川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李忠在2016年度第二季度新闻发布会上明确表示,“研究制定高校、公立医院不纳入编制管理后的人事管理衔接办法”。
全面取消事业编制后,高校行政人员的晋升通道在哪里?
高校的校长还有副部级吗?
一句“高校校长还有副部级吗?
”不免令人莞尔一笑。
有网友透露,某校长仿佛生怕世人不知其级别,在名字或校长后括号(副部级)。
此事真伪待证,但我国确有为数不少的副部级校长以及多如牛毛的正厅级校长。
有数据称,我国有33所副部级重点大学,其中的代表包括北大、清华、人大等等。
大学校长是不是官员呢?
有人也许会问。
他们亦学亦官,亦商,可称他们为学官,不少大学校长直接从行政官员转任,他们能不是官员吗?
其实,高校去行政化早已是大众共识,也是教育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
6年前,中央公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即指出,各大高校要克服行政化倾向,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
这是中央文件第一次提出高校将取消“行政级别”。
遗憾的是,尽管众望所归,但坊间的感受是“只见楼梯响,不见人下来”,高校去行政化进程显然与公众预期相距甚远。
如今,人社部再次吹响去行政化号角,再次带给公众浪漫憧憬,但是,去行政化何其难矣,且不说会动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奶酪,必然阻力重重。
即便按人社部设想,全面取消高校的编制,也让人担心,单纯拿编制开刀,行政化是否还在?
如果校长依然权力通吃,如果教授治校仍是中看不中用的画饼,如果资源分配仍然以价格为准,取消编制又有何可狂欢?
关于高校去行政化,我们不妨有两个小期待。
一是还原高校纯粹的学府定位,还原校长的身份意识。
高校毕竟不是官场,官场的那一套别用在学校里,而一校之长也别把自己太当回事,唯我独尊。
这就不能不提梅贻琦。
一说到清华校长梅贻琦的名言,人们自然想到他的那句“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其实,梅贻琦还有一句有意思的名言,“校长不过是率领职工给教授搬搬椅子凳子的”。
前一句话,是说大师之于大学的重要;
后一句话,是说校长如何对待教授、对待大师。
试问,校长有多少校长愿意给教授“搬凳子”?
我们倒知道,有的处长像训孙子似的训教授,真是本末倒置。
二是高校的各级行政人员也别拿自己当回事。
时任南科大校长的朱清时先生,以改革著称,他也感叹“去行政化”太难。
一个例证是,他和同事们在招聘南科大管理人员时,有一个在另一所高校工作过的小伙子来应聘,一上来就说,“我已经是科级了,所以我到你们这里来,就算没有行政级别,但是我至少也得是副职部门负责人”。
朱清时就跟他说,现在没有这些位置了,你这么聪明,南科大需要你,会把你放在更重要的岗位上,将来会有晋升的机会。
当时,对方没有马上决定,朱清时本以为他会来,但他最终还是没有选择南科大。
如此言行,或非孤例,我们还指责这个年轻人吗?
北京一所名校的时任校长高调反对取消高校行政级别,原因是,“中国目前是以行政级别来衡量社会地位,住房、医疗、政府谈话、民间交流,全跟行政级别连在一起,没这个什么都干不了”。
该校与政府部门打交道,一般找北京市教委有关部门,主体办事人员是处长,重大事情可能一年麻烦一次北京市的主要领导,没有行政级别就很难有机会见到领导。
显然,如果不改变通行于世的官本位,高校单兵作战,恐怕性质不远,也意义不大。
不管怎么说,开弓没有回头箭,高校去行政化是大势。
高校需要教育家,这是建设一流大学的基础。
温总理说过,现在的教育确实存在许多问题:
一是教育行政化的倾向需要改变;
二是让教育家办学。
毋庸讳言,我国大学不缺校长,缺的是真正懂教育的教育家。
为此,期待高校去行政化的改革不仅加速,更应彻底。
改革名副其实,才能不负众望。
(王石川)
2016-08-1709:
09 来源:
据调查,在中国,50.16%的离婚是由于第三者插足,对方出轨是产生离婚想法的首要因素。
出轨的女性中,67%是为了需求激情,而IT男,则是男性出轨率最高的。
(《新京报》8月16日)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
“绿帽婚姻”,在离婚率居高不下的当下,在很多人身上都可能发生。
从2002年以来至今,全国离婚率连续13年出现递增。
从2010年的267.8万对,到2015年的384.1万对,仅仅数年就增加了近一倍,而大数据显示,五成婚姻败给出轨,第三者插足出轨已成为婚姻最大的杀手,在这个充满各种诱惑的时代,保护我们的婚姻变得越来越艰难。
再强烈的激情,也会回归于平常,再火热的爱情,也会还原于庸常。
有人说过,婚姻的失败之处在于,你没能像经营一门生意一样去用心呵护。
如果将婚姻视为一种事业,婚姻的失败其实意味着事业的失败。
然而,婚姻不是单方面的存在,而是彼此的互动。
维护婚姻需要激情,也需要物质的保障,然而更多的则是基于责任,基于道德与法律之上的忠诚。
否则,看似顽强而幸福的婚姻,经不起任何风吹浪打,经不起任何外界的诱惑。
有人说过,爱情是一只自由自在的小鸟,它可以在心灵的天空中飞翔,而婚姻则是一棵大树,它需要阳光的照耀和雨露的滋润,所以它必须遵循人间的种种生长规则。
当近一半的人因为出轨而离婚,那么不是经营婚姻的一方出了问题,而恰是出轨者的规则意识出现偏差。
一纸结婚证,是互此向对方作出的忠诚告白,也是基于道德与法的庄严承诺。
当面对“离婚半者因出轨”的现实,婚姻危机的本质已成为道德危机和信任危机。
个体的婚姻是社会化的存在,若是重诺而守信成为普遍现象,离婚率居高不下,不再是“个体解放与自由”的必然结果,而是社会道德防线崩塌,群体信用下降的必然结局。
或许,婚姻同样陷入了一种互伤性的道德危机中,你成为别人婚姻中的第三者之时,你的婚姻也被别人所窥探日久,尽管你对婚姻信心满满,可对方早已“红杏出墙”。
如果把婚姻视为一种游戏规则的话,那么真还需要每个人都恪守“朋友妻,不可欺”的规则底线,作第三者是一种“挖墙脚”的游戏,只是你在充当第三者的时候,更多的人同样窥测日久。
于是,在这种相互破坏与彼此互伤之下,婚姻已失去了最牢固的基础,变得脆弱不堪和毫无防备力,只要有一点外力的拉扯与挤压,就会分崩离析。
要知道,当婚姻变得越来越不确定,离婚与再婚变得轻浮而随意之后,也就意味着婚姻和生活的成本在不断增加,每个人的幸福感和安全感则日益下降。
如果更多的人因为惧于婚姻的背叛与破裂而出现“恐婚”,这不是社会的进步而恰是人性的倒退。
如果说在公共安全或者道德领域,有“公地悲剧”式的陷阱,那么在婚姻领域同样难以避免。
不是基于爱情式的忠诚去结婚,没有最核心的要素作为基础,物质等其他因素反倒会成为婚姻破裂的催化剂。
婚姻的幸福从来都不是秀出来的,而恰是基于彼此忠诚下的呵护,否则“秀得越深死得越快”。
自然,也只有重塑契约精神,提升规则意识,婚姻才不会成为爱情的坟墓。
2016-08-1711:
06 来源:
杨朝清
中国铁路总公司出“重拳”整治乘客在动车上的吸烟行为。
昨天(15日)起,动车组列车吸烟除接受现有处罚外,还需持本人身份证到任一铁路客户服务中心签订协议书,方可再次购买动车组车票。
再次违法吸烟者,将被暂时禁止乘坐动车。
(8月16日《新京报》)
作为一个相对封闭的公共空间,在动车上吸烟不仅会影响其他乘客的健康,也会给动车的运行带来安全风险。
在不确定因素不断增加的风险社会,任何人为的可控的风险因子都是我们努力消减的对象。
禁止在动车上吸烟不仅关乎社会文明,也关系到出行安全。
“动车上禁止吸烟”追求的是一种公共的价值理性,离不开公众参与。
然而,明知故犯的在动车上吸烟,却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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