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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中的义军走向接受招安投降的道路,从小说的具体描写来分析,有着深刻的内在原因。
本文分析了水浒传起义的全过程,尝试从本质上剖析水浒传悲剧结局的必然性。
一、《水浒传》全书概况
《水浒传》全书共120回,可分六部分:
1、1回--71回,起义的发生和发展。
2、72回--82回,义军同官军对抗、受招安。
3、83回--90回,奉命征辽。
4、91回--100回,征田虎。
5、101回--110回征王庆。
6、111回--120回,征方腊及凄惨结局。
71回以前,以人为单元。
写诸多英雄先后造反,像众虎归山、百川聚海。
71回以后,以事为顺序。
写义军两赢童贯,三败高俅,接受招安。
北征辽,南打方腊,以悲剧告终。
《水浒传》“梁山”叛逆群落的悲剧性内在于“梁山”自身。
蕴含于“梁山”首领宋江形象中的忠与叛逆的矛盾冲突与蕴含于“梁山”群体形象中的义与叛逆的矛盾冲突之间的同构互渗,是构成《水浒传》悲剧性质的基本根源。
从整体性的高度看,《水浒传》又是统治者与叛逆者共同的悲剧,这是由二者共有的两种悲剧性内涵(悲剧的实体性内涵:
社会与历史周期律之间的冲突,悲剧的观念性内涵:
人性与奴性的冲突)所决定的。
而从作者的观念世界与《水浒传》小说世界的内在联系看,水泊“梁山”既是作者抗上意识的衍化,也是作者乌托邦理想的折射,同时也是作者忠义价值观念的投影,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水浒传》的悲剧也就是作者施耐庵观念的悲剧。
二、时代大背景下的梁山起义
(一)、民不聊生的政治背景
1、腐败的政治统治。
北宋徽宗时期,政治腐败,社会经济萧蔽,以高俅、童贯、蔡京为宠臣代表的腐朽统治集团倚势恃强、狼狈为奸、把持朝政、无恶不作。
他们的亲友朋党更是横行乡里,仗势或残害良民,欺罔僚友,无所不为;
或任意淫垢他人妻女;
或肆意搜到民财,正所谓“官兵盗贼,劫掠一同,城市乡村,搜索贻遍,盗贼官吏,唯事诛求”,以至“嗷嗷之声,比比皆是,民心散畔,不绝如丝”。
2、百姓的苦难生活环境。
当众多强势集团走马灯似地对百姓刻剥诛求、有恃无恐之时,广大城乡民众的唯一生路,恐怕就是放下谋生之具,齐操刀枪。
——不为鱼肉、当为刀俎!
只有自己也能作“强梁”,才有望苟全性命于“强梁”之世。
正是这种社会现实,才出现了那些处于社会最底层深受压迫的劳动人民,如李逵、阮氏三雄、解珍、解宝、张横、张顺、石秀、顾大嫂等的奋起反抗,投身到起义造反的队伍中来,也有了那些处于社会中上层及一些原属封建营垒中的人物因遭受这样那样的迫害而“逼上梁山”,如世袭贵族柴进,将门后裔杨志,大地主卢俊义也都先后卷入起义队伍的行列,这些都反映了乱世民众无所依归的两难境地。
(二)、时代的主流思想——“忠义”思想
1、“忠义”的思想统一。
晁盖一死,宋江坐了梁山的第一把交椅。
便下令将“聚义厅”改为“忠义堂”。
聚义本来是聚众起义,也就是团结起来共同造封建朝廷的反。
而忠义则是以忠君为核心,让人们做封建统治者皇帝的奴才,一字之改。
标志着梁山起义革命目的和政治纲领的根本变化。
作者从各个角度,浓墨重彩地凸现“义”这个最高道德规范。
写人的性格特点,突出其“义”。
如林冲,其自画像曰“仗义是林冲”;
如晁盖是“平生仗义疏财”;
如武松是“义勇真男子”。
写好汉的劫取财物,也强调其为义举,如智取生辰纲,反复称其是“劫取生辰不义财”;
梁山泊的聚会之地,称为“聚义厅”,突出其凝聚力:
“聚义厅前,开几番聚义之会。
正是替天行道人将至,仗义疏财汉便来。
”朝廷命官归附梁山,亦强调其“义气相投”。
如呼延灼所说:
“非是呼延灼不忠于国,实感兄长义气过人,不容呼延灼不依,愿随鞭镫。
”正是这大写的“义”的凝聚力,正是在这面“义”字大旗的感召下,各路好汉如百川归海,齐聚梁山,梁山大业才兴旺发达,成为与朝廷相对的理想化的江湖世界:
八方共域,异姓一家。
天地显罡煞之精,人境合杰灵之美。
千里面朝夕相见,一寸心死生可同。
相貌语言,南北东西虽有别;
心情肝胆,忠诚信义并无差。
其人则有帝子神孙,富豪将吏,并三教九流,乃至猎户渔人,屠儿刽子,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忠贱。
作者将“忠”置于“义”之上,来限定“义”的范围,规定“义”的尺度,希图以此达到以“义”反贪官,以“忠”效君王,最后实现由“义”向“忠”的皈依。
2、“忠义”思想的矛盾。
本来,在《水浒传》中“忠”与“义”的矛盾是十分尖锐的。
“义”就是反抗官府,弟兄结义上梁山,和朝廷对着干;
“忠”就是忠于朝廷皇帝,招安下梁山。
“忠”和“义”是极端对立的两种思想。
一方面,宋江对皇帝特别“忠”,始终没起过反抗皇帝的念头,所以他把自己的一切造反行为皆归结为忠君爱国,为国除奸;
另一方面,他对梁山兄弟又特别义。
然而,皇帝与“贼寇”之间毕竟又是水火不相容的。
皇帝才是造成社会黑暗的罪魁祸首。
对残民以逞的皇帝绝对忠,就不可能对人民群众特别义。
招安之后的残酷现实一再证明了这一点,陈桥驿滴泪斩小卒就是一个明证。
反之,对人民群众特别义就不可能对皇帝绝对忠。
可作者却试图借助宋江这个领袖人物,把忠、义统一为整体。
首先,作者让宋江把皇帝与奸臣分开,把起义宗旨限定在只反贪官不反朝廷上;
其次,在以“义”为主的前七十回,作者一再借宋江之口阐释上梁山的原因在于,“盖为朝廷不明,纵容滥官当道,污吏专权,酷害良民”(六十五回),因此“权借水泊里暂时避难,只待朝廷赦罪招安”(五十八回)。
这就把无可奈何而造成的实质与发自内心的尽忠愿望统一起来了。
第七十一回是宋江由以“义”为主转化为以“忠”为主的分界点,将“聚义厅”改为“忠义堂”,以“忠”冠于“义”首,是形式上的标志;
招安才是其真正的实质。
正因为宋江的招安纲领,既可“全忠”,又可“仗义”,将忠与义统一为一体,所以才能在具有“杀去东京,夺了鸟位”的实力下,为众好汉所接受。
但是在征方腊时,一百单八将“十损其八”,“军卒亡过大半”,“忠”与“义”的矛盾异常尖锐起来。
宋江虽也一次次大哭祭奠阵亡兄弟,但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征讨,这时他的忠心里面便有一种以结义弟兄的血染红顶子的残忍性质。
最后,他“亲与药酒鸩死”李逵的行为,更体现了忠义不可两全、以忠毁义的悲剧。
3、“忠义”思想的分化
对于“梁山”群雄来说,对宋江兄长要既忠且义,“梁山”群雄之间义的道德规范限制着并且不允许对“梁山”兄长的不忠,于是才有“梁山”群雄对宋江的招安决策以及实现招安后的一连串叛卖性行为的奴婢式的屈从。
“梁山”群雄的叛逆与义的冲突中,便以义的胜利和对宋江的忠的屈从而告终。
试看李逵的反抗精神多么强烈,可是一遇到宋江哥哥就低眉称诺,一味顺从,即便成了宋江“忠”的牺牲品,也甘愿做一名小鬼追随他。
梁山兄弟均反对招安,可是唯独不反对自始至终主张招安的宋江,并对他表现出盲目的绝对的顺从。
李逵也道出了并体现了忠义的奴隶道德的本质,他说到:
“你怕我挣扎?
哥哥剐我也不怨,杀我也不恨。
除了他,天也不怕!
”(七十一回)。
故从这一特定意义上看,《水浒传》英雄个性,实际上却只见之于上梁山之前。
一百零八人上山前个个是英雄好汉。
但是,一旦入了梁山泊这个“伙”,他们的性格就发生了变化。
除了在宋大哥和智多星吴用的运筹下遵命办事外,个性都在一定程度上屈从于共性。
鲁智深、林冲、武松这些好汉,在他们上山之前,之所以个个有血性,因为他们本来都是不怕天、不怕地的男子汉(阮小七唱:
“老子生长蓼儿洼,不怕天来不怕官。
”)但上梁山后,这些平生最看重“义气”二字的好汉,由上山前、上山初的“替天行道”终于变成了忠实于宋江的“奴隶”。
这一奴性化的变化,盖源于对“宋大哥”的所谓“义”。
正是在“义”的欺骗下,梁山兄弟才甘愿随宋江征辽寇,平方腊,一百单八将损折大半,最后连宋江自己也成了其忠义思想的牺牲品。
这种悲剧性的结局说明,宋江的“忠”既未能赢得皇帝的信任,而他的“义”也没能保全梁山兄弟的性命,甚至连反贪官污吏这一目的也没能达到。
所以在《水浒传》后半部招安中,众好汉的侠气变成了奴气,个性被泯灭与自我主体失落——这实际就是梁山好汉,也是一切绿林豪侠的末路。
三、造反的悲剧结局
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
梁山上“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日子虽然逍遥,但毕竟无法成为这些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的英雄们的终极归宿。
对这一问题的深切反思,使我联想到了十九世纪后半期挪威的大剧家易卜生的一出极有名的作品:
《玩偶之家》【3】,剧中的女主人公娜拉不满意于充当家庭的玩偶而毅然选择了出走,写到这里,剧本就画上了句号,该剧在“五四”时期非常流行,很多的新女性都以娜拉为榜样。
可鲁迅先生却接过了易卜生的剧本结局来进一步思考:
娜拉出走以后怎样?
他在一九二三年的一篇讲演中含蓄而深刻地指出娜拉出走以后的结果——不是堕落,就是回来。
将娜拉和梁山的众好汉作一比较是蛮有意思的:
娜拉无法忍受充当家庭的傀儡,从而选择了出走;
梁山好汉们不甘心于社会压迫,所以选择了造反;
——相似的选择,有着相似的原因:
觉醒和无奈,因为觉醒所以必须有所作为;
又因为无奈所以只有铤而走险。
还是在那篇讲演中,鲁迅先生将其概括为“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娜拉是这样,梁山上的英雄们又何尝不是呢?
英雄毕竟是英雄,他们不会堕落。
他们艰难地选择了归来(招安),然而等待他们的又是什么呢?
好容易招了安,但曾经在水边儿啸聚的他们注定了边缘的身份,以至于最终还是逃不脱被这不忠不义的社会所吞噬的命运。
这正应了一位西方哲人的话:
“社会没有集体的善的力量,个人就无法维护善的准则。
”所以,在《水浒传》里我们看到的便是这样悖谬的悲剧:
逆来顺受不成,揭竿而起也不行,招安效命更没有好下场!
呜呼,“作者在以‘忠义’为武器来批判这个无道的天下时,对以传统的道德无力扭转这个颠倒的乾坤感到极大的痛苦的悲哀,以至于对‘忠义’这一批判武器自身也表现出种深沉的迷惘。
”从这层意义上说,《水浒传》是一部道德履践的悲剧,一部迷失在价值(忠义)怪圈中的历史理性的悲剧,是一部无法超越的文化宿命的悲剧。
这也许就是人类理想正义所必须直面的社会现实困境,因此,《水浒传》具有了永恒的意味,使其无法不成为经典。
曾获诺贝尔奖的美国女作家赛珍珠(PeaylBuck)于一九三三翻译了《水浒传》,题为《四海之内皆兄弟》【4】,在译作的序言中她这样写道:
“《水浒传》这部著作始终是伟大的,并且满含着全人类的意义,尽管它问世以来已经过去了几个世纪。
”
四、决定梁山事业悲剧结局的因素
(一)、忠君保皇的“狭隘”忠义思想。
《水浒传》并非完全虚构,尽管它成为不是历史小说,但它是以北宋末年宋江领导的农民起义为素材的,起义是事实,后来投降,也是事实。
因此,作者将结局处理成被招安,也是由历史的客观现实所决定的。
“忠”“孝”“仁”“义”这是自两周以来就开始萌芽的封建伦理教条,作为巩固封建统治的工具支配了几千年的中国社会伦理生活。
混杂着各阶级出身的梁山义军,含有较浓厚的忠君思想是聚义的悲剧结局的实质。
以宋江为首的大部分水浒英雄对封建皇权的顶礼膜拜和向往,是封建时期宋江等人的共同意识。
忠孝是他们价值观的核心,孝是忠的基础,忠是孝的浓缩和升华,作为大孝子,必定忠于朝廷。
宋江作为封建社会小知识分子的一员,“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以及“忠孝”思想贯穿于他们生命始终。
宋江等人接受朝廷招安正是这些思想的集中体现,这也是梁山英雄审时度势的结果。
虽然梁山武装首领反对强暴,反对贪官污吏,同情人民疾苦,但他们“身在江湖,心悬魏阙”,“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始终未能割断与统治者息息相通的精神脐带,或浓或淡地流露出忠君保皇的封建伦理思想。
(二)、宋江的个人因素
宋江是个很难讲清楚道明白的人。
他的个人的修维没得说,兢兢业业,认认真真的当差,孝敬老父,仗义疏财,扶危济困,结交各路英雄。
人称“孝义黑三郎”、“山东及时雨”都可以作证。
因为适应不了科举考试这种官僚选拔机制,始终没有成为一名上报朝廷下安黎庶的朝廷命官。
人到中年不过是个小小的运城县衙的衙司,在官场上连流都不入。
但是这个人饱读诗书胸怀天下,一心想这忠君报国的人。
他目睹了官场的黑暗,看到了许多贪官污吏徇私枉法草菅人命尸位素餐,眼看着百姓生活日益困苦,国家内忧外患,很想有一番作为,不枉此生。
宋江在他人生最落魄的时候走上了一条证明他实力与忠心的道路,在这条路上他很好地运用了政治手段,为把自己推上了人生的最高峰。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宋江被苦苦追寻的梦想冲昏了头脑,他的善与忠被奸邪所利用了。
自己最后把命都搭进去了。
难怪有人讲,一个男人不要把自己的兴趣当作自己的职业,否则会落得个很悲惨的下场。
宋江最大的志趣就是当官,在这个目标实现起来很困难,但是宋江始终没有放弃,在他被发配江洲牢城的时候还在等待着皇帝大赦天下自己重获自由的那天,上了梁山之后就更加以自己的江湖地位、社会声望、梁山的军事实力,招兵买马、延揽人才、改造队伍、以斗争促发展,树立明确的政治目标,建立与朝廷的联系,最终用实力打到了徽宗的软肋,让徽宗认识到宋江是个人物,不可小觑。
宋江争取诏安的过程,是他逐步将自己的江湖地位转化为了政治地位的过程。
这个时候的宋江已经是一个为了政治地位受尽磨难,出生入死奋斗了半辈子的宋江,它不再是那个运城县宋家的大公子了。
在官场的门外,宋江的心中有的是他该如何实现理想,为了自己也为了弟兄,他更多的是在考虑怎么得到他想要的结果。
总而言之,宋江的人生轨迹就是一句老话: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2】。
成功在于他成功的操纵了政治手段,取得了政治声望,成功地实现了由反政府武装组织首脑到政府官员的转变,而他的失败则是在栽了别人的政治手段上。
宋江的一生,以笼络人心起家,靠政治手段发家,最终死在政治手段上,宋江的一生不由得让人唏嘘和感慨。
宋江一生的成败荣辱是部很好的政治艺术教材和领导艺术教材,一面很好的镜鉴。
始终认为宋江走上一条反政府的路子是无奈的,是没有选择的时候的反其道行之。
受到了巨大的打击后实在是没办法了,忠义是他一生成就的根本,在忠看似无路的时候,只好将他的人生理想暂时诉诸于义。
(三)、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历史的客观规律也使招安成为必然,因为即使完全虚构一起农民起义,其结局也只能是失败,历史上的农民起义结局不外乎三种结局,一:
被招安;
二:
战死;
三:
取得政权,新主代旧主。
假如是第三种结局,其结果也是一种失败,因为即使宋江作了皇帝,他不过推翻旧皇朝建立新皇朝而已,换汤不换药,社会上的剥削、压迫、特权将仍然存在,而原本是反皇的起义军反而不在了,叛逆形式上的胜利是叛逆实质上的消亡。
造成这一切的根本原因是起义的领导阶级非先进的阶级,尽管作者不明白这样的道理,但作者是明白即使胜利也不能实现作者心目中的理想世界,所以干脆让它灭亡。
毛泽东同志在论述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最大意义后,科学的指出这些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失败的根本原因,他说:
“只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这种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得不到如同现在所有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这样就使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阶级和贵族利用了去,当做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
”毛泽东同志论述了过去农民起义失败的必然性,指出他总是“被地主阶级和贵族利用去了”。
其实水泊梁山的存在更象一个封建社会中的空想社会主义与儒家伦理道德融合的产物,中国古代的空想社会主义大致就如同阮小五所向往的那样:
“论称分金银,异常穿绸锦,成瓮吃酒,大块吃肉,如何不快活。
”这是物质方面,在人际关系方面则是弟兄相称,论德行威望排辈而非按家庭出身,这就彻底否定了封建社会中的等级制度和剥削压迫,梁山泊成了黑暗社会中的桃花源,但是,既然这是在中国古代,那它就不能不受中国古代的统治思想儒家思想的影响,因此,空想社会主义便多了礼仪廉耻,多了忠孝仁厚,而且很大程度上,这样的空想社会主义是以“忠”“义”为支柱的。
于是,招安便成了必然,与朝廷妥协是空想社会主义对儒家伦理依托的必然。
受招安的结局是忠君保皇的“狭隘”忠义思想以及历史的客观规律性共同决定的。
水浒的悲剧性结局只是历史大循环的一小部分,是古代封建社会的运行规律赋予叛逆者的悲剧内涵。
梁山英雄们的悲剧,是封建时代中善与美被毁灭的悲剧。
他们生逢“想做奴隶而不得”(鲁迅《灯下漫笔》【5】)的时代,被“逼上梁山”,挣扎在社会矛盾的激流之中,但他们力行的仍是从封建政治文化中所寻觅的社会个体的使命。
他们选择了受招安“同心报国”这条道路,但无时无刻不在受权奸的陷害。
他们自认为东征西讨镇压方腊等“内乱”是爱国之举,但恰恰却是强化了封建国家对被压迫阶级的统治,也为他们自己掘下了坟墓。
他们最终无力挣破给他们造成毁灭性灾难的那张黑网,也难卸去心灵上尽忠报国的重负。
宋江死后,魂入徽宗梦境,还想“恳告平日衷曲”,这是何等的可叹、可哀!
这种巨大的历史悲剧精神,体现了在封建政治文化制约下,被压迫者不可能自觉认识和掌握自己命运的悲剧历史所蕴含的全部现实性因素,并在总体风格上构成《水浒传》全书沉郁悲壮的艺术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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