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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是一种严密控制和高压下的虚假的道德繁荣。
当时提倡的一整套道德极端的意识形态化和政治化。
它使最严重的不道德假道德之名而盛行。
因为,道德意识形态化和政治化排斥突破地域、文化和种族界限的人类一体的博大观念和基于其上的共同价值基础,致使国人普遍缺乏对公理的尊重。
而诸如“不把人当手段”、“于己有利必须于人无害”等道德公理乃是人类生活规律的体现,它们提供给了人观察世界、评判行为的普遍有效的尺度,为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的文明交往奠定了基础,并构成人的个性丰富性以及各种文化或价值观的独特性赖以展开的共同道德背景。
对于个人来说,尊重公理则既是形成健全人格的前提,也是使自己免于人格涣散危机的基本条件。
在公理精神被意识形态消解掉的地方,表面上遵循着道德规范的人其实在精神道德资源方面先天不足。
道德意识形态化和政治化还有一个重要表现是以阶级来分割人民,通过预先给各个阶级以可疑的道德判断把人民划分为不同等级。
当把阶级等级化,而阶级立场坚定性又上升为一种道德要求时,狭隘就变成一种必要,它使人们可以毫无愧疚地对被划归为劣等阶级的人干出最残酷的事;
当阶级嗅觉被赋予了道德的崇高性时,事实上又鼓励了一种告密文化的繁衍,这种文化把卑劣用美德伪装起来,使告密这种瓦解人与人之间信任、使人格卑琐的阴暗劣行大行其道。
由于狭隘和伴随告密而来的大面积无情打击,在现今一些人怀念的当年那种“道德繁荣”的背后其实游荡着无数冤魂、浸透着无数人的血泪。
除了极端意识形态化和政治化,这种道德在思想渊源上一方面因袭着历来正统道德的历史重负:
漠视个人,一味用“无欲”、“去私”、“忘我”等说教去收缩人的需要、遏制人的情欲,压制人健康的自我表现和追求;
另一方面把过去几十年战时军事共产主义时期形成的服从战时需要的思想方法、行为模式以及从苏俄接受过来的斯大林模式奉为圭臬。
对历史重负的因袭、对战时要求的延续以及对斯大林模式的移植,使得这种道德有着脱离人性实际,而且敌视人性,尤其敌视个性独立性的强烈倾向。
它之所以能在五、六十年代的中国道德生活中占支配地位,有几个重要原因。
第一,由于它是伴随着新政权的诞生而正式提出的,人们对新政权抱有的期待有利于对它的认同;
第二,它与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实现了功能的高度耦合;
第三,新闻管制、文化封闭政策以及接连不断的思想改造运动既导致了人们精神上的蒙昧,又造成人们对个人需要、个人权利、尤其是个性独立性的罪感;
第四,利用了人们趋利避害的天性,以现实而有力的社会赏罚机制支撑了它。
道德繁荣的表象就是这样产生的。
而在这表象下却有着深刻的不道德。
道德的严苛和脱离人性实际不是使人的个性受到严重压抑,就是导致普遍的心口不一。
一旦社会控制发生松动,这种道德出现危机乃势所必然。
事实上,还在八十年代,既有道德的种种弊端便在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冲击下暴露无遗,逐渐失去了对大众的精神支配力,在大众行为层面也几乎不起作用;
与此同时,社会又没有提供给人们以条件,使之能形成一种新的规范认同,结果导致道德空场的出现。
人们无规可循、行为失范,过去曾久遭禁锢,如今在商品经济刺激下爆发而出的“原欲”给社会生活带来了剧烈震荡,在释放出活力的同时也释放出了巨大的破坏性能量。
以上情况表明,纵然社会转型要经历阵痛,但并不必然就导致道德危机。
我们现今正面临的道德危机,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深蕴于既有道德自身。
社会改革不配套、不彻底,并且不断遭受阻遏,使得阵痛无限期延长,则是导致道德危机的另一大原因。
近十几年间,政治体制改革处于停滞状态。
社会生活不透明,重大问题实行暗箱操作,制约机制事实上不存在,对权力缺乏必要的监督和制衡,导致权力的膨胀和越位;
官员近些年来又权力越来越大,责任越缩越小,致使公权“私有化”的情况十分严重。
无论是权力的膨胀和越位,还是公权私有化,都诱使官员在自我身份的认定上发生颠倒,恶仆欺主的事屡见不鲜;
主人面对恶仆的颐指气使、胡作非为而无可奈何的情况更是普遍。
这种在权力面前的无奈感对国民精神有很大销蚀作用,近些年人们抱怨甚多的国民道德冷漠症其实很大程度上正是这种无奈感的反映。
而经济改革因被滞后的政治体制拖了后腿,真正的市场经济体制迟迟不能建成。
在混乱的经济秩序下,许多盛名不过是成功的罪恶。
无制约缺监督的权力的存在与经济双轨制留下的巨大空隙共同构成了大量滋生腐败的温床。
而腐败现象既是整个社会体制问题的折射,也是现今以行为失范为表征的道德危机中最刺眼、最具传染性的道德堕落现象。
除了既有道德自身的问题以及体制方面的原因,缺乏一种宽松自由的思想文化氛围也是导致道德危机的重要因素。
严密的思想控制使得符合时代需要的新道德的生长和传播极为困难,以至在既有道德理念和规范已经不起作用的情况下,无法形成一种新的价值认同和规范认同,致使道德空场出现。
此外还有全民受教育水平不高以及教育制度的弊端对国民精神素质的不良影响。
所以应该说,现有的经济政治体制、道德观念、文化及教育制度本身就潜藏着导致道德水准低并出现道德危机的危险。
二.靠“思想教育”走出危机?
无论社会还是个人,要想健康发展,道德都是不可或缺的要素。
什么时候人们无视了它,它就会以人们为此付出的沉重代价来唤起人们重新认识它的价值,提醒人们采取行动克服危机、重振道德。
这正是我们现在面对的情况。
于是有人提出“加强思想教育”,想以此作为应对措施。
然而,正如道德的重要性从来就不是靠宣传、说教来让人了解的,而是通过实际生活、尤其是通过教训来突显的;
要解决道德危机,改变个人精神素质和社会道德状况交相负作用的不良的人文环境,也决不是靠“加强思想教育”可以奏效的。
首先,“加强思想教育”之说对人作了教育者与被教育者的二元划分,这二元划分中,各级党政系统、尤其是其中的各级官员是教育者,人民是受教育者。
这种居高临下之态在目前只能激起普遍的逆反心理。
更何况,“加强思想教育”所求助的仍然主要是过时陈旧的道德,仍然远离人性实际,与社会发展走向相抵牾。
这些内容早就失去使人们认同的基础。
退一步说,纵然其中包含着部分维系正常社会生活的合理内容,甚至也可能含有与社会发展走向相适应的新道德观念,但说教者身不直影不正的情况早已不是个别;
不断曝光的腐化堕落分子几乎个个曾在台上慷慨激昂地大谈反腐倡廉,大谈理想、信念,大唱道德高调,他们落下的笑柄和制造的黑色幽默也会消解掉“思想教育”所可能具有的一点点影响力。
但是,用“思想教育”来重振道德必然归于徒劳的最重要原因还在于:
言辞在社会现实面前的无力。
这里,社会现实既指权力无监督无制约,人们在权力的不轨行为面前有着深刻的无奈;
也指现有社会体制在运作中所表现出来的具逆向示范作用的赏罚方向。
前一点上面已经提到,而且也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出的事实判断,此间要谈的是后一方面。
道德并不是一个自我满足的封闭系统。
任何道德要为人们所遵循,都离不开综合了经济、政治、法律的现实力量的社会赏罚机制的支持。
所谓社会赏罚是社会以种种现实利益作为对个人行为的奖惩,是调动经济、政治、法律、行政等多种现实手段,以利害为中介来促使行为主体选择社会所期待或接受的行为。
它最为现实最为有力的影响着个人道德面貌和社会道德状况。
尽管社会赏罚本身外在于道德,它起作用主要诉诸于人的怀赏畏罚心理,诉诸于人的功利心、荣辱心而并不着眼于调动人的是非感,依靠它可以造成表面的道德秩序却不能培养出有自律精神的道德人格,因而不能成为维护道德的可靠手段;
但由于它具有能够现实而强有力地作用于人的行为层面这个特点,借助于它,可以对道德水平不高甚至道德低下的那部分社会成员产生硬约束作用,以减少反道德反文明行为,为建立良好的道德秩序提供起码条件。
更重要的是,如果社会赏罚方向与现今所需要的道德价值相吻合,它可以使一般人不至因赏罚方向的偏差而在现实利益与道德要求之间过多的陷入进退维谷之中,因而可以减少人们认同道德价值的社会性障碍。
否则,如果我们需要积极进取的伦理精神,但现实中进取者只能饱尝艰辛、历尽坎坷而无任何报偿,平庸者反倒顺遂如意、前程似锦,进取精神就会被扼杀;
如果公平竞争是值得倡导的,但现实中依仗权力、暗箱操作或欺诈、蒙骗成为成功的必要条件,信守公平竞争规则反为失败之源,公平必然被多数人弃置一旁;
如果我们认可真诚、坦率具有超越时代和文化界限的道德价值,但人们置身其间的环境被权力调制得谁不说假话、大话、屁话、混帐话谁就有毛病、谁就是异类,这种近乎逼良为娼的环境就会使谎言和虚假成为自我保护的必要手段;
如果人的价值和精神的表现是值得珍视的,但假如现实被安排成无德无才之辈依靠他们的精神劣势,依靠正直者不屑采取的诸如不择手段、不顾廉耻等武器总是可以稳操胜券,而高尚心胸、美好气质、个人尊严的精神优势往往使人不仅处境困难举步维艰,而且总是招致祸端,那么,全社会普遍的人格低下和精神萎缩便会成为奖劣罚优的社会赏罚的必然结果.......。
上面这一连串“如果”所显示的图景其实是几年前在谈这个问题时作的实录性描述,但至今并无实质性变化。
事实上,现今社会赏罚的混乱甚至在许多方面的颠倒继续在扰乱着人们的价值取向和行为选择,挫伤着人们本来就已经很贫弱的道德精神。
人的天性要避苦求乐、趋利避害,如果因为社会的制度安排不合理,社会因赏罚机制上的问题
而在事实上鼓励丑恶贬抑善甚至惩罚善,是不能指望大多数人超脱于强大的现实赏罚,不惜负载沉重压力承受巨大牺牲而去执着于善的。
不合理的制度安排以及伴随而来的不合理的社会赏罚在现实中以利和害为杠杆所起的逆向诱导作用,使得多数人对道德敬而远之。
尽管任何情况下都会有一些具有自由气质的人以不受功利羁绊的自由精神抵御这种逆向作用,然而敢于抗衡强大的社会赏罚而踏着另一种鼓点前行的人是极少数,他们可以在社会的道德沉沦中展现道德的光辉,但对于整个社会道德风貌的改善来说,他们的影响是微弱的。
至于说教性言辞,在这样的社会现实面前就更不可能有任何作用了。
三.经由什么走出道德危机?
要摆脱我们陷身已久的道德危机,只能从引起道德危机的那些原因出发。
首先,提倡的应是一种具有被人们普遍接受基础的道德。
它应能针对着既有道德的缺失但又吸取了其中有益成分,应该贴近人的心胸但又能规范人的行为、合理而又可行,既符合现代精神又体现着人类恒久价值、传承着人类的道德公理。
这需要一种开放的思想文化氛围,在这种氛围下,人们可以在对既有道德进行理性审视的前提下去探索新道德。
第二,全面推进社会改革。
一方面,在政治领域建立起防止权力膨胀、权力滥用和防止公权“私有化”的监督制衡机制,在经济方面加快市场化进程,从体制上对腐败现象釜底抽薪,使人民得以摆脱在面对腐败、面对权力不轨时的无奈感,使人民的信心得以恢复,而这样的信心无论对于重振道德精神还是对于我们整个社会的良性发展都是必不可少的;
另一方面,在全面的社会改革进程中建立起公正合理的社会赏罚机制,以赏罚所具有的现实力量去支撑我们的社会所需要的道德。
第三,改革教育制度,并真正实施全民义务教育,使每个人可以通过接受必要的学校正规教育而获得达到规范要求所需的起码的认知条件。
只有从道德本身和社会体制以及教育这几方面着手,个人和社会道德状况的改善才有希望。
(ment-
“以德治国”和伦理学家的正业
一
我一向不愿凑热闹,无论现实的还是理论的;
对来自权力系统的“新思想”、“里程碑”什么的,尤其躲得远远的。
不久前参加一次研讨会,“以德治国”是不少论文和发言必涉话题。
对于这种一经提出学界许多人就一涌而上忙不迭作阐释的话题,本不想介入,但部分发言引发我一些思考,感到有话要说。
这些发言在“以德治国”和伦理学的前景和任务之间建立起一种莫名其妙的关联,以为在近一二十年间倍受冷落、日趋式微的伦理学这下子地位重要了,伦理学界这下子有事可做了。
其实不光这会上,在“以德治国”提出后,整个伦理学界都似乎有一种被注入一剂强心针后的亢奋。
我很奇怪,像伦理学这样承担着为人应对自身面临的持久性挑战提供理性启迪的任务、承担着揭示人性赖以凭借的那些基本原则和价值根基任务的学科,它的地位难道要仰赖于执政者的重视?
难道不提“以德治国”它就不重要了吗?
我很奇怪,假如现实中伦理学受冷落,为什么不反省反省受冷落的是一种什么样的伦理学呢?
如果伦理学界不是不合时宜地把一套本身就大成问题、既疏离于人的基本经验和生活本质又极端教条和狭隘的价值观和规范硬塞给大众,就是追风逐潮,以种种投机性论证去消解公理,模糊普遍法则给人的行为确立的界限,甚或更等而下之,把靠抄袭、剽窃、东拼西凑而成的大杂烩兜售给社会,藉此欺世盗名,窃取教授、博导等头衔......,如此这般的伦理学难道还可以指望得到比受冷落更好的待遇?
对于这样的伦理学来说,衰朽原本就是它难以逃避的命运,无论谁的重视都无法使它起死回生,由“重视”而来的热闹,连回光返照都够不上。
最让我奇怪的是,伦理学这古老的学科似乎就没有自己独立的对象和任务,似乎它不是依据学科性质和发展着的生活实践去确立自身任务,倒需要从“以德治国”的提出中去使自己有事可做。
种种悖谬表明,由“以德治国”引起的亢奋透出的是对权力系统极其强烈的依附情结。
这实在很可悲。
伦理学自产生以来就有自己独立的研究对象——人类道德现象。
作为人类在应对自身面临的挑战时协调内外冲突的产物,道德既有着由人自身及其生存条件的某些共性所决定的基本恒定的内容,又因生活实践的不断发展和生存条件的变化或差异不断地经历着调整、变迁,并呈现出多元性。
伦理学以处于不断变化发展中且形态多样复杂的道德作为研究对象,它本身也必将不断面对新的挑战和新的任务,并在对新问题的发现和研究中使自身不断丰富和深化。
眼下,我国伦理学面临的是整个社会道德问题异常严重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伦理学界有必要弄明白自己该务的正业是什么。
我以为,直面不良的道德现状,认真探寻导致普遍道德不良的政治、经济体制原因,历史、文化原因以及我国现存道德体系自身的原因,为道德改善提供有价值的思路——这是伦理学不可回避的任务,也是伦理学界的正业。
只有回到正业上,而不是将兴奋点集中在阐释政治人物提出的口号上,伦理学才有望在接受现实的挑战中获得发展契机,伦理学界也才有自己的尊严和不被冷落的理由。
二
上述看法并不意味着“以德治国”不值得关注。
由于这一提法把道德与国家治理联系在了一起,那么就与每个公民发生了利害上的关联。
这当然很重要。
正是基于此,它有理由被纳入伦理学的视野之内。
所以准确地说,问题不在于伦理学是否应该问津这类提法,而在于,是热中于表态或竞相在阐释其意义上用工夫,还是借理性之光的烛照对它进行辨析。
在我看来,伦理学家应持后一态度。
立足于此,问题便接踵而至了。
首先,“以德治国”究竟是什么意思?
或者说,这一提法在什么意义上可以成立?
“以德治国”字面上最直接的意思是用道德治理国家,换句话说,它是作为治国方略而提出的。
在这层意义上,又可作方向不同的两种理解。
一是用道德来治理为官者,二是用道德来治民。
暂且不谈用道德治理国家是否可行,先考量这个含义上的两种理解。
治官究竟靠道德还是靠法律、靠体制?
如今这已是常识,用不着再多说什么。
显然,这层意思不能成立。
退一步把它不那么确当地理解成以某种道德规范要求于官,当然是可以成立的。
然而无论古今任何文明国家都对官员有道德要求,至于官员是否遵守,则根本不在乎国家是否把道德作为治国方略,而在乎有无使官员守德的机制。
这一来,问题就回到法和体制上了。
既然如此,这种理解上的“以德治国”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如果作为对民的要求呢?
问题更大了。
它意味着为政者把自己摆在了一个不合适的位置,以至在与人民之间的关系上导致一种根本性的颠倒,所以,“以德治国”应该不至于在这个意义上提出。
至于用道德来治民,撇开这一方略在政治理念上的不合时宜甚至是根本错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它不可操作。
因为,道德发生作用有着不同于其他社会规范的特殊性,例如与法律比。
法律正如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所说,是“免除一切情欲的.......理智”。
法律的效力植根于不受主观意志干扰的法律程序之中,并且以物质的外在强制力为后盾。
但道德对人的规范作用既不诉诸于什么程序,也不以有形的强制力为后盾,而是在很大程度上诉诸于人的良知和自律精神。
良知或自律精神属人的内在素质。
以强烈依赖着人的内在精神素质的道德为治国手段,是没有可操作性的。
不仅如此,还因为道德不具备法律作为“免除一切情欲影响的......理智”所具有的那种透明性以及效力植根于法律程序之中所具有的确定性,无论用它来治民还是治官,都不能不带上强烈的人治色彩。
于是,由此便逻辑地引出另一结论:
在作为治国方略的意义上,“以德治国”与法治是对立的。
而走向法治,才应该是我国努力的方向。
否定“以德治国”作为治国方略的合理性、可行性,强调法治的努力方向,决不意味着否定道德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性。
法治固然意味着国家治理必须严格依循法律,意味着各级政府和一切政党、一切政治力量只能在法律框架下行事而不得超乎法律之外。
然而在真正的法治社会,法之上还有更高的法。
这是因为,国家法律本身还有一个正义与否的问题。
作为现代法和政治思想之核心的正义问题,其实正是关于法和政治的道义性问题。
国家的法和政治的合法性就取决于它们是否合乎道义。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西方法学的主流思想不无道理地把包括宪法在内的世俗法律叫做实在法,把它们基于其上的正义原则(或者说赋予法律以道德性的指导原则)叫做自然法。
回到“以德治国”上,就是说,如果要保留这一提法的话,恐怕只能理解为在施政中必须灌注着道义精神。
政权的合法性应该从其道义性中获得。
三
施政中有没有灌注道义精神,这不是一个可以通过任何宣言来证明的问题,它只能由国民可以现实地观察到的行动提供证明,只能通过国民在各个社会领域的实际感受来证明。
诚然,鉴于我国历史和现实条件的制约,人们在这方面不可期望过高,但至少有理由期待政府行为不突破道义底线。
何为“不突破道义底线”?
首先,政府应该让人们能够切实体验到,政府拥有的权力乃为着给全体国民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而存在,而不是一种控制甚至压迫国民的异己力量。
政府还应该让人们能够切实体验到是力求为政公正的,至少没有以政府行为去人为拉大地区差距和贫富悬殊,譬如,没有以公共教育资源的极不公平分配拿低劣的教育打发贫穷地区的孩子,没有以名存实亡的义务教育把大量穷孩子排斥于校门之外,没有用不公平的高考录取线对发达地区锦上添花、对欠发达地区雪上加霜,等等。
再者,政府行为不至于发生严重错位,不至于该在场时不在场,不该在场时横在面前。
政府的存在和运作靠的是全体纳税人的钱,该在场时不在场已属应受到追究的失职;
不该在场时偏在场则是蛮不讲理甚至违法,诸如当农民工欲进入市场时多种政府机构一涌而上纷纷宰上一刀,甚至歧视、欺侮底层民众,动辄拿他们当“严打”对象,动辄大规模驱赶外地民工,摧毁他们的自尊。
对外地民工,不仅驱赶,还把他们强制性送往比劳工营好不了多少的地方干挖沙之类苦力,如此等等,不论出自哪一级政府,都不仅丧失合法性,而且其中一些行为已经理应受到刑事追究。
就改善我国不良的社会道德状况方面,人们也有理由对政府抱有期待。
在我国的道德振兴上,政府的职责是:
提供有利于人们道德生长的社会条件和环境。
在消极的方面应对自我有所约束:
不用自己和听者都知道是胡说八道的东西去钝化人们的是非感,不指鹿为马摧毁人的良知,不以似是而非的或者干脆虚假的宣传去阻断、扰乱人民的历史记忆,导致集体失忆或者集体性的记忆错乱,不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和国与国的仇恨,不以对历史和现实中真相的扭曲、掩盖致使国民处于谎言和暧昧言辞包围下而丧失基本的道义感,以至于以人性的堕落使文明世界震惊。
在积极的方面,政府至少应能促使一种正常而健全的社会赏罚机制的形成,使人们不至于因体制性的惩罚有德鼓励无德而在现实利益和道德追求之间过多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境。
伦理学自产生以来就具有社会批判的功能,这一传统的功能在近现代更加强化了。
以我国的现状,伦理学在这方面有太多的事需要做。
探寻道德原则,建立整合模式
.引论
长期封闭的国门在改革开放之际打开后,十多年来,潮水般涌入的各方思潮以及人们久遭禁锢、又在尚待规范的市场经济刺激下爆发而出的“原欲”给社会生活带来了剧烈震荡,这种震荡在伦理文化方面表现尤为突出。
随着改革的深化,原有价值体系及其相应道德规范与社会发展趋势的矛盾日益暴露出来,许多人未经疏导却因社会严密控制而长期在压抑状态中积蓄着的原生欲望在社会转轨之际又以极大强度迸发出来,冲毁了本来就不甚合理的既有道德。
这期间,虽然有种种新价值观念的萌动,但这些新价值观既缺乏充分的理论准备,更没有广泛传播和理性讨论、比较的条件。
结果,原有道德在大众行为层面已经几乎不起作用,但全社会又未形成一种新的价值认同和规范认同,以至出现一个价值真空和道德真空。
人不同于动物,人类社会不同于动物群体,不能在失去价值信仰和道德规范的情况下长期存在;
要从事建设和创造,就更少不了以一定的伦理价值体系为核心的文化背景对民族精神的整合,少不了伦理价值和规范对人们种种活动的价值定向和行为导向作用。
而我国当前还面临一个特殊难题,这就是:
被市场经济调动起来的欲望是一柄双刃剑。
它既可以推动人进行创造,给现代化建设注入巨大活力,但也可能驱使人破坏性地释放自身潜力。
例如在近年来甚嚣尘上的拜金狂潮中,许多人为满足物欲在攫取金钱和财富上不择手段,既破坏了市场经济体制正常运作的条件:
规则和信誉,又破坏了人们生存发展不可少的人际正常交往与活动的基础,使人们陷入一种必须处处设防、精力无益耗费的恶性循环之中。
这一切给我国的发展设置了种种障碍,埋下了种种祸根。
欲望究竟使人的潜力以富于建设性的方式来发挥,还是成为破坏之源,除了取决于能否建立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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