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新移民社会融合的结构现状与影响因素分析张文宏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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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其基本取向,可以归纳出“同化论”和“多元论”两大流派(麦格,2007。
同化论是“熔炉论”的普遍性表述,包括克雷夫科尔的“熔炉论”、“特纳的边疆熔炉论”、肯尼迪的“三重熔炉论”,以及斯图尔特的“变形炉论”等。
主张“同化论”的学者倾向于强调外来移民对当地主流
* 本文为第一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城市新移民问题研究》(05BSH054的阶段性成果。
同时,本项目受到国家重点学科(社会学和上海市重点学科(都市社会研究Y0104的资助,特此致谢。
文化的认同,对原有的社会文化传统和习惯的抛弃。
例如戈登提出应该从7个方面来测量族群的社会融合程度:
文化接触、结构性同化、通婚、族群认同、偏见、歧视、价值和权力冲突(Cordon,1964。
罗伯特·
帕克则将族群融合与同化视为“群体和个人相互渗透和融合的过程,即个人与群体从其他群体获得记忆、情感、态度,并且共享他们的经历和历史,逐渐融汇成共同的文化生活”(Park,1974:
113-122。
然而,正如霍勒斯·
卡伦(HoraceKallen所说,“个人与族群的关系取决于祖先、血缘和家族关系,是不可分割、不可改变的。
”与“同化论”不同的是,社会融合的“多元论”则“强调不同种族或社会集团之间享有保持`差别'
的权利”(李明欢,2000。
例如,霍斯和金通过对美国“韩裔族群”的研究提出了“非零和型同化”的概念。
他们指出,尤其对诸如医生这些社会地位较高的群体而言,其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不一定与社会型同化一致。
虽然韩裔移民在文化上适应了美国社会,但他们不可能在社会方面同化于美国社会结构的所有重要方面,霍斯和金将韩裔移民在适应美国的同时还保留自己文化内核的适应形态称为“执着性适应”(Hurh&
Kim,1984。
周敏和林闽钢(2004通过对华人新移民的社会融合状况的研究发现,具有雄厚的人力资本的新移民能够更好地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然而华人移民仍不愿意放弃聚居的习惯。
显而易见,由于现有社会融合理论大多是以解决美国这个典型的移民国家所面临的社会矛盾与冲突为目标而提出的(李明欢,2000,因此,无论是“同化论”还是“多元论”都试图将错综复杂的社会融合问题简单地化约为“文化融合问题”。
出于对“移民在迁入目的国后的经济地位获得情况”的关注,经济学家们则更为关注移民的经济融合对其迁移以后工作和生活的重要性(赵延东、王奋宇,2002。
值得注意的是,2006年,联合国秘书长在《国际移徙与发展》报告中提出了较为系统的移民社会融合的观点,“移徙的成功在于移徙者和东道国社会的相互适应。
为了完成这一适应,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尽早促进移徙者在居留的目的地国融入当地社会,符合移徙者和东道国社会的最大利益。
融入社会的基石是平等待遇和禁止任何形式的歧视。
融入社会取决于多种因素,包括有能力使用当地语言进行交流、准入劳工市场和就业、熟悉风俗习惯、接受东道国的社会价值、有可能与直系亲属相伴或团聚和有可能入籍”(联合国秘书长报告,2006。
国内学者的多数研究则聚焦于流动人口或外来农民工乡城迁移的社会学研究 2008.5
过程。
在借鉴国外相关理论和经验发现的基础上,许多学者提出了自己的解释,例如,田凯(1995指出,流动人口适应城市生活的过程实际上是再社会化的过程,他认为,流动人口适应城市生活必须具备3个方面的基本条件:
第一,在城市找到相对稳定的职业;
第二,这种职业带来的经济收入及社会地位能够形成一种与当地人接近的生活方式,从而使其具备与当地人发生社会交往,并参与当地社会生活的条件;
第三,由于这种生活方式的影响和与当地社会的接触,使新移民可能接受并形成新的、与当地人相同的价值观。
因此,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包括3个层面:
经济层面、社会层面、心理或文化层面。
马西恒(2001通过对城市新移民社会融合问题的质性研究,发现新移民与城市社区的“二元关系”正在发生变化,即从相互隔离、排斥和对立转向一种理性、兼容、合作的“新二元关系”,他提出了新移民与城市社会融合可能依次经历三个阶段的构想,分别是“二元社区”、“敦睦他者”和“同质认同”。
“敦睦他者”是新移民与城市社会融合的关键阶段,在此期间需要政府、社区和新移民共同做出努力。
朱力(2002认为,社会融合的经济、社会和心理或文化层面是依次递进的,经济层面的适应是立足城市的基础;
社会层面是城市生活的进一步要求,反映的是融入城市生活的广度;
心理层面的适应是属于精神上的,反映的是参与城市生活的深度,只有心理和文化的适应,才能使流动人口完全融入于城市社会。
因此,“融合与适应不是简单地等同于同化,它比同化具有更加主动积极的意义”。
风笑天(2004通过三峡农村移民的社会适应的研究,提出社会融合应该从家庭经济、日常生活、与当地居民的关系、生产劳动、社区认同等5个维度来分析。
张继焦(2004则从就业与创业中迁移者的城市适应角度,提出社会融合应当从对城市生活的感受、经济生活、生活方式、社会交往、恋爱婚姻等方面来分析。
杨黎源(2006以宁波市十几个城镇的实证调查资料为基础,提出从风俗习惯、婚姻关系、工友关系、邻里关系、困难互助、社区管理、定居选择及安全感等8个方面来分析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合状况。
从以上相关研究可以发现,与国际移民的社会融合研究不同的是,学者们对国内移民社会融合的研究淡化了文化的功能,而突出了人际关系和社会参与的作用。
在移民社会融合影响因素的研究中,无论对于国际移民还是国内移民,许多研究者都发现了嵌入于移民网络的关系资源对移民社会融合的促进作用(王春光,1999;
赵延东、王奋宇,2002;
赵定东、许洪波,论文城市新移民社会融合的结构、现状与影响因素分析
2004,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以初级群体为基础的社会网络带来的交往限制,会强化劳动力移民(即农民工生存的亚社会生态环境,阻碍其对城市的认同与归属(朱力,2002;
吕青,2005,因此,相对于劳动力移民进城前的原始社会资本,新型社会资本在农民工的社会地位提高和城市融入中作用更大(赵延东、王奋宇,2002。
其次,伴随户籍制度而来的社会排斥是阻碍农民工社会融合的主要阻碍因素。
一方面,这种社会排斥来自户籍制度,它是一种“社会屏蔽”制度,将社会上一部分人排斥在分享城市的社会资源之外(李强,2002,这势必会增加农民工在身份和职业等方面与移入地社会实现融合的困难;
另一方面,外来移民还会受到城市居民文化上的排斥,因此他们可能在心理上有意识地保持与城市居民的距离,从而逐渐远离主流社会(李强,1995。
其他学者强调影响农民工社会融合的关键是制度障碍和经济障碍(丁宪浩,2006;
张国胜,2007。
此外,也有研究者注意到了人力资本(尤其是教育对移民社会融合的影响(王芮、梁晓,2003。
通过对既有文献的系统梳理,我们发现大多数研究将社会融合的过程、状况、影响因素及构成要素等混淆,对社会融合的结构进行规范的量化分析的研究并不多见。
在影响新移民社会融合因素的分析上,质性思考多于定量分析;
在研究对象的选择上,国外的相关研究大多关注来自其他国家的自愿或非自愿的国际移民,主要是中下层新移民,国内的研究则主要聚焦于外来农民工,基本上忽视了处于社会中间层的白领新移民。
社会融合的概念一直以来都是作为对弱势群体的社会学关怀而提出的,无论是对那些远走异国的国际移民来说,还是对我国特有的社会底层劳动力流动大军和有制度保障的政策移民而言,相对于本地居民,他们都是一定意义上的弱势群体。
虽然他们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差别,然而面对陌生的新环境,都面临着同样重要的社会融合问题。
但是,国内外已有的移民研究比较关注移民迁移行为发生的社会原因、产生的社会后果及其与当地社会的互动关系,较少对移民迁移后的融合状况进行更为深入的分析。
本文在研究对象的选取上,以国内外相关研究中长期被忽视的白领新移民为主,以期客观地呈现城市中上层新移民社会融合的实际状况。
本文试图运用2007年上海城市新移民的调查数据,探索城市新移民社会融合的内在结构,描述其社会融合现状,并对相关的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分析。
社会学研究 2008.5
二、研究设计
(一结构测量指标
正如安德鲁·
米切尔和理查德·
施林顿所说,“社会融合是一个综合而有挑战性的概念,它不仅仅具有一个维度或意义”(Mitchell&
Shillington,2002。
目前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社会融合结构维度的观点,我们试图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的方法来界定城市新移民社会融合的结构。
在选取指标时,既考虑了国际移民社会融合的研究思路,也考虑了国内农民工社会融合的研究维度,还考虑了新移民面临的特殊社会问题。
其中,“本地语言掌握程度”、“熟悉本地风俗程度”、“接受本地价值观念的程度”、“职业稳定程度”、“亲属相伴人数”、“本地户籍状况”等指标主要借鉴了国际移民研究中的相关维度;
“本地人身份认同程度”、“社会交往范围”、“社会心理距离”、“日常交往人数”、“社会满意度”、“职业满意度”、“住房满意度”等指标则是对国内移民社会融合研究相关指标的进一步细化;
“添置房产意愿”则是考虑到我国大城市住房价格持续高涨的现实状况而设计的一个新指标。
“亲属相伴人数”、“职业稳定程度”、“本地户籍情况”和“日常交往人数”为客观指标,其他则为主观评估指标。
具体指标的操作化测量如下:
本地语言掌握程度:
指学习和掌握移入地方言的程度,操作化为“您能讲上海话吗?
”分为“不能讲”、“能讲一些”和“能讲”3种不同的程度,分别赋值为1、2、3。
熟悉本地风俗程度:
操作化为“您是否熟悉本地特有的风俗习惯”,分为“几乎不熟悉”、“熟悉一些”、“大部分熟悉”和“很熟悉”4种程度,分别赋值为1至4。
接受本地价值观念的程度:
指“在日常生活中,您会按本地风俗习惯办事吗?
”分为“不知道”、“从不遵守”、“仅仅与本地人交往时才遵守”和“完全遵守”4种程度,分别赋值为1至4。
职业稳定程度:
根据本次调查中城市新移民职业流动的实际情况,将其职业稳定程度分为3种,其中在体制内单位工作的人,其职业稳定程度最高,赋值为3;
其次为自雇者,赋值为2;
再次是在体制外单位工作的人,其职业稳定程度最低,赋值为1。
亲属相伴人数:
指调查进行时所有生活在本地的亲属的总人数,包论文城市新移民社会融合的结构、现状与影响因素分析
括配偶、子女、父母、兄弟姐妹和其他亲属。
本地户籍状况:
分为“在迁入地未办理任何居住证件”、“暂住证”、“居住证、”和“本地户口(包括本市非农业户口和本市农业户口”4种情况,分别赋值为1至4。
身份认同程度:
指认同为本地人身份的程度,操作化为“您认为自己属于:
(1外地人;
(2既是上海人又是外地人;
(3新上海人;
(4上海人”4种类别,分别赋值为1至4。
社会流动本身就是人们努力实现身份认同转换的外在表现。
考虑到部分选择“不清楚”的城市新移民大多处在身份认同的转换期,我们认为,在逻辑上,“不清楚”选项更接近于“既是上海人又是外地人”的回答,故将此选项赋值为2。
社会交往范围:
操作化为“您觉得您在社会上的人际交往范围属于:
“不广泛”、“一般”、“广泛”和“很广泛”4种类别,分别赋值为1至4。
社会心理距离:
根据博格达斯(Bogardus,1925的社会距离量表,从“很不愿意”到“不愿意”、“无所谓”、“愿意”和“非常愿意”与本地人交往,对其分别赋值1至5分。
考虑到当城市新移民回答“不知道”时,反映出其对某项与本地人交往情况的描述未作明确表态,因此将其赋值为中间态度值3。
日常交往人数:
指在移入地经常联系的朋友的总人数,包括朋友、老乡和同事。
社会满意度、职业满意度和住房满意度,均为态度测量指标,分为“很不满意”到“非常满意”5级,分别赋值为1到5分。
其中,职业满意度操作化为薪水、福利待遇、单位公司内的升迁机会、工作自主性、对以后发展的帮助、工作量、公司劳动条件与设施、与同事的关系、与老板上司的关系、与下属的关系、职业的社会声望和工作地点与住址的距离等12项具体指标。
添置房产意愿:
分为“没有考虑过买房”(包括“不打算在本地买房”、“3-5年内会考虑买房”、“已购房产”3类,分别赋值为1至3分。
(二资料来源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后,中国掀起了新一轮改革开放的热潮,一些沿海大城市(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天津等都先后提出了建设国际化和现代化大都市的战略目标。
在这一宏观背景下,数以万计的国内人才、国际精英及劳动力纷纷涌向沿海发达地区的大中城市,社会学研究 2008.5
从而使越来越多的大中城市成为新移民的聚居地。
从相对比例来看,新移民已经占到部分城市常住人口的14到23,比如北京的新移民占常住人口的25%左右,深圳的新移民接近常住人口的23,上海的新移民占到常住人口的13上下。
从绝对数量上来说,2006年在城市从事白领职业的新移民约有3000万人(国家统计局,2006,①由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和自由职业者组成的新社会阶层,高达5000万,新社会阶层中的很大一部分是异地创业或就业的,也是作为本研究主体的城市白领新移民的重要组成部分;
2004年以后每年约有200万左右的大专以上毕业生在异地城市就业或创业;
1978-2006年留学回国人员总数达27.5万人(杨晓冬,2007。
据初步估算,1992年以后进入城市的白领新移民大约有1.8-2亿人。
上海,作为我国人口规模最大、经济最发达的城市,已成为国内外人才和劳动力流动的首选目标之一。
1990年,国务院正式宣布开发开放上海浦东,直接促进了国内外人才和劳动力向沿海大中城市聚集。
根据上海市人口计生委2007年底公布的数据(上海市人口计生委,2007,2007年上海共有常住外来人口479.14万人,占上海市1858万常住人口的34.75%。
毋庸置疑,城市新移民特别是白领新移民对移入地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新移民中的白领阶层是实施人才资源强国战略和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中坚力量。
因此,研究城市新移民尤其是白领新移民的社会融合状况,直接影响到微观层次上和谐社会关系的建设和宏观意义上和谐社会战略目标的实现。
与以往研究不同,我们主要关注那些凭借人力资本或专业技术知识优势到上海寻求更好发展机会的白领新移民,不管他们是否取得了上海户籍。
因此,本研究的抽样总体是1992年以后移居上海、在企事业单位从事专业技术、教育、管理和文职工作、18岁以上的白领新移民。
为了与国内的相关研究进行对比,我们还抽取了部分在上海有稳定工作的农民工(主要从事技术和非技术的蓝领工作作为参照群体。
由于上海现行户籍政策的限制,许多工作和生活在上海的白领新移民并没有上海户籍,甚至连居住证或暂住证也没有办理,因此不能建立一个包括所有白领新移民的完整抽样框。
此外,大部分白领新移民在整个社会阶层结构中的位置基本上属于中间层,这使得他们接受面论文城市新移民社会融合的结构、现状与影响因素分析①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2006》的相关数据推算。
参见国家统计局,2006。
访和配合调查的可能性大大降低。
鉴于此,我们采用了受访者推动抽样(RDS方法来抽取新移民的样本(赵延东、Pederson,2007。
该方法是在传统“滚雪球抽样”方法的基础上,结合社会网络分析的理论和方法,使研究者有可能根据样本对总体特征做出合理的推论,特别适合于研究规模和边界不太清楚、不愿意暴露身份的隐藏人口如下岗和失业职工、无家可归者、新移民等。
表1 样本的基本变量描述性分析
指标频数(%指标频数(%性别(N=600移居前地区(N=600
男323(53.83 城市544(90.67 女277(46.17 农村56(9.33婚姻状况(N=600中共党员身份(N=600
未婚383(63.67 是202(33.67 已婚217(36.33 否398(66.33户籍类型(N=598职业(N=600
本市户口234(39.2 私营企业主38(6.33 暂住证114(19.1 管理人员57(9.50 居住证148(24.7 专业技术人员188(31.33 其他102(17.1 普通白领274(45.67 蓝领工人43(7.17教育程度(N=600单位性质(N=600
初中及以下48(8.0 党政机关30(5.0 高中职高技校中专55(9.2 国有企业50(8.3 大学专科81(13.5 国有事业117(19.5 大学本科278(46.3 集体企事业13(2.2 研究生及以上138(23.0 个体经营54(9.0 私、民营企业164(27.3平均教育年限15.56(2.98 三资企业140(23.3 其他32(5.3
资料收集以研究团队成员个人社会网络中符合条件的调查对象作社会学研究 2008.5
为起点,通过这些调查对象获得更多的潜在被访者的基本信息,然后再通过他们扩大样本范围。
具体实施是运用结构性问卷、通过面访和电话访问两种方式进行。
为了保证调查质量,在调查过程中,对于研究对象直接认识的潜在被访者做了二级抽样,即抽取与研究团队成员和调查员直接认识及通过成功访问的调查对象直接认识的被访者。
问卷调查工作从2007年4月初开始,到5月底完成。
调查员由社会学专业博士、硕士研究生及本科生构成,在访谈前经过了系统的专业培训。
通过受访者推动的抽样方法获得了1150份样本的联系方式、家庭或工作单位地址,其中有885名同意接受面谈或电话访问,拒访率为23.1%。
在成功访问的样本中,经过对数据的逻辑检验,又剔除了拒答或漏答超过问题总数13的问卷,最后获得有效样本600份。
样本的基本情况参见表1。
除表1报告的基本信息外,样本的平均年龄28.62岁,平均居住时间为4.64年,平均月收入4719.64元。
三、统计结果与分析
(一城市新移民社会融合的因子结构
首先,我们对前述的14项社会融合指标(职业稳定程度、语言掌握程度、熟悉风俗程度、接受文化价值的程度、亲属相伴人数、身份认同程度、社会交往范围、经常交往人数、添置房产意愿、社会心理距离、拥有户籍情况、社会满意度、职业满意度和住房满意度进行了相关关系的矩阵分析,结果发现“经常交往人数”在相关矩阵中全部呈现为负相关;
社会交往范围、社会心理距离与其他指标的最大相关系数均为0.262,因此“经常交往人数”与“社会交往范围”和“社会心理距离”3项指标不适合作为城市新移民的社会融合的结构性指标(郭志刚,1999:
93,故在进一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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