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奥尼尔戏剧汉译本在中国的接受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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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author:
ZhongYi,PHDcandidateofSichuanUniversity,associateprofessorofSichuanInternationalStudiesUniversity,researchdirection:
TranslationTheoryandPractice
尤金•奥尼尔(EugeneGladstoneO'
Neill,1888-1953)是美国著名剧作家,他四次获普利策奖,并最终问鼎作家的最高荣誉——诺贝尔文学奖,被称为“美国戏剧之父”,享有崇高的世界声誉。
奥尼尔的戏剧作品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被译介到中国,在二十世纪经历了两个主要发展阶段——二十年代到新中国成立前的第一个译介高潮期,八十年代以后的译介复苏期。
两个时期数量众多的译本对中国的文学和戏剧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尤其是八九十年代,奥尼尔的名字在阔别三十年之后重新进入中国读者的视野,这个时期奥尼尔的经典剧作如《天边外》、《琼斯皇》等有了重译本,其创作后期的几部剧作如《送冰的人来了》、《诗人的气质》等也被译介到了中国。
这个时期的译本几乎都以剧集的形式出版,不仅成规模而且译文质量较高。
八九十年代的译本在读者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根据译本进行的演出也在八十年代末掀起了热潮,以奥尼尔及其作品为研究对象的高质量学术论文不断涌现,根据奥尼尔译本进行的改编剧不断创新。
这一切充分证明了中国读者、观众对奥尼尔戏剧及其汉译本的接受是积极、主动的。
奥尼尔对中国戏剧界、文学界和思想界的影响一直持续至今,可以预见,在二十一世纪,奥尼尔及其作品的研究仍会是文学、戏剧、翻译界关注的一个热点。
一、奥尼尔戏剧译本的受众
十九世纪中叶以来,随着中国与其他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逐渐深入,外国文学特别是西方文学大规模地被译介到中国。
外国文学不仅数量众多,内容和创作形式也是丰富多彩,但每个时期译介到中国的却数量有限,产生重大影响的更是为数不多。
根据勒菲弗尔的观点,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等因素影响着翻译作品的选择、生成和传播。
文学翻译作品的选择、接受以及作品的性质、意义和价值在译入语文化中发生的变化,都与译入语国家本土的文化和文学需求,以及这个国家对外国文学的想象有着深层次的关系。
刘海平认为,“一个民族的文化对另一民族的文化的接受、借鉴,无不出自自身价值的实际需要,从而选择与承受影响;
甚至他对文化输出者的观照态度、视角,也随自身需要、特点而调整、变化。
”[1](P.111)以一个国家的“本土需求”为准则来译介外国文学作品,以满足这个国家政治、文化、文学等方面的需要,这种情况下这个国家对外国文学作品的接受就是主动的。
翻译文学在一个国家的接受还存在被动的情况,文学翻译的过程实则是两种文化的交流与碰撞,各文化间力量的不平衡同样会影响到翻译材料的选取、翻译策略的采用和翻译作品的接受。
比如晚清时期,有学者认为这个阶段的知识分子对西学的输入“逐渐由被动变为主动,由附从地位升为主导地位”,“以传播西学主体而言,第一阶段,基本上是西人的事;
第二阶段,西人为主,少量中国知识分子参与其事;
第三阶段,西译中述,中西传播机构共存并进;
第四阶段,中国知识分子成为主体。
”[2](P.14-15)这也形成了这个时期中国本土文化对西方翻译作品从被动到主动的接受过程,在西方殖民势力进入中国之后,西方来华的传教士是西方意识形态和宗教文化的宣扬者,是西方强势文化殖民策略的一部分。
传教士将西方作品翻译到中国,就是将强势文化的思想、文化强行输入,中国对这些翻译作品的接受也是被动的。
而当中国的知识分子产生变革意识,并认识到文学在启蒙与革新中的启发意义,他们就开始主动翻译西方的政治小说,并逐渐开始翻译其他文学作品,这种情况下,中国对这些文学作品的接受就变为了主动。
总之,本土需要和文化间的竞争及相互影响直接决定了一个国家对翻译作品的接受是主动还是被动。
比如明末清初开始来华的传教士,他们参与翻译的科技、政治、哲学、文学著作对我国自然科学及思想文化领域影响巨大,客观上满足了当时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一些“本土需求”,因而如徐光启与利玛窦合译的《几何原本》(前六卷)与熊三拔合译的《泰西水法》,李之藻与利玛窦合译的《同文算指》等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一个国家的“本土需求”不仅体现在政治、文化方面,比如社会变革、革新传统文化等,还包括文学的需要,比如文学的变革、丰富与发展。
翻译文学作品如果契合了译入国的本土需求,对社会发展具有现实意义,符合一个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潮流,就能在译入国得到很好的接受,甚至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如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译入中国的前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因为符合当时中国提倡的主流价值观,并满足了提倡新中国积极向上精神的需求,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影响了几代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相反,输入的外国文学如果与译入国的现实需求相距甚远,甚至背道而驰,就无法在这个国家得到良好的传播与接受。
要考察翻译作品在译入国的具体接受情况,需要读者的反馈和评价。
然而,读者的身份具有复杂性和多重性,因此,读者的意见和看法并不能一概而论,因为读者按照不同的原则和标准可以分为多种类型。
例如,王宏印认为,按照读者的身份和地位进行分层,可以分为普通读者、知识界、译界和评论家四大类型[3](P.251-253)。
肖维青则从翻译批评主体的角度将读者分为三类——一般读者、专家和译者[4](P.97-99),并根据读者展开翻译批评媒介的不同,将读者分为网络读者和非网络读者[5]。
德国文学理论家沃尔夫冈•伊瑟尔(WolfgangIser)在其著作《隐含的读者》(TheImpliedReader,1972)一书中提出了“隐含的读者”这一概念。
伊瑟尔认为,“作者在创作作品的同时,也在召唤作品的潜在读者或可能的读者。
[6](P.35)”这一理论的提出更加凸显了文学接受者的地位,对文学研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这种影响也进入了翻译研究的领域——从接受美学来看,译者在进行文学翻译时也可能召唤潜在的、可能的读者,因为“在某种意义上,翻译也是一种创作,”[7](P.38)而创作更是文学翻译的本质特征之一。
因此,笔者认为,读者的类型可以大致分类,具体作品的读者群应具体分析。
按译本实际产生较大影响的标准,又可将读者进一步分为一般读者和知识界。
本文将采取学界、一般读者和观众的分类,对八九十年代奥尼尔戏剧汉译本的接受情况进行了全面的考察。
二、学界对奥尼尔戏剧汉译本的评价和研究
八十年代以来,学界对奥尼尔及其作品的研究不断。
CNKI上数据显示,从1979到1999年,以奥尼尔及其作品为研究主题的论文300多篇,2000年至今有900多篇,且论文篇数有逐渐上升的趋势。
奥尼尔的主要剧作,如《天边外》、《榆树下的欲望》、《琼斯皇》、《悲悼》、《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送冰的人来了》、《诗人的气质》、《月照不幸人》,更成为了文学研究和戏剧研究的热点。
学者们纷纷使用西方现代批评理论,从不同的批评视角解读和探讨这些作品。
除了精神分析、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生态、伦理等视角,近年来,各种哲学、美学、语言学等研究视角也纷纷涌现。
对奥尼尔及其作品研究的学位论文数量众多,形成了奥尼尔及其作品研究的一大特点。
2000年以来,以奥尼尔及其作品为研究主题的博士论文已逾十篇,硕士论文数量更加庞大,学位论文篇幅更大,研究更加深入,这也显示了奥尼尔及其作品的研究正在朝着纵深的方向发展,而非仅停留于数量层面的增长。
除了期刊、学位论文,国内学者还翻译和撰写了关于奥尼尔及其作品的研究著作,翻译的著作如龙文佩编译的《尤金·
奥尼尔评论集》(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8年)、郑柏铭翻译的詹姆斯·
罗宾森著作《尤金·
奥尼尔和东方思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撰写的专著如廖可兑撰写的《尤金·
奥尼尔剧作研究》(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汪义群《奥尼尔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版)。
据笔者的统计,到2016年,国内出版的关于奥尼尔的学术研究著作为20部。
对于奥尼尔及其作品研究的盛况,反映出奥尼尔戏剧被译介到中国并在学术界引起的热烈反响。
关于奥尼尔及其作品的研讨会也多次举行。
自1987年开始,迄今已经举行了十一届全国性的奥尼尔戏剧专题研讨会,会后共出版《尤金·
奥尼尔戏剧研究论文集》6部,为奥尼尔戏剧研究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为纪念奥尼尔诞辰一百周年,“由于奥尼尔与老子哲学的密切关系,1988年研讨奥尼尔的热潮席卷了中国的学术界和戏剧界。
[8](P.36)”当年不仅举行了多次研讨会,还上演了多部奥尼尔的剧作。
“天津会议和南京会议皆有代表提出,奥尼尔的名字及其剧作进入中国大地长达五、六十年之久了,然而,中国学者更多地还是停留在评介工作上,仍然缺乏深层的探索。
(同上)”北京会议提出了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如“有一些代表认为,奥尼尔在中国缺少普通读者和观众,他的剧本演出时常令普通人感到玄奥(同上)”,因此,如果不对奥尼尔戏剧进行深入的研究和中国语境化的阐释,“奥尼尔永远只会是专家、学者的奥尼尔,得不到普通民众的承认(同上)”。
虽然自2005年起,奥尼尔戏剧研讨会并入美国文学研讨会,不再单独举行,但这些学术会议及研究成果影响了一批奥尼尔研究学者,使得奥尼尔戏剧的研究更加深入,拓宽了研究思路和视野。
此外,八九十年代的汉译本除了有助于学界的研究,还对一般读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主要几个译本的阅读和流传持续至今,并得到读者的广泛好评。
在豆瓣网上,据笔者统计,八九十年代奥尼尔戏剧的几个主要汉译本仍有人阅读并加以评论,且评分均在8.5分以上。
“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读者对这些译本的好评绝大部分是由于戏剧的精巧构思与创作,但译文的质量较高也功不可没。
主要译本及评分情况如下:
书名
译者
出版社名称
出版年份
豆瓣评分
读者5星推荐
《天边外》
荒芜/汪义群等
漓江出版社
1984年
9.1
61.4%
1992年
8.9
54.5%
《榆树下的欲望/漫长的旅程》
欧阳基等译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3年
8.5
38%
《外国当代剧作选1》
龙文佩等译
中国戏剧出版社
1988年
9.3
69%
《奥尼尔集》(上、下)
汪义群、梅绍武等译
三联书店
1995年
9.0
61.1%
三、戏剧观众对奥尼尔戏剧的反响
八九十年代奥尼尔戏剧汉译本的再度丰富,引发了学界对奥尼尔戏剧研究的热潮,引起了读者对奥尼尔剧本的阅读兴趣,同时,也使得奥尼尔经典剧目被重新搬上中国舞台。
自1981年中戏导演系内部教学演出《安娜·
克里斯蒂》(第三幕)开始,奥尼尔戏剧的演出在八十年代掀起了热潮,至1988年奥尼尔诞辰一百周年,南京和上海两地举行了“奥尼尔戏剧节”,演出了奥尼尔的《天边外》、《琼斯皇》、《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大神布朗》、《休伊》等剧目,将奥尼尔戏剧的演出推向高潮。
九十年代,奥尼尔戏剧的演出热潮不退,几乎每年都有演出记录,虽然戏剧在九十年代末期彻底进入低谷期,奥尼尔戏剧在中国舞台上并未消失,一直延续到二十一世纪,延续至今。
八九十年代,奥尼尔戏剧的演出总的说来较为成功,观众好评不断。
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八十年代中期,沈阳话剧团排演了奥尼尔的《榆树下的欲望》。
“该剧一推出,便获得了观众的广泛好评。
该剧在上海演出后反响热烈,报纸上报道,电视里专访,一下子成了上海文艺界的热点……连当时抱病在上海观看演出的曹禺先生都感叹不已,称没想到一个地方话剧团将奥尼尔的戏剧演绎得这么好。
[9](P.21)”该剧的成功上演也使戏剧创作者和观众再度感受到写实主义戏剧的力量。
1988年,为庆祝奥尼尔诞辰一百周年,全国数个剧团都上演了奥尼尔的剧目,最突出的是在南京和上海两地——南京连续三天举行了三场演出:
江苏省话剧团的《天边外》、前线话剧团演出了《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江苏省话剧团的舞蹈造型剧《琼斯皇》;
上海的演出更加别开生面,上演了象征主义剧作《大神布朗》,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复旦大学和上海越剧三团同时推出了三台《悲悼》,还将移植改编剧《尤弈》和按原作演的《休伊》一起演出。
“这次规模盛大的演出活动对奥尼尔在中国的宣传普及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大大加强了中美两国戏剧文化的交流奥尼尔在中国的知名度提高了,他的剧作为更多的中国人认识和理解。
[10](P.32)”《悲悼》剧组的演出经理人之一唐斯复谈及演出受欢迎的情况:
“观众是戏剧演出的组成部分,《悲悼》剧组成功的又一重要因素是赢得了观众。
第一轮在长江剧场演出10场,平均上座9成多,有的场次全满,票价定为3元,好位子的票最难买到。
剧场工作人员欣喜地说:
这般盛况也已许久不见了。
[11](P.8)”观众对戏剧演出的评价极高,“每场演出结束,观众迟迟不散,情绪热烈,老观众获得对话剧温馨的回忆,青年观众开了眼界(同上)”。
还有中外文化界人士和观众评说:
“《悲悼》是达到高水平的专业演出,表现了原著精神,起到悲剧净化灵魂的作用。
(同上)”观众对《悲悼》的演出被压缩为三个小时感到可惜,“事实上,《悲悼》在上海已经创造了很好的票房价值[12](P.31)。
”
进入九十年代,奥尼尔的经典剧作仍然由戏剧学院、电影学院和话剧团公演,且几乎每年都有演出记录,部分演出受到了观众的好评。
例如1990年,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八六级、八七级公演了奥尼尔的《榆树下的恋情》,有评价为演出“恰到好处地表现了人的渺小,人的苦苦挣扎,将天簌与人簌巧妙地交织起来[13](P.9)”,“都会在观众心中引起美的感受(同上)”。
九十年代奥尼尔戏剧演出的场次及主要剧目如下图所示:
从上图可以看出,九十年代奥尼尔剧目演出不断,虽然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演出的数量有所下降,这是多媒体技术的发展对舞台表演的挑战造成的。
而经典剧目如《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悲悼》、《天边外》仍然受到演出单位和观众的欢迎。
四、戏剧界对奥尼尔剧本的仿作和改编
八十年代以来奥尼尔戏剧的演出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很多剧目的上演都经过了改编,有的甚至被移植到中国背景中,更符合中国观众审美,与时代的结合也更紧密。
1988年的奥尼尔戏剧节中,在南京上演的《天边外》就将故事移植到了中国江南一带的渔村,使戏剧主题世界化了;
江苏省话剧团演出的《琼斯皇》的舞蹈造型剧将原剧作中由独白表现的幻象,转化为舞蹈视觉形象,语言的障碍由形体语汇得以弥补;
上海越剧三团移植改编了《悲悼》,把故事搬到了中国,并用越剧的形式加以呈现,传统方式与现代主题相结合;
《休伊》也被移植到中国背景,改编为《尤弈》,更能引起观众的共鸣。
九十年代,《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也得以用不同的表现形式呈现在中国舞台上,如1995年被改变为歌剧。
“当《大神布朗》和《马可百万》第一次以富有特色的表现形式出现在上海戏剧观众面前时,“赢得了观众和理论界强烈的兴趣,”“大大地改造了观众的审美定势,也有力地促进了当代人与奥尼尔之间的沟通”[14](P.107)。
中国戏剧界对奥尼尔戏剧的改造和移植,最有特色之处便是与中国传统戏剧形式相结合,使奥尼尔的戏剧中国化、戏曲化、个性化。
这个发展趋势在二十一世纪的表现更为突出,新世纪以来,传统戏剧演绎的奥尼尔戏剧主要有:
改编自《悲悼:
归家》的越剧《白色的陵墓》,改编自《榆树下的欲望》的川剧《欲海狂潮》和河南曲剧《榆树古宅》等。
2015年,河南剧作家孟华及编剧丛笑将《安娜·
克里斯蒂》改编为甬剧《安娣》,改编本的主要情节基本忠实于原著,结合了中国戏曲长于抒情及特别善于描写复杂的情感和心理的特点,对潜在的情绪和意蕴发掘更为深刻。
“改编者的诗意性哲理表达,不但符合奥尼尔对全剧结尾悲剧性的定位,也符合中国戏曲审美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意味’。
[15](P.61)”事实上,奥尼尔高超的戏剧创作手法给导演留下了很大的发挥空间,可以让导演挖掘一切舞台手段、媒介和表现方式对原作进行创造性呈现。
“奥尼尔和他的戏剧在中国舞台上的探索与实鸣,不仅锻炼和培育了一个壮大的导演艺术家群体,有力地推动了我国戏剧和舞台呈现的不断更新,而且进一步促进理论工作者和观众对奥尼尔及其戏剧的研究和认识。
(同上)”因此,“我们期待在中国的戏曲舞台上出现更多的奥尼尔作品,使我们能够通过自己的方式,走近奥尼尔,认识奥尼尔,体味其作品的丰富和深刻(同上)。
结语
奥尼尔及其剧作自译介入中国始,对中国的文学界、戏剧界、读者和观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学者对尤金·
奥尼尔的关注和研究,远远超过对其他英美剧作家的关注和研究。
据统计,我国是除美国以外对奥尼尔研究最多的国家[16](P.13-14)。
”三四十年代奥尼尔戏剧的译者主要为从事戏剧创作与导演的知识分子,奥尼尔的剧作对他们的影响较为直接。
这批译者撰文介绍奥尼尔的生平,并宣传奥尼尔的剧作,同时将其部分译本直接或改编后搬上舞台,部分译者如马彦祥和洪深还对奥尼尔的戏剧进行了仿作。
这些都对当时中国戏剧运动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四十年代对奥尼尔汉译本做出评价的多为知识界人士,有对译文的质疑,也有对译本的高度褒扬。
三四十年代上演的奥尼尔戏剧和改编剧在观众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引起了中国观众的共鸣。
六七十年代奥尼尔戏剧的两个香港译本,由于文本传播的地域限制,在香港和台湾的读者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乔志高翻译的《长夜漫漫路迢迢》拥有更大的读者群,据豆瓣网上读者的阅读记录和留言,乔译本至今仍对读者产生着吸引力;
CNKI的数据显示,以乔译本为基础,对《长》剧进行研究的论文也有相当的数量。
八九十年代的译本在学界、读者和观众中的影响更为显著。
对学界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汉译本为基础的奥尼尔戏剧研究成果斐然,期刊论文数量惊人,硕士论文的规模较大更是奥尼尔研究的突出特点,专著、译著等层出不穷。
对读者的影响主要反映在几个主要译本的阅读情况上,豆瓣网的读者对《天边外》、《榆树下的欲望/漫长的旅程》、《外国当代剧作选
(1)》和《奥尼尔集(上、下)》的评价较高,这些译本至今仍有不少读者。
八九十年代,奥尼尔戏剧在沉寂三十年后重新被搬上中国舞台。
新时代的导演利用现代舞台形式,发掘一切舞台手段,对奥尼尔戏剧进行了具有时代特征的解读和呈现。
这个时期,国内戏剧界还将奥尼尔戏剧与传统戏曲形式相结合,对奥尼尔戏剧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改编和重塑,真正实现了奥尼尔戏剧的“中国化”、“戏曲化”和“个性化”。
奥尼尔戏剧在这个阶段为更多的观众和读者所了解,同时,也促进了中国戏剧的丰富和发展。
引用作品
[1]刘海平,朱栋霖.中美文化在戏剧中交流——奥尼尔与中国[M].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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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M].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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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M].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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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张香桐.翻译也是一种创作[J].中国科技翻译,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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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吕艺红.1988年,奥尼尔热在中国[J].外国文学研究,198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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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6]陈立华.谁的鼓声穿透了时空——追溯尤金·
奥尼尔在中国内地的传播与接受[J].《当代美国戏剧研究——第14届全国美国戏剧研讨会论文集》[C].2009:
13-23.
[10][12]高鉴.1988年南京—上海:
奥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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