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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于2O世纪5O一6O年代的历史条件,当时中国的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学者主要是以苏联史学为研究的典范,这一点充分体现在研究者的历史事实陈述和学术观点中。
“文化大革命”
运动打断了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学科的正常发展进程。
10年的空白和封闭给中国的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领域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
由于外文书籍和期刊停止进口,中国研究人员对国外专业领域的学术动向几近一无所知。
有人说70年代后期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的认知水平只相当于原苏联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水平。
这种状况远不能适应改革开放、面向世界、了解世界的发展形势。
1977年,大学分科复课并重新开始招生,从事世界史教学的老师们恢复了编写世界史教材的工作。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学科进入快速发展的阶段,随着改革开放事业的迅猛发展,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人员焕发出空前的学术研究热情,积极投身到各个领域的研究中,取得可喜的进步。
十年浩劫结束后,林志纯、周谷城、吴于廑、吴汝康、周一良、齐思和、戚国凎等老一辈学者为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学科的重建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1979年,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和中世纪史研究会相继成立,后来两会合并为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会,该会至今仍然是我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领域的最主要的学术团体。
70年代末期,古代中世纪史学科开始招收研究生,吸引了更多的中青年学者加入到这个研究领域中。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学科建设也出现新发展,古典学、亚述学、埃及学和赫梯学先后建立,从学习古代语言文字入手,深入研究各古代文明。
30年来,中国古代中世纪史学界在扩充研究队伍、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宏观研究与专题研究相结合、引进和积累原始史料、提高专业外语水平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在信息技术日新月异地高速发展的今天,学术研究和学术交流的形式也在发生变化,网络成为学术交流的最重要的平台之一,在学科建设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我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学者顺应这一新形势的变化,在进入新世纪以来相继建立了两大非经营性专业网站:
即“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网”(
聊城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陈德正教授受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学会古代史分会之托主持,)、“中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网”(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学会中世纪史分会主办,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承办,
。
上述网站无偿提供了大量的具有公开性、共享性的有关国内外世界古代中世纪史教学与研究的学术信息,主要受众为高校与科研院所的历史学及相关专业师生及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学的研究者和业余爱好者。
另外,涉及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的专业机构网站还有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所网站()、天津师范大学欧洲经济-社会史研究中心主办的“经济-社会史评论”网站(
网站(
30年来,我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领域的学者们发表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如果说在改革开放后的最初一段时期,我国学界在宏观理论问题和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的教科书编纂上投入了很大精力的话,那么,在90年代至新世纪初期,不少学者更加关注断代史、专题史等中观或微观领域的研究。
过去30年中,我国学者撰写的通史性著作主要有世界上古史纲编写组的《世界上古史纲》、刘家和主编的《世界古代史》、朱寰主编的《世界中古史》、齐世荣主编《世界史》、马克垚主编的《世界文明史》等。
此外,还编纂了一些重要的工具书,如朱庭光主编的《世界历史名人传》(古代部分)、《世界历史大事集》(古代部分);
《中国大百科全书?
世界历史》等。
在断代史、国别史、专题史研究方面也收获颇多,推出了一批有鲜明个性的研究著作,如日知的《古代城邦史研究》、马克垚的《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朱寰主编的《亚欧封建经济形态比较研究》、施治生、刘欣如主编的《古代王权与专制主义》、施治生、郭方主编的《古代民主与共和制度》、胡庆钧、廖学盛主编的《早期奴隶制社会比较研究》、施治生、徐建新主编的《古代国家的等级制度》等。
在原始社会史研究领域,学者们关心的主要问题有“人类社会的产生”、“原始社会的分期问题”、“氏族制度”、“文明的产生与向阶级社会的过渡”、“史前文化”等问题。
在世界古代史研究领域,人们重点研究的课题有“古代文明的发展演变”、“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古代王权的产生、发展与类型”、“古代城邦研究”等。
在“西亚北非史研究”领域,主要研究方向为古代埃及史和两河流域史。
主要成果有《古代埃及史》、《西亚农耕的起源》、《埃及考古学》等。
近年的西亚北非史研究不断拓展研究领域,古代王权、古代经济、古代社会制度、考古遗址和遗物、古代妇女问题、宗教信仰等领域也出现了不少研究成果。
特别要指出的是,30年来我国的西亚北非史学者在史料建设、掌握古代语言方面投入了极大的精力,为研究打下了深厚的基础,使该领域的部分研究成果已达到国际水平。
古代希腊罗马史研究是我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中最活跃的研究领域之一。
该学科的研究历史较长、基础较坚实、研究成果也较多。
主要研究的课题有:
“荷马史诗与英雄时代”、“奴隶制度与社会阶级结构”、“希腊城邦制度”、“古代民主制度”、“古希腊罗马的哲学与史学”、“古罗马的共和国与帝国”、“中西文明的比较研究”等。
近年来,研究者们不断开拓视野,提出了许多新的研究课题,如“希腊城邦间关系的研究”、“
罗马社会婚姻制度”
、“古希腊人的文化认同研究”、“
罗马帝国时期的农业变革研究”等。
在史料积累方面,不仅重视传统的文本史料,还开始引进碑铭学、钱币学等文物考古领域的研究成果。
在古代南亚史研究方面,学者们集中讨论了“古代印度的历史分期问题”、“种姓制度”、“婆罗门教和佛教”、“古代经济与土地制度”等问题。
古代东亚史的研究中,古代日本和古代朝鲜史的研究成果较多。
由于上述东亚国家在地理上是我国的近邻,在史料交换、研究成果交流等方面较之其他学科更为方便和频繁,得到研究信息的速度也更快,因此在研究中更容易形成学术互动的局面,这是古代东亚史研究的一大特点。
欧洲中世纪史研究一直是我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中的重点研究方向。
欧洲中世纪史在我国一般是指公元五世纪至公元十七世纪欧洲的历史,即上接罗马帝国和古典奴隶制的衰落,下联欧洲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兴起,主要研讨的是欧洲封建社会的产生、发展、衰落及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历史。
学者们集中探讨的问题有:
“封建社会的基本经济规律”、“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及欧洲各国封建化过程的特点”、“中世纪史的体系与分期问题”、“中世纪的王权与政治制度”、“封建社会的土地所有制形态”、“中世纪的政治思想与文化观念”、“欧洲的教会与宗教改革”、“王权与教会的关系”、“欧洲中世纪的阶级、等级与社会结构”、“欧洲中世纪的城市”、“欧洲的文艺复兴与思想解放”、“欧洲中世纪的商人、行会和商品经济”等。
在我国的中世纪史研究中,英、法、德、意等西欧国家的中世纪史研究成果最多。
近年受到重视的“欧洲中世纪社会生活史研究(包括人口、妇女、婚姻、家庭关系等问题)”、“经济社会史研究”、“从中世纪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型时期研究”、“整体史研究”等新的研究课题,表明该领域的研究正在不断拓宽和深入。
在欧洲中世纪史研究中,比较研究的方法也倍受重视,研究者们认为,把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与比较方法相结合,有助于深入地理解欧洲封建社会。
其中专题性的比较研究主要有“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比较”、“经济结构的比较”、“封建城市的比较”、“封建政治制度的比较”、“封建化的比较”、“封建文化的比较”、“中西封建社会的比较”等。
除欧洲中世纪史研究以外,在阿拉伯伊斯兰教国家的历史、东亚国家的中世纪史、南亚、东南亚国家的封建王朝史等研究领域,我国学者也都有了非常可喜的研究进展。
第二节
30年来的中国世界原始社会史研究
中国的世界原始社会史研究与世界古代史其他研究领域相比,具有自身的特点。
由于年代久远且研究资料匮乏,学者们不得不进行带有许多假设成分的定性分析,考据性、实证性的研究成果尚不多见。
20世纪80年代,在改革开放的大好环境下,一些有志于原始社会史研究的学者积极投入到了这一领域的研究当中,出现了一个研究的高潮阶段。
进入21世纪以来,由于学科队伍发生了一些变化,一些曾经从事原始社会史研究工作的学者大都转而从事社会学、民族学和人类学的研究,因而体现较高水平的论文和论著有所减少。
30年来中国的世界原始社会史研究主要集中于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关于“劳动创造人”命题以及相关问题的讨论,人类是由已经灭绝的古猿进化而来的,在从猿到人的转变过程中,劳动起了决定性作用,这似乎已经成为众所周知的科学论断。
但是,对“什么是劳动”、“什么样的劳动创造了人”、“劳动如何创造人类的”、“是否只有劳动才创造了人”、“真正的人类是何时出现的”
等问题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论,而学者们对这些问题的探讨也有一个逐渐深入的过程。
最初,学者们专注于“劳动”概念的探讨,形成了截然相反的观点。
颇有代表性的意见是两种劳动论,认为存在两种劳动,一种是正在形成的人的劳动,他们通过使用天然工具的劳动把过渡时期的生物改造成人;
另一种是已经形成的人的劳动,他们通过制造工具的劳动把自然界的材料改造为人类的财富;
前者是后者的前提,但二者存在本质区别,前者才是创造人的劳动①。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把两种劳动截然分开是不妥善的,全部劳动历史都是劳动创造人类的历史,劳动的出现不是在人类出现之后,而是与人类在同一过程中出现的②。
随着探讨的深入,有学者注意到仅仅用劳动解释人类起源并不能令人满意,因而提出自然选择、生物学规律(基因和遗传物控制等)和劳动等在人类起源过程中都起到了重要作用的观点,认为自然选择的结果仍是自然物,而生物学规律和劳动的结合创造了具有社会性的人③。
进入90年代,随着现代分子生物学的介入,进一步动摇了劳动造人说。
龚婴晏对国外关于人类近亲和远祖的新认识进行了概括性介绍,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指出不能将“劳动创造人”的命题绝对化、简单化,这一命题基于法国学者拉马克的学说,而该学说已经被现代生物学所否定;
现代科学证明人和猿之间并不是一棵大树上的两个分支这样简单的关系;
如果承认人是一种生物,就必须承认人类起源也受到自然规律的支配,因而也就必须用自然规律加以说明,如果用劳动这种非自然的因素来解释人类产生的过程,认为人类受超自然的规律支配,那就会产生新的特创论,实际上否定了现代科学④。
这种观点引起了学界的反响。
韩民青等人坚决反对只从生物学角度看待“劳动创造人”的命题,认为人类的起源,即“从猿到人不能仅仅运用生物规律来解释,‘劳动创造人’是比生物规律更为高级的规律,属于社会规律和文化规律。
”“如果囿于生物学观点,不仅难以认识到‘劳动创造人’的真谛所在,实际上也就不可能认识人类的起源、存在和发展。
”⑤
接着,龚婴晏通过对国外关于人类起源的关节点——直立行走的发生——的研究成果的总结性介绍,指出到20世纪末期,生命科学已经发展到探索遗传基因的内部结构了,国际上已经在越来越具体地讨论人类起源的细节了,在这种情况下,国内一些学者仍从哲学的角度进行词汇游戏式的辩论,这是十分可笑的⑥。
通过这些讨论,我们对“劳动创造人”的命题有了更深入、更全面的认识,但这个问题的争论仍未结束。
与此相关的问题是人类的最早祖先是谁,或者说,人类是在什么时候形成的。
毛昭晰等人主张人类分化始于腊玛古猿,其时间约为1400万年至800万年前,腊玛古猿是从猿到人过渡阶段的早期代表,是人类的最早祖先,或者至少是人类直系祖先的代表⑦。
但杨堃则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把腊玛古猿视为正在形成中的人,值得商榷,只有到了新人阶段,才是完全形成的人⑧。
原始社会史的历史分期问题也是学者们比较感兴趣的一个问题。
林志纯、林耀华和毛昭晰等人提出的原始群、血缘家族和氏族公社三段假说最为著名,但在构建三段式的时间框架和确定不同阶段的内涵时,三段说的提倡者们彼此之间也存在着较明显的分歧。
这种分歧集中在人类历史的起点上。
林志纯、毛昭晰基于恩格斯等人的论点和相关材料,将原始社会的上限定在早期猿人,即能够制造工具的完全形成的人出现之时,在这之前是正在形成中的人阶段,属动物界⑨。
而林耀华等人则将直立行走与手足分化作为人类形成进而人类社会形成的标志,把原始社会推前了600—1200万年⑩。
其他一些学者还提出了四段说、五段说和六段说等。
但这些分期法均未从根本上超越摩尔根的体系,直到今日也没有一个为大家共同认可的分期法,讨论仍在继续。
原始社会的社会组织问题也是学者们热烈讨论的焦点。
学者们对原始群的性质、概念本身的科学程度,普那路亚、血缘家庭是否存在过,氏族的产生机制,群婚的历史地位,母系氏族公社与父系氏族公社的特征以及公社所有制的运作、解体等等都进行了一些较有新意的探讨。
蔡俊生对群婚的研究较具代表性,他肯定摩尔根关于群婚的理论和探索方法,但指出其群婚概念存在缺陷,而家庭发展序列中的血缘婚和血缘家庭实际上并不存在;
他认为摩尔根混淆了家庭和婚姻两个概念,导致群婚理论与群婚概念的矛盾;
他还认为两个氏族之间的群婚是人类由杂婚到有严格规范的婚姻组织的最初之路;
他注意到可能在原始群时代成年女性发情期消失的意义和后果,以及生产上禁忌的产生与影响从而造成群内性关系的中止,逐渐形成氏族11。
但肯定传统血缘家庭的也不乏其人。
李根蟠和吕光天等人就坚持成说,认为血缘家庭具有普遍性12。
公有制问题是原始社会史研究中占较大比重的课题。
刘家和、贺允清对原始公有制的特点和发展趋势进行了讨论,认为原始公有制不同于其他公有制的根本之点,在于它是在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人群集团中实行的,超出氏族和部落的界限,就不复存在了,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沿着氏族、部落各层逐渐缩小,最后在界限移到个体家庭时,实现了向私有制的质变13。
余树声也细致地探讨了原始公有制向私有制过渡的普遍规律和统一模式14。
此外,学者们还就原始社会的图腾崇拜、古文物遗存、古人类化石等进行了研究。
从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过渡的发展道路及社会组织形态的的演进,是我国中国史学界和世界史学界都十分关注的课题。
美国民族学家摩尔根提出在原始社会末期和阶级国家产生之前存在一个军事民主制发展阶段。
上世纪60年代以来,国外人类学家又提出从酋邦到早期国家的发展模式。
1995年我国中国史学者谢维扬发表了《中国的早期国家》(浙江人民出版社)一书,他认为由原始社会过渡到文明社会的国家存在着“以社会本身向外部扩张为主要动因”和“以社会内部的发展为主要内容”的两种不同的国家产生的模式。
易建平不同意谢维扬的上述观点,他在评介了国外人类学家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部落联盟、酋邦、专制政治、早期社会和非专制政治等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人类社会权力结构的发生发展演变与人类社会规模并最终与地理环境有关15。
对原始社会进行综合性研究的成果有上世纪80年代陆续出版的几部较为突出的专著。
林耀华主编的《原始社会史》(中华书局1984年版)取材丰富,收集运用了我国民族学、考古学和古代典籍中的史料,涉及到了我国十几个少数民族的材料,颇具特色。
作者在书中提出并解答了一系列原始社会史研究的重大课题,如原始社会史如何形成为一门学科,恩格斯的两种生产说应如何理解以及原始社会史的分期等。
蔡俊生的《人类社会的形成与原始社会形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是另一部关于原始社会史的力作,该书以原始社会形态的发生及其演变为研究对象,全面细致地分析了摩尔根的贡献和缺点,探讨了人类社会组织形成的生物学前提与物质生产条件,论证了原始公社、氏族公社的演变过程和转变机制以及内部结构。
杨堃的《原始社会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以历史唯物观为理论前提,力图设计一个完善的原始社会发展体系。
作者把整个原始社会看作是一个变量,设计出细密的发展阶段系统,论述了适用于不同阶段的具体规律。
原始社会史是一个需要古地质学、考古学、人类学、比较民族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知识的研究领域,中国目前的世界原始社会史研究的发展状况亟待改进,期待这一重要的研究领域在不久的将来再度崛起。
第三节
30年来的中国古代西亚北非史研究
古代西亚北非史研究的是以古代西亚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安纳托利亚高原、古代北非地区的古代历史为研究对象,时间跨度从史前时代至公元641年阿拉伯征服埃及。
作为世界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我国世界史学界历来重视该地区历史的研究。
新中国建立之前,中国世界古代史学科基本上没有建立起来,更谈不上西亚北非史研究。
从建国初期苏联专家帮助中国建立世界史研究专业开始,古代西亚北非史就已经被列入学科建设中。
尤其自20世纪50年代初起,中国学者开始研究古代西亚北非的历史和文化,写作和翻译了各类文章几十篇,主要探讨社会形态问题,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西亚北非史专业的真正建立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者共在国内外学术期刊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近两百篇,出版学术论著、编著和译著达几十种,在通史和专题研究两个方面都取得了丰硕成果,中国古代西亚北非史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一、学科从无到有,队伍不断壮大
中国的古代西亚北非史研究起步于东北师范大学,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在林志纯教授的积极倡导和努力下,就已经划分了包括古代西亚北非史在内的比较详细的学科分类体系,但是由于从事该学科研究的人员数量极少、研究资料极度匮乏、研究手段及方法也因循前苏联学术传统。
因此,并没有形成研究中心,古代西亚北非史研究在世界古代史研究领域中的地位也远远不及古代希腊史、罗马史,在世界古代史教科书中所占的比例也相当小。
但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老一辈世界古代史研究者已经开始重视收集原始资料、搜集整理古代西亚北非史研究的新资料、新方法及研究动向,改革开放初期,古代西亚北非史研究的最早一批学术成果均出自这些老一辈学者之手。
同时,东北师范大学陆续建立了与国际学术界学科分类并行的亚述学、赫梯学、埃及学三个古代西亚北非史学科。
这些专业的学者开始从古文字入手,运用第一手研究资料,学习和研究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古代安纳托利亚地区、古代埃及的古代历史文化。
1978年,中国恢复研究生招生,林志纯先生招收了第一批世界古代史专业的研究生,吴宇虹、令狐若明成为改革开放以后第一批从事古代西亚北非史研究的硕士研究生。
1984年,周谷城、吴于廑、林志纯三位知名学者联合上书中国教育部,提出填补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领域的空白,在东北师范大学建立世界古典文明研究试办班的意见。
同年,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试办班成立,来自全国10余所高校的20余名本科四年级学生进入试办班学习,由国家专家局特聘的4名外国古典学、埃及学、赫梯学专家教授古代希腊语、拉丁语、埃及象形文字、赫梯语楔形文字等古代语言及古典文明史,试办班学生开始在外国专家的指导下,系统学习古代西亚北非地区的文字、文明与历史。
1986年,在世界古典文明试办班的基础上,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成立,设立了古典学、埃及学、亚述学、赫梯学四个学科领域,面向全国招收大学三年级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
1987年,中国第一位亚述学博士杨炽从美国芝加哥大学毕业回国,在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建立了当时国内唯一一个古典文明史研究的基地,并且依照国外的教学管理模式管理、指导学生从事学习和研究,英语成为工作和学习语言,用英语上课、撰写论文及答辩成为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的特色,此举极大地缩短了中国学生与国际学术界的距离,使得中国学生可以迅速融入国际学术界,及时了解国际学术界最新研究动态,也有利于国际学术界了解中国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的状况及最新研究成果。
与此同时,在林志纯教授等的努力下,第一批留学生赴英国、德国、美国、法国、荷兰等国家学习亚述学、赫梯学、埃及学。
经过10余年的刻苦学习,他们在1990年代以后陆续学成归国,成为国内古代西亚北非史研究的骨干。
从1984年第一届世界古典文明试办班开课至今,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已经先后招收了20余届数百名大学本科生学习专业的世界古代史课程,他(她)们中的一部分人后来成为我国古代西亚北非史研究的专业研究人员。
目前,这里培养的近10名亚述学、赫梯学、埃及学学者在东北师范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北京师范大学、厦门大学、西南大学等研究机构及大学从事科研和教学工作。
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成为中国培养古代西亚北非研究人才的重要基地,并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是国内唯一的一个从事古代西亚史教学与研究的机构;
在北非史研究领域,也是除内蒙古民族师范大学之外,唯一一个培养该专业研究人员的地方。
1986年,在英国学者的帮助下,吴宇虹博士成功释读故宫博物院所藏两块楔形文字马骨文献中的一篇,以此为契机,《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杂志(英文版)试发行该杂志为年刊,主要刊载中外学者有关世界古典文明的论文及文章。
以该杂志为媒介,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与世界各国400多个(名)学术机构、图书馆及学者建立了赠与、交换关系,中国学者可以迅速及时地掌握国际学术界的最新动态,国际学术界也及时了解到中国古代史研究者的研究进展,每年有关亚述学的文章被Orientalia杂志(罗马出版)和A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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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entalis(奥地利维也纳出版)列入每年国际亚述学论文索引,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得以向国际学术界展示。
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也因此成为国内古代西亚北非史研究资料最集中的地方,所藏赫梯语楔形文字文献几乎囊括了所有已经发表的原始文献;
所藏阿卡德语楔形文字文献、埃及象形文字文献等数量亦十分庞大;
亚述学、埃及学、赫梯学工具书十分齐全;
有关研究期刊达到100多种,囊括了亚述学、埃及学、赫梯学研究最重要的期刊杂志及丛书类著作。
20世纪90年代初,古代西亚北非史研究在国内学术界一枝独秀的局面被打破,1991年,内蒙古民族师范学院成立了世界上古史·
埃及史研究所,这是中国以埃及学为研究中心的第一个研究机构。
研究所在刘文鹏教授的领导下,与兄弟院校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合作从事埃及学研究,主持或参与了国家级研究项目,并与英国、南斯拉夫等国学者进行了学术交流。
1992年5月,南京大学犹太文化研究所成立。
该研究所从事犹太文化的专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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