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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德太子在天皇在位时摄政,总管朝政。
圣德太子通儒学且精佛学,他推行政治制度的改革思想,是把政治和教育、王法和佛法结合起来,建立一个法治的国家和人伦的国家。
为此,大化革新后的奈良时代,是日本集中吸收中国文化的时期,此时中国正值唐朝的鼎盛阶段。
儒学尽管传入日本较早,但在江户时代以前,始终只是作为日本统治阶级必备的文化教养而存在。
(二)武士精神教育
江户时代以前,平民百姓受等级身份的限制,得不到受教育的机会和权利。
江户时代学校教育有了长足的发展,平民中识字的人越来越多,但仍然享受不到有组织的、系统的文化教育。
因此,日本古代的教育除宫廷教育外,最主要的就是武士教育了。
这种教育维护了封建国家的巩固与发展;
培养了日本国民以“忠诚”为核心的国家民族意识。
二、日本近代的思想政治教育
日本近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历程主要分为三个时期:
(一)明治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
明治维新面临的最主要课题,是克服幕藩体制造成的国内危机,改革封建制度,对抗欧美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争得国家和民族独立。
为达到这一目标,教育的主要任务,一是为建设富国强兵的资本主义国家造就一大批管理人才和科技人才,另一个就是培养国家统一,社会发展的思想基础—国民意识,后者即是思想政治教育所要完成的任务。
仁义忠孝制的国家主义教育体系。
明治中、后期,日本国力渐强,早期发展资本主义以摆脱西方威胁的任务,逐渐变为发展资本主义来进行扩张侵略,因此训练忠顺的臣民又有了新的目标:
满足对征战的需要。
国家主义思想在教育领域得以进一步加强。
(二)大正时期的政治教育
大正时期只经历了15年(1912—1926),此时日本已跨入垄断资本主义国家的行列。
为转嫁危机,转移矛盾,日本统治者积极推行扩张主义政策。
服务于这一目的,外来思想中为统治者极力提倡和赞赏的就是“公民教育”思想,而其它自由、民权等思想,在政府的压制之下很快就销声匿迹了。
大正初期,公民教育思想从德国传达入日本。
这种思想认为,公民教育就是以培养国家的理想公民为目的,强调受教育者对国家的绝对服从,具有浓厚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气息。
此时正值日本内阁国家主义思想抬头,恰与此思想相吻合。
日本内阁极为重视公民教育的研究,专门建立公民教育调查委员会,并通过公民教育陶冶国民性格,培养公民具有效忠国家(效忠天皇)的品德。
日本统治者从国家主义观点出发,认为公民教育在思想上能起到加强国防的积极作用,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民主主义、自由主义是反对日本民族精神、伤害团体的不健康思想,所以严格加以禁止。
(三)昭和前期的思想政治教育
昭和前期,日本帝国主义法西斯化,在思想政治领域也从国家主义教育走向军国主义教育,实施法西斯思想统治。
所谓军国主义教育,是指日本政府和军部为加紧向外发动侵略战争,把国家置于控制之下,实行法西斯独裁统治。
在教育上大力灌输“天皇至上”、“信奉天皇”等军国主义思想。
为培养“忠臣民尽忠报国”,将全部教育,从培养目标到教育内容以及教育方法,全部纳入战争轨道,建立为侵略战争服务的教育体制。
1868年。
统治日本达260年之久的德川幕府政权被推翻,新建立的明治政府开始带领日本走向资本主义社会。
1872年,明治政府参照西方近代教育制度,颁布了《学制》。
在《学制》规定的中小学教育内容和课程中,就有“修身科”。
这是在日本近代学校教育中首次设置的德育课程。
当时“修身科”的地位并不特殊。
在1872年的小学课总课时是480课时,“修身科"
只占7课时。
但是,它的内容却不一般。
“修身科”的教科书大多数是介绍西方伦理道德和法律概念的译著,主要内容是西方近代市民伦理,包括个人(勤奋、养生、节约、宽窬、忍耐、诚实等)、人际关系(守约、施恩、博爱、交友、主从、贵贱等)和社会公德(权利、义务、正义、爱国、经济生活等)等方面。
这些译著能被文部省指定为“修身科”的教科书,是与当时许多保守思想家主张的“和魂洋才”论截然不同的。
日本杰出的启蒙思想家福泽渝吉批评保守派这种“寻找先进西方文明应限定在技术、物质方面,而伦理道德与精神则应坚持传统的儒教道德”的观点是只取西方文明的外形。
他主张以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作为价值判断的标准,来抨击封建社会中的不道德的东西。
他的思想对明治政府推行“文明开化”政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学制》的颁布就是这种政策的表现。
然而《学制》实行不久使遭到保守派的强烈反对。
他们认为“文明开化”的教育政策削弱了“仁义忠孝”的传统,导致了社会风气和道德的败坏,应该恢复儒教主义的教育。
但是,由于开明派在政府占了上风,保守派的主张末被采纳。
1879年制定的《教育令》。
“修身科”被规定为小学课程,尽管它排在最后一位。
《教育令》实行不到一年就被《修订教育令》取代了。
原因是当时社会蓬勃发展的自由民权运动引起了政府的忧虑,觉得有必要加强义务教育的强制性和国家对教育的管理和控制。
根据《修订教育令》,“修身科”被提到了所有学科的最前列,标志着日本教育从主知主义转变为德育主义。
随之而来的是停止使用原来文部省推荐的宣传西方市民伦理的教科书。
1882年颁布的《幼学纲要》表明了政府复活儒教主义德育的基本方针。
此后出版的修身科教材完全照此方针以儒教思想为内容。
1885年日本废止太政宫制,实行内阁制。
内阁组成后,立即着手整顿教育法规,接连颁布了《帝国大学令》、《小学校令》、《中学校令》,确立了国家主义教育体系。
政府首脑认为,富国强兵,要靠近代科学技术来实现,而不能靠儒教主义的道德。
如今提倡孔孟之道.不利于在民众中渗透国家主义。
因此禁止使用儒教主义修身科教科书。
实际上,国家主义与儒教主义的目的是相同的,都是强凋忠君爱国,强化国家权力。
但是.二者的争论导致了学校德育的混乱。
为了结束论争、统一民心,明治天皇于1890年颁布《教育敕语》,向全国的国立、公立、私立的学校发了复印件。
第二年又发布《小学校教则大纲》,强调了修身科在学校教育的中心地位。
修身科教科书的审定制度也始于这一年。
从此,《教育敕语》作为“国民教育的基本准则”和“臣民教育的圣典”被赋予绝对权威。
第一次世界大战刺激了日本的经济,推动了政治改革,实行了政党内阁制。
大正时期民主运动高涨,教育界也出现了以尊重个性、儿童中心、生活中心为基本思想的“新教育运动’’。
但是时间不长,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和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使日本经济遭受沉重打击,国内阶级矛盾尖锐,国家主义重新抬头。
军训被列为学校的正式课程,忠君爱困教育空前强化。
修身科作为极端同家主义教育的核心。
为日本政府发动侵略战争效劳。
1941年,政府颁布《国民学校令》,把初等学校全部改成“国民学校”,目的在于“以皇国之道为准则”,“给国民以基础训练”。
在学校中极力灌输军国主义思想,鼓吹“天皇至上”、武士道精神等,把各级学校都拖进了战争的漩涡。
(四)日本近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
1.形成与新教伦理所不同的日本民族精神,使日本迅速崛起。
2.产生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封建性军事性垄断资本主义国家,给日本民族和亚洲各国带来深重灾难。
三、日本现代的思想政治教育
(一)美军占领时期的全面主义道德教育体制
受美军控制,这段时期日本的学校仿效美国,建立全面主义道德教育体制,没有设立单独的修身或道德科,其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学校的全部课程和教育活动来进行,核心是铲除国家主义、军国主义的价值观,树立民主主义、个人主义价值观。
从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到1952年4月“旧金山和约”正式生效,日本处在美军占领之下达七年之久。
在美军的占领下,日本发生了可以与明治维新相提并论的重大变革。
在教育方面,首先采取系列措施清除国家主义、军国主义,重建教师队伍。
发布系列指令,全面禁止军国主义、国家主义教育,取消所有与军事有关内容,重新编写教科书,宣传和平、民主、信仰自由等基本人权思想。
其次对教师队伍进行了清洗,罢免了军人教师和军国主义分子。
第三,强制推行美式民主教育。
(二)经济恢复高速发展时期特设道德教育体制
1952年,时任首相的吉田茂指出,要通过本国历史与地理的正常教学来培养爱国主义;
1953年,教育课程审议会提出了“关于改善社会科,特别是地理、历史、道德”的咨询报告。
1958年10月,教育课程审议会公布了新修订的中小学教学大纲,特别设立了专门的道德课,即“特色道德时间”。
自此以后,日本中小学原则上形成了以特设道德课为核心,通过全部教育活动进行道德教育的“特设道德教育体制”。
通过这一体制,日本不断对学生施加带有浓厚民族主义和功利主义色彩的思想政治教育。
从50年代起,日本教育界就要不要设置专门的道德课程发生了一次义一次激烈的争论。
第一次争论的起因是1950年发生的两件大事。
一件是1950年8月赴日考察的第二个美国教育使节团的报告书。
该报告称:
“在远东,反共的最大武器是被启蒙的日本本国民’’。
因而必须在日开展道德教育,使之成为培养反共防共的困民工具。
第二件是文部大臣天野提出的“设想”。
针对战后初期开本青少年犯罪和不良行为剧增的情况,天野认为,在战前《教育敕语》起到了日本人行为准则的作用,战后废止《教育敕语》日本人就无所遵循了。
所以,应该制定类似《教育敕语》的“国民实践要领”,把“修身科”和“社会科”合并成为独立的“道德科”。
最后教育课程审议会审议结论是:
道德教育是该加强,但是道德教育应在学校的整个教育活动中进行,不必设置专门的“道德科”。
但是,到了1955年讨论修改“社会科”的教学大纲时,主张设“道德科”的意见又占了上风。
主要的理由是通过社会科进行的道德教育无计划、不系统。
第二次争论是1958年。
1957年松永东文部大臣决定,自1958年起,小学和初中特设“道德时间”,每周至少一课时。
特设“道德时间”的赞成派认为,它可以对道德教育起到“补充、深化、统合”的作用;
反对派则认为,虽然战后注意向学生进行了一些民主价值观的教育,但是儒家忠孝观、佛道和“大和魂”意识在学校仍然很浓重.特设“道德时间”很可能走向根据德目主义进行教化刀的战前学校德育的歧路,警告军国主义的复活。
最后,文部省仍然积极推行新的德育计划。
1958年发布了《教学大纲道德篇》和《道德教育书》,翌年又修改了《教师资格审定考核规程》,把“道德教育研究”列为师资培养课程的必修课。
1968年起义免费提供《道德指导资料》。
“道德时间”设置以来,是日本教育界争论的焦点之一,但经过几次修改教学大纲,其作为独立课程的地位还是确立了。
1984年日本开始战后第三次教育改革。
当年2月,中曾根康弘首相在第101次国会的施政演说中指出,教育为战后日本的发展和繁荣起到重要的作用,“展望21世纪·
一个势在必行的全面改革教育的时代已经到来”。
同年8月.日本成立了作为总理大臣的咨询机构的临时教育审议会(简称“临教审”),开始审议第三次教改方案。
临教审在四次审议报告中均强调加强和充实学校德育的重要性,并针对青少年“心灵荒废”的现象.呼吁全社会动员起来关心道德教育。
1989年2月修改中小学教学大纲时,由原来的“智、德、体”改为“德、智、体”,并对德育内容和重点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
日本政府为了加强学校德育还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如提高教师的德育指导能力,建立学校、家庭和社会“三位一体”的合作体系,抓好试点和研究工作以及继续开发道德补充教材等。
从修身科到社会科再到特设道德时间,表面上是开设什么课程的问题,实质上隐藏的是日本德育的目标、任务、内容方面现代民主与传统军国主义两种指导思想的斗争。
种种迹象表明,这种斗争进入90年代以后并未结束。
(三)日本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
1.培养出为国家、为社会、为企业尽心尽力的一代国民,使日本迅速恢复、重新崛起。
2.摒弃了许多狭隘性因素,但不时沉渣泛起。
第二节日本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基础
一、以东方思想传统为基础
早在公元3世纪,黄河流域的中国人早已确立了辉煌的古代文化,而日本列岛还没有形成国家,没有文字。
直到公元5世纪。
两国有了海上交通,开始交往,日本文明从此起步。
日本受到了来自中国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影响,由此奠定了日本社会本土文化的取向——东方性。
中国文化对日本较为重大的影响是在公元6—9世纪隋唐时期。
这时期中国文化空前繁荣,儒家思想日趋成熟,封建的思想政治教育不断发展完善,随着两国交往日益频繁,中国文化深深地影响了日本,日本大量系统地吸收儒家思想,并把它作为安邦治国的理论依据,经过统治阶级的提倡,在全社会传播开来,成为日本古代、中世纪精神文明的支柱。
因此,日本早期较为薄弱的主体意识,深受中国儒家思想的影响,早早地打上了中国的烙印,使日本成为具有典型东方文化的国家,也使日本的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明显的东方色彩。
随着时代的变迁,日本吸收儒学的高峰期已经过去,现已转向学习西方。
但这并不意味着东方文化在日本现代生活中完全丧失了影响力,儒家的一部分价值观、伦理观已积淀为日本人道德规范和民族心理,儒家的优秀思想长期被日本社会大力宜传和提倡。
美国学者赖肖尔在其名著(日本人)中说:
“当代的日本人显然已不是德川时代他们祖先那种意义上的‘孔孟之徒’了,但是,他们身上仍然渗透着儒教的价值观和伦理观”,“今天,几乎没有一个人认为自己是‘孔孟之徒’了,但在某种意义上说,几乎一亿日本人都是‘孔孟之徒’。
”这充分说明,当今日本社会并没有失去对传统的儒家思想的灌输。
英国汤因比博土在与日本人池田大作关于21世纪的谈话中,也阐明了这一点。
他指出:
“日本民族虽然完全掌握并可以任意使用欧洲的现代技术,但是并没有丧失自己固有的传统,这种传统正是适合于治疗污染自然、使人的精神丧失人情味的现代技术的精神解毒剂。
”。
日本的文化是在中国文化传入之后,才有统一和组织的工具。
印度的佛教,经过中国传入日本。
于是中国佛教中敬天敬神敬鬼的思想,给他们的神教,充实了不少的内容。
我们在日本的纯文学里面,去看佛教的感化,材料非常多。
本来日本吸收中国文化,一大部分是由佛教来的。
最初的留学生,十个九个都是僧侣。
他们借用中国文字记述日本语言,造出一种所谓“假名”来。
“假名”这两字的意义,已经是很深长的了。
而最初所制的“伊吕波歌”就是很纯正的佛教诸行无常的思想。
文字排列之巧妙,实在是很值得称赞的
二、不断西方化的趋势
日本虽为东方国家,深受西方社会的影响。
日本如今的西方化程度之高,是亚洲任何国家都无法比拟的。
一般说来,主体文化越强,排斥外来文化的力量也越强。
日本的主体文化形象地说是“借来的衣服”,从开始形成时就以中国文化为主体,因此可以认为日本从本质上不具备固有文化,所以它吸收外来文化也就比较容易。
日本经历了两次西方化的热潮。
一次是在明治维新时期,1868年西方的炮舰打开了日本的国门,西方思潮带着与东方文化的巨大差异冲击着日本。
面对西方文化,日本民族表现出能够包容多种外来先进思想、具有多维价值观的可贵性,西方社会的坚船利炮,体现了他们科学技术之强大。
此时,日本面临着陷入殖民地的危险性,为反抗外来侵略,它大量吸收引进西方科学技术,以改变本国薄弱的经济基础,而西方科学技术也弥补了日本的欠缺。
同时,日本还吸收了德国的国家主义思想,为把人民置于天皇集权统治之下;
为其实现国家主义统治和对外扩张,找到了理论依据。
随着经济、军事和社会制度的发展变化,日本迅速跃居为世界列强中的一员。
当然走向国家主义,军国主义的畸变也把日本变成了危险的战争机器。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第二次全面地向西方学习。
战后日本社会经济濒临崩溃,国家处于危急之中。
如何恢复国力、振奋民心,是摆在日本社会面前的头等大事。
日本只靠儒家思想已无力挽救危难中的日本,儒家思想中的一些保守、消极的思想,已成为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因此拥有先进的科学技术和西方文化就成为日本追寻的目标。
当儒家提倡“重义轻利”与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思想格格不入时,前者必然要被抛弃,这时对西学的引进,不仅仅在科学技术方面,还包括政治、思想、教育等各个方面。
因为日本在资本主义的全面发展,要有与之配套的政冶、经济制度作保证。
因此教育领域宜传、学习西方的民主主义思想,也是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要求。
如日本在道德教育中进行国际化的教育,就是教育人们要学习西方的物质文明,实现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目标。
西方文明是日本追寻的目标,只有一定程度的西方化才能实现这一目标,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道德教育中,充分体现了逐渐西方化这一显著特征。
三、东西合壁创造性地发展
日本对东西方思想的大量吸收引进,并不是简单的照搬,而是适合国情地加以改造,以适应日本社会的需要,日本人池田大作曾说:
“日本人民在吸收消化外国文明方面,发挥了卓越的天资。
众所周知,这种天资的表现方式是随时应变、随机应变、灵活多变的。
”
日本对待中国儒家思想,根据国情合理地吸收应用,并将其转化为具有日本特征的儒学。
日本儒学虽以中国儒学为母体,在中国儒学的帮助下生长和发展,但是它必须适应日本独特的社会、风土文化,做必要的变化,否则,便无法植根。
因而日本儒学并非中国儒学的照相式翻版,而是经日本文化改造了的中国儒学的变形物,如中国儒学把仁慈(仁)、正义(义)、礼仪(礼)、学识(智)、信义(信)作为最重要的美德。
并且认为“仁”是人类最根本的美德。
而日本强调的五个最主要美德是忠诚、礼仪、勇敢、信义、节俭,却没有突出地考虑到“仁慈”这个中国儒学所独具的特征。
同时,既便是“忠诚”的意义在中日两国也存在差异。
在中国,“忠诚”意味着对自我良心的真诚,而在日本则是旨在献身自己领主的真诚,这种献身可以达到为自己的领主而牺牲生命的程度。
孔子所说的“臣事君以忠”,意思是臣子必须以一种不违反自己良心的真诚去侍奉君主,而日本则解释为“家臣必须为自己的君主奉献出全部生命。
”这种日本本土化的儒家思想,一方面与武士道精神培育紧密结合,从而上升到国家,强调对领主、天皇的顺从与忠诚:
另一主面渗透进日本传统的神道教之中,从小家上升到国家,强调对长者、天皇的孝顺与忠诚。
这种思想处圣德太子之后经历代统冶阶级的强化,已成为日本人的深层民族心理,对后世日本近代化、现代化过程中形成忠诚集团意识,奠定了深厚的历史基础。
过去日本“妙”用中国儒学为日本社会服务。
现在日本对中国儒学的研究和借鉴,实际上体现了日本对传统文化的大量吸收,使之为社会政治、经济服务。
如在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中,提倡“要忠诚于国家”。
忠诚于国家教育就是基于儒家“忠”的思想,现在赋予了新的内涵,即忠诚于资本主义制度,为其尽忠。
从学校到企业,从家庭到社会,忠诚于大和民族的信念始终被大力提倡,以国荣为荣,以国耻为耻的信念激励着日本人投身到报效国家的行列中,
印度和中国的佛教思想,宣传了许久,但是极平和的佛教,到了日本以后,顺应着封建时代的人心,也变成了一个“强性的宗教”。
或者是为宗派打仗,或者是为拥护一派的护法大名打仗。
僧侣的本身,都带着“萨木来”的臭味。
佛教爱人爱物无抵抗的精神,在日本封建时代,一变而为牺牲的争斗精神。
把“罗汉道”杀内贼的工夫,用在杀外敌的上面,也就和武士道没有冲突。
把天龙八部人非人的观念,应用在阶级的制度上面,也就觉得阶级的存在,没有什么不应该。
在日本语言里面,有很多话是从前佛经的用语来的,然而和佛语的本义,完全两样,譬如两人相打的时候,常用的“畜牲!
觉悟罢!
”就是一个很明显的证据。
久而久之,应于日本社会的必要,不能不想出种种的调和方法来。
“历史上的后进文化上的先进的佛教”便运用着很微妙的经义,造出一种“本地垂迹说”来。
在实际的势力上,要把幼稚的拜神信徒,拉到佛寺里来,便先在理论上,把佛教的信仰投降到“神”的威力下去。
某神就是某菩萨的体现,这一种的混合信仰,便由此而生了。
所以我们可以晓得,一个宗教的制度思想的变迁,完全适应社会生活的要求,同是一个宗教,他所行的地方不同,所支配的阶级不同,他那一个宗教的思想和制度,也就完全跟着变易的。
日本对西方文化吸收同样是立足于与国情结合。
如面对西方民主、自由、个性的教育方针,日本提出了个性教育。
其目的就是要废除儒家文化中有关抹杀个性的思想,鼓励突出个性、发挥每个人的独创性,吸收由西方传来的科学文明造成现代的势力,使资本主义制度需要的合格人才脱颖而出。
以适应激烈的竞争,同时日本的个性教育又是以服从、服务于集团为根本目的的,个人价值的实现是以集体价值的实现为前提的,注重集体利益,这正是儒家的教育思想。
因此日本的个性教育是典型的中西合璧的教育模式。
西方个人主义也提倡突出个性,但它以个人目的、个人价值为最终目的。
第三节日本思想政治教育的培养目标、地位和作用
一、日本思想政治教育的培养目标
1.明治维新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期间的目标:
“和魂洋才”。
“和魂洋才”之“和魂”是指“神国主义”思想,“洋才”则是指西方的科学技术。
2.战后目标:
具有完美人格的人,即“理想的人”
日本《教育基本法》中明确指出:
“教育的目的在于人格之充分发展,努力培养身心健全的人民,使其成为热爱真理和正义,尊重个人价值、尊重劳动、具有浓厚的责任感和充满独立精神的和平社会和国家的建设者。
”
二、日本思想政治教育的地位和作用
(一)强烈的国家民族意识是日本发展教育的原动力
幕府末期,西风东渐,国门渐开,日本为东西方文明之间的差距所强烈刺激,意识到发展教育、振兴科技方是抵御外侮、富强兵的根本之路。
日本在接受西方科学技术和西方教育制度时不但没有西方化,反而通过近代化的过程进一步强化了国民对国家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作为战败国,日本又一次面临深重的危机。
当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潮水般涌入之时,日本人较快地从卑、自贬中挣脱出来重新焕发出强烈的国家民族意识,全力支持政府为恢复经济继而使经济高速增长的各项措辞,包括发展企求教育、学校教育、社区教育等各种发展教育的措辞;
同时这些教育也都非常强调对忠诚之心的培养,进一步强化了日本国民的国家民族意识。
(二)维系国家政法体制
通过历代统治者宣传、培养,日本人强烈的国家民族意识已渗透进血液之中。
对本民族的一致认同,对本国的一致认同,集中体现在对民族与国家的象征之一的天皇的虔敬之心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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