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古音学清代古音研究鸟瞰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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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古音理论研究
清代之前古音研究形成了两种指导思想。
一种以朱熹为代表的“叶音”说,主张用今音改古音以求得读古书的和谐,其精神内核是古今音不变;
另一种以唐代陆德明、宋代吴域、明代陈第为代表的“音移”观,主张语音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古有古音今有今音。
清初顾炎武继承了“音移”观的指导思想并作了进一步的发展,提出了语音发展的阶段理论,顾氏认为:
《诗经》“三百五篇,古人之音书也”,“然自秦汉之文,其音已渐戾”,其后“魏晋以下,去古日远,辞赋日繁”“休文作谱,乃不能上据雅、南,旁摭骚、子,以成不堪之典。
而仅按班、张以下诸人之赋,曹、刘以下诸人之诗所用之音,撰为定本,于是今音行而古音亡,为音学之一变。
”“唐时以诗赋取士,其书一以陆发言《切韵》为准”,“至宋景佑之际微有更改,理宗末年,平水刘渊始并二百六韵为一百七”,“于是宋韵行而唐韵亡,为音学之再变”③。
顾氏的这一理论为自己后来的研究提供了正确的途径,并且影响了其后的江永、段玉裁等人;
江永在继承了顾炎武理论的基础上,第一次倡导“审音”理论。
他主张对上古音的研究,为了保证研究结果的可靠性,首先就要对古音研究的材料作科学的区分。
在江永之前,许多古音学家不区分材料的不同时代,对材料的真伪也不做科学的考证,把《诗经》、《楚辞》甚至汉魏六朝唐宋的有韵之文统统混杂在一起。
对此,江永明确指出,古韵研究的材料应该有一个统一标准,那就是《诗经》的用韵、经传骚子的有韵之文,至于其后的材料只能用来与上古音相互比较,以究明其源流变化,不能作为对上古音分声定韵的依据。
同时,江永十分重视对中古音的研究,认为中古音的研究有利于我们去认识上古音的韵部。
这一点,得到戴震的支持,并作了进一步的发挥。
戴氏认为上古韵部的材料传世的比较少,仅仅根据这些有限的材料来断然决定上韵部的分和合是不够的,因此,中古音的研究对上古音的探讨就具有特别重要意义。
戴震认为《广韵》是中古音的代表,从分析《广韵》的语音系统入手,区别等呼、洪细及韵类不同可以帮助我们对古音作出更加精细的研究,在此理论的指导下,他精心研究古韵并做出了九类二十五部的细致划分。
同时,建立了韵类的“正传”、“旁转”的理论,所谓“正传”包含三种情况,一种是同一韵部的内部转变,第二种是统一大类韵部之间的转变,第三种临近大类韵部之间的转变。
“旁转”是指上述三种“正传”之外的情况,这种理论为后来孔广森的阴阳对转理论开了先河。
孔广森,山东曲阜人,是戴震的弟子,他在继承师说的基础上,明确建立了阴阳对转理论。
孔广森把古韵分为十八部,其中阴声韵九部,阳声韵九部,分别构成九对阴阳对转关系:
歌元、支耕、脂真、鱼阳、侯东、幽冬、宵侵、之蒸、叶谈,他利用阴阳对转的理论来解释《诗经》押韵和谐声中的一些现象。
例如:
《诗经?
邶风?
北门》押敦、遗、摧,可是敦字属真部,遗、摧属脂部,这就叫脂真对转。
孔氏的这一理论对其后的章太炎、黄侃等人的古音构拟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古音研究方法
清代的古音研究方法虽然主体仍是前代的系联法,但大有改进,表现在系联对象的扩大,归纳结论更加科学仔细,同时,还开创了“审音法”、“古音构拟”法。
首先,顾炎武提出归纳古韵第一步要“据唐人以正宋人之失”,将平水韵中已经合并的韵分开,恢复《唐韵》的原貌,“所谓一变而至鲁”,第二步“据古经以正沈氏、唐人之失”,归纳《诗经》、群经的用韵,而将《唐韵》重新分合,“所谓一变而至道”,从而使得“三代以上之音部分秩如,至赜而不可乱。
”④同时采用“诗韵系联”、“谐音系联”、“离析《唐韵》”等多种方法,广求证据,讲求事物条理,愈祥博愈好的朴学风范。
顾氏这种研究方法不仅被清代音韵学家所采用,而且直到今天,仍然被广泛运用。
其次,江永在顾炎武开创的科学方法基础之上,明确倡导“审音法”,这种方法提出从事古音研究首先就要对古音研究运用的材料做出科学的划分,不能把先秦时期的《诗经》、《楚辞》和后代汉魏六朝唐宋的有韵之文作为考查古音的依据,考察古音的材料依据只能是《诗经》的用韵、经传骚子的有韵之文,其后的材料只能用来作为参考佐证之用。
“古音构拟”法是章黄之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章黄之学”是指由清末国学大学章太炎(1869-1936)、黄侃(1886-1935)师生二人所创立的研究我国语言文字的一个学派。
它是东西文化碰撞的结果,一方面它继承了清朝“朴学”的传统精神,另一方面又接受了西方近代语言学思想的影响,尤其是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构拟原始母语思想。
在研究语言文字方面,把研究音韵作为首位。
章太炎说:
“董理小学,以韵学为侯人。
⑤”研究音韵的目的,是为了探索构拟我国古代的语音体系,从而为探求语源服务。
在探求语源上,章黄以《说文》和《广韵》作为工具,“以《说文》为主,而求制字时之声音;
以《广韵》为主,而考三代迄于六朝之音变”。
⑥章太炎在《国故论衡》中拟构上古语音体系中,声母二十一纽,古韵二十三部;
黄侃在《音略》中拟构的上古声母是十九纽,古韵二十八部。
四古音韵母研究
清代古音研究家们依据《诗经》等先秦韵文、《说文》的形声字,采用系连法归纳古韵部。
首先,清初经学大师顾炎武作《音学五书》⑦分古韵为十部,如下:
(一)东、冬、钟、江;
(二)支、脂、之、微、齐、佳、皆、灰、?
;
(三)鱼、虞、模、侯;
(四)真、谆、臻、文、殷、元、魂、痕、寒、桓、删、山、先、仙;
(五)萧、宵、肴、毫、幽;
(六)歌、戈、麻;
(七)阳、唐;
(八)耕、清、青;
(九)蒸、登;
(十)侵、覃、谈、盐、添、咸、衔、严、凡。
顾氏分类大体沿用了《唐韵》的韵目,但并不受其约束,如入声韵不一定与阳声韵相配,每个韵的字也不硬性配入某部,如“支”半入“支脂”半入“歌戈”等等。
他这种做法从其《音学五书》“叙”表达的思想来看,大体有一种复古的倾向性。
如:
“天之未丧斯文,必有圣人复起,举今日之音而还之淳古者。
”对此,江永给予了批评,他说:
“音之流变已久,休文亦据今音定谱为今用耳。
如欲绳之以古,‘风’必归‘侵’,‘弓’必归‘登’,‘宜’必归‘歌戈’,举世其谁从之?
”⑧
其后,江永、戴震、段玉裁等逐步有所修正。
江永撰《古韵标准》以正顾氏之讹阙,分古韵为十三部,他把顾氏第四部“真、谆、臻、文、殷、元、魂、痕、寒、桓、删、山、先、仙”,分为两部,“真、谆、臻、文、殷、魂、痕”为一部,口敛而声细,“元、寒、桓、删、山、仙”为另一部,口侈而声大,“先”韵一半从前一般从后,界于二者之间;
第五部“萧、宵、肴、毫、幽”中的“萧、宵、肴、毫”为一部,“幽”并“尤、侯”为一部;
第十部中的“侵”单独为一部,并收“覃、谈、盐”三韵中的部分用字,“添、咸、衔、严、凡”为另一部,并收“覃、谈、盐”三韵中的另一部分用字。
戴震作为“审音”派的代表人物,十分强调“审音”在古韵研究中的重要作用,他从分析《广韵》的语音系统入手,区别等呼、洪细及韵类的不同借此对古韵做出了更加精细的划分,得出古韵九类二十五部⑨,阴、阳、入三个大类的韵部互相配合,如下表:
(一)1、阿2、乌3、垩
(二)4、膺5、噫6、亿
(三)7、翁8、讴9、屋
(四)10、央11、夭12、约
(五)13、婴14、娃15、厄
(六)16、殷17、衣18、乙
(七)19、安20、霭21、遏
(八)22、音23、邑
(九)24、腌25、叶
其后,孔广森分为十八部,王念孙和江有诰分为二十部,章炳麟分为二十三部,黄侃分为二十八部。
均在其前辈分部的基础上或增或删或换韵目,大同小异而已。
五古音声母研究
清代古音声母研究的成就突出体现在钱大昕、章太炎、黄侃等学者的著作中。
首先,钱大昕(1728-1804)在他的《十驾斋养新录》卷五中,得出有关古声母的的两个重要结论:
①古无轻唇音,即三十六字母“非、敷、奉、微”四个轻唇音,在上古要分别读为四个重唇音“帮、滂、并、明”。
②古无舌上音,即“知、彻、澄”三个舌上声纽,上古分别读为“端、透、定”三个舌尖音。
此外,他在《潜研堂文集》卷十五《音韵问答》和《十驾斋养新录》卷五里又说古音“影”、“喻”、“晓”、“匣”四母多相混,而与“见”、“溪”诸母没有明显的区别。
其后,章太炎在《国故论衡》上卷《古音“娘”、“日”二妞归“泥”说》一文中提出“泥、日”两个声纽上古应读做“泥”,在《新方言》卷十一里又说:
“‘精’、‘清’、‘从’、‘心’、‘邪’本是‘照’、‘穿’、‘床’、‘审’、‘禅’之副音”,上古声母无正齿和齿头之分,其弟子黄侃从《广韵》中考定上古有十九个声纽,如下表⑩:
这三位学者的研究成果,直到今天,仍然被许多学者看重。
六古音声调研究
古音声调研究方面,清代学者也作了许多努力。
段玉裁具有开创之功,首先提出上古声调和《广韵》不同,汉初以前的汉语没有去声,只是到魏晋以后,许多原来上声、入声的字才转变为去声,因而,上古声调只有平、上、入三声,这一见解当时许多学者并不赞成,但近现代许多学者如章太炎、王力等已经接受了这个观点;
江有诰对上古声调的研究也卓有贡献,一开始他认为古无四声,反复推敲之后,他认为古人确有四声,并作了《唐韵四声正》这部专著,并指出四声与韵部的搭配并不一致,有些韵部四声具备,而有些韵部只具备三声(平、上、去)、或两声(去、入),或一声(平),对入声进行了专门研究,做成了《入声表》,得到段玉裁的高度评价。
王念孙关于上古声调的主张大体与__相同,既古有平、上、去、入四声。
但黄侃作《诗音上作平证》则认为上古声调只有平、入两个声调,可谓独树一帜,具有很大的创新价值。
七小结
清代是我国训诂学的鼎盛时期,许多学者用力于以音求义,音韵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无论是对前代作品的注释、补订,还是独立创制,都有很高的质量,为我们今天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但我们也应看到这一时期的学者研究一般只能从古文献中构拟出一个系统,研究资料、研究方法有待进一步开拓,得出的结论有待进一步考证,如古代声母、声调问题,尤其古汉语的音值问题,都值得我们今天的学者进一步的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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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一鸣,安徽财经大学文学院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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