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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教师节,朱清时从时任深圳市代市长王荣手中接过聘书,就任南方科大创校校长。
甫一上任,他就提出了“去行政化”、“教授治校”等理念,广受关注。
但现在,这些改革的理念却遭遇制度障碍,难以推进。
深大前车之鉴
南方科大碰到的制度障碍,在深圳已有前车之鉴。
深圳特区对一所好大学的渴求由来已久。
深圳曾经做过一项调查,发现深圳高等教育规模位列全国计划单列市的倒数第一名,不如青岛、大连,甚至不如宁波。
基于这一缘由,三年前,深圳市政府将建设南方科技大学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
这所学校的榜样,是一河之隔的香港科技大学。
香港科大成立于1991年,是一所真正意义上“一出生就风华正茂”的大学,办学十几年,已在各类排行榜上跻身亚洲三甲、世界前五十。
有人将其“速成”的秘诀总结为两个词:
钱和制度。
这所大学创办资金近20亿美元,庞大的数字让议员们吵了不少架。
白花花的银子配以现代化的大学管理制度,最终令教授和学生趋之若鹜。
深圳并不缺钱。
深圳的财政年收入即将超过千亿,花几十亿人民币建一所大学,不是啥难事。
南方科技大学能否成功复制香港科大的成功经验,制度是关键因素。
创办于1983年的深圳大学,正是因为无法突破内地的制度束缚,而最终“泯然”众校矣。
这所深圳的第一所大学,当年也曾寄托了高等教育改革的梦想。
当时深圳财政年收入仅一亿多元,却拿出一半的钱办大学。
时任深圳市委书记兼市长的梁湘喊出豪言壮语:
“卖掉裤子也要把大学建起来!
”
大学是建起来了,但却与最初的理想渐行渐远。
校长章必功说:
“深圳经济的发展坐了特快列车,深大坐的是教育体制的马车。
”人事制度僵化,官本位严重,学术泡沫抬头……深大经济学院院长陶一桃曾希望引进一位水平高的新加坡教授,却被人事制度卡住。
大一统的学位管理制度,也让深大的发展迈不开步子。
直到2006年,深大才获得博士授予资格。
此时这所以改革创新为理念的大学,建校已经23年了,“东南亚学术明珠”之梦也付之流水。
不做体制的乖孩子
从一开始,南方科大就带着深圳大学未竞的梦想,以异类的形象闯入中国高等教育界。
2007年,深圳市政府开始筹建工作。
次年,校长选拔工作开始,一下子吸引了全球目光的关注。
这是一场动用了猎头公司的全球遴选,和“教授家中坐,校长天上来”的传统体制比起来,意义不言而喻。
不过,猎头公司并非遴选过程的全部,也无决定性作用。
一位参与组织遴选工作的负责人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准确步骤是:
由猎头公司和同行专家同时筛选推荐名单,择优形成10人名单后,交由遴选委员会投票决定。
委员会主任,是市委组织部部长王穗明。
“遴选委员会不是市委常委会,更不是科长处长组成的,里面专家学者的比例超过70%。
”这位负责人说。
最终,委员会选择了朱清时。
这似乎是理想与现实“接轨”的最佳选择。
朱清时是信奉改革的教育家,任中科大校长期间,他曾以坚决抵制扩招、无视教育部本科教学评估等赢得声誉。
同时,他是一名中共党员,“政治上靠得住”。
朱清时本人也懂得利用这种身份推行改革。
上任不久,他就提出兼任南方科大校长和党委书记。
这样,就不会违背高等教育法规定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事实上,当时朱清时并不愿意出山,最终打动他的是一位院士的话:
“我们这一代人,追求教改这么多年,条件总是满足不了,到退休都很遗憾。
现在深圳这些条件都具备了。
”在朱清时眼中,“行政化”是中国高等教育的严重弊病。
为了“去行政化”,他决定利用特区立法权,以现代大学管理思路,制定一份《南方科技大学条例》,为学校以“教授治校”运转保驾护航。
具体而言,条例中将设计理事会、学术与教育委员会、校务委员会、顾问委员会等机构,明确政府、学校、社会、学生、行政、学术的权界。
这在内地尚无先例。
香港科技大学正是通过地区立法,拥有了自己的条例。
在条例保护下,香港政府虽然对学校建设斥以巨资,但对学校的干预却几近于零。
“有了条例作为法制基础,就能保证不管我后面来的是什么人,都可以朝同一个目标走。
”朱清时说。
南方科大之难
朱清时学实验物理出身,信奉“一个改革的行动,胜过一打改革纲领”。
他希望在南方科大这张白纸上,推行一场没有历史负担的改革试验。
但试验的难度让他始料未及。
“一年中,我有数次陷入不知道该怎么办的状态,觉得我可能真的做不到,心有余而力不足。
”朱清时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第一个险些迈不过去的坎,是学校如何得到教育部的承认。
办南方科大,不过是深圳市的“一厢情愿”,没有得到教育部的认可,甚至被一些人认为“胡闹”。
朱清明一次一次地通过媒体,告诉公众自己的改革设想,同时也积极疏通各方关系。
2009年12月底,他利用在横琴岛参加澳门大学新校区奠基仪式的机会,与新任教育部部长袁贵仁作了沟通,争取他的支持。
从去年底至今,教育部长袁贵仁、副部长鲁昕等人,都表示支持南方科大“做中国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试验”。
鲁昕还说:
如果事事都要上级批准,那就不可能有改革。
但中国事情的复杂性就在于,得到上级批准,难;
但上层领导表态了,也并不意味着事情可以变得顺利。
朱清时说:
“后来的实践使我认识到,部长的态度,不等于教育部批准。
”2007年深圳市已和教育部进行沟通,一直没有结果。
对于设置大学的申请,教育部一年只开一次会讨论。
在朱和深圳市多方努力之下,今年9月,教育部为南方科大“开先例”,专门开会研究南方科大问题。
“这是他们对我们的照顾了。
不仅仅是与教育部,南方科大与深圳市也在碰撞中磨合。
今年初,在深圳市政府协调下,南方科大从南开大学金融学院接手了一个校区,不料存在建筑物漏水问题。
按规定,修缮工程要经过评估、审批、立项、招投标、拨款等繁琐的步骤,几个月后才得以动工。
同样,朱清时想给办公室配一台电脑,也要走至少两个月程序。
好在市政府全力支持,决定“网开一面”:
给南方科大每年一千万元机动经费,校方可以不走程序,自由决定将这笔经费用到需要的地方。
校址确定后,需要制定教师队伍薪酬制度。
朱清时制定方案,学校领军教授的年薪,从115万元人民币起步,舆论迅速热炒。
这个薪酬数字,在国际人才竞争中并不是特别有吸引力。
但作为深圳市政府全资建设的公立大学,南方科大的“出格”薪酬,直接影响了深圳市的整体薪酬体系,一时间议论纷纷。
几个月后,这一薪酬标准才得到政府各部门的认可。
招生路上多坎坷
校区准备好了,教师来了,学生呢?
招生问题,成为过去的一年里南方科大迈不过去的槛。
第一个拦路虎,是国务院一份名为《普通高等学校设置暂行条例》的文件。
这份文件发布于1986年,到现在已“暂行”了24年。
《条例》第17条规定:
“设置普通高等学校的审批程序,一般分为审批筹建和审批正式建校招生两个阶段。
朱清时在中科大当了10年校长,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个条例。
开始他以为教育部批准后,就可以招生,没想到教育部批复“筹建”。
而从筹建到正式建校招生,需要一到五年时间。
“不亲自去组建一个学校,就根本不知道中国有这么多教育的规章制度,不知道卡得这么死。
”朱清时感叹。
他有些后悔:
早知如此,南方科大应该坚决跳过筹建步骤,申请正式建校招生。
然而,想要“跳级”,也没那么简单,得满足条例所设置的许多严格条件。
例如,在校学生计划规模不能少于五千人,图书不能少于六万册,等等。
南方科大永久校区刚开工,年初得到的启动校区内,仅有四栋建筑物,第一年招生计划仅50人。
要想获批正式建校,可能性微乎其微。
但是,对于南方科大来说,只有招生了,试验才能真正启动。
经过争取,教育部允许南方科大与中科大联合招生。
这已经是为改革试验开绿灯——以往,尚在筹建阶段的学校,连联合招生的资格都没有。
南方科大计划从报考中科大少年班落选的苗子里,挑选可塑之才。
这时,另一道政策“紧箍咒”传来:
联合招生的学生,都必须是中科大学籍。
这让朱清时再次感觉“掉进了坑里”:
“我们如果只是对中科大的学生进行异地教学,改革试验的意义就很小了。
被逼出的冒险改革
朱清时决定不再等待。
他要进行一场史无前例的冒险——跳出现行教育体制,探索一条全新的道路。
最重要一步是:
从教育部手中要回招生和授学位的自主权。
也就是说,苏刘溢们将获得由南方科大授予的学位。
原因很简单。
如果南方科大按照现行制度,从专科开始办学,升到本科,再一步步申请硕士点、博士点,要办成一所研究型大学,至少要二三十年。
这并不是一个容易的决定:
教育部是否承认此学位,尚是未知数,万一不认可,学生们毕业后能被社会接纳吗?
家长们能放心让孩子来吗?
但在朱清时看来,这是唯一的解决办法。
现在,招生工作已经展开,学校希望从完成高二学习的学生中,招收50名左右的学生,寒假考试,春季开学。
然后,再马不停蹄开展新一轮招生,第二届学生将在明年秋季入学。
为了吸引学生参与这场试验,朱清时承诺:
南方科大的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法都将是世界先进水平,即使基础课,也都请最优秀的大师级人物来讲。
“除了学位没有得到教育部承认外,我们的学生在其他方面,都会比其他学校学生收获更多。
他们读完后,会觉得上这所学校不是损失,而是一种荣幸。
能参加这场改革的试验,也是他们一生的骄傲。
南方科大希望全国知名中学的校长们推荐学生来考试,开出了优厚的条件。
不过,在深圳的一次座谈会上,校长们的担心很现实——“学生只完成了高二学业,我怎么给他发高中毕业证?
起码体育课就没修完。
”“如果推荐了一个本可以上北大清华的学生,中学岂不更是少了一个成果?
”家长们则担心,没有教育部的学籍,学生户口、医疗保障如何解决?
南方科大的学生如果没有拿到教育部学位,报考其他学校研究生如何解决?
一年多的坎坷,令朱清时苍老了许多,他被层出不穷的难题困扰,经常失眠到靠大量服用安眠药才能入睡。
以前,他每半年会做一次体检,就任南方科大校长以来,他一次体检都没做过。
“反正我现在也没时间休息,看到体检结果反而影响心情。
”他说。
如果可以重新选择,是否仍然愿意接受这份校长任命?
朱清时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南“科”一梦?
南方科大的英文名缩写是SUSTC,朱清时喜欢将其与英文单词“sustainability”联系起来,意思是“持久、永续”。
然而,一些评论者将这一试验视为“南‘科’一梦”。
他们认为,要在中国内地建起这样一所理想的大学,不过是一场白日梦而已。
同济大学教授朱大可甚至断言:
“南方科技大学的努力必定要失败,因为它无法跟庞大的行政体制对抗。
”其实,朱清时也将南方科大视为一场“梦”。
不过他说,不是白日梦,而是一代人的梦想。
尽管未来难以预料,好在梦想仍在生长。
除了来到南科大的院士、学者外,一些大洋彼岸的华人学者,也为南方科大的改革梦想所激动。
朱清时在北京开会时,好几个大学校长告诉他,自己学校的教师队伍,尤其是海外回来的教师们,开始有些“军心不稳”了。
一些海归不适应国内大学体制,想投奔南方科大。
10月30日,朱清时在北京见到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后者欣然为南方科大题写了校名。
写完之后,李政道特意题了四个大字:
“敬祝成功”。
(本报记者姚忆江、实习生周冠诚亦有贡献)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
小楼”和“大师”:
一所理想大学的模样
方可成12-1600: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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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李政道题写的南方科大校名。
这所被认为将突破常规的大学,寄托了各界华人的热望。
(南方周末记者方可成/图)
按照校长朱清时的设计,南方科技大学将是一所具备“小楼”和“大师”的学校。
所谓小楼,指的是校园里将没有一栋高层建筑物,这样也就不用装电梯,真正朝低碳、环保的道路走。
从高处俯瞰,你将看到满眼的绿色——小楼们都隐没在了山头和树荫之中。
“小”也代表了这所大学的教育取向:
培养拔尖创新人才。
南方科大第一年的招生计划只有50人,第二年150人,之后逐渐增加,最终稳定在每年2000名本科新生的水平。
这所大学的招生将不通过传统的高考,起码在最初的招生中,学校将直接从高二学生中选拔苗子,因为对于这些学生而言,高三将纯粹是在应试中浪费时间。
学校的学生不多,学生宿舍楼也就不需要多大,一栋楼里能住三四百人足矣。
不过,在这所大学,学生住的小楼不叫“宿舍”,而叫“书院”——虽然名字颇有中国古韵,但学习的却是哈佛大学等国际名校的成熟经验。
书院将彻底颠覆学生宿舍的概念,它不仅仅是学生们睡觉的地方,而是一个全天候的教学基地,开展的是通识教育,或曰全面教育。
每一个书院都配备有专职老师,与学生们同吃同住,随时解答学生的问题,解决他们的困难,并开设各种选修课和讲座。
在书院里,学生们可以听到类似于在网上流传已久的哈佛大学“公正”课那样的课程;
有来自美国的老师来讲心理学,让学生们知道怎样控制和保持健康的心理状态;
有老师讲经济学,让学生们看得懂经济形势;
有老师培养学生的表达能力,既包括写作,也包括口头表述。
老师还要向学生们介绍全世界的各种文化,让他们有全球的观念,知道外国人是怎么回事,不同民族是怎么回事,人类文化是怎么回事;
此外,书院还要培养学生们的道德修养。
这些通识教育课程将由丁学良教授负责组织,其目标是让学生们拥有国际视野、独立思考能力、社会责任感,以及文化修养。
这所大学的创校校长朱清时本人就是一个兴趣广泛的人,他对文物、书画、陶瓷都很有兴趣。
他希望学生们明白:
生活中多一些兴趣,人生就将更丰富,智力也可以开发得更好。
当然,作为一所以理工科为主的研究型大学,学生们的主要精力还是要放在专业课的修读上。
入学前两年,本科新生将不分专业,学习同样的理工科基础课——数学、物理、化学、计算机、生物,这些课程的第一批授课教师分别是:
张景中院士、陈应天教授、李晓原教授、陈国良院士,以及一名尚未确定的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他们都是大师级的人物。
英语课也是重点必修课程,将由香港科技大学的教授授课。
实际上,南方科大的所有课程都将尽可能使用英语教授,使用英语原版教材。
50%的学生将获得赴国外大学交换的机会,一些人还能接受美国排名前20位大学的联合培养。
此外,学校还将开设“创新素质课程”,校长朱清时院士会亲自讲授“伽罗华如何发明群论”。
大师们愿意来这所年轻的大学上课、做研究,是因为在这所大学,他们将真正是治校的主人,他们的学术研究将得到足够的尊重。
这将是一所“谁有理谁说了算”而非“谁官大谁说了算”的学校。
为了保障“教授治校”的开展,特区立法通过《南方科技大学条例》,实现依法治校,将行政力量的干预减到最小。
学校的最高决策机构是理事会,由政府代表、人大代表、社会贤达、学校领导、教授代表、学术代表、校友代表组成。
校长是由理事会选出,而非上级委派的。
此外,学校还设有党委,及学术委员会、校务委员会和顾问委员会。
在学术委员会和校务委员会中,一线教授代表不少于三分之一。
这所大学的另一个特点是:
不设院系,代之以理学部、工学部,以及建设几十个研究室(所)和若干跨学科研究中心。
每个研究所的成员不仅要研究,还要开若干专业课,供大三大四的学生选修,每个学生到了大三也都要选择一个研究所注册,在这个研究所写论文。
这样一来,学科架构将被重新设计,一方面适应现代科学交叉发展的趋势,另一方面精简了行政机构和人员。
校长要想听到一线教授的声音,便不必通过院长、系主任等层层汇报了。
这所大学的经费将接受社会捐赠,但主要还是来自市政府。
不过,与一般政府单位不同的是,校方并不需要每年制定详细的预算上交审批。
按照条例规定,政府每年自动拨出一笔款项交给学校,由校方自主决定如何花钱,政府只履行监督职责。
市政府给予的经费支持将是巨大的,可以保证这所大学的老师集中精力搞教学科研,不需要将时间花在申项目、争经费上面。
当然,学校并不反对老师们参与竞争项目经费,这也是保证其活力、检验其水平的方式。
但这种参与绝不会多,老师不需要变身为课题经费公关者,而是回归科研的本位。
如果老师们有独创的思想,一开始并不一定为大家理解,不一定能竞争到经费,学校将动用自身的评价标准,给有前途的项目提供足够的支持。
在这所大学,将没有行政级别,行政人员纯粹是服务者,但他们会得到不错的待遇和保障。
这所大学的所有努力,都指向一个目标:
回答“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这样的一所大学,在中国的现实教育土壤里,会不会只是一个美好的梦想?
不参加高考,就是支持改革?
——风暴眼中的南方科技大学
方可成2011-06-09
一直以来,教育部的态度并不强硬,有时还站在支持南科大自主招生的阵营中。
从2009年底至今,包括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内的多位官员曾发表过讲话,支持改革试验。
南科大一位老师认为,这样的二元对立很大程度上是社会舆论渲染的:
“目前社会舆论似乎是说:
‘不考’就是支持改革,‘考’就是背离改革。
”有网民建议:
“现南科大一举一动,媒体盯得紧,有动辄得咎之惑。
若为改革计,不妨能降降温,给多些空间。
南科大的首批学生们从入学开始,就做好了不高考、不拿教育部文凭的打算。
(周游/图)时钟指向九点,南科大教学楼304、305教室依然见不到一名学生。
6月7日上午,答案终于揭晓:
南方科技大学首届教改实验班的45名学生没有一人踏进高考考场。
45名学生拒考,迎合了许多人的愿望。
消息甫一传出,引发舆论欢呼。
在一边倒的声音中,南科大此次高考风波,被简单解读为一则“抗争”的故事。
但实际上,在是否高考这个问题上,处于风暴眼中的老师、学生、家长,乃至深圳市政府、教育部,都面临着艰难的选择,进行着复杂的考量。
2010年7月,国家颁布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
要构建政府、学校、社会之间的新型关系。
南科大高考风波恰好为此提供了注脚:
在三者关系尚未理顺的时候,社会对于政府的警惕心理如何激化了对立情绪,而政府所作的努力又如何被学生和家长负面解读,处处举步维艰。
制度“红线”
因为要求南科大学生参加高考,教育部再一次成为众矢之的。
其实,一直以来,教育部的态度并不强硬,有时还站在支持南科大自主招生的阵营中。
“我认为文凭应该是学校负责……如果各国都有经验,可以考虑让南方科技大学去试。
”一年多前,袁贵仁如此表态。
但正如南方周末在2010年12月16日的报道《办一所“出格”的大学有多难》中提到的那样,上层领导表态了,并不意味着事情必然变得顺利。
部长的讲话被南科大视为“尚方宝剑”,屡屡引用,但它毕竟不具备法律效力。
直至今年2月25日,局面才逐渐变得明朗——在当天的新闻通气会上,教育部发言人续梅说:
“对创办南方科技大学并进行高等教育的一些改革、探索,教育部是积极支持的态度。
”然而,时隔3个月,续梅在记者会上再次谈及南科大时,虽然依然重申“大力支持”,却意味深长地补充说:
“任何改革首先要坚持依法办学,要遵循国家基本的教育制度。
续梅所言的“基本教育制度”即是高考。
这是改革的一根“红线”,并非因为支持改革就可以允许南科大突破。
实际上,自开学以来,就高考问题,深圳市一直在与教育部进行谈判,南科大亦在积极协调变通之法。
只不过在5月份,在《南方科技大学管理暂行办法》通过实施之前,来自教育部的高考指令最终落下。
体制输出了指令,一贯支持南科大教改的深圳市政府便成了执行者,政府官员需要回头劝说学生们参加高考。
为了给学生做工作,市委副书记王穗明还曾亲自到南科大现场办公一天,坐镇指导工作。
“伪高考”?
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一场特殊的高考。
简单来说,高考不过是走个形式,完成程序而已。
市政府向学生许诺:
不需要回到原籍参加高考,南科大校内将特设考场,使用广东省高考试卷,分数将不对外公布,不管考多少分,学生都会依然就读于南科大。
为了尽可能争取学生参加高考,政府将报名截止日期一再延迟,一开始是5月31日,之后延长至6月3日,最后又改为高考开始前随时可以报名。
端午节期间,负责报名工作的老师也都没有放假。
校方亦不断重申这一高考的特殊性。
在给学生们的通知中,高考被称为“高等学校注册考试”,而非“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入学考试”——言下之意,作用仅仅是完成“注册”手续,并不依靠其招生和入学。
在南科大的一些老师看来,这些具体操作体现了政府的通融,而且,走一遍程序之后,能够还给学生们一些他们本应得到的保障。
正如教育局的工作人员对学生们所说:
如果参加高考,将可以获得教育部承认的学籍和文凭,这将给学生们带来“双保险”,毕业后申请国内研究生、进入公务员系统等都不会遇到障碍。
但想当公务员的学生根本就不会来南科大。
从一开始,这些学生就和学校签订了《自愿申请就读南方科大教改实验班协议书》,做好了拿不到教育部承认文凭的准备,他们深深认同朱清时校长所言:
“我们的文凭,让社会来承认。
”如今,面对教育部主动送上的文凭,他们普遍心怀不解。
而政府为学生们参加高考创造方便的种种具体做法,却引发部分学生和家长的进一步质疑:
高考报名时间早就过了,为什么我们还能报上名?
大多数学生是不能在本校考场参加高考的,为什么我们都可以在南科大考试?
有学生干脆称这场考试为“伪高考”,并认为这伤害了高考的纯洁性——“既然教育部是以‘依法办学’为旗帜要求我们参加高考,这些做法本身就是违规的。
”学生小贤(化名)说。
学生们的想法并不一致
种种得不到答案的疑问,令一些学生产生了对“黑箱操作”的怀疑。
一些学生想出了办法:
写公开信,开“微博”,借助舆论的扩音器放大自己的声音,引发社会关注和讨论。
后来,那封两千多字的公开信成为媒体争相引用的对象,亦被人们视为代表全部45名学生的声音。
但是,根据南方周末记者的了解,学生们的想法并非全然一致。
尽管绝大部分同学都反对参加高考,但理由却不尽相同。
有人认为可以理解教育部的要求,但希望能有沟通、对话的机会,正如公开信中所写:
“并不是高考了就是不改革了。
但也有人的看法更为激进些。
在校门口接受众多媒体采访时,学生潘登说: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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