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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叶开第一次被孩子的语文教育刺痛。
“你可能觉得很可笑,但这就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
”如今回忆起来,叶开摇头叹道。
两位博士实在是没想到,他们会在小学三年级语文题上马失前蹄。
看到乔乔成绩下滑明显,王琦很着急。
她找到语文老师,认为不应该让孩子做这么多练习题。
老师告诉她:
“从三年级起有了阅读理解,不再只是认字记词。
乔乔的阅读能力有问题。
”“不会的,她看书没有障碍。
”王琦急忙跟老师解释。
因为就在上三年级前的这个暑假,丈夫给女儿买了《哈利?
波特与魔法石》,这是他们第一次给女儿买长篇读物。
结果8岁的乔乔不仅很快看完了,还开始接着看中国四大名著彩图本。
听完王琦的解释,老师不相信,摇头表示怀疑。
这让王琦很忧虑,她开始想,女儿不会真是有阅读问题吧。
回到家,她急忙跟叶开探讨起来。
叶开那时正研究现代文学中的乡土文学叙事,并得出结论,“那一代的不少作家不说真话”。
听了妻子的担忧,他拿起乔乔的语文课本,试图弄清问题所在。
结果一打开课本,他发现一些不说真话的作家的作品,不仅进了女儿的教材,“而且还要背诵”。
更糟糕的是,一些原本是经典的作品,到了教材里被改得支离破碎、面目全非。
他正冒火,转身却发现乔乔抱着《哈利?
波特与魔法石》目不转睛地读着。
为了考验女儿,他刻意跟乔乔聊起《哈利?
波特》和四大名著彩图本,结果发现里面很多故事和细节,乔乔记得特别清楚。
“这说明她不是胡乱读,是真读懂了。
”叶开强调道。
他和王琦也一致判断:
大可宽心,女儿的阅读理解完全没问题。
他进而感叹道,小学是孩子学习的黄金时代,因为孩子的记忆力非常好。
“可是,”他话锋一转,气愤地说,“在小孩最需要汲取人类文明精华的时候,有人却给他们喂了垃圾。
教材里面,有好多非常糟糕的东西!
”
叶开把乔乔的几本语文教材全都仔细看了一遍。
2008年11月,他写了第一篇批判语文教材和语文教育的文章《语文的物化》。
在文章中他写道:
“中小学的语文课本里选入了很多与花草树木有关的文章。
在这些文章里,作者不是欣赏鲜花自身的美丽,而是在鲜花这个符号上寻找道德寓意。
这一年年底,叶开与晓苏见面,原本是要聊文学创作的问题,结果把主要的时间都用在了聊语文教育上。
“我们觉得,现在的语文里,非语文的因素太多,太多泛政治化、泛道德化的因素,老师又教得太保守太落后,学生不喜欢。
”晓苏回忆,在这一点上他们达成了共识。
看了叶开的批评文章后,晓苏认为“很深刻,很尖锐,点到了穴位”,随即邀请叶开在《语文教学与研究》上开专栏,批判“病态的教育带给语文的痛”,希望刺激中小学语文老师“已经麻木的神经”。
其实对于自己的语文课本,乔乔在一年级的时候还是感觉“挺好玩的”。
她记得,一年级的语文书上有好多图画,有小动物,还讲爱护环境,“看上去没有那么讨厌”。
翻开一年级下学期的语文课本,学到第40课《三过家门而不入》时,乔乔当年用红笔在彩色书页下角,吃力地写下了“舍小家,顾大家”6个稚拙的字。
她回忆说,语文老师告诉他们,“大家”里有很多“家”,就是“国家”的意思。
当时刚刚7岁的小姑娘,始终没弄懂“大家”的具体意思,只是很固执地认为,“大禹就是一条鱼,所以他才治水”。
虽然很多东西搞不明白,但书本上的图案还是吸引了乔乔。
“当时我觉得,哇,好奇妙哦!
”她边说边做出夸张的表情。
当时在课堂上,老师写什么她就跟着一笔一划地模仿。
回到家里,她则开心地看《小小建筑师巴布》、《猫和老鼠》等动画片和《哈哈画报》上的漫画。
这种开心的笑声时常在叶开家里响起,前4个学期,乔乔经常拿回满分的语文成绩单。
但到了三年级,写作文成了语文课上的重头戏。
同学的书包里,慢慢开始有了《优秀作文选》。
看到有同学买“作文套餐”,乔乔出于好奇借过来看了一眼,就再也不想看第二眼。
她还是喜欢爸爸不久前给她买的《哈利?
波特与魔法石》,其次是《林格伦文集》。
可是她只有先写完作业,才能看这些书。
她开始打自己的小算盘,养成了到处藏书的习惯。
在写作业、弹钢琴时,甚至是语文课堂上,她都会时不时偷偷地瞄上这些书两眼。
语文课本开始变得让她“一点都不喜欢”。
她更不喜欢的是书包里的教辅书《一课一练》,这占据了她课后很多时间。
比如,根据教辅材料,乔乔每天需要填很多反义词和近义词,这常常让她的博士父母为难。
他们不愿像其他父母那样给女儿买《近义词词典》或《反义词词典》,于是就安慰女儿:
“我们认识出这些教辅书的人,这东西他们自己的小学不用,自己的孩子也不用,你就随便应付一下算了吧。
一次假期快结束时,乔乔的班主任来家访,问孩子这个假期都在做什么。
叶开笑着回答:
“忙着倒垃圾。
”
这让年轻的女英语老师一愣,没有反应过来。
叶开马上解释说,“孩子在学校学了半个学期的语文,肚子里装的都是垃圾,我们利用假期给她倒出来。
“倒垃圾”的方法,则是给孩子买经典作品阅读。
在意识到孩子语文教材中的问题后,叶开给女儿买了一个四层的书架,书架上多了《哈利?
波特与密室》等《哈利?
波特》系列小说的续集,也有了《窗边的小豆豆》、《唐诗三百首》等名著,而孩子也看得津津有味。
实事求是的说,在语文教学改革陷入进退两难的今天,在我们身边仍有众多的学生被迫沦为“异类”,他们因为学不好母语而被人指责耻笑,但责任并不仅仅应由他们自己承担。
我们可以从文中的实例中看到,天真可爱的乔乔因为有了理解她的“高素质”父母,避免了深陷学习痛苦的渊薮,反而将她引上了一条光明大道。
但我们同样知道,并非所有的孩子都会有如此的幸运,我们在身边时常可以看到一些“无知”的父母,只会一味地指责孩子的不刻苦,很少从自身去反省,从而造成孩子的激励对抗或消极反抗,最终堕入恶性循环。
由此,我不禁想到郑渊洁这位名作家,这个拥有无限想象力的孩子般的男人给儿子从小就选择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
时至今日,我们也不敢说(当然也没有资格)那样做究竟是对还是错。
但他的孩子毕竟在学习之路上少受了一些原本不该承受的折磨,而这是现今的教育常常会带给那些在校园中苦苦攻读各门功课的孩子们的。
真希望这个国度中的每一个人在探索学问的道路上都能感受到更多的快乐,而不仅仅局限在那些“成功人士”的孩子身上。
本文关于乔乔的故事全部摘自“读者”2011年第6期《对抗语文》一文,作者王波。
二、我们可能在错误的大道上迈步前行
这些刚刚摆上书架的书,很快就被乔乔一本一本地“消灭”掉。
在咬着指头,发出一次次咯咯的笑声后,乔乔也把《哈利·
波特》里的女主角赫敏奉为自己的偶像。
叶开因势利导,告诉乔乔,不仅小说和电影中的赫敏很聪明,现实中赫敏的扮演者艾玛?
沃特森也很聪明,考上了美国很好的大学。
于是,沃特森也被乔乔视为榜样。
在三年级以前,乔乔在课堂上很少说话,但看到小说里赫敏在上课时经常举手提问,她决定向偶像看齐。
以后上课时,脑袋后晃动着两个马尾辫的乔乔,经常把手举得很高,希望老师能叫自己起来回答问题。
可是,她很无奈地发现,自己的想法经常和老师的不一样,尤其是在做阅读理解的时候。
乔乔撇着嘴,一本正经地说:
“我语文课上喜欢发言,就是有时候没有办法说到点子上,老师的那个点子上。
2009年秋天,叶开的专栏已经写到了第10篇。
他第一次参加了女儿的语文公开课。
课上老师讲的是课文《带刺的朋友》。
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电视机、投影仪等设备齐全;
学生6人一组,课桌面对面拼在一起,像圆桌会议一样便于分组讨论,颇有一种民主、平等、交融的气氛。
课堂上一让提问,叶开就看见乔乔把右手举得高高的,但老师就是不点她。
后来老师说换个方式,找不举手的同学提问,乔乔故意把手放下,但依旧没被点到。
叶开在后面看着,觉得一阵阵心酸。
后来乔乔好不容易得到一个提问的机会,老师却回答不出她的问题。
“这个问题等我们深入了解之后再回答。
”乔乔以朗诵的口气,模仿了老师一年多以前说的这句话。
回家后,叶开查阅资料发现,《带刺的朋友》改编自一位作家的文章,编者对这篇文章进行删节和修改后,导致课文前后逻辑接不上,所以老师根据课文确实回答不出乔乔的问题。
乔乔告诉爸爸,这种公开课事先已经演练好,一旦有提问机会,班里大多数学生都要举手,但老师只找举左手的人回答。
这让叶开想起了30年前自己上公开课的情景,也让他异常气愤——“30年了,语文教育时至今日还在表演和说谎,不仅教材作假,教法也作假!
叶开和王琦从来不让乔乔参加朗诵比赛。
在他们看来,那种规定题目的朗诵充满了虚假情感。
他们要求乔乔,平时在班里要朗诵的话,要用正常语调,不要假天真。
乔乔把眼睛从《格列佛游记》里挣脱出来,抬头回应了一句:
“我的父母很宽松,能有他们做父母太幸福了。
孩子就是一个易碎品,语文课把他们弄得遍体鳞伤
背诵名言可以轻易应付,但像在文章中划好词好句这样的作业,常常难倒乔乔和他们家的两位文学博士。
老师说按“aabb”格式划好词好句,乔乔觉得课本里没什么好的,就随便划了划。
班上有个男同学,把“爸爸妈妈”划出来,结果得了A-。
每次划好词好句时,叶开都很紧张。
这位《收获》杂志的副编审不知道哪个词比另一个词更高级。
“难道这个词是部长级,那个词是科长级?
”他反问道。
他把划好词好句比作揪树叶,并形容说,“即便你揪下所有的树叶,也不会体会一棵大树的美。
为此,他在专栏里写了《好词好句与陈词滥调》。
但批判归批判,为了减轻女儿的痛苦,他和妻子还是得耐着性子帮乔乔划好词好句。
在杂志社编审稿件时,叶开给国内很多知名作家提过修改意见,但他对女儿的作文指导,大都以失败告终。
他经常告诉乔乔,心里怎么想就怎么写,把意思表达清楚。
然而几乎每次老师的批语都是,“再多用些好词好句”。
这时候,叶开会安慰女儿,“不是把所有色彩斑斓的颜料泼到墙上,就会成为一幅画。
做一个诚实真诚的孩子就好。
在他眼里,中国传统的国文教育注重修辞和交流,以此形成个人道德观和社会人生观;
而现在的语文教育则跟外语教育一样,光注重语法。
语文课不仅违背了语言规律,而且“极其乏味,肢解了整个语文教学的整体性思考”;
在肢解了语文的同时,也让孩子变得分裂。
“孩子就是一个易碎品,语文课把他们弄得遍体鳞伤,然后家长回家再把这些碎片,一片一片给粘起来。
”叶开直言,自己和许多正上小学的孩子一样,都有这样的感受。
有一次,乔乔的考题是划去括号里不正确的拼音,为“打量”的“量”找出正确的读音。
全家三口人都认为“量”应该念四声,但老师给的答案是念二声。
后来大家分头查字典,发现答案也不一样。
“然后我爸爸妈妈说,在家里就念打量(四声),在学校就是打量(二声)好了。
”乔乔比划着说。
最近,如何解释“矜持”这个词,也难住了两位博士。
他们查了《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和《现代汉语词典》,发现解释并不相同。
尽管叶开认为词典释义也欠准确,但又必须选,最终他们在“拘谨”与“庄重严肃”之间选择了后者。
结果,乔乔又得了一个红叉,因为教辅的标准答案是“拘谨拘束”。
这一次,还没等父母叮嘱,乔乔自己已经明白,在学校就按“拘谨拘束”,在家就按“庄重严肃”。
“我感觉一半在学校里,一半在家里,在中间被切了两半。
”乔乔皱着眉叹口气,像个小大人。
针对这种现实,叶开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我们的孩子必须受到摧残,这就是他们的命。
”在去做讲座的路上,他跟一位朋友重复这句话时,眼泪几乎快要流出来。
他唯一庆幸的是,女儿乔乔从8岁起,便学会了用他推荐的经典儿童文学作品“排毒”。
他批评小学三年级学的第一首诗歌《信》是虚伪的诗,质疑中学语文教材里的《大堰河,我的保姆》是在宣扬“恨的教育”。
在看了老师给女儿列的书单后,他批评“乱读书不如不读书”。
他还批评教材编写者添加各种文字篡改朱自清的文章,“不仅厚诬前贤,且贻害后生,更败坏了求真求实诚信的风气,而小孩子从一入小学开始,就进入了造假大本营”。
为了写朱自清作品如何被篡改和肢解的文章,叶开花3个月通读了朱自清文集。
在女儿已经将这些教材的内容忘到九霄云外,沉浸于经典作品中时,他却得重新捡起那些教科书,以对比课文的原始出处。
结果是,他着实领教了所谓的“教材体”,即教材编写者根据教学大纲的需求,“生产”出的主题先行的课文。
在乔乔的语文课本上,叶开发现编者将安徒生作品《一个豆荚里的五颗小豌豆》中的故事,改编成了《一颗小豌豆》,但那是颗“做好人好事的雷锋版小豌豆”。
乔乔看过四卷本《安徒生全集》,在课堂上指出课文中不符常识之处,老师告诉她“可能你看的那个版本不一样,入选时有所删改”。
这件事发生之前半个多月,乔乔发现课文中的普罗米修斯盗火种跟原著有出入,向老师提出疑问时,得到的也是同样的答复。
在叶开看来,这是这些编写者在贬低孩子的智力。
他以自己的女儿为例进行反驳:
瑞典名著《骑鹅旅行记》50多万字,乔乔两天就看完了,而且记得很清楚;
《哈利·
波特》7本250多万字,乔乔每本都读了好几遍;
《安徒生全集》4卷乔乔都看了,内容几乎都记住了。
就在叶开因批评语文教育而饱受一些人的非议之时,乔乔的生日到了。
叶开问她想要什么生日礼物,乔乔说想要一套英文原版《哈利·
波特》。
那是2009年春天,乔乔小学三年级第二学期。
叶开花了1300多元买了一套精装全集。
乔乔还记得当时的情景,打开那个精致的匣子后,她“高兴到了难以形容的极点”。
语文教师也许承担着比其他科目的教师更重的责任,“传道受业解惑”是祖先的遗训。
但面对着竞争异常激烈的各种考试和评比,一边是道德,一边是利益,大多数人会作出怎么样的选择其实已经是很清楚的了。
在目前的社会现实下,教师群体也在痛苦徘徊、彷徨挣扎,似乎我们很难奢望要求他们抛弃个人利益去达到所为的自身“心灵净化”。
如果说很多事情的根源都在于制度,那也许有些为今人作推诿的嫌疑,但又能怎么理解呢?
看着一个个精力充沛的年轻生命埋首于题海积累做题经验,穿梭于教师办公室忙于背诵默写的忙碌身影,心里长叹但只能感慨——这就是宿命吧!
一个无神论者的寄托。
三、谁来拯救我们的语文
现在,英文的《哈利?
波特与魔法石》乔乔已经读了四分之三,但是拿起自己的语文课本,她依旧非常痛苦。
“尤其是这学期的课文,开始讲战争故事。
我是女孩子,不喜欢打打杀杀,我特别讨厌动不动就死人。
”乔乔晃着自己的马尾辫说。
她更受不了的是,当老师讲到课文中有人牺牲时,男生们就说,那个人“挂了”。
这让乔乔觉得,他们像在玩电子游戏一样,别人死了都无所谓。
“这个单元原本是要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结果却让孩子们对生命形成了这样一种认识。
”妈妈王琦遗憾地说。
与课本里的英雄故事和课堂上放的电影《闪闪的红星》相比,乔乔更喜欢自己书架上的那些书,那里带给她童年更多的快乐和欢笑。
这学期的语文期中考试,乔乔又没考好。
有人说:
“你看了这么多书有什么用,还不是才考80多分?
乔乔当时有些伤心,但回家后王琦告诉女儿,“读书是一辈子的事情,不是为了期中考试。
而叶开在那所小学的讲座结束时,有老师站起来说:
“我们能怎么办呢?
教材就是这个样子,考试就考这个教材,我们不能不用啊。
叶开给出的建议是,语文课可以上得再简略一些,老师自己可以多看一些经典,然后把孩子带向经典之路。
关于这一点,他和不少人达成共识——现在不少老师在自信而勤奋地做着愚蠢的事情,如果大方向错了,老师越负责,对孩子的伤害就越大;
把这个易碎品摔得越碎,家长要想粘起来,就越不可能。
在叶开看来,能把这些碎片重新粘成成品,便属万幸。
他担心的是,这条语文教育流水线,会把一个个像乔乔这样原本爱读书的孩子,在读教材做习题的过程中,完整地教成废品。
在一篇专栏文章的结尾,他沉痛地写道:
“在教育工具化,教育关系物化的理念控制下,语文教材的编选,从小学的虚假道德、中学的空洞理想到大学的无趣审美,形成了一条严格运行的废品生产的流水线——学生们寒窗苦读10年,毕业之后,人人都成了合格的废品。
这才是语文教育的真正伤痛。
应该说,在当前普遍缺乏道德意识的社会环境下,教材编写者的希望把学习者导向道德高度的指导思想是正确的。
但这样做为何非但效果不明显好像还适得其反,难道不值得每一个社会人去思考吗?
教育不仅仅是学校和一些机构的任务,家庭和社会在学生的教育中应该起到更大的作用,这是谁都不能够推诿的责任。
在我们这样一个主要靠亲情和家族关系维系社会关系的国度中,如果每一个人只抱着关心自己的下一代的情怀去认真生活,那能培养出的人才也只能是缺乏大爱和真爱的人,很难说这样的人才能对社会的改良起到怎样的作用。
也许,教师可以首先站出来进行改变,但,这的确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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