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六十年经济回顾Word下载.docx
- 文档编号:20651107
- 上传时间:2023-01-24
- 格式:DOCX
- 页数:11
- 大小:30.27KB
建国六十年经济回顾Word下载.docx
《建国六十年经济回顾Word下载.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建国六十年经济回顾Word下载.docx(11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此發現與「馬爾薩斯均衡」理論相符。
我們知道﹐擺脫「貧窮陷阱」﹐從而進入持續的「增長均衡軌道」(growthequilibriumpath)絕非理所當然。
近半個世紀,非洲不少國家雖得到不少外援,但人均收入卻不斷下跌,經濟持續增長的難度可見一斑。
解放後的頭30年,中國經濟已有脫離「貧窮陷阱」的跡象,改革開放政策實施後,更全面進入了「增長均衡軌道」。
(2)建國頭30年
為什麼過去六十年中國經濟成績比過去二千年好得多?
表二對這問題有啟發性。
1820年,鴉片戰爭尚未發生,西方的工業革命剛開始,中國GDP佔世界GDP的三分之一,但到了1950年已跌至5%,炎黃子孫不免要感到面紅。
這中間的落幅,主要原因不在中國的下跌,而是別人科技生產上的進步。
從1950年到未來的2015年,中國的比例能拾回升軌,相當一部份原因是可以借鑒外國的先進科技及生產力,自己不用再在黑暗中摸索。
但這又帶來另一問題,為什麼建國的頭30年成續遠遠比不上後30年?
表二:
中國GDP佔世界的比重(%)
公元1700年
1900年
1950年
2001年
2015年
22
33
11
5
12
20
麥迪森(2003)
若以表面常理推斷,建國後上半期的經濟增長幅度實不應低於下半期。
經歷了百多年來的戰亂和列強掠奪,解放初期百廢待舉,經濟基數低企,只要建設的環境穩定,發展的潛力是巨大的。
事實上,中國後來能迅速增長﹐部份基礎亦確是在頭30年建立的。
例如,據2005年全國人口普查的數據顯示,65歲或以上的人口中(1940年或以前出生),46.9%是文盲,但35至54歲人口中(1950至1970年出生),文盲率只是6.81%,由此可知中國政府盡了不少力氣掃盲,對以後的經濟發展十分重要。
不過,眾所周知,建國後中國政府遇到的困難及犯上的錯誤亦是嚴重的。
五十年代初參加韓戰,經濟遭封鎖,大躍進時因糧食減產及分配機制失誤死掉近三千萬人(KwanandChow,1996),文革及多次的政治運動,全都大大不利中國的經濟發展。
在種種拖慢經濟發展的因素中,影響最大的的恐怕是頭二三十年錯誤的發展戰略。
中國政府當時為了早日超英趕美﹐基本上沒有理會本國的相對優勢或劣勢。
中國的生產要素禀賦主要特點是資本少,勞動力多。
在這種條件下,中國在勞動密集產品上有相對優勢,在資本密集產品上則有相對劣勢。
多生產前者,再在國際市場上換取後者,最符合有效配置資源的原則。
但在改革開放前,中國的國策是「自力更生」,發展沒有優勢效率低下的重工業,並且以壓低工資,壓低礦產資源價格,及壓低農產品價格的方法,亦即農村補貼城市的策略去支持重工業的發展。
這種戰略模式,出發點或許是要抗衡西方的敵視,也可能是好勝心太強,不相信經濟發展有其規律,政府可對其任意操控。
但不管原因為何,所付出的代價是夠沉重的。
我們可從改革開放後的巨大進步中反面地看到趕超戰略的重大失誤。
四人幫倒台後,中國經濟瀕臨崩潰,這有力的促使中國政府必需改變發展戰略。
但該怎麼辦?
有兩方面的發展最值得我們注意,其一是農村的改革,其二是對外開放及隨之而來的企業改革。
(3)農村改革
在農村改革以前,農業生產組織的基本單位是人民公社及生產隊。
這些單位人數眾多,生產規模較大,符合當時「農業的根本出路是機械化」的口號。
但中國人口充裕,機械會取代勞動力,反造成勞動力過剩,人浮於事。
更為嚴重的是,生產隊人數太多,不同的人貢獻有多少,不易搞得清楚,很難建立公平有效的激勵制度。
沒有合理的激勵,農民工作的積極性便不足,靠宣傳打氣也解決不了問題。
另一困難是政府為了補貼工業,把農產品價格壓低,農民生產的動力又再受打擊。
1978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針對這些問題,決定提高農產品的統購價,平均價格提高了22.1%。
與此同時,為了降低生產隊的規模,政府批准了規模較小的「包產到組」及「包乾到組」。
其後安徽鳳陽小崗村的村民自發推出了規模更加小的「包乾到戶」,又稱「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農民家庭在完成了合約承包的生產後,額外的產量可由該戶擁有。
這種產權改革,使農民的積極性大大提高,「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迅速打破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束縛,到1984年全國幾乎所有的農村都採用了這個制度(林毅夫(2009))。
在1978至1984這幾年間,中國的農業實質產值上升了61%,而推動這巨大增幅的力量,主要是量度生產效率的全要素生產力(totalfactorproductivity)提高了40%。
為什麼全要素生產力會上升?
根據McMillan,WhalleyandZhu(1989)的估算,78%全要素生產力的上升來自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22%來自價格增幅所帶來的激勵。
農業改革成功的意義重大。
第一,它印證了產權私有化及價格市場化可以帶來巨大的激勵與生產動力,從而增強了改革者的信心。
第二,農業增產可穩定民心,並鞏固改革者在政府的權力。
不過,私有化及市場化只能把農業產量提高到一個新的台階,不太可能使農業持續增長。
數據亦證明了農業產值的增長率在1984年以後遠比不上1978至1984年期間。
推動經濟增長的持續動力主要來自開放政策帶來的大規模企業改革。
(4)對外開放與企業改革
由鄧小平提出,趙紫陽執行的對外開放政策,可被視作經濟全球一體化過程中的重要組成部份。
1980至2006年全球實質進出口總額增長了5倍,跨境金融資產佔全球GDP比重由1990年的58%增加至2004年的131%。
至於中國,1978年時進出口總額只有206億美元,佔GDP9.74%,但到了2007年,總額已高達21737億美元,佔同年GDP的66.3%。
外商的直接投資,也有以數十倍計的增幅。
開放政策是否有利經濟增長?
表三的例子對這問題有啟示。
1952至1978年,開放政策尚未實施,廣東與貴州都同樣封閉,經濟增幅也相若。
其後,廣東遠比貴州開放。
在2007年廣東進出口總額佔GDP140%左右,貴州則只是6%。
從1978至2007年,更開放的廣東,增長便遠遠拋離了貴州。
表三﹕實質地區生產總值指數
廣東
貴州
1952
1.00
1978
3.673
3.743
2007
150.77
50.04
<
中國統計年鑒>
從理論上而言,開放外貿及引進外資,會逼使中國的企業面對全球性的激烈競爭。
企業若效率低下,不易避得過倒閉的收場。
要生存下去,便要生產自身有優勢的產品。
中國勞動力充裕,有優勢的是勞動密集型產品。
至於資本密集型的產品,根本競爭不過資本充裕的國家。
中國的企業若要勉強生產資本密集產品,便要靠國家的力量,剝削工人及農民的收入以作補貼,才可持續下去。
八十年代初﹐不少港台企業家看中中國的廉價勞動力,紛紛到內地設廠生產勞動密集產品,內地的企業亦依樣葫蘆。
這一步茲事體大,產品符合相對優勢,迅即攻佔龐大的世界消費品市場。
但競爭壓力所造成的影響尚不止此。
企業為求利潤,必需改善管理,羅致人才及激勵願意承受合理風險的企業精神。
鄧小平的「讓一部份人先富起來」剛好是對症下藥的重要戰略。
有了這個新政策,過去「做又三十六,不做又三十六」的平均主義工資機制便可打破。
工作能力強的,知識豐富的,市場中需求殷切,他們可獲較高的薪酬,這又從而激勵了更多的人願意投資在自己的人力資本之上,以圖增強工作能力。
在平均主義的年代,大家並無誘因耗費精力自我增值。
投資在人力資本上,是推動經濟持續增長的關鍵策略,亦是不斷提高產品質量的保障。
擺脫平均主義的約束,當然對培養企業精神有好處。
若担負了風險投資賺到利潤後便要遭到清算,誰肯做企業家?
十一屆三中全會承認了物質利益的重要性,這對國企的改革亦帶來深遠的影響。
依靠中央計劃的經濟體制,因為缺乏必要的資訊,很難清楚辨別出企業中那些員工能力高強或做事幹勁十足。
奬勵這些員工的機制亦無從運作。
在利潤全部要上繳到國家的社會主義體制下,經理廠長亦無重大的物質理由要努力替企業謀取利潤。
經理廠長較為了解自己員工的表現,他們若能得到更大的管理自主權,有利於準確地激勵員工。
1978年四川有四千家企業試行利潤留成制度,即把增加的利潤一部份留給企業,以作激勵及發展用途。
這本來是對症下藥的好事,但1979年這方法向全國推廣後,卻發現新的問題。
企業為求留下更多的利潤,時有謊報情況的傾向,國家因而只拿到部份它應得的利益。
1985年開始推行國企承包制,也有類似問題,廠長經理總有創意無限的辦法把利益多留給自己或企業,少上繳國家。
這個難題不易解決,原因是國企的所有權屬於國家及人民,而非負責日常營運的經理廠長。
後者並無特別的誘因去保護國家的利益。
沒有私有產權的基礎,權力下放可能引致道德風險。
鄉鎮企業及民營企業因為只求賺錢,目標明確,這個問題反而小得多。
國企的另一難題是它們經常要負起一些國家分派下來但卻會虧本的任務,繼續僱用冗員便是其中一例,它們在市場競爭中的生存能力因而大受影响。
有了這些負累,國企就算發現良好的商機,也不易轉型。
在這方面,以創造利潤為唯一要旨的鄉鎮企業及民企便靈活得多。
根據以上的分析,鄉鎮企業及民企的發展速度遠勝國企,是意料中事。
從表四可知,集體工業(主要包含鄉鎮企業)及城鄉個體工業(後來演變為民企)的工業總產值增長速度都遠比國企為快。
其它類型工業(主要包含港澳台及外資工業),增長亦是十分迅猛。
1980年時中國的工業總量主要由國企貢獻,但時移世易,到1999年國企的工業總產值只佔工業總產值不足三份一。
表四:
工業總產值(億元)
國有工業
集體工業
城鄉個體工業
其它類型工業
1980
3916
1213
1
24
1985
6302
3117
180
117
1990
13064
8523
1290
1047
1995
31220
33623
11821
15231
1999
35571
44607
22928
32962
資料來源﹕<
中國統計年鑒>
上述工業結構演變的過程,可被視為中國的「漸進主義」模式。
國企雖效率低下,問題叢生,但中國政府依然保護它們,任其繼續存在。
但與此同時,鄉鎮企業自發地迅速發展,個體或私營企業不再被當作資本主義事物而受到禁制,港澳台及外國資金紛紛設廠開業,在在都使到國企的相對重要性逐步下降。
至於「漸進主義」的利弊,我們在下文將繼續探索。
(5)收入分佈
對外開放政策把中國的企業推到與全球競爭的舞台上,為了在競爭中取勝,中國無可避免的要摒棄平均主義。
但這樣一來,收入分佈總會受到影响。
我們若採用一些常用的指標去比較改革開放初期的收入差距與近年的收入差距,很容易便可見到這些差距似乎正在擴大。
從表五可知,在1978年城鎮居民人均收入是農村居民的2.37倍,這顯示改革開放初期城鄉收入已有頗大的差距。
這個差距指數在1985年下降至1.72倍。
上文提過,八十年代初農業改革成功,農民收入隨著上升,這正是當時差距收窄的原因。
但此現象只曇花一現,自此以後,城鄉收入差距持續上升,在2007年它已增至3.33倍。
表五:
城鄉收入差距
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16元
685.3元
13786元
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
133.6元
397.6元
4140元
城鄉收入水平對比(農村居民=1)
2.37
1.72
3.33
〈中國統計年鑑〉
表六則說明,現今地區的收入差別仍十份顯著。
表中的三個省份,分別位處地理經濟條件完全不同的東部、中部及西部。
較富裕的浙江,人均收入是位處大西北甘肅省的3.59倍,差距不可謂不大。
表六:
地區人均生產總值(2007年)
浙江
37115元
湖北
16197元
甘肅
10326元
在個人收入分佈方面,1978年的基尼系數(Gini’sCoefficient)是0.29,2004年則是0.42。
我們若認同較高的基尼系數反映更不均的收入分佈,似乎可以下結論,改革開放後中國的收入分佈變得更加不均。
這個結論與另一命題「改革開放政策引致了收入分佈更加不均」在邏輯上並不等同,後者對既想繼續改革開放而又希望締建和諧社會的中國政府更為重要,這命題是否正確必須仔細推敲。
我們若以國際貿易的主流理論分析這命題,當可得到開放政策會縮小而不是擴大中國貧富差距的結論。
國際貿易與資金流入,有助增加城鎮工作職位,吸納農村人口,從而收窄城鄉收入差距。
這個結論有實證支持。
2007年國際貨幣基金發表了一份關於全球化與不平等的報告(IMF(2007)),當中引用了Wei&
Wu(2007)及Lin,Zhuang,YarciaandLin(2008)的實證結果。
他們發現,貿易自由化
(1)減低了中國城鄉之間的基尼系數,
(2)減低了中國農村內部的基尼系數,(3)稍為提高了中國城鎮內部的基尼系數,(4)減低了中國整體的基尼系數。
國際貨幣基金的報告本身亦有有關中國的定量研究同樣發現,進出口貿易額增加,或貿易自由化都降低了基尼系數,推廣教育也達到這效果,但科技進步卻會推高基尼系數!
根據以上的研究結果,我們可以下這個論斷:
改革開放本身並無造成貧富不均,但隨之而來的科技進步卻會提高基尼系數。
科技進步後,技術人員更形吃香,他們的收入也會水漲船高。
科技人員的收入和教育水平本來便比常人為高,改革開放使到他們的收入再有提升,這同時也意味著投資在教育的回報率會增加,人民有更高的積極性努力學習。
這些結果會拉闊社會中的收入分佈,但有利於推動「科教興國」,不見得是壞事。
改革開放不是擴闊收入差距的元兇,什麼才是?
據世界銀行(1997)一項研究,在1984–1995年間,中國75%的不平等指標的變化,都是源於城鄉差距的變化而來。
我們若關注中國的收入分佈問題,便必需特別注意農村。
從上文表五可見,城鄉收入差距不但大,而且自八十年代中期後沒有下降的趨勢。
這並不意味著農村收入沒有增加,只是增幅遜於城市。
我們已指出過,1978年至1984年間,農產量急升,就算在近年,農村的產量也有長足的進步。
從1989年至2007年,農林牧漁業的實質總產值,平均每年上升6.14%,這個速度不可謂不高,為什麼農村人口的收入增幅不盡如理想?
在建國後很長的時間內,甚至在實施改革開放政策後,農產品的價格常被人為地壓低,目的是要容許國企可以用較低工資僱用工人,亦即貫徹農村支援城市或農業支援工業的策略。
這策略對農民當然大大的不利。
其後,農業中自由市場的比重增加,農民的收入又遇上另外兩種制約。
正如林毅夫(2009)指出,農產品的收入彈性及價格彈性都很低,這意味著人民收入就算大幅上揚,對農產品的需求也不會增加多少,但產量上升後農產品的價格卻會受到很大壓抑。
提高農民收入最有效的辦法或許是減少他們的人數。
若一部份農村人口在城鎮中找到工作,餘下繼續務農的人口每人便可以擁有較多的耕地,從而提高收入。
不過,這裏也有一個問題,有能力離鄉別井的,多是年輕力壯生產力較高敢於冒險的農民﹔不動如山留守家鄉的,也許相當一部份是老弱殘兵。
這現象會部份抵銷了人均耕地增加所帶來的好處。
表七:
城鄉人口結構
城鎮人口比重(%)
鄉村人口比重(%)
鄉村人口(萬人)
1982
20.9
79.1
79,736
26.4
73.6
84,138
2000
36.2
63.8
80,739
44.9
55.1
72,750
改革開始後不久,鄉鎮企業的湧現曾吸納了不少農民在家鄉附近轉職當工人,近年大量的民工則跑到珠三角長三角等工業中心找工作,這些都有利於降低農村人口。
表七可見,鄉村人口佔總人口的比重,從1982年的79.1%急降至2007年的55.1%,這是數以億計大規模的人口遷徙,是可喜的現象。
但表七同時亦顯示出鄉村人口的絕對數值從1982年至2000年並無減少,人口遷徙只是舒緩了鄉村人口增加的壓力。
我們見到農民收入上升不夠快,這可能便是原因之一。
最近幾年鄉村人口終於下降一成,他們的收入有望可升得快一點。
(6)貪污腐敗
困擾著中國經濟發展的另一個因素是貪污腐敗。
貪污活動在道德上不可接受,但它對經濟的影响卻有點複雜。
在短綫而言,貪污行賄可能起到潤滑劑的作用,加快政府行政的速度。
行賄也可視為價格機制受到干預被扭曲後市場的回應,賄款不完美地扮演了價格的部份角色,使資源流向最願意付出代價的人手上,而不是胡亂地被配置。
在資源配置機制不完善的條件下,若貪污被禁絕,很多經濟活動可能便無法進行,市場一潭死水(參看Lui(1985)中的貪污模型)。
不過,我們若用長遠的角度看貪污,則可知它對經濟的長期增長有十分負面的影響。
貪污一旦盛行,當貪官的收入回報比工程師、醫生、教師或其它對社會生產有貢獻的人士要高的時候,不少人便會把時間精力轉投在如何搶得權力,學懂貪污之道上面。
這樣,投放在對社會生產力有實質貢獻的活動,例如學懂修橋建路,經邦治國的學問,便會大大減少,不利經濟增長(參看EhrlichandLui(1999))。
擁有配置資源的權力是做貪官的重要條件。
在完全競爭的市場經濟中,貪污不可能出現,原因不是貪官不貪,而是沒有人願意賄賂他們。
二十年前,在中國買一輛鳳凰牌自行車也要走後門,今天如果百貨店的售貨員要索得賄款才肯賣車﹐我們根本不用理會﹐跑到別家百貨店購買便可。
如果完全競爭的市場能杜絕貪污腐敗,為甚麼在改革開放後,中國經濟更依靠市場機制時,貪污似乎比建國頭三十年更是普遍﹖這有兩個原因。
第一,在六十年代中期以前,中國常被視為路不拾遺的廉潔國度。
五十年代的三反五反運動嚴厲打擊貪污,但案件多是涉及一些偷雞摸狗的瑣事,與今天以千萬元計的大案不可同日而語。
當時貪污的確是被壓了下去,幹部不敢以身試法。
在眾人都廉潔自愛,不敢越雷池半步的環境下,某人如果心存貪念,挺而走險,很易便會被檢舉。
貪污的機會成本太高昂,就算市場飽受扭曲,貪污也不易盛行。
但文革時期法制破壞殆盡,貪污瀆職不一定受到懲處,只要懂得辨別政治風向,便可如魚得水,腐敗活動又再滋生。
文革後貪官處處,他們可建立攻守同盟,互相包庇,貪污的安全度大增,週期性的反貪運動也起不了多大作用。
腐敗普遍,是意料中事(參看Lui(1986))。
第二,在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中國不少物資都實行價格雙軌制,即指令性的計劃價與一般較高的市場價並存。
當時社會中出現了不少「倒爺」,他們可以透過關係或賄賂,以偏低的計劃價從掌握配置權力的官員手中購入物資,再以市場價售出圖利。
今天雖沒有名義上的價格雙軌制,但不少資源的價格仍被扭曲。
例如,國有銀行的利率受中央控制,經常偏低,借貸人有很大的誘因賄賂銀行官員爭取貸款。
一些實力人士賤賣國有資產的傳聞,我們也不絕於耳。
在改革開放前,一些貪官不見得不想利用扭曲了的計劃價圖利,但當時市場經濟一潭死水,缺乏擁有足夠購買力的買家,貪污腐敗尚不易泛濫。
(7)發展路向與有待處理的問題
中國建國頭三十年採用指令經濟模式,後三十年則摸著石頭過河「漸進」改革。
後者與前蘇聯及東歐在九十年代改革要一步到位的「震蕩療法」大相徑庭。
「震蕩療法」差點導致蘇東經濟全面崩潰,大量習慣於被補貼政策保護而效率低下的企業,突然要在市場競爭中自力更生,很快便變得奄奄一息。
「震盪療法」的失敗正好印證「欲速不達」所含的智慧。
以效果而論,「漸進主義」顯然遠勝「震盪療法」,但二者主要的不同只在改革過程的快慢及步驟,最終目的及方向並無真正分歧,都是向產權私有化及資源配置市場化邁進。
其實所謂「漸進主義」也不是這麼「漸進」,改革初期農村放棄人民公社「大鑊飯」的組織模式,改為採用「家庭聯產責任承包制」,在農村中便立時引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對外開放政策把中國的企業推上面對全球市場競爭的舞台,並且打破平均主義的薪酬制度,同樣都是革命性的改變。
中國的戰略與蘇東不同之處,是改革政策逐項出現,不是一步登天。
中國的漸進戰略雖然成功,但餘下要走的路仍很遙遠。
中國政府害怕失業率上升,不想國企倒閉,也許要等到民企在市場中比重更高的時候才敢撤走對國企的優待。
但這樣一來,某些國企不公平的壟斷力量便可繼續下去,消費者便得不到競爭帶來較低價格的好處。
政府為了保護國企,四大國有銀行八成以上的貸款都要借給國企,而且利率偏低,別的企業要借貸卻是困難重重。
在證券市場中,非國企要集資,一樣面對不公平的競爭。
這些做法對中國金融業的發展十分不利。
中國經濟改革的成功,相當大程度地是因為對外開放政策帶來了競爭,從而逼使企業要多生產符合其相對優勢的勞動密集產品。
不過,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資金的跨境流動性大增,一個國家是勞動充裕還是資本充裕,已變得越來越不重要,中國能否再倚靠廉價勞工,也大成疑問。
若要繼續改善人民的生活,通過教育培訓及科技去提高他們生產力,已是必要的發展戰略。
中國政府也提過「科教興國」的口號,但在實際運作上,這口號仍未真正落實。
2006年中國的教育經費合計佔GDP4.6%,其中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只佔GDP3.0%,以世界標準而言這是極為偏低的。
反觀同年的固定資本形成,卻佔了GDP的41.8%。
人力資本的投資低企,固定資本的投入比重則在世界名列前茅,會造成極大的失衡,影響經濟的持續發展。
芝加哥大學諾貝爾獎經濟學家赫曼(JamesJ.Heckman)多年前已對此大加批評,但情況改善很緩慢。
不但如此,教育經費分配的方法也大有問題。
農村人口眾多,但所得的政府教育經費卻不及城市的一半。
這對收窄城鄉差距十分不利。
幸好中國人民極度重視教育,家庭中父母對子女的教育投資絕不手軟,部份抵銷了政府資源分配失誤帶來的影响。
至於高等院校,雖獲得較高比重的經費,但不少院校興建大樓的興趣似乎遠大於聘用大師,中國教育界對此頗有爭議。
三十年的改革開放使到數以億計的中國人民脫離了貧窮,但城鄉收入差距及地區收入
- 配套讲稿:
如PPT文件的首页显示word图标,表示该PPT已包含配套word讲稿。双击word图标可打开word文档。
- 特殊限制:
部分文档作品中含有的国旗、国徽等图片,仅作为作品整体效果示例展示,禁止商用。设计者仅对作品中独创性部分享有著作权。
- 关 键 词:
- 建国 十年 经济 回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