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水缘何能赋诗兼及山水诗的形成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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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周礼》,女巫掌岁时以祓除疾病。
禊者,洁也,故于水上盥洁之也。
”《韩诗》也说:
“三月桃花水之时,郑国之俗,三月上巳,于溱、洧两水之上,执兰招魂续魄,拂除不祥。
”《论语·
先进》所载“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描述的就是这一习俗。
另据《续齐谐记》记载:
晋武帝问尚书挚虞曰:
“三月曲水,其意何?
”答曰:
“汉章帝时,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而俱亡,一村以为怪,乃招携至水滨盥洗,遂因水以泛觞。
曲水之意起于此。
”帝曰:
“若所谈,非好事。
”尚书郎束晰曰:
“仲治小生,不足以知,臣请说其始。
昔周公成洛邑,因流水以泛酒,故逸诗曰:
‘羽觞随流播流波。
‘又秦昭王三日置酒河曲,见有金人出,奉水心剑曰:
‘令君制有西夏。
‘乃因其处,立为曲水。
二汉相沿,皆为盛集。
“善。
”赐金五十斤,左迁仲治为阳城令。
(《后汉书·
礼仪志》注引。
按《晋书·
束晰传》亦载此事,文字略有异同。
) 可见,“三月曲水”、“祓禊沐浴”的风俗与初民求子祈福的生殖崇拜有着密切的关系,表达了人们对风调雨顺、子孙繁衍的由衷渴望。
作为我国传统民间信仰和岁时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一习俗代代相沿,时间、地点以及祓禊、游戏活动的仪式和道具,皆有约定俗成的规制。
时间一般在我国传统的“上巳节”。
这是我国民间一个祓除祸灾,祈求吉福的节日。
汉代以前,上巳必取巳日,但不必三月初三,从《西京杂记》第77条“正月上辰,出池边盥濯,食蓬饵,以祓妖邪。
三月上巳,张乐于流水。
如此终岁焉”的记载来看,甚至祓禊的仪式也不必定在上巳日进行。
魏以后则一般用三月初三,但不一定为巳日。
《宋书·
礼志》记载:
“自魏以后,但用三日,不以巳也。
魏明帝天渊池南设流柸石沟,燕群臣,晋海西钟山后流杯曲水,延百僚,皆其事也。
官人循之至今。
”后来,“三月三”也就成了“上巳节”的代名词。
二 从文献的记载看,三月三的曲水春游,是非常热闹的。
晋成公绥《洛禊赋》载:
“考吉日,简良辰,祓除鲜禊,同会洛滨。
妖童媛女,嬉游河曲,或渔纤手,或濯素足。
临清流,坐砂场,列垒樽,飞羽觞。
”梁宗懔《荆楚岁时记》也说:
“三月三日,士民并出江渚池沼间,为流杯曲水之饮。
”不仅民间老少咸集于水滨,帝王贵族也都车马辐辏络绎不绝地赶来,以示“与民同乐”。
《史记》和《汉书》都记载,吕后曾于上巳日在灞上举行祓禊典礼。
汉末时,袁绍为了树立自己的威仪,也曾在“三月上巳,大会宾徒于薄落津”(《后汉书·
袁绍传》)。
晋元帝司马睿初到江南,为收拢人心,“会三月上巳,帝亲观禊,乘肩舆,具威仪,敦、导及诸名胜皆骑从。
”这些都说明历代统治阶层对这一民间习俗的重视。
不过,正如有的论者所说,“汉代的节日,始终笼罩在一种宗教化的神秘氛围中,几乎所有的节俗活动均为媚神、娱神而设,故而节日的气氛是庄重而压抑的。
魏晋以来,世积乱离,生命贱如草芥,朝不保夕,及时行乐的思潮就在时代文化的领导和弘扬阶层——士族分子中间广为流行。
节日成为他们抒发情思、寄托情怀、肆意玩乐的集中时段。
禳灾去秽的上巳变成了高朋聚会、游戏水边的佳节良辰,而岁末逐疫的大傩也变成了闹哄哄的假面舞会”。
对水的崇拜渐渐被一种“戏水”、“玩水”的心理和风气所取代。
在水滨畅游时,节目自然很多,或执兰沐浴,或“张乐于流水”,或“曲水流觞”纵意酣畅。
不仅如此,据七世纪初的杜宝《水饰》记载,三月三日,还有大型的民间文艺演出。
当时的新城热闹非凡,达官显贵和黎民百姓都聚在“曲水以观水饰”。
演出的剧目自“神龟负八卦出河”以迄“长鲸吞舟”共有72势,皆是与水有关的传说故事。
演员为长二尺许的木人,“皆能运动如生,随曲水而行”,“木人奏音声,击罄撞钟,弹筝鼓瑟,皆得成曲;
及为百戏,跳剑,舞轮,升竿,掷绳,皆如生无异”。
场面很是壮观。
梁庾肩吾“百戏俱临水,千钟共逐流”的诗句,描写的就是当时的盛况。
民间的情况是这样,文人雅士圈中自然花样更多。
正如《韩诗章句》所说的,三月上巳,于两水之上招魂续魄,拂除不详,“故诗人愿与所说者俱往观也。
”于是,在俗众的游戏之外,又多了两个节目,那就是清谈和赋诗。
《世说新语·
言语篇》载 诸名士共至洛水戏,还,乐令问王夷甫曰:
“今日戏乐乎?
”王曰:
“裴仆射善谈名理,混混有雅致;
张茂先论史、汉,靡靡可听;
我与王安丰说延陵、子房,亦超超玄着。
” 根据刘孝标注释中“解禊”一词,可知这次请谈聚会当是“三月三”这一天的事。
而在此之前,曹丕也有“高谈娱心,哀筝顺耳。
驰骋北场,旅食南馆,浮甘瓜于清泉,沈朱李于寒水。
”的描述。
这里的“高谈”,也可理解为早期的请谈活动。
比之曲水之滨的请谈高论,“曲水赋诗”活动开始的还要早些。
它跟汉末魏晋时期,伴随“文学的自觉”而出现的文人诗创作勃兴紧密相关,也是时代风气的产物。
“水”在中古时期已经和“赋诗”活动密不可分。
曹丕《与吴质书》说:
“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
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
”石崇《金谷诗序》:
“余以元康六年,从太仆卿出为使,持节监青、徐诸军事,有别庐在河南县金谷涧。
时征西大将军祭酒王诩当还长安,余与众贤共送涧中,赋诗以叙中怀。
”这里,酒的刺激作用是明显的,但“觞酌流行”当然也离不开曲水环绕。
王羲之在《三月三日兰亭序》里说得更明白:
“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
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
”后来,“曲水流觞”就成了一个脍炙人口的风雅典故。
三 如果说,诗人文士们在曲水集会上“酒酣耳热,仰而赋诗”,还是一种兴之所致的自然抒发的话,那么后来流衍而成的“三月三日曲水赋诗”现象,便成了一种官方发起的、人为的创作活动,因而带有“应制”色彩。
颜延年《应诏燕曲水作诗》注引《水经注》云:
“旧乐游苑,宋元嘉十一年,以其地为曲水,武帝引流转酌赋诗。
”裴子野《宋略》记载此事说:
“文帝元嘉十一年三月丙申,禊饮于乐游苑,且祖道江夏王义恭、衡阳王义季,有诏,会者咸作诗,诏太子中庶子颜延年作序。
”帝王将相大摆曲水宴,诗人名士争写曲水诗,这种应诏赋诗的情况在整个南朝都很普遍,以致形成了“曲水诗”、“上巳诗”或“三日诗”这样一种独特的诗题。
今查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所辑录的“曲水诗”,约有一百余首,而实际的数目应该远不止这些。
由于带有某种例行公事的成分,“曲水赋诗”活动的游戏性质和程序化痕迹均较明显。
排调篇》载:
“郝隆为桓公南蛮参军,三月三日会,作诗。
不能者罚酒三升。
”而“不能者罚酒”在兰亭集会上早已出现。
王羲之《临河序》称:
“……右将军司马太原孙丞公等二十六人赋诗如左,前余姚令会稽谢胜等十五人不能赋诗,罚酒各三斗。
”在作诗过程中,大家分行而坐,很像今天学校的考试。
如果作弊,甚至有免官乃至坐牢的危险。
沈约《俗说》里就有这么一则故事:
陶夔为王孝伯参军,三日曲水集,陶在前行坐,有一参军督护在坐。
陶于坐作诗,随得三五句,后坐参军督护随写取。
诗成,陶犹更思补缀,后坐写其诗者先呈,陶诗经日方呈。
王怪,收陶参军,乃复写人诗?
陶愧愕不知所以。
王后知陶非滥,遂弹去写诗者。
不仅写作的外部情况如此,就是诗作的题材、意象、词藻和主题等,也都带有程式化因素,读来难免千篇一律,鲜有新意。
比如,诗歌多有“兰觞”、“蕙肴”、“绛枣”、“素卵”、“玄醪”、“醉鱼”等意象,一看就知道是曲水诗。
但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作为一种“公宴诗”,大部分曲水诗题材雷同,为文造情,有的甚至沦为歌功颂德的陈词滥调。
但这类诗又与一般公宴诗不同,因为特定的时令和特定的环境,曲水诗在模山范水、写景状物方面,确有可取之处。
如西晋张华《上巳篇》诗:
“密云荫朝日,零雨洒微尘;
飞轩游九野,置酒会众宾。
”荀勖《三月三日从华林园诗》:
“清节中季春,姑洗通滞塞。
玉辂扶渌池,临川荡苛慝。
”潘尼《三日洛水诗》:
“朱轩荫兰皋,翠幕映洛湄;
沉钩出比目,举弋落双飞。
羽觞乘波进,素卵随流归。
”这些写景的诗句,读来颇有几分山水诗的味道。
被钟嵘称为“巧构形似之言”的张协,他的《洛禊赋》更是笔触繁复,情景交融。
而张协的诗歌,则为后来的山水诗人谢灵运所取法。
而且,谢灵运也写过《三月三日侍宴西池诗》等曲水诗,与他齐名的颜延之更是此类应制诗的行家里手,他写的曲水诗约在十首以上。
刘勰《文心雕龙·
明诗》说:
“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
”这句话历来被作为山水诗摆脱玄言诗而自立的明证。
作为对时代风气和文学发展的整体把握,这种看法基本上符合事实。
但是,也应该看到,玄言诗和山水诗严格说来只是一种诗歌创作的题材,而不是一种诗体或诗型。
既是题材,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能截然分开。
再则,老庄思想和自然山水本就是一个事物的内外两面,是主、客观意义上的有机整体,更不能强分轩轾。
从某种意义上说,玄言诗本来就是诗人文士“固以玄对山水”,也是如此。
所以,尽管“曲水诗”大部分是公宴时所创作,但有的却可以当作山水诗来读。
如颜延之《车驾幸京口三月三日侍游曲阿后湖作》诗就被《文选》归入“游览”一类。
而同样被《文选》收录的沈约《三月三日率而成篇》诗,已经是一首成熟的山水诗了。
当然,我们无意抬高曲水诗的诗学价值,但对曲水诗这样一种诗歌题材,也的确需要从民俗学之外的角度加以审视。
从文学史和诗歌史的角度看,由于“登高”和“临水”都是创作主体亲近自然、观照自然、融入自然的有意识的艺术活动,所以它们对后来的山水诗的影响,不容低估。
四 上文说过,曲水赋诗现象源于上古的巫祝习俗,与生殖崇拜乃至水崇拜有着直接关系。
这是从民俗学角度对这一现象的文化追溯。
现在,我们可以把话题展开:
当曲水赋诗由特定礼俗演变为日常的创作场景时,其间有着怎样的文化心理基因?
对水的咏叹作为一种文学主题,它的哲学依托何在?
我们先来看沈约《俗说》里的一则记载:
郗僧游青溪中,泛到一曲之处,辄作诗一篇。
谢益寿见诗笑曰:
“青溪之曲,复何穷尽?
” 这则故事告诉我们,“曲水”与“赋诗”已经成为一种相辅相成的有机体,对文人的文化心理产生深刻的影响。
这一影响,绝非仅从“三月三”这一特定岁时习俗那里,就可以找到全部解释。
换句话说,曲水作为一种日常的存在,它对文人创作心理的影响是永恒的,不必定在上巳节才心血来潮。
事实上,无论从哲学上还是文学上说,“水”都是一个带有“元素”意义的命题或母题。
作为“五行”之一的水,在中国哲学思想体系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管子·
水地篇》云:
“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生物之宗室也。
”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楚简《大一生水》古佚文也说:
“大一生水,水反辅大一,是以成天,天反辅大一,是以成地。
天地复相辅也,是以成神明。
神明复相辅也,是以成阴阳。
阴阳复相辅也,是以成四时。
……成岁而止。
”这种将水视为宇宙生成之原动力的看法,是一种今天看来都很高级的智能,反映了初民对水的认识达到了相当深刻的程度。
先秦哲学家还将水人格化——所谓“君子比德于水”——并赋予很高的道德伦理内涵。
连“水利”一词,也是对水的作用的辨证关系——“水之为利害也”——深刻认识的产物。
(参见李云峰《水的哲学思想:
中国古代自然哲学之精华》,载《江汉论坛》2001年第3期)古代思想家对“水”的这些哲学阐释,为我们理解远古初民的水崇拜提供了充足的依据。
在文学史上,对水的咏叹与描摹也是其来有自。
《论语·
子罕》:
“子在川上曰:
逝者如斯夫!
不舍昼夜。
”朱熹注称:
“天地之化,往者过,来者续,无一息之停,乃道体之本然也。
然其可指而易见者,莫如川流。
故于此发以示人,欲学者时时省察,而无毫发之间断也。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13页)中国文学的“叹逝”主题由此而生。
陆机《叹逝赋》开篇即发此咏叹:
“悲夫!
川阅水以成川,水滔滔而日度。
世阅人而为世,人冉冉而行暮。
人何世而弗新,世何人而能故。
”孔子还说:
“仁者爱山,智者乐水。
”于是,“君子见大水必观”。
(刘向《说苑·
杂言》)这种“君子见大水必观”的思想意识,实在是“咏水”文学之所以产生的一个生动注脚。
“叹逝”主题之外,流水的逶迤远逝还极易激起乡关之思,因而又与“乡愁”主题发生联系。
屈原《抽思》:
“望北山而流涕兮,临流水而太息。
”王逸注“临流水而太息”说:
“念旧乡也。
”宋玉《九辩》亦云:
“登山临水兮送将归。
”皆为其证。
谢瞻《九日从宋公戏马台集送孔令诗》有“临流怨莫从,欢心叹飞蓬。
”李善注曰:
“言己牵于时役,未果言归,临流念乡,已结莫从之怨,而以侍宴暂欢之志,重叹飞蓬之远也。
”(《文选》卷二十)这里,“临流念乡”非常准确地概括了这一主题。
由于水在中国古代哲学和文人精神世界中的这种特殊地位,所以,我国古代与水相关的文献和文学作品就相当之多。
有“水赋”、“水赞”以及各种题目的“咏水诗”,更不用说还有洋洋洒洒一部《水经》。
“曲水诗”的流行放在这一背景下,固然有其独特之处,但亦非偶然。
“曲水赋诗”现象从公宴到日常——如上引“泛到一曲之处,辄作诗一篇”——的演变,其实是传统“咏水”主题洗尽铅华的再度复归,是小小的支流汇入了大海。
只是,这一复归搀杂了更多岁时文化的因素,比如“曲水”二字和“三月三”的节气渐渐凝固成为一种诗题。
尽管如此,“咏水”文学的“叹逝”、“怀乡”主题还是在“曲水赋诗”活动中被强调。
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正是在“叹逝”的情怀中注入了一份晋人特有的达观。
六朝以后,“三月三日曲水赋诗”依然是文人的雅好。
像沈约那样在“三月三日率而成篇”的大有人在。
岁时文化十分发达和成熟的唐代,这一活动在文人间更为流行,曲水诗也便脱离了公宴背景而进入文人的日常生活。
总之,“曲水赋诗”现象有着丰富的的文化蕴含和独特的文学价值,它揭橥了自然或地理环境对于艺术意境生成的重要作用,这一作用通过民俗等外部文化机制对诗歌创作产生影响,因为符合文人创作的心理机制而流行,成为文人士大夫游宴雅集的一个特别节目,进而成为“公宴诗”的一个重要品种。
由于题材的规定性,曲水诗对自然环境和岁时景物的细致描摹,较早地展现出后来的山水诗的某些品质。
尽管这一类诗歌带有明显的应酬色彩,因而难以产生杰出的作品,但作为“诗可以群”的一个“活标本”,它对我国古代文化生态及文人创作心态的双重影响,还是值得关注和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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