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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的创作正是基于这种历史观:
作家们相信,通过对中国革命历史的书写能够帮助民众理解中国的百年历史与“今天”的“必然性”,进而接受官方的意识形态教育。
新历史小说则对传统历史观提出的本质和规律持一种嘲弄的态度。
它放手让偶然性支配历史的发展,操纵人物的命运,而不再寻找必然性的最终目的。
在新历史小说那里,因为历史充满了偶然性,所以,人们对历史“真实”的认识能力也就呈现为一种有限性和相对性。
格非《迷舟》:
警卫员以为旅长萧去榆关是为投敌泄密而击毙了他,然而萧去榆关却是因与当地一名叫杏的女人有私情而去探望。
警卫员的误会要了萧的命,于是真相永远沉睡。
3.历史的个人性或民间性与历史的英雄化或官方化。
官方总是基于自己的意识形态要求讲述自己对历史的理解,塑造自己的英雄。
在文学受政治意识形态影响较大的时代,传统的历史小说为读者呈现出来的历史就是一种官方化、英雄化的历史。
杨沫《青春之歌》:
通过林道静的“成长”来指认知识分子的惟一出路:
在无产阶级政党的引领下,经历艰苦的思想改造,从个人主义到达集体主义,从个人英雄式的幻想,到参加阶级解放的集体斗争,即个体生命只有融合、投入到以工农大众为主体的革命事业中去,他的生命价值才可能得到真正实现。
莫言《红高粱》:
对余占鳌、戴凤莲抗日故事的不同叙述。
“我”讲述“我”爷爷、“我”奶奶的故事——个人化
“我”老家九十二岁老太婆的快板——民间化
东北乡,人万千,阵势列在墨河边。
余司令,阵前站,一举手炮声连环。
东洋鬼子魂儿散,纷纷落在地平川。
女中魁首戴凤莲,花容月貌巧机关,调来铁耙摆连环,挡住鬼子不能前……
小说第二节还有一种讲述,是县志对这个故事的记载,这是一种官方的集体记忆。
在官方的记载中,只有罗汉大爷的事迹,而没有“我”爷爷和“我”奶奶。
在这里,官方仅仅作为讲述故事的一种声音存在。
更重要的是,对这个故事,三种声音表述各异。
哪种是真实的?
历史在这里就成了一个谜团。
四、审美特征
1.人物的世俗化。
再现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
揭示历史本质
1)反拨、重构历史
叙述日常生活和普通人物
展现历史本色
写世俗人物
《小巷深处》与《红粉》
——妓女改造史的不同书写
《小巷深处》中的徐文霞因生活所迫沦为妓女,新中国成立后,通过认真改造而重获新生。
陆文夫描写的是社会的“光明面”,唱的是“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赞歌。
创作于1991年的新历史小说《红粉》则呈现出了完全不同于《小巷深处》的另一幅妓女改造的历史“景观”。
《红粉》中的妓女不但没有自我解放的意识,反而充满了疑惧、抵触的情绪。
她们要么抵触劳动改造、自暴自弃,要么逃跑,拒绝接受改造。
“十七年”的政治话语在她们面前不免显得有些苍白无力。
2)疏离正统历史——书写边缘人物(妾、妓、兵、匪)——展示历史的日常性、世俗性、卑琐性。
苏童《妻妾成群》(妾)、苏童《红粉》(妓)、莫言《红高粱》(匪)
2.历史的碎片化。
偶然性的历史观念被确立之后,历史发展的流线型时间观被摧毁,一切都成为了没有整体感、不连贯的历史碎片,而这些也成为了新历史小说作家争相追崇的创作热点。
各种偶然性的、跳跃式的情节共置,历史发展呈现出多种可能性,从而消解了所谓的历史真实和传统历史小说提倡的整体性、连续性的历史书写观念。
《红高粱》
3.文本的戏仿化。
新历史小说出于解构历史、消解意义的需要,必然要建构自己独特的话语机制,而文本的戏仿便是最能代表他们历史话语的审美追求。
“锄高粱的农民们抬头见白马,低头见黑土,汗滴禾下土,心中好痛苦!
”
——莫言《红高粱》
“黄鹤一去不复返,待到黑天落日头,让你亲个够。
啊欧啊欧啊欧欧。
“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
我是一张饼,中间卷大葱,我是一个兵,拉屎不擦腚。
”——莫言《丰乳肥臀》
一年之后,村里死五人,伤一百零三人,赖和尚下台,卫东卫彪上台。
两年之后,卫东和卫彪闹矛盾。
一年之后,卫东下台,卫彪上台。
“文化大革命”结束,卫彪、李葫芦下台……一个叫秦正文的人上台。
五年之后,群众闹事,死二人,伤五十五人,秦正文下台,赵互助(赵刺猬儿子)上台。
——刘震云《故乡天下黄花》
刘震云《故乡天下黄花》的这个结尾,很容易让人想起鲁迅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也是一种文本的戏仿,它是对历史的严肃性和正义性的嘲讽和消解,让人觉得历史的前进不过是既有事实的重新演绎而已。
五、意义与局限
1.意义:
1)结构的颠覆:
题材:
革命历史叙事——日常世俗经验。
结构:
压迫反压迫关系——血缘、欲望关系。
2)意义的颠覆:
历史进步论——历史循环论。
2.缺点:
1)太强调对历史决定论的反拨,陷入另一种模式之中;
2)过分热衷叙事快感,随意放纵想象力,甚至不顾逻辑和情理的制约。
六、代表作家作品
1.刘震云《故乡天下黄花》、《一句顶一万句》
《故乡天下黄花》,民国初年——文化大革命。
通过中国北方一个村子里孙、李两大家族为争夺村长展开的残酷争夺,展示了一百多年来中国农村社会的变迁,同时也揭示了人性中的黑暗。
《一句顶一万句》,写的一种孤独感。
分上下部,上部叫“出延津记”,写过去:
孤独无助的吴摩西失去了唯一能够“说的上话”的养女,为了寻找,走出延津;
下部叫“回延津记”,写现在:
吴摩西养女的儿子牛爱国,同样为了寻找“说的上话”的朋友,走向延津。
2.余华《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
苦命少年的归乡之路———论余华九十年代长篇小说中的少儿形象
无根的流浪——无法享受人间温暖的早亡——身心都得到拯救的变化。
这一变化体现了余华由体验苦难到忍受苦难再到消解苦难的主体精神的流变。
3.陈忠实《白鹿原》
性心理描写的成功范例——论性心理描写在《白鹿原》中的重要作用
白嘉轩:
宗法观念对原始欲望的规范。
白嘉轩是宗法社会的体现与代表,在他那里,性基本上可以概括为欲望的工具与邪恶的代表。
他一方面把女人视为欲望的对象和生育的工具,又把女人的身体视为不洁的东西,在他眼中,田小娥就是这样一个肮脏的女人。
当田小娥将白孝文俘获后,白嘉轩的整个精神完全崩溃。
白孝文:
宗法观念的驯服与原始欲望的冲突。
如果说,宗法观念在白嘉轩身上成功实现了它对原始欲望的规范,那么,在白孝文这里,它则受到了原始欲望的严重挑战!
在与原始欲望的冲突中,宗法观念几乎是一败涂地,甚至没有还手之力。
田小娥诱惑他时,他也曾反抗,但是欲望却由不得他。
后来他们的奸情被发现,在祠堂里受刑,这对他却是一种解脱,从此之后,他完全放下了宗法观念的束缚,最后却落得个妻离子散、家业败落。
田小娥:
用被抛弃的身体进行抗争。
嫁给郭举人(第一次被抛弃)——与黑娃偷情(第一次反抗)——被发现后被郭举人、父亲抛弃(第二次被抛弃)——与黑娃在白鹿原外生活(第二次反抗)——黑娃革命失败出逃(第三次被抛弃)——为让黑娃回来,用身体讨好鹿子霖(第三次反抗)——无果(第四次被抛弃)——引诱白孝文(第四次反抗)——被鹿三杀害(第五次被抛弃)。
《白鹿原》写女人写的不好,田小娥是最成功的一个。
她的身体从来不属于她自己。
未出嫁前,她的身体属于家庭。
父亲出于家庭利益的考虑,把她嫁给了可以作她爷爷的郭举人。
她出嫁的过程其实也就是被父亲抛弃的过程。
田小娥与黑娃的恋情,是她对自己感性欲望的追求,对自己幸福的大胆向往,更是对郭举人、对父亲的一种反抗。
当她与黑娃的恋情被郭举人发现之后,她的身体从此也就成为不洁之物、邪恶之神,成为一种耻辱。
所以郭举人也抛弃了她,就连父亲也视她为灾难,避之唯恐不及,像扔垃圾似地把她扔给了黑娃。
当黑娃因革命失败而外逃的时候,她又一次被抛弃了。
这虽是无奈之举,但是,革命的男人在关键的时候还是牺牲了她一个女人的幸福。
男人虽然抛弃了她,但是她却依然盼着自己男人的归来。
在她的意识中,男人黑娃是她生命的依靠。
为了能让黑娃回来,她不惜用自己的身体讨好鹿子霖。
后来又听从鹿子霖的劝告,引诱白孝文以报复白嘉轩,而后又与白孝文一起走向堕落,最后被黑娃的父亲鹿三杀害。
从这个过程来看,田小娥一直处于被抛弃的地位,但是在被抛弃之后,她也一次次做出了自己的反抗。
她是原上第一个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自己寻找自己的幸福,自己表露自己情欲权利的女人。
但是,由于欲望肉体的敞开和现实伦理的悖反,她对身体和幸福的寻找一次次落空。
白灵与鹿冷氏:
革命女性的性盲点和传统女性的性畸形。
白灵是个不成功的人物形象,之所以不够成功,主要在于在白灵的性格发展中存在着明显的性盲点。
她原来与鹿子霖的二儿子鹿兆海相爱,后来鹿兆海参加革命,入了国民党。
两人再次相见时就因为政治信仰不同而分道扬镳。
这是第一个盲点:
对于这样两个爱情逐渐成熟,而政治信仰还十分幼稚的年轻人来说,就这样急匆匆地让他们分手,多少有些草率。
更大的盲点是她与鹿兆海的哥哥鹿兆鹏之间的关系。
在两人发生实质关系之前,白灵一直把鹿兆鹏看作成熟稳重的大哥,为革命奔波不定的领导。
敬重与信赖可以发展成爱,但它毕竟还不是爱,其间还有很长一段路程要走。
可是在小说文本中,两天的假扮夫妻就让他们从一对假夫妻成了一对真夫妻。
这种结局的出现只能说明“小说在作者的引导下成功地完成了‘革命’话语对爱情话语的置换,爱情被‘革命’遮蔽。
爱情的内容因而被改写:
相爱不是因为两情相悦而是因为‘志同道合’的‘革命’需要。
鹿冷氏是鹿兆鹏名义上的妻子。
对于一个性意识已经觉醒、有自己生命欲求的女人来说,年纪轻轻就守活寡,无疑是一种无情的折磨。
她甚至希望能像田小娥那样虽然不道德但是却能够实现女人的生命欲望。
这种心理在她受到鹿子霖的诱惑后更加强烈,但是,她从鹿子霖那里得到的却不是欲望的抚慰而是无情的羞辱。
她“意识到自己永远也站不起来了。
”欲望之火的折磨、心灵世界的摧残使她的精神世界在痛苦中走向了崩溃。
“田小娥以肉身的敞开来表现生命个体的感性欲望,来对抗传统伦理道德,从而走向生命的尽头;
鹿冷氏以肉身的遮蔽来试图顺从和适应传统文化规范,却最终走向了人格分裂。
”分裂的是人格,统一丰满起来的却是熠熠生辉的人物形象。
4.莫言
1)简介
本名管谟业,1955年2月17日生于山东省高密县河崖镇平安庄,中国作协副主席,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2)代表作
《透明的红萝卜》(《中国作家》1985年第2期)、《红高粱》(《人民文学》1986年第4期)、长篇小说《天堂蒜薹之歌》、《丰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劳》、《蛙》。
3)创作动机:
我开始文学创作的最初动机非常简单:
就是想赚一点稿费买一双闪闪发亮的皮鞋满足一下虚荣心。
当然,在我买上了皮鞋之后,我的野心开始随之膨胀了。
那时的我又想买一只上海造的手表,戴在手腕上,回乡去向我的乡亲们炫耀。
那时我还在一个军营里站岗,在那些漫漫长夜里,我沉浸在想象的甜蜜当中。
我想象着穿着皮鞋戴着手表在故乡的大街上走来走去的情景,我想象着村子里的姑娘们投到我身上的充满爱意的目光。
我经常被自己的想象激动得热泪盈眶,以致于忘了换岗的时间。
但可悲的走,最终我也没能用稿费换来手表,当我穿着皮鞋戴着手表在大街上走来走去时,也没有一个姑娘把目光投到我的身上;
只是一些老太太用郡夷的目光打量着我。
5)新历史小说:
《丰乳肥臀》:
母亲用“丰乳肥臀”生养了儿女,儿女带给母亲的却只有无尽地灾难和痛苦。
母亲有八个女儿,分别叫来弟、招弟、领弟、想弟、盼弟、念弟、求弟和玉女。
姐姐们的小弟弟叫上官金童。
母亲的“肥臀”生了这些女儿,母亲的“丰乳”哺育了这些女儿。
这些女儿长大后,联同他们的丈夫,带给母亲的却只有无穷尽地灾难和痛苦。
作家把母亲描绘成一位承载苦难的民间女神,她生养的众多女儿构成的庞大家族与20世纪中国的各种社会势力发生了枝枝蔓蔓的联系,并被卷入20世纪中国的政治舞台。
《檀香刑》。
一场兵荒马乱的运动,一桩骇人听闻的酷刑,一段惊心动魄的爱情。
小说以1900年德国人在山东修建胶济铁路、袁世凯镇压山东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仓皇出逃为历史背景,讲述了发生在"
高密东北乡"
的一场兵荒马乱的运动,一桩骇人听闻的酷刑,一段惊心动魄的爱情。
《蛙》。
60年农村生育史,一位农村妇科医生。
以新中国近60年波澜起伏的农村生育史为背景,通过讲述从事妇产科工作50多年的乡村女医生姑姑的人生经历,在形象描述国家为了控制人口剧烈增长、实施计划生育国策所走过的艰巨而复杂的历史过程的同时,成功塑造了一个生动鲜明、感人至深的农村妇科医生形象;
并结合计划生育过程中的复杂现象,剖析了以叙述人蝌蚪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卑微、尴尬、纠结、矛盾的精神世界。
七、《红高粱》细读
1.复述小说的故事情节。
2.读过之后是什么感受?
3.简述故事时间与叙事时间之间的关系。
(见表格)这篇小说如果用直叙的方法进行叙述,是否就应该是:
戴凤莲出嫁——余占鳌、戴凤莲野合——余占鳌鸠占鹊巢——日军侵占高密——刘罗汉惨死——余占鳌招兵买马保家园——余、冷商议打日本——伏击战——冷支队收拾残局——余占鳌凭吊战场——余占鳌被抓往日本做劳工——余占鳌从日本回国——“我”调查当年历史。
这样写的话完全可以写成一部长篇小说。
你觉得这两种叙述方式哪一种比较好?
4.父亲就这样奔向了耸立在故乡通红的高粱地里属于他的那块无字的青石墓碑。
他的坟头上已经枯草瑟瑟,曾经有一个光屁股的男孩牵着一只雪白的山羊来到这里,山羊不紧不忙地啃着坟头上的草,男孩子站在墓碑上,怒气冲冲地撒了一泡尿,然后放声高唱:
高粱红了——日本来了——同胞们准备好——开枪开炮——
这句话中叙事时间对故事时间的处理。
通过一个镜头的转换,将故事时间一下子从1939年拉到了1970年代末。
5.我曾经对高密东北乡极端热爱,曾经对高密东北乡极端仇恨,长大后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我终于悟到:
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雌壑、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
这是一种怎样的情感表达方式?
莫言从哪里学来的?
狄更斯《双城记》的开头
Itwasthebestoftimes,itwastheworstoftimes,
itwastheageofwisdom,itwastheageoffoolishness,
itwastheepoch([epək])ofbelief,itwastheepochofincredulity([ˌɪnkrɪˈdulɪti,])
itwastheseasonofLight,itwastheseasonofDarkness,
itwasthespringofhope,itwasthewinterofdespair,
wehadeverythingbeforeus,wehadnothingbeforeus,
wewereallgoingdirecttoHeaven,wewereallgoingdirecttheotherway.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
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
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
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
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
我们面前拥有万物,我们面前一无所有;
我们正在直登天堂,我们正在直下地狱。
6.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叙事视角?
从字面上看,“我”似乎是第一人称叙事视角,但是,“我”在小说的故事中承担角色了吗?
几乎没有,仅仅在一些预叙的地方提到过“我”,比如“我”在父亲坟头上撒尿、调查家族抗战的故事、幼年时期陪爷爷散步,这些内容对主要故事的推进几乎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所以,“我”既不是故事的主人公,也不是故事的见证人。
那这是什么叙事视角呢?
一种变了种的全知性的叙事视角。
那为什么不直接用全知型叙事视角呢?
这或许与他的民间化、个人化的历史观念有关。
在这里,莫言所要讲述的是一种民间化、个人化的历史,所以,从叙事视角来讲,用“我”这样一种十分个人化的叙事视角来讲述自己家族抗战的故事,就比用那种带有权威性的全知型叙事视角好很多。
但是,这也带来一个问题,这种变种的全知型叙事视角给人带来一种更加不真实的感觉,虽然它使用的是一种后人讲述前辈故事的方式。
因为它是用一种不该全知的视角来讲述一个全知的故事。
比方说,作为从未见过奶奶的“我”,“我”是如何知道奶奶出嫁时的情景的?
包括场面、心情和对话。
奶奶那年身高一米六零,体重六十公斤,上穿碎花洋布褂子,下穿绿色缎裤,脚脖子上扎着深红色的绸带子。
“老天爷,保佑我吧!
”奶奶心中的祷语把她的芳唇冲动。
奶奶的唇上有一层纤弱的茸毛。
奶奶鲜嫩茂盛,水份充足。
她出口的细语被厚重的轿壁和轿帘吸收得干干净净。
还有出嫁路上遇到劫匪的场景。
再比如小说里经常出现“父亲想”这样的句子。
做儿子的如何知道父亲14岁时是怎么想的?
7.这篇小说的语言如何?
举几个例子。
这篇小说的语言具有这样几个特点:
1)画面感特别强。
比如描写罗汉大爷逃跑、杀骡马的场景,还有他被孙五剥皮的场景,还有奶奶出嫁路上的场景。
都特别好。
就具体的句子来说,比如在描写罗汉大爷逃跑时,有这样一句话:
天亮了,从东边的高粱地里,露出了一弧血红的朝阳,阳光正正地照着罗汉大爷半张着的黑洞洞的嘴。
父亲眼见着我奶奶胸膛上的衣服啪啪裂开两个洞。
奶奶欢快地叫了一声,就一头栽倒,扁担落地,压在她的背上。
两笆斗拤饼,一笆斗滚到堤南,一笆斗滚到堤北。
那些雪白的大饼,葱绿的大葱,揉碎的鸡蛋,散在绿草茵茵的草坡上。
奶奶倒地后,王文义妻子那颗长方形的头颅上,迸出了红黄相间的液体,溅得好远好远,溅到了堤下的高粱上。
父亲看到这个小个子女人中弹之后,后退一步,身体一仄,歪在了堤南边,又滚到河床上。
她挑来的那担绿豆汤,一桶倾倒,另一桶也倾倒,汤汁淋漓,如同英雄血。
铁桶中的一只,跌跌撞撞跳进河,在乌黑的河水中,慢慢地向前漂着,从哑巴的面前漂过,在石桥墩上碰撞几下,钻过桥洞,又从余司令从我父亲从王文义从方六方七兄弟面前漂过。
2)富有节奏感。
最典型的就是叙述奶奶出嫁路上遇到劫匪时的场景。
写劫匪手中的假枪。
有这样几句话:
那人用一只手按着那布包。
他拍了拍腰里那件红布包裹着的家伙。
他用手拍拍腰里别着的家伙大声喊叫。
那人瞬间动容变色,手紧紧捂住腰里的红布包。
劫路人按着腰里用红布包着的家伙说。
他的手按在腰里用红布包裹着的家伙上。
小说通过劫匪的这几个动作把故事的推进节奏控制得有条不紊而又富有变化。
另外还有罗汉大爷刚被拉夫时心里的状态:
“紫红色的火苗”。
3)陌生化。
这是这篇小说一个十分典型的语言特色。
这种陌生化给我们带来一种新奇的感觉,然后在我们的头脑中留下深深的印象。
比如:
高粱高密辉煌,高粱凄婉可人,高粱爱情激荡。
秋风苍凉,阳光很旺,瓦蓝的天上游荡着一朵朵丰满的白云,高粱上滑动着一朵朵丰满白云的紫红色影子。
在这次雾中行军里,父亲闻到了那种新奇的、黄红相间的腥甜气息。
路上叠印过多少牛羊的花瓣蹄印和骡马毛驴的半圆蹄印,马骡驴粪象干萎的苹果,牛粪象虫蛀过的薄饼,羊粪稀拉拉象振落的黑豆。
4)戏仿。
这是新历史小说普遍具有的特点。
这篇小说也有。
秋风起,天气凉,一群群大雁往南飞,一会儿排成个“十”字,一会儿排成个“人”字。
锄高粱的农民们抬头见白马,低头见黑土,汗滴禾下土,心中好痛苦!
5)民间化。
哑巴不小心把枪弄走火的时候,余司令大声吼叫:
“谁开枪?
小舅子,谁开的枪?
王文义惨叫一声:
“司令——我没有头啦——司令——我没有头啦——”
余司令一愣神,踢了王文义一脚:
“你娘个蛋!
没有头还会说话!
8.“我”老家九十二岁老太婆的快板。
对历史的不同讲述:
余占鳌、戴凤莲抗日的故事主要是“我”讲述出来的,这是一种十分个人化的记忆,老太太对这个故事的讲述也是一种记忆,而且似乎更具有权威性,因为它是一种见证认识的记忆,小说的第二节还有一种记忆,是县志对这个故事的记载,这是一种官方的集体记忆。
同一个故事,三种讲述方式,哪种是真实的?
好像都很有权威性:
“我”讲述的是我家族的抗日故事,能不权威?
老太太是见证人,似乎更加权威。
官方的县志在我们的理解中那就是正史,我们能说它不权威?
但是,它们之间并未完全一致,甚至有很大出入。
在“我”的叙述中,这次抗日战役打得被撞惨烈,很多先辈为此牺牲。
在老太太的叙述中,“我”的先辈简直就是神人,威风八面。
在县志中,则只有罗汉大爷的事迹,而没有“我”爷爷和“我”奶奶。
基本的事实是有的:
日本人残杀百姓,当地民众自发抗日。
但是,具体如何,则各有叙述。
9.这篇小说中的历史具有哪些特点?
1)个人化。
2)民间化。
A.这个故事本身来自民间。
B.小说对这段历史的叙述带有民间化色彩。
余司令让方家兄弟把那尊大抬杆在河堤上架好。
又对提着一只大喇叭的刘吹手说:
“老刘,接着火,你什么都别管,可着劲儿给我吹喇叭,鬼子怕响器,你听到了吗?
余司令对大家说:
“丑话说到前头,到时候谁要草鸡了,我就崩了他。
咱要打出个样子来给冷支队看看,那些王八蛋,仗着旗号吓唬人。
老子不吃他的,他想改编我?
我还想改编他呢!
’’
C.压抑官方和知识分子传统,张扬民间传统。
对日本人的这次伏击战,本来是余占鳌和冷支队长商议好的,但是,直到余占鳌跟日本人打得几乎是弹尽粮绝了,日本人的有生力量也几乎被消灭殆尽了,冷支队长才来收拾残局,这让人感觉到不是来打仗,而是渔翁得利。
而且,在他们商议打日本人时,小说也极力宣扬余占鳌的英雄气概,压抑冷支队长的气势。
余占鳌说他杀了多少鬼子,而冷支队长却鬼子毛也没揪下一根。
喝酒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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