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帝国主义的传播扩张与中国影视文化的反弹加入WTO中国影视艺术的文化传播学思考Word文件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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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所提及和使用“影视文化传播”概念时,多限于“影视艺术作品”的范畴。
加入WTO,中国的市场将进一步开放,影视产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
从中美签署的WTO双边协议的内容来看,在文化领域电影业是受冲击最大的行业之一。
中国加入WTO影视业作出的承诺主要是:
在电影上,增加“国外大片”的进口数量和逐步放开服务贸易领域的市场。
假如我们此时用“帝国文化的侵略”来谈论中国即将加入WTO的问题,那将十分刺激。
这种刺激,很大程度上在于用我们意识形态的思维定势来看待“帝国文化”一词,很容易带上政治“大批判”的眼光。
实际上,“帝国文化”一词,根本不是我们的“发明”与“创造”。
在学术界,哲学领域的法兰克福学派60年代末就涉及此问题。
作为政府间文化政策的主张,是法国文化部长雅克·
郎于1982年,在联合国所作题为《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的演讲中就曾提出的。
这种提法出自法国,直接的原因似乎是法国的视听业,特别是影视业受到了美国的巨大冲击,但更为深刻的原因,应当是法国文化的高度自觉与文化渊源的极其深厚,加之法兰西的独特个性。
诸种因素的合力,共同促使了这种被称之为“文化愤懑”首先在法国,而后在欧洲的喷发。
很快,这一问题得到了众多国家,主要是文化渊源丰厚,工业化程度很高,视听业非常发达的国家的响应,并引发了一场颇具声势,颇为激烈的论战,对这一问题的学术大讨论,甚至形成了学术流派。
在中国即将加入WTO之际,这一问题陡然“再现”。
我们如何不是简单地,甚至只是感性地研究影视业中的“帝国文化”问题,而是深入地,在学理层面上对这一问题进行持久的研究,已成为影视界一个十分突出的课题。
这问题也应当成为中国文化战略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样的研究,不仅在影视上、在文化上,而且在政治上、经济上,都将有十分积极、甚至是重大的意义。
本文将就中国加入WTO,国外影视,主要是美国影视对中国产生的的影响问题,发表自己的一点学术见解。
一、加入WTO,中国影视面临“帝国文化”传播扩张的严峻态势
2000年年初,美国商务代表白茜芙在洛杉矶贝佛利山庄的一席演讲,为美国影视工业进军中国大陆市场带来一片喝彩,与会的八大影片公司主管和海外发行代表更是显露出勃勃雄心。
美国电影协会主席贾克·
瓦伦提(JackValenti)满怀信心地表示,中国加入世贸后,将为进入中国大陆市场的美国影视业提供难以计数的机会,其中包括影片开放进口、投资兴建影视院以及跨国合作拍片等。
瓦伦提一向被称为美国影视工业的超级说客,他为了促使美国国会通过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法案,曾多次在国会发表演说。
瓦伦提的亲密伙伴、美国福克斯公司的东家,也是国际传媒大亨的梅铎(RupertMurdoch),过去多年来一直默默地从事进军大陆市场的努力,今年5月他也走到了前台,甚至开放位于洛杉矶西区的20世纪福克斯制片厂,并召开以进入中国大陆影视市场为主题的“亚洲娱乐与国际影视艺术”会议,其目的在于协助美国政府和影视界认识并进入中国巨大的影视市场。
美国娱乐业被归为“以版权为基础的”制造业。
1998年被称之为“王中王”的影视业与电视业,以及所带动相关的录像带、录音带、音乐出版行业等方面的总收入高达600亿美元,占美国出口额的第一位,其中120亿美元是由影视业直接创造的。
在美国影视巨子的眼中,中国内地不但是一个13亿人口的巨大影视市场,而且是世界影视最后的一个大市场。
他们相信在世界各地所向披靡的美国影视能在中国进入世贸后,到中国内地大发利市。
就以过去数年为例,中国内地每年最多进口10部影片,美国电影业从中获得的平均收益是2500万美元,而在日本、香港等地的收入,由于少受到限制,往往都能突破10亿美元收入,这就带给他们无限的憧憬。
美国电影协会联合会秘书长莫瑞指出:
“中国大陆加入WTO后,第一年从美国进口的影片将从已往的10部增加到20部,中国人一向有看电影的习惯,若以每人10元计算,便能超过20亿美元。
”莫瑞说:
“根据统计数据,中国大陆每12万2千名观众才有一家电影院;
在其他国家或地区,平均每8000-18000人即有一家。
”因此,大陆开放外国影片进口后,势必兴建更多的电影院,而美国电影娱乐界不会错过这个良机。
除了兴建近年盛行的连锁式电影院外,由电影票房连带产生的外围商业行为还有光盘、录像带、唱片、录音带、书籍以及纪念品的发行、销售,每一项产品衍生的利益都令美国电影垂涎三尺。
有别于八大影片公司,一些零星的独立制片人则正在寻觅他们跟中国大陆电影界的合作方式。
日前由上海返回洛杉矶的一名先头人员表示,中国大陆本土电影制作正尝试技术性的突破,美国电影中的计算机影像合成技巧领先全球,未来这方面的合作可为美国业者提供无限商机。
总之,当今美国影视业的上上下下,都开始摩拳擦掌,只待中国正式进入世贸后,便能随着美国商业大军长驱直入。
然而,对中国大陆有着更为深入研究的兰德公司却有其力排众议的看法。
兰德公司认为,美国影视业与其他工业不同,不可能像波音公司卖飞机一般,只是制造与出售产品,也不似英特尔直接到大陆设厂,聘用当地劳工生产芯片而已,影视业所衍生的意识形态将会面临政治上、文化上难以计数的阻碍。
美国要真正打开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市场,将要比纯粹的经济领域赚钱花费更多、更大的精力。
但是,美国必须这样做,因为影视业是中国入世后,美国进入中国意识形态领域产品的第一场巨大战役,胜败如何,直接影响美国在文化领域其他事业的开拓。
兰德公司的研究,十分值得我们注意!
它提出的问题,早已超越了一般经济学的市场意义,它让我们强烈而充分地感受到在中国入世之际,“帝国文化”开始的对中国新的巨大的冲击。
兰德公司的研究告诉我们,我们现在所谓的“狼来了”,可不是一般的“狼”。
我们应当看到,美国影视在全球市场上越来越强大的占有率,并不是为世界提供越来越多的优秀影片。
绝大多数的影片,特别是越来越多的所谓巨片,不但仅仅是娱乐性强,而且有相当的作品文化品格颇为低下。
当然,将美国影视等同于美国文化,尤其是美国高文化,这本身就是一个错误。
美国文化学者麦切尔·
米达说:
“大多数的美国人并没有将美国的娱乐业,尤其是影视业视为亲密的朋友,他们也认为这些东西践踏我们最珍视的价值观和腐蚀我们孩子们的心灵,但是,值得吃惊的是,世界都那样地欢迎美国的这些东西。
”就麦切尔·
米达的这番话而言,我们的确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以影视为代表的具有象征意义的美国文化,一方面极大地冲击着我国的文化工业,而另一方面,它更开始改变着我们的生活观、生活方式,甚至是价值观。
在这一问题上,西方后现代的哲学家哈贝马斯在论及大众传播媒介所涉及的“公共领域”时指出,我们现在甚至可以这样说:
“不是美国影视在腐蚀世界,而是世界在腐蚀美国影视。
”对这种文化的全球性悲哀,美国着名学者丹尼弗·
贝尔的话语是极其精辟的:
“这种文化性经济利益的获得,本身是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所决定了的。
”
中国加入WTO,发达国家影视业,主要是美国的影视业将在以下几个方面构筑他们进入中国市场的优势。
首先,他们利用我国改革开放的机会进入中国影视市场。
国际影视文化传播历来是不平衡的。
在欧美国家中,美国是第一影视大国。
他们一是实施影视产品的单向流通,由几个大国,特别是美国向中国流通;
二是进入流通的影视产品绝大多数是娱乐性的。
他们凭借规模化经营、雄厚的财力和制作水平,借我国开放市场的机会,进入中国市场。
中国加入世贸双边协议签署后,好莱坞、华纳、迪斯尼等各大公司立即研究中国大陆市场,纷纷在中国设立“中国部”,大量招聘了解中国大陆影视市场的华人供职。
在中国大陆,美国既要提供大量影视,还想建立院线。
电视业更是在亚洲、特别在中国上空积聚了大量的卫星,虎视眈眈。
其次,他们利用资本优势占领中国影视市场。
国际各大传媒企业,尤其是美国企业,纷纷采用多层次发展战略,加速资本的积聚与集中,迅速扩大资产规模,凭借发达的资本市场与高新技术产业融合,使得竞争力飞快提高。
世界范围影视投资成本越来越高,据统计,美国影视平均成本1996年是3980万美元,1997年为5340万美元。
而当年影片的发行宣传费用为2220万美元。
这对我国的影视界来说是个天文数字,我国影视平均规模不到美国影视的1%,对不断增长的投资规模难以满足需求。
高投入,使得视听产品,特别是影视在跨国传播中,形成文化产品的单流向,即发达国家凭借资金的优势,大量输出自己的文化产品。
在欧美大型传媒企业集团逐鹿欧美各国和洲际市场的同时,他们也把眼光紧紧盯住了亚洲市场,尤其是中国这片增长潜力巨大的传媒市场,千方百计想渗透这个市场。
第三,他们利用高科技手段垄断市场。
国际传媒产业的竞争演变过程是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及全球化的趋势而日新月异的。
从最初的主要集中在平面媒体领域的竞争逐渐延伸到影视、电视等视听媒体的竞争。
而今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数字影视、数字广播都已面世。
影视、广播正由模拟时代向数字时代全面过渡。
电脑特技如今已经成为美国、日本及欧洲一些国家影视创作的主流,高科技手段已逐步取代传统影视。
对美国影视而言,电脑特技如今是确保票房的最大热点,其卖价甚至超过了大牌明星。
自从中影公司每年引进十部大片以来,国内观众的视听习惯已被国外、尤其是美国的那些高科技制作的影片所熏陶。
中国影视界的高科技手段才刚刚起步,还不足以与与国外抗衡,因此影视市场受到国外高科技手段拍摄大片的冲击已是不争的事实。
第四,利用国外大企业的优势与我国竞争。
加入WTO后,美国等发达国家利用传媒企业优势与中国影视企业竞争。
国外大公司发展不但已成规模,而且运作自如,如好莱坞、迪斯尼,无论是专业化水平、还是科技手段、人才素质、产业化经营,都比我国成熟许多、超前许多。
据统计,1999年世界电视20强第一名的美国时代—华纳收入已达123亿美元。
第十名的巴西环球组织是1965年4月才创办的,现已远远超过我国中央电视台。
可见中外电视企业规模势力的差距是明显的。
我国企业规模小,竞争力低,难以与国外大公司抗衡。
第五,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容易使我被动。
知识产权保护类似一把双刃剑,它既保护创新活动和技术进步,也会为后进国家带来发展困境。
加入WTO后,会使我们面临更多的知识产权保护的约束。
一方面,高新技术对我国封锁,高价卖出,使我国影视制作业陷入以高价引进依赖和知识产权陷阱。
另一方面,我国影视业知识产权保护还没有从根本上建立起来。
如对着作权的保护尚不彻底,这与国际惯例相悖。
再比如,走私、盗版还没有从根本上消除。
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是规范市场的主要法律手段。
在这方面滞后,将影响我国影视业的发展。
二、加入WTO,中国影视面对世界影视权力话语的文化分析
尽管“文化帝国主义”所指涉的现象既广泛又复杂,但这一问题的起源,是基于影视业。
目前看,西方学术界对“文化帝国主义”的界定大致有这么一些较有影响的观点。
首先,文化批评的倡导者雷蒙·
威廉斯认为,文化帝国主义在当今社会之存在,主要体现为两种现象:
政治体系现象与经济体系现象。
文化决不是孤立的,它必然在社会聚像层面的政治与经济上体现出来。
其次,英国学者约翰·
汤林森博士将文化帝国主义分为四个层次来加以解剖和分析,即媒介帝国主义、民族国家的话语、批判全球资本主义的话语以及对现代性的批判。
由于媒介、民族国家、全球资本主义都是现代性运作的发展因素,所以汤林森把对其前三者的论述都整合在对现代性批判的架构之下。
第三,美国着名批评家赛义德认为,“文化是一个舞台,上面有各种各样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势力彼此交锋”。
他认为,帝国主义就是建立与维持一个帝国的过程或策略。
在我们的时代,直接的殖民主义已在很大程度上完结,然而我们将看到,帝国主义仍以其在政治、思想、经济与社会实际中的特有形式,特别是在文化领域中徘徊。
尽管以上的三种理论各有自己的见解,但是无论哪种理论都触及了文化制度。
这些理论认为,所有形式的文化帝国主义都有着相应的文化制度,而这种文化制度不是被人称做是扩张主义经济制度取得胜利后的必然结果,就是被认为是扩张主义经济制度的先决条件之一。
也就是说,帝国主义不仅仅是一整套经济、政治与军事殖民现象,它同样是一种思维习惯,是欧美发达世界中的一种主导观念,广泛表现在知识、文化与技术领域里。
因此,“文化帝国主义”所涉及的话题不是单一的,而是极其错综复杂、纵横交错的。
在这三种理论中,与视听文化,特别是影视文化关联性最强的是英国学者约翰·
汤林森的理论。
在世界进入90年代后,人们更多地关注“国际经济一体化”等诸多问题,而忽视了美国用多种方式向全世界几乎每一个国家输出影视、电视节目和其他视听产品的现实。
50年代和60年代,影视界还远不是美国的天下,法国、意大利等都占有重要的国际市场,而到了1999年,法国影视市场的72%,德国影视市场的%,日本影视市场的64%以上均为美国所抢占。
电视的情况则更为复杂和严重,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998年统计,世界各国进口的电视节目中有75%来自美国,这其间既有新闻节目、专题节目,更多是电视片。
新西兰的电视节目有50%来自美国,拉美的电视节目竟有85%来自美国……面对着这严重的现实,雅克·
朗率先警觉并向世界提出“抗御帝国文化”的呼吁,其出发点和立足点也许是站在这样两个角度:
一是美国化的影视是否会导致世界影视作品的雷同和文化的趋同?
二是美国化的影视是否会使世界影视丧失民族性的活力?
尽管这样两个角度体现出了勇气和远识,但更为深刻的一个问题却由此摆在了我们的面前:
美国的影视全球化传播是否会将美国价值观等意识形态领域更深层的观念强加给世界各国?
显然,与牛仔裤和雀巢咖啡不同,美国影视迅速全球化的过程,传递着更深层次的意识形态观念。
用美国专栏作家约翰·
热伊尔的话说:
文化帝国主义通过影视、广播等渗入其他国家。
它通过宣扬衍生其信仰和行动的根基,直接触及文化的精髓。
它貌似城里来的好心人,而实际上却是“魔鬼”。
当然,要更为深刻地剖析当代美国影视所形成的“帝国文化”这一国际间文化传播现象,须触摸更广阔的政治、经济背景。
这不由使人想起意大利着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安东尼奥·
葛兰西早就提出的“文化霸权”理论。
审视当代美国影视呈现出的“帝国文化”现象,就其文化艺术范畴内的分析,不能不涉及到以下问题。
这些问题实质上就是影视文化霸权语境下的传媒现象分析。
第一,对影视美学本性认识的根本性偏差,导致了当代美国影视的经济主宰倾向。
在分析当代美国影视时,我们不能无视这样一个事实:
严肃主题也存在于美国影视中。
无论是《生逢七月四日》还是《与狼共舞》,都能让人们感悟到这一点。
但是,正如法国着名的哲学家福柯(MichelFoucault)所说:
美国影视作品的优劣,好像是英文的词根与词尾的关系。
那些严肃主题的作品偶有出现,但给人以词尾的印象——稍有变化;
而那些平庸的作品铺天盖地,恰似词根——长驻永存。
分析美国影视的权力话语体系,有这样的几点可以予以阐释。
具体看,当代美国影视美学本性认识上的偏差,一是在于美国影视的制片、发行体制由谋利集团酿就。
无论是垄断性的公司,还是专权的制片人,一切都使金钱成为这种体制的利益冲动。
二是美国影视在美学上的“幻觉论”使得美国影视作品力图以文艺对人生意义梦幻式的解说,填补社会存在的精神空白。
丹尼弗·
贝尔在其力作《资本主义文化的矛盾》一书中,对此种文化现象进行了深刻的批判。
贝尔认为,美国影视中构筑起的虚假的富足,灰姑娘式的成功等模式是一种典型的幻觉文化,这种用影视作品进行社会病治的“欢乐疗法”,实质上只不过是大众享乐主义。
它的广为传播,使游玩、娱乐、炫耀和刺激,带上了强烈的美国式强制色彩。
诸如影片《电光骑士》、《洛奇》、《超人》、《第一滴血》、《蝙蝠侠》、《生死时速》等,都为这种“大众享乐主义”做了很好的注解。
第二,对高科技变成人类图腾的迷狂,导致了当代美国影视堕入滥用技巧的误区。
当代美国影视之所以能构成国际文化传播中的“帝国文化”现象,其高科技的迅猛发展是重要的原因。
高科技在影视传播过程中的运用,使得美国得以用空前强大的传播手段,向全世界进行美国影视的扩张。
无论是其先进的空间技术在广播电视网中的利用,还是其现代化科技手段进行影视作品制作,都使当代美国影视成为展览高科技的最佳方式。
这确实使人们记起了香港已故传播学者林年同的一句话:
“高科技在影视中的炫耀也是表达意识形态的特殊方式。
”当代美国影视的确也正是利用这些,让人们在美国高科技形成的人类图腾前,顶礼膜拜。
这种咄咄逼人的气势,似乎已构成圆他们世界影视霸王之梦的迷狂。
但实际上,诸如《太阳帝国》、《蝙蝠侠》、《超人》等影片高科技式的银幕展览恰恰让人窥见了幼儿般的“卡通意识”,难怪乎影评人评论这类影片说“这种超力量的显示,已无艺术想象的空灵可言,只是将影视艺术残缩为现代科技的游艺”。
第三,对悠久文化的嫉妒,导致了当代美国影视呈现出极度的扩张欲望。
作为人类艺术发展阶梯上的影视艺术,无论怎样贴进工业化社会的进程,就其深刻地昭示人类创造历史的丰富和博大的使命来说,都是与其他艺术一样的。
而当代美国影视恰恰将美国银屏作为用美国式的伦理、价值观掂量世界一切的尺度,将美国银屏天地视为“没有历史的包袱”、“个人开拓的强悍性格”、“个人价值显露的天堂”等美国意识纵横驰骋的领地。
这种无视世界文化积淀的丰厚和悠久历史传统的极度扩张欲望,实质上显示出文化视野的狭窄和艺术目光的短浅。
三、加入WTO,中国影视文化发展的战略性思考
中国入世的本身,就是一个“与狼共舞”的“二律背反”哲学命题,这一命题注定了我们的影视也要在巨大的悖论中生存和发展。
面对着帝国文化的强大冲击,面对着美国影视全球性扩张潮流,世界上一些有着丰厚历史文化传统的国家,特别是在影视文化上曾经创造过璀璨历史的法国、意大利、德国、英国……都正在觉醒中寻求着联合。
在法国的倡导下,许多国家在纷纷制定本国文化策略的同时,寻求各种方式进行文化反击。
除去政府出台相应的扶持政策,如予以特殊的补贴等措施外,甚至还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文化联手行动。
如在直播卫星接收天线日益普及的情况下,美国影视的大肆侵入更是势如猛虎,欧洲一些国家达成协议,用不进行语言转译的方式对美国影视作品进行抵制;
在美国继《神探亨特》后又推出电视剧《摇滚警探》的情况下,欧洲诸国又投入巨资联合拍摄与之抗衡的纯“欧洲风味”的庞大系列剧《欧洲警察》……但这一系列的文化反击,并未奏效。
虽然世界一些国家响应法国倡导的呼吁,投入到抗御当代美国影视的行列中去,但却不能不正视严酷的现实:
“帝国文化”的侵入难以遏止。
正是面对如此低迷的状况,还是法国提出了着名的文化反弹理论。
文化反弹理论认为,如果一种外来的浅层文化深度侵害另一种丰厚的文化,经历一定的阶段,发展到一定程度,文化就会实施反弹,即人们就会重新认识并认可原有的丰厚文化。
文化学中的反弹现象,的确出现在不同的艺术部类,并不同程度地出现在世界范围内。
法国提出的这一理论,的确显示了法国在文化理论研究上的厚重,特别是维护世界文化多元化的决心。
但是,此理论即便是在反对“帝国文化”的阵营内,也还是存在争论的。
赞成者认为,“文化反弹”是一种极为深刻的文化理论,特别是面对“帝国文化”似乎无法抑制的侵略,文化反弹理论不仅提出了新的理论观点,而且为最终认识和解决“帝国文化”的问题,指明了方向,并极大地鼓舞了一些国家和地区维护和振兴本国文化的信心。
反对者则认为,文化反弹仅仅是一种善良的愿望,是文化上的海市蜃楼,祈盼文化奇迹的出现不但令人失望,而且还会放弃文化自省后的即时努力,让“等待”成为“无奈”。
在中国入世格局已定的今天,在中国影视界面对极其严峻的“文化帝国主义”问题的今天,我们了解“文化反弹”理论,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尽管我们认同这一理论,但是,我们也必须采取积极应战的态度,来应对中国影视业面临的“帝国文化”问题。
决不能让“等待”成为“无奈”。
这实际上已涉及了我们在影视上的文化战略。
也许,我们应当在三个层面上,来确立我们的文化战略。
首先,在影视文化观念形态上,我们既要看到“文化帝国主义”侵略的一面,也要充分认识21世纪信息社会“世界文明”地图显示出来的文化沟通大趋势。
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借鉴一下塞谬尔·
亨廷顿关于“信息社会与新型文明断层线”的看法。
在亨廷顿看来,从大的线条说,信息时代的世界绝对会走向一个统一的现代文明。
在这个现代文明之中,历史上的各个文明的断层线将变得模糊。
就各种文化形态而言,任何形态的文化都会将其一部分特性带入这个统一的文明体。
从更细的线条看,信息时代将为许多原来已经式微了的文化开辟新的空间,使之融入统一的文明体。
在这方面,赛义德的观点也许更为精彩,他认为,任何想在现代文化的格局中寻求发展的文化圈层,都要学会“有意识地介入世界文化话语,并对其进行改造,使其承认边缘化的或被压抑、被忘却的历史”。
无论如何,东西方的文化交流应该成为一种对话,通过交流和对话以达到双方的互相渗透和互相影响。
赛义德为我们描绘了这样的前景:
“只要我们不站在历史的终点上,只要我们有能力为我们现在和未来的历史做点什么,无论我们生活在世界政治中心里面还是外面,我们的文化前途都充满了希望。
”人类的文化行为、文化创造具有普遍性、共同性,优秀文化完全可以超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社会制度,意识形态诸方面的分歧,成为各国分享的资源。
如美国人诠释《花木兰》,中国人诠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就是例证。
中国对《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片的资金投入比1999年乌克兰全国整个电视行业的财政拨款还多。
加入WTO后国际间的文化交流和合作会明显增多,我国可以有更多的机会享受和利用世界优秀文化资源。
当然,由于中国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特别近百年来,对西方文化的“入侵”,我们的态度似乎除了全盘接受就只有完全拒斥。
实际上,这是一种极为“不真实”的选择。
这种“人格分裂”事实上导致了我们对西方文化的依赖,尤其在思想和认识方面。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对“文化帝国主义”,我们应该有全新的立场、全新的思维模式,既抵抗帝国主义或是西方文化的扩张,也反对极端的民族主义。
目前,全球化带给人类文明的巨大变化之一,是各民族国家的文化的交流与互动,其交流的方式多种多样,交流的内容更是千差万别。
我们应该更加关注的是影视文化间的相互冲突、兼容、理解、共处等问题。
面对全球化,诸多的影视界人士对自身的影视文化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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