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金融深化与经济发展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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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长期以来,理论界对金融在经济中所处的地位认识不清,看法不同。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20年,西方经济学界还未将金融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工具,更不用说用来促进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了。
主要原因是在理论上有一种传统观念,认为货币变动只影响价格和工资,而对经济周期和就业的影响不大。
因此,金融政策能对经济的长期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观点未被普遍接受。
70年代后,随着金融深化论的兴起,人们才开始认真研究金融对经济的作用。
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和发达程度不同,人类经济发展的历史可以粗线条地划分为以下阶段:
实物经济——货币经济——信用经济——证券化经济。
在人类发展的早期,实物经济的特点是一切交易均为物物交换,无需货币,在这一阶段,既没有货币,也没有对货币的需要。
因此,无法谈及金融对经济的作用。
但是,随着交换规模的扩大,这种以物物交换为特点的交易方式越来越不方便,交易成本越来越大。
为了提高交易效率,人们迫切需要一种能媒介不同商品交易的工具,由此,货币产生了。
虽然最初的货币形态各异,材质不同,但与直接的实物交易相比,已经是大大方便了交易。
这时,人类经济发展进入了货币经济时代。
随着交易的不断进行,人们逐步发现能够起货币作用的东西有很多,如龟背、兽皮等,但真正能够不断处于交换过程中,具有耐磨损、易携带、好计量的货币则是贵金属。
因此,金属货币就逐渐取代其它货币,成为人类历史上统一的货币形态了。
货币的产生,大大节约了交换成本,提高了交换效率,为人类的经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随着人类的不断进步,生产不断发展,交易不断扩大,对货币的需要量越来越大。
但是,由于贵金属的生产受到资源限制,为了找到能够发挥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货币,人类发明了纸币。
纸币的产生,标志着人类的货币经济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也反映金融对经济的发展在既具有推动作用的同时,也由于纸币发行量失控容易导致通货膨胀,金融对经济也带来了负效应。
人类的历史可以从经济角度概括为再生产规模不断扩大的历史。
货币经济产生后,大大提高了人类经济发展的速度。
随着经济发展规模的不断扩大,人们发现建立在经济发展基础上的商品、劳务关系如果可靠,并不需要每一笔交易都使用相应的现金货币进行交换。
如果能够用一种更简便的方法记录、媒介交易过程,将能够在大大加速交易进程的同时,节约大量现金货币的运送等麻烦,从而大大节约交易成本。
于是,通过银行之间进行的转账结算被发明出来并得到广泛运用,信用经济由此产生。
信用经济的产生,进一步增强了金融对经济的作用,大大加快了经济发展的速度。
当信用经济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后,经济进入更大规模的发展阶段,人类进入更文明的时期,金融对经济作用的超过了人类历史上任何时候。
由于社会资金日益增多和日益分散化,个人手中的可支配资金多于历史上任何时候,而同时,企业却由于资本积累的速度和对资金的需要量存在很大差距,在向银行贷款后还不能满足其多样化资金需求的情况下,证券市场就成为其主要的筹资渠道了。
同时,政府也因其负责社会公共管理的资金需要,成为证券市场上的主要筹资者。
这时,经济的运行主要靠证券为媒介进行维系,可称经济已进入证券化经济时代了,只不过这个阶段的证券化是筹资的证券化,是一种低级阶段的证券化。
随着证券化的不断进行,出现的趋势应当是资产证券化,标志是银行将流动性差,而安全性和效益性好的资产的证券化。
在这个阶段,金融对经济的作用达到了历史的最高峰。
二、从封闭经济到开放经济:
如果说从历史纵向地分析,人类历史可以概括为以上阶段的话,那么,综观人类发展的现在,展望人类进步的未来,全球化已经和正在成为人类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1929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遭受了严重的经济、金融危机,大批银行倒闭。
这一切似乎改变了人们对自由市场经济优越性的信念,亚当·
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失灵了。
不加管制和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似乎并不能始终保证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和自动实现充分就业。
因此,大萧条过后,美国便率先进行了金融改革,加强了对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管制,其他国家也纷纷效仿。
从二次世界大战到7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经历了一个经济高速增长的“黄金时期”,各主要工业国家的GDP平均增速为7%—10%,少数国家,如日本甚至高达14%。
但进入70年代以后,由于各国的经济增长持续了几十年,经济增长的势头逐渐放慢,经济发展表现出明显的“成熟性”。
为了摆脱严重的失业问题,西方各国实行了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通过扩大总需求达到刺激经济增长,消除失业问题。
但这样做的结果是,财政出现了入不敷出的局面。
在财政赤字不断扩大的情况下,为了减少财政压力,各国政府不得不发行巨额国债,由此推动了证券市场的发展。
同时,随着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发展和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各国在经济、技术、资金上的联系不断加强,生产和资本的国际化程度越来越强。
这一系列变化给金融业带来了重要影响:
证券市场的作用加强了;
各种管制减少了;
资本市场的开放度加大了,金融业的国际化要求提高了。
70年代末,为适应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各国纷纷进行了一场以放松管制为特征的金融自由化改革。
席卷西方各国的金融自由化实践,涉及到金融领域的很多方面。
与此同时,经过长期的政府严格管制后,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发展形成了一种畸形态势:
①市场严重分割。
由于政府严格保护处于体制内的部门和企业的发展,这样,以主要城市和地区为现代经济部门服务的金融机构也自然在政府的保护制下,而处于落后经济发展水平的农村的金融发展却不受政府保护。
由于政府的力量,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被严重分割,没有全国统一的市场和价格。
在正规市场上,利率被压得很低,银行贷款按政府的意图配给,而农村地区的金融机构狭小、分散、信息缺乏,高利贷、私人钱庄等充斥于市场之中。
这种二元金融结构严重抑制了发展中国家金融业的发展。
②价格严重扭曲。
不论是存款利率还是贷款利率都在政府的要求下被压得很低,严重偏离市场供求的水平。
由于这种低而僵硬的利率成为政府需要扶植的企业发展的支柱,其他企业却因为达不到这种低成本资源而发展缓慢,不仅不能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和资金的供求状况,还成为抑制储蓄存款,对贷款的过度需求,鼓励低效企业盲目发展的助推器,最后导致整个经济的低效运行。
同时,由于正规信贷市场上银行业的垄断性,不但抑制了金融创新,还因为这些银行可以享受垄断利润带来的好处而不愿将贷款投放给那些更需要资金的部门。
③发展极其缓慢。
由于金融市场不是按照市场需要,而是按照政府的意图发展,在正规市场内,金融机构数量很少,功能单一,只要完成政府规定的任务就可以了,根本谈不上所谓金融创新。
非正规市场虽然可以按照市场规则运行,但由于国民经济的主体是国有的正规企业,非正规金融机构在国家经济发展中所占比重太小,所起作用有限,加之本身存在的很多缺陷,不可能有什么发展。
⑤信贷严格管制。
低利率使本来就处于短缺状态的资金在发展中国家变得更加稀缺。
为了使信贷资金被分配到政府认为需要发展的部门,在金融市场发展极其缓慢,缺乏有效的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货币当局无法使用间接工具调控信贷规模的情况下,只有采取直接分配信贷投向和投量的办法,以达到调控目的。
由于在资源短缺的情况下,投资的分配常常采用的是非经济的手段进行,能够获得财政拨款和银行贷款的投资人通常都与政府有着某种特殊关系,一般的中小投资者很难从现代金融部门获得贷款,更谈不上财政拨款支持了。
而传统金融部门又由于奇高的利率要求而将中小投资者拒之门外,加上国家为保护某些产业而限制另一些产业,导致税负不均,中小投资者要扩大再生产就只能以内源融资为主了。
⑤高准备金率和通货膨胀。
为了控制信贷投向,增加政府收入,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通常对金融机构都实行高的存款准备金率。
很多国家以多种形式存在的准备金率超过50%,银行的可贷资金离开了真实的商业活动,由政府支配用于各种需要补贴的部门。
由于政府变成了银行系统的主要借款者,进一步降低了银行存款者的收益并对私人投资产生极大的“挤出效应”。
更为严重的是,各银行缴存的高额准备金主要使用来弥补巨额财政赤字。
在短期内,这可以缓解银行发行货币引起的通货膨胀,但随着高准备金的余地越来越小,必然会发生恶性通货膨胀。
这种封闭经济给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带来了严重灾难,经济无法得到发展。
金融深化论问世之时,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还处于封闭状态,有些国家甚至是闭关锁国。
经济发展中长期隐藏的通货膨胀矛盾最终爆发,通货膨胀的出现给这些国家带来了巨大灾难,经济发展停滞不前,人民生活水平下降。
在南锥体(指南美洲的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等)国家,这一问题暴露的最为突出。
70年代上半期,智利、阿根廷、乌拉圭的通货膨胀率分别达150%、82%和50%,年经济增长速度仅为0.7%、2.8%和1.6%。
为了摆脱通货膨胀带来的巨大灾难,为了经济能够进一步得到发展,有些国家不得不放松管制,改直接信贷调控为间接调控。
因此,金融深化论提出后,发展中国家便以此为理论依据,实施金融自由化改革。
伴随着金融自由化浪潮的推进,许多发展中国家实施了资本账户自由化,并将之作为全面稳定和结构型改革计划的一部分,但取得的结果却很不理想。
这可以通过南锥体国家的实践得到证明。
70年代早期和中期,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等国均取消了对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的限制。
然而,改革的步伐和顺序在这三个国家却很不相同。
阿根廷和乌拉圭在改革的早期即取消了资本账户的大部分限制,而智利采取的是在广泛进行的贸易自由化中逐渐取消了资本账户管制,但对短期资本的限制则一直维持到1982年。
这三个国际均快速开放了国内金融市场,其中乌拉圭于1974年,阿根廷和智利于1976年分别取消了利率上限。
为配合资本账户的开放,这三个国家均配套进行了财政改革,但具体做法却很不相同。
智利主要依靠削减开支,实现了在1979—1980年出现财政结余;
乌拉圭则坚持财政收支平衡;
而阿根廷虽然减小了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但从1976—1980年间赤字却达到GDP的8%。
这三个国家都经历了国内资产重新定价的运动,真实利率和汇率都大幅升值。
汇率的大幅升值发生在1978年后,因为这些国家改革了汇率制度,实行“盯住”汇率制度。
从改革开始直到1978年,大量汇率贬值正是由“被动”爬行盯住汇率制度引起的。
汇率的调整反映了国内和国际通胀率的不同。
在那段时间,为减少货币扩张的速度,财政改革在这三个国家均带来了较低的通胀。
然而,到1977年底,通货膨胀率却很高,智利和乌拉圭达50%,阿根廷超过200%。
为此,这三个国家开始出台汇率贬值时间表,使汇率贬值到低于国内外通货膨胀率的幅度。
这些时间表也表达了政府试图降低通货膨胀的承诺。
然而,随着时间表的实施,却出现了国内利率大大高于国际利率的趋势。
这刺激了国内居民借外债消费的动力,导致外国资本的最终大量流入。
同时真实汇率大幅升值,到1980年底,与实施时间表之前的价值相比,阿根廷、智利、乌拉圭真实汇率的升值幅度分别为:
74%、37%和67%。
随着真实汇率升值,贸易不平衡进一步加剧,由此产生对新汇率制度不能持续的预期,这种发展最终破坏了改革进程的可信度。
不得已,阿根廷于1981年初、智利于1982年6月、乌拉圭于1982年11月不得不放弃资本账户的完全流动。
发生在80年代初的一系列金融危机除了给这些国家带来一系列负面效应,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埋下许多隐患外,还为人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为什么资本账户自由化最终不能继续?
众多金融分析家(麦金农,1991;
科布,梅勒,泰鲍特,1986)将之归结为时间表的实施和宏观经济、收入、金融政策等的不衔接。
例如,阿根廷在减小财政赤字上几乎没有成绩,对赤字的融资成为产生通货膨胀的根源。
最终真实汇率升值使经常账户不能维持平衡。
尽管智利在执行时间表期间维持了政府预算平衡,但真实汇率升值的问题加剧了经常账户的恶化。
在乌拉圭,真实汇率的巨幅升值带来了财政赤字的增长,而这又要通过从外举债来弥补。
随着宏观经济政策与资本流动之间的不协调日益明显,出现了支付平衡危机,最后不得不放弃稳定计划的实施。
从南锥体国家初次开放资本账户的特点看,主要有:
采取激进式改革;
资本账户开放是在国内宏观经济条件不好,特别是财政准备不足时进行的;
当出现因利率、汇率上升引起国内资本重新定价时,政府的应对措施不力;
改革最终走了回头路。
虽然截至目前理论界对金融自由化的完善性和对发展中国的指导意义还存在争议,理论本身确实也还有它不太完善的地方,但对发展中国家来讲,金融自由化理论最终被派上了用场,而且对发展中国家的指导意义越来越大。
很多发展中国家已经或正在按照金融自由化理论实施真实的金融自由化改革。
金融在发展中国家由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过渡过程中发挥了很重要作用。
三、金融深化的标志与衡量
金融深化论认为,金融体系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的关系。
健全的金融体系能够有效地动员社会储蓄、促进投资从而推动经济发展;
另一方面,经济发展会推动人们的金融需求,扩大融资来源,从而刺激经济发展。
在政府放弃对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的过分干预,允许市场机制,特别是利率机制自由运行的前提下,一方面健全的金融体系和活跃的金融市场能够有效动员社会闲散资金,并向生产性投资转化,还能引导资金流向高效益的部门和地区;
另一方面,经济的蓬勃发展,通过增加国民收入和提高个经济单位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又刺激了金融业的发展。
由此形成金融——经济发展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一个国家经济深化的程度如何,可以从以下方面来衡量:
1通货膨胀受到控制,实际利率为正数。
2利率弹性大,金融资产吸引力大。
3货币化程度稳定上升。
4对外债和外援的依赖性下降。
5汇率自由浮动,不存在黑市和倒卖。
6多种层次、多种类型的金融机构并存和竞争。
如果一个国家实现了以上六点,就意味着该国的金融和经济发展之间呈现相互促进的良好循环的状态,即实现了金融深化。
正像第一节所描述的,二次大战后至上世纪80年代前,就在发达国家加速进行金融深化改革的同时,在发展中国家却存在着严重的金融抑制。
针对这种情况,美国经济学家麦金农和肖提出了金融深化论,主张发展中国家通过金融自由化实现经济增长。
二次世界大战后,一大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获得了政治上的独立。
对这些国家来讲,摆在他们面前的最迫切任务就是如何独立自主地发展本国经济,迅速摆脱贫困落后的面貌,实现经济起飞。
由于经济处于极端落后状态,要实现起飞并非易事。
因此,这些国家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采取了一种经济上的赶超战略,试图赶上并超过发达国家。
从具体实施来看,有两种类型的赶超战略:
一种是以中国和东欧国家为代表的新型的社会主义国家。
这些国家受苏联的影响较大,采取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
另一种是以亚洲大部分国家和拉丁美洲国家为代表的非社会主义国家,这些国家采取的是进口替代的战略。
从这两种模式看,共同的特点是都强调政府的作用,即政府必须对经济进行干预,都属于以增加本国工业生产为基础的内向型发展模式。
为配合经济赶超战略的实施,各国均采取了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和策略。
就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看,由于其核心是要保护和扶植本国幼稚、落后的工业,为此,政府就要采取相应的经济政策。
虽然今天从经济学意义上来讲,政府这样做是将资源投向了不应该投资的企业,违反了资源优化配置的原则,经济最终将不能达到最优状态。
但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为了实现经济的赶超发展战略,政府必须也不得不以这样的方式对经济进行干预。
在具体手段运用上,为使资源强制性地流向不该流向的部门,当然不能使用经济手段了。
为此,各国政府均使用了一系列非经济的手段。
①低汇率政策。
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这些国家均迫切需要从发达国家进口本国所必须的技术和设备。
但从国外引进这些技术和设备,需要花费大量外汇。
在经济刚刚准备发展的阶段,这些国家缺少的也正是外汇。
那么,如何既能从国外购买到先进的设备和技术,又能节约本国外汇?
为了降低进口成本,政府采取了高估本国货币币值的做法。
通过高估本币币值,减少本国出口商兑换外汇收入的数量,等于向这些出口商征收出口产品税,用以补贴本国工业发展。
②低利率政策。
由于经济落后,很多资源都变成了稀缺商品,其中资本成为了最紧缺的资源。
为了使最紧缺的资源运用到政府认为最需要的部门,政府所采取的措施就是认为压低资本的价格—利率,即将利率压低到这些需要发展的工业部门可以承受的程度,从而降低这些部门的成本,使其得到发展。
③信贷配给。
在资本稀缺的情况下,认为压低利率必然会产生对资本的需求存在巨大缺口,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政府只有自己亲自出面,实行信贷资金的配给制。
政府不但决定信贷分配的规模,也决定分配的结构。
那些部门应当多投,那些部门应当少投甚至不投都由政府决定。
最后,国家需要扶植的部门在政府的特别保护下得以发展。
这种信贷资金的分配制度对发展中国家来讲,有利于其现代工业的发展,尤其是进口替代工业部门。
④低农产品价格和低工资。
凡是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的国家,传统经济部门所占比重一般都较大。
他们一方面能为工业发展提供的积累非常有限,另一方面又是工业的重要的原材料的供应者。
当工业部门再生产所需要积累不能靠这些部门提供,而很多原材料等投入又来源于这些传统部门时,为了降低工业部门的成本,扩大其积累,政府又想出了一条极端的做法,即通过压低这些部门为工业部门提供的原材料的价格而达到目的。
在实行国家高度计划的体系下,这一手段很容易见效。
同时,压低农产品价格还有另外一个好处,即通过降低工业部门劳动者的生活开支,节约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进而降低工业部门的总成本。
⑤贸易保护。
为了保护本国落后的工业部门能够在国际经济舞台上有立足之地,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普遍使用高关税,实施贸易壁垒。
通过高关税限制进口,为本国企业占领国内市场留下空间。
同时,非关税壁垒业也成为这些国家使用的手段,其中最重要的是进口配额。
⑥以财政为主体分配信贷资金。
为加快工业发展,特别是重工业发展,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几乎都利用财政手段,调动国民经济中最主要的资源,扶植了一批在国家急需,也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项目建设。
但由于经济的整体积累水平低,财政能力有限,出现了财政的严重入不敷出。
在巨额财政赤字面前,很多国家的政府将目光投向了银行,导致财政赤字的货币发行,诱发通货膨胀。
⑦积极从国外引进资金。
尽管各国政府在国内尝试了各种办法,但要在一个很低的起点上快速发展经济,发展中国家的国内资金还是不能满足需要,为此,以拉丁美洲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开始将目标瞄向国外,引进了大量外资。
发展中国家要实施赶超发展战略,必须要有金融业的相应配合。
从以上发展中国家实施的宏观经济政策总可以看出,这些国家完成宏观经济战略的过程也是对金融业实施严格限制的过程。
经过长期的政府严格管制后,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发展形成了“金融抑制”。
对发展中国家金融发展提出明确的政策建议并产生了广泛影响的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的两位经济学教授麦金农和肖。
1973年,两人几乎是同时出版了各自的代表作《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和《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开创了从金融抑制到金融深化的理论。
虽然两人的观点存在一些分歧,但在许多方面看法是一致的,都是针对发展中国家的过分的金融管制而提出金融自由化主张。
麦金农和肖都认为西方经济学的古典理论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
麦金农认为与发达国家正好相反,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水平与利率水平呈正相关。
内源融资的局限使经济单位的可用资金十分有限,致使大量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由于资金不足而无法实现,而提高利率和促进金融中介机构发展则会增加储蓄,打破内源融资局限,从而增加投资。
肖则从债务中介观出发,认为金融深化会扩大金融中介的作用,从而储蓄和投资水平亦随之增加。
金融深化不但具有储蓄和投资效应,而且还具有收入效应、就业效应和分配效应。
前者指金融深化会降低交易费用、促进投资率、提高生产率,从而引起收入增长。
后者则指实际利率的提高会增加投资和鼓励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从而增加就业机会。
工业中就业机会的增加则会使收入的分配更趋于公平。
麦金农和肖认为,金融体系和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关系。
健全的金融体系能有效地动员社会储蓄、促进投资,从而推动经济发展;
另一方面,经济发展会提高人们的金融需求,扩大融资范围,从而刺激金融发展。
这种良性循环对经济和金融的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
但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却存在着金融与经济相互抑制的恶性循环。
针对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上存在的幼稚、脆弱,扭曲等金融抑制现象,麦金农和肖(1973)第一次为此开出药方。
M-S理论的诞生以西方逐渐兴起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为背景。
从30年代到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统治着西方国家的金融,曾经造就了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黄金时期”的凯恩斯主义到了70年代却将西方各国的经济推入“滞胀”的泥潭。
在这种背景下,以货币主义、供给学派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思潮逐步兴起并对各国政府的政策制订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麦金农和肖的理论正是这种思潮在金融理论和发展经济学中的反映。
该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上过多的政府干预已使市场处于“受抑制”状态,他们将此称之为“金融抑制(FinancialRepression)”。
为解除“金融抑制”,必须进行金融自由化改革,将市场从政府管制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实行自由化,达到“市场出清”的水平。
M-S论证认为,这样做的好处是,自由化后形成的明显的利率提高将会通过提供更大数量的储蓄而增加投资,促进经济增长。
而且,通过以高利率分配信贷可以体现“市场”的价值,只有那些具备投资价值的项目才可以得到信贷并偿还债务,由此减低了不具备投资价值的项目从市场上抽走资金的数量。
从最终效果看,增加的储蓄将是经济增长的间接动力。
金融自由化实践确实触及到了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的很多方面,但它保留了对利率限额政策的最强烈不满。
这种利率限额经常导致很高的负实际利率。
麦金农和肖著作中的主要政策建议是对管制利率的普遍放宽以及降低通货膨胀率。
似乎这两种政策被视作等价的,因为它们都提高了实际利率,并由此提高了存款利率以及可用于投资的资金,最终,提高了经济增长率。
金融深化论的实质是金融自由化。
从金融深化论和金融自由化的关系看,金融自由化是金融深化的必要条件,金融深化是金融自由化的结果。
但并不等于说金融深化就是金融自由化的必然结果,因为金融自由化给经济带来的结果是不确定的,如果某国能够成功地推行金融自由化,即通过金融自由化成功实现经济增长、投资增长、金融效率提高、金融稳定性增强,则我们就可以说金融自由化对经济有正向作用,即实现了金融深化;
反之,金融自由化对经济的作用就不是积极的,通过金融自由化并没有实现金融深化。
具体来讲,金融自由化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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