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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韩国近代民族主义确立过程中,为建构国民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在帝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对立下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也在事大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对立下建立了对中国的批判。
在构筑国史的过程中,不仅重新构筑了中国与朝鲜半岛的关系史,也重新以中国为参照物建构了韩国的民族史体系。
在这种认识结构之下,无论对于他者的认识,还是对于自身的认识,都更容易受到立场和成见的影响,所构筑的历史也只能是事实与想象的结合体。
然而这种认识一旦扩散开来,将对国民的历史观、国家的政策取向乃至东北亚国际关系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这种现象已经出现,需要我们对韩国的历史观进行梳理。
本文拟从韩国近代民族史学与现代在野史学的发展,说明近代以来韩国人历史观的演变及其与中国的关系。
一、北伐论与北方领土意识的抬头
在1895年清政府于《马关条约》中正式承认朝鲜为独立自主国家之前,朝鲜是中华秩序下的藩属国之一。
朝鲜自古认同以中国文明为标准的华夷之辨,积极从中国输入文化。
到朝鲜时代,随着朱子学的传入,华夷观的影响更大。
在清朝入
关之后,朝鲜视清为夷狄,不承认清朝在中国的正统地位,坚持尊明排清,倡导尊周大义,使朝鲜人对本国和中国的认识发生了变化。
首先,随着南明的灭亡及清朝统治的稳固,清与现实中的中国已经很难分清,使朝鲜人对清的否定渐渐变为对现实中国的否定,从而不愿再从中国输入文化。
虽然两国使节往来不断,但是中国文化对朝鲜的影响力已大大减弱,以致李瀷将鸭绿江形容为“鸭绿天堑”。
②朝鲜后期北学派的产生就是对这种现象的反动,北学派反对因攘夷而连同中华固有之文物制度也一同加以排斥的倾向,但北学派也未能改变朝鲜的这种思想倾向。
这种思想倾向一方面造成了一般朝鲜人对于清朝统制下的中国的无知,另一方面,也助长了朝鲜人对朝鲜本国文化的自尊意识。
北学派的朴齐家批评朝鲜士大夫说,“下士见五谷则问中国之有无,中士以文章不如我也,上士谓中国无理
学”。
①部分朝鲜士大夫不再满足于夷狄的地位,而以中华自居。
李种徽(1731—1797)强调朝鲜自箕子用夏变夷之后即已成为华夏,其后的新罗、高丽虽然又沦为夷狄,但是如同中国虽经五胡乱华而仍为中国一样,并不损害其“东夏”地位。
②金履安(1722—1791)则干脆认为朝鲜自古即与中国同属于人类,而其余地方的人则为夷狄,过去只是由于朝鲜自己过于慎重,故而以夷狄自居。
③
所以,金履安对于当时朝鲜人仍自贬为东夷表示不满。
他说:
“然吾方仆仆然自以为夷,而名彼中国。
呜呼,吾言非邪!
”④在这种思想支配下,在朝鲜人看来,出生在中国是一种不幸,而出生在朝鲜是一种幸运。
金元行(1702—1772)说:
“人不为女子而为男子,不生于今之中原而生于我东,肢体完具而不病,耳目聪明而不塞,顶天立地好个身,岂可虚过了一生?
须
识得为人之道,行得为人之事,方是真个人。
”
⑤即使随朴趾源(1737—1805)到中国的下人张福,在朴趾源问他是否愿意生在中国时也说:
“中国,胡也,小人不愿。
”⑥可见小中华意识所引起的排清意识和自尊意识在当时的朝鲜具有相当广泛的社会影响。
这种相对于中国的优越意识也逐渐养成了一部分朝鲜士大夫的大国意识。
一般朝鲜人常恨朝鲜疆域太小,而尹愭(1741—1826)则说:
“愚则以为今天下,唯东方疆域最大。
”因为在他看来,只有朝鲜“独保崇祯后日月,则其山川之秀丽,风俗之美好,殆同金瓯之无一欠缺,宛然有大明天地之气象,此岂非宇宙间好个大疆域耶?
”⑦
然而,文化上的大并不能满足一般朝鲜人想成为大国的心理。
受清朝入关前两次侵朝战争的刺激及北伐论的鼓舞,朝鲜人开始关注高句丽、渤海的历史,并开始将檀君朝鲜作为一个政治实体来认识,讨论古朝鲜的疆域问题,也产生了恢复所
谓北方旧疆的强烈愿望。
对于希望北伐中原的朝鲜士大夫来说,占有辽东是成功的关键。
成海应和韩元震都认为朝鲜北伐时应分为水陆两路,水路在山东半岛登陆,直捣京津地区,而
陆路则从辽东攻击山海关。
所以成海应强调,朝鲜只有占据了辽东,才能与清朝决战于北京城下。
①丁若镛认为辽东不是像朝鲜这样“愿顺不武之邦”所能守得住的,而且自明朝定都北京,中国政治重心北移以后,朝鲜要想占有辽东也变得更加不可能。
此外,他还强调:
“且我邦地势,北以二河为界,豆满及鸭绿,三面环以海水,疆场之制,浑然天成,得辽东反为赘也。
何为恨之哉!
”但是他也不能完全放弃占有这一地区的愿望。
所以他接着说:
“虽然,苟使国富而兵强,一朝有抗衡天下之志,而欲窥中原一步者,非先得辽东,不可为也。
不然,西得辽东,东平女真,北拓境上,穷黑龙之源,而右与蒙古抗,斯足为大国,亦一快也。
”②一部分朝鲜士大夫甚至不以占有辽东为满足,还进而有入主中原的愿望。
这不仅体现在“北伐论”本身上,更体现在对北伐成功后如何应对局面的构想上。
上面提到的成海应主张北伐成功后可拥立明朝皇室后裔为帝,然后朝鲜退守东藩,而同样对北伐十分热心的韩元震则主张朝鲜应该利用北伐的机会控制天下。
③李重焕在《择里志》中提及朝鲜民间流传的一个说法:
蒙古、女真等都曾入主中原,只有朝鲜不能,是因为朝鲜版图像个老人,向西而坐,有拱揖中国之势,所以自古忠顺于中国,而且朝鲜无千里之江河,百里之平原,所以不生伟人,不足以有所作为。
④这也间接反映了一部分朝鲜人对入主中原的渴望。
在清政府因受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起义的打击而出现衰亡迹象时,
“北伐论”又成为朝鲜士大夫讨论的焦点之一。
这时仍然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
例如,申箕善主张北伐成功后拥立明朝皇室后裔,光复大明。
⑤而金平默则明确指出,如果朝鲜孝宗当年北伐成功,则将是孝宗称帝,而不是复兴明朝。
不仅孝宗时
是这样,现在也是如此,朝鲜人应该有此种觉悟,尽早朝着这一方向努力。
⑥直到甲午战争之前的几年,吕运亨(1886—1947)的祖父吕圭信(?
—1903)还向政府建议进行北伐,并为此四处奔走,在因此被流放到平安道的深山中之后,仍每天研读
兵书和算学。
⑦随着大韩帝国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清王朝为“中华民国”所取代,“北伐论”对于韩国人来说自然没了任何意义,但是韩国人对于中国的认识并没有因此而彻底改观,反而沿着原来的老路继续发展下去。
当日本在甲午战争中取胜之后,韩国人也希望经过十年的努力成为富强的国家,像日本那样打败中国,迫使中国割让辽
东和整个东北地区,赔偿八亿元。
①在日俄战争前夕,李沂希望日本在控制东北地区以后,将其划为三部分,东部归日本,西部归中国,南部归韩国。
因为在他看来,东亚鼎足而立的中、日、韩三国中,由于韩国地小民寡,不能形成均势,不利于东亚和平大局。
二、民族史学与北方史观的兴起
1905年前后,韩国启蒙运动兴起,史学成为启蒙思想家树立民族主义的重要工具。
申采浩、朴殷植等早期民族史学家以北方的高句丽为中心重新构筑韩国的历史体系,提倡北方史观,从而也影响到对中国的认识。
首先,韩国的启蒙思想家为树立民族主义,也将中国作为韩民族的对立面。
在领土问题上,他们更渴望占有中国东北地区。
张志渊感叹:
“自辽、金、蒙古以来,箕、高旧疆不复收入版图,至使圣祖陵寝、发祥之地沦在异域,岂不为志士无穷之恨欤?
”③申采浩更强调东北地区对于韩民族的重要性,认为“韩民族得满洲,韩民族则强盛;
他民族得满洲,韩民族即劣退”。
所以提出“高句丽旧疆收复”论。
而且,他认为韩民族历史发展的规律是,上古从北方向南发展,而中古以后从南方向北发展,沿着这种趋势发展下去,将来一定能收复高句丽旧疆,重光檀君遗史。
另一方面将古朝鲜和高句丽形容为古罗马那样的大帝国,并将匈奴、女真(滿族)、蒙古、鲜卑族等都视为同族,强调朝鲜族对汉族侵略和殖民的“光荣史”,作为唤起韩国人民族精神的力量源泉。
在申采浩笔下,檀君成了征服英雄,华夏是古朝鲜统治下的一部分,现在中国的大部分都曾是古朝鲜的殖民地,帝喾、帝尧、帝舜不过是古朝鲜五部的长官而已。
申采浩写道:
“支那被称作‘华夏’或‘诸夏’,当时支那受位于朝鲜西南的南部大加管辖,故以‘夏’为名。
这不是汉族的支那,江、淮沿岸和山东、山西、直隶等地都是
朝鲜的殖民地,其余为苗族和汉族的领地。
”⑤这就是申采浩的所谓朝鲜族“支那殖民论”。
申采浩不仅对难以考证的古朝鲜历史做如此改造,对于高句丽、百济、新罗的历史,也同样强调它们对中国的侵略和殖民,如相信福建的泉州、漳州等地曾是新罗的殖民地,百济曾占领中国的山东、浙江一带。
朴殷植也有与申采浩类似的思想。
他曾在大倧教的影响下,作《梦拜金太祖》,将金对宋的侵略视为朝鲜族的历史“荣光”,希望藉此激发朝鲜族的斗志,征服天下。
他说:
“万一朝鲜民族继续制造李舜臣铁舰,扩张海军力量,研究许灌的煤炭说明,发达器械力量,朝鲜国旗可腾飞于欧美诸洲。
”柳寅植在对中国的认识上,也与申采浩有类似的倾向。
他形容朝鲜自“三国
以来,雄据东部,凌轹支那,或席卷中土,或侵扰边方,与黄帝子孙,血战数千年,东
洋武强之国,无与我比也。
”他不仅强调“满洲一幅,元是朝鲜幅员也”,还将滿
族视为同族,将清朝入主中原视为檀君后裔对中原的统治。
李炳宪几乎是一个彻底的旧式学者,曾多次到中国,向康有为等人学习今文经学,在韩国提倡孔教,但是他在强调朝鲜族对中国的侵略上,与申采浩相比也毫不逊色。
李炳宪认为伏羲也兴起于长白山,伏羲、舜、女真都是朝鲜族,从伏羲到舜,到金、清,是朝鲜族先后四次占据中原的历史。
这样,在他们那里,满清不再是应该排斥的夷狄,而成为称颂的对象,李炳宪甚至说,全球“若主之正,莫尚乎满清”。
一位署名青吾的作者在强调韩国地理上的优越性时,甚至也同样强调其优越性之一是可以并吞或侵蚀中国大陆。
他写道:
“地形狭长,恰似猛虎,又如卧蚕,又像舞袖的仙人。
往昔崇尚领土主义和军阀主义的时代,可以并吞或侵蚀支那大陆;
近古崇尚平和主义时代,独于烟霞缥缈间享受安闲,讴歌泰平;
并带有未来世界平和先驱者的气像。
民族史学之所以如此建构韩国历史,是因为处于殖民地下朝鲜民族需要历史的“荣光”来维系民族认同。
李丙焘在论述高句丽历史对于朝鲜人的意义时说:
“作为弱骨贫血的现今朝鲜人,当神驰往古之时,如果说能够给予多少刺激、兴奋、或慰安的东西,那就是(东方)三国的史迹。
而三国中,没有比翻开那兴起于渺小的鸭绿江畔一隅之地,最终建成包括辽左汉北(辽河以东、南汉江以北)的满鲜地域,东方未曾有的大国的高句丽的历史,让我们的感受更加切实的了。
”迄今韩国人常会设想这样的问题,如果朝鲜半岛是由高句丽而不是新罗完成统一,则韩国将统治着包括中国东北和华北地区在内的广大领土,韩国也能成为大国。
三、事大主义批判与中国认识的变化
在近代以前,受华夷观的影响,朝鲜士大夫虽然否定清朝统制下的中国,但是仍然尊崇明朝,认同理想中的中华文明。
但是到了近代,世界被以西洋文明为标准重新进行文明与野蛮的划分,中国和朝鲜都成为半开化的国家,不仅华夷之辨失去了过去的意义,中国文化反而作为导致朝鲜衰落的罪魁祸首而受到批判。
当中国在甲午中日战争中失败时,《独立新闻》即认为中国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未能文明化,认为儒学和中国古书是对中国和朝鲜都有害的东西。
到1905年启蒙运动兴起以后,申采浩等人对朝鲜人的慕华思想进行了更为激烈地批判。
申采浩强调,三国以前汉文未盛行,全国人心只尊自国,只爱自国,而以中国为仇敌;
三国以后几乎家家收藏汉文书籍,读汉文书籍,结果汉官威仪埋没
了韩国国粹,汉土风教夺去了韩国国魂,导致朝鲜以附庸属国自认,人民充满奴性,国家长期陷入奴隶境地。
朝鲜是一个儒教国家,有韩国学者将近代国家沦亡的原因主要归之于儒教。
朴殷植认为,“所谓礼义之邦只是不能纪念祖先功德者的美名,所谓小中华只是自甘为他国奴隶者的徽号。
”郑寅普也说,“(韩民族)数百年来本是染有‘历史的膏肓’的民族”,“受病的原因,主要是由于随着宋学的输入,将明哲保身一词视为圣道。
此外更为重要的是自高丽中叶以后,浮慕中国,丢掉了先民的传统国性,最终导致似是而非的汉文文词和缺乏自我的附从的学术弥漫,逐渐失去本心。
使病根加重的是宋学,而引起病根的是慕汉派的背本学者们。
”甚至连朝鲜时期出现的党争,也被认为是因为输入了好党同伐异的宋儒思想的结果。
直到1945年朝鲜半岛解放后,韩国人依然指出,“过去在韩国极度崇扬中国儒教,因而形成事大思想,因这种思想的腐败,最近思想上存在浓厚的排华热也是事实。
但是在否定中国文化的过程中,也有一种奇怪现象,那就是一方面否定中国文化,另一方面强调中国古代文化来自朝鲜文化。
申采浩就认为中国古代文化的许多东西来自朝鲜文化,只是到了秦汉以后,中国狭隘的国粹主义盛行,尊尚朝鲜的学说不得流传于世。
例如,他认为大禹治水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因为他从檀君太子夫娄那里得到了《黄帝中经》。
而《洪范》是箕子对《黄帝中经》金简玉字的部分译述。
李沂关于《洪范》来源的说法更为离奇。
他认为《洪范》为檀君所作,然后以副本藏之金龟之中,而将金龟放到海里,说随便你往哪里去,得此者为圣人。
禹至洛水首先发现了它,是为洛书。
然后传给伊尹,再传给箕子,所以箕子就是檀君的第三世化身。
还有韩国学者认为汉字是这样产生的,即凤凰从东方君子国(朝鲜)衔来图纸,黄帝得到后依样制作了文字,作成书契,所以“中华万世的文明事业总的来说不过是东方的一神鸟为其定了指针,开了运路而已”。
郑寅普则从章太炎释“夷”为“仁”,“仁”为儒家思想的核心概念出发,推演出东方思想的主流发源于朝鲜的结论。
有韩国学者认为,不仅中国文化来自朝鲜文化,而且世界文化也来自朝鲜文化。
申采浩相信,“大概檀君以后千余年之间,朝鲜的政治和制度是古代最完美的,文化的发达也是邻邦各族的模范,万一其子孙能以武力保护这一文化,并加以扩张,朝鲜不仅真的能占据东洋文明史的首座,甚至能独占环球全土。
”与申采浩相比,李炳宪更为积极,他认为长白山是世界文明的发祥地,世界文明都起源于朝鲜族。
崔南善提出“不咸文化论”,将韩国作为东北亚文化的中心。
1949年,崔南善在向反民族行为特别调查委员会提出的《自列书》中,是这样解释他提出不咸文化论的意图的:
“实际上不过是想用檀君文化囊括日本,乃至全人类文化的一半
的有些唐突的提案而已。
韩国学者在否定中国文化的同时,自然也会产生对中国的否定。
俞吉濬在1885年前后还认为中国是朝鲜唯一可依赖的国家,而在甲午战争后他的认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完全倒向了日本一边,对中国人持非常苛刻的批评。
1895年俞吉濬出使日本,当伊藤博文说有中国百姓愿意为日军提供劳役时,俞吉濬说:
“若哉!
人民之无自立之气如是哉!
清国之民,自来若是,故汉人所谓四夷八蛮而凌辱之者,苟有力而入主之,以世界中最大国最多民不敢出一矢相抗,顺受而君事之,自晋魏以来至于今日也。
”《独立新闻》也发表文章批判中国人说,“人民懦弱、卑贱、愚昧、肮脏,毫无为国献身之心,即使受人贱待也漠然不知,受人蔑视也毫无怨言。
”在这一过程中,对韩国人的中国观影响最大的还是对事大主义的批判。
近代以前,以小事大被认为是小国与大国关系的必然形式。
到了近代,在朝鲜与西方各国订约通商以后,朝贡体制与近代国际关系体制之间的矛盾开始凸现。
1882年,朝鲜要求改革朝贡制度,两国订约通商,朝鲜派驻使节驻扎北京,贺谢、陈奏等事不再派遣使节。
但是朝鲜的要求为李鸿章和清政府所拒绝。
虽然签订了《清韩水陆贸易章程》,除了重申两国的宗属关系之外,没有对原有的朝贡制度作任何改动,唯一的变化就是一些临时使行人员可以从水路到中国,而不必全走陆路。
到赵大妃薨逝时,按照旧规,清政府当派敕使到朝鲜致祭,而高宗希望中国勿派使前往。
袁世凯认为高宗之所以希望清政府不要派使,是不愿行迎接中国敕使的礼仪,最后清政府坚持派使。
这时期,朝贡制度中不平等、不符合近代习惯的礼仪制度与日益增强的国家主权观念之间的冲突日益突出。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1884年甲申政变时,金玉均等人提出要废除朝贡虚礼。
俞吉濬虽然曾认为中国是朝鲜唯一可以依赖的力量,但是却主张中国应使朝鲜成为亚洲的永久中立国,他后来在《西游见闻》中进而阐明赠贡国可以是独立主权国家。
到甲午战争中国战败,被迫向日本承认朝鲜为独立主权国家,朝鲜国内在庆祝独立的同时,也开始批判事大主义。
独立协会就是在强调朝鲜从清朝的藩属地位成为独立主权国家的意义上成立的。
独立协会将摆脱与清朝的宗藩关系看成国家从奴隶状态下获得解放。
独立协会的主要事业之一就是撤除过去为迎接清朝敕使而修建的迎恩门,改建为独立门。
独立协会的主要领导人徐载弼强调撤除迎恩门是朝鲜国民的夙愿,“不管怎么说,这肮脏、耻辱的(迎恩)门必须拆掉”。
对事大主义的批判也是后来启蒙运动的主要内容之一。
申采浩号召韩国人成为20世纪的新国民,昭雪数百年沉醉于事大主义之旧耻。
柳寅植强调事大主义是朝鲜衰落的原因之一。
他指出,自朝鲜王朝建立之后,“尊王事大之论,遂为一部义理,而深入于全国之脑髓,养得依赖之习惯,缺乏自主之性格”。
他进而批判慕华思想说:
“李恒老之华西雅言,柳麟錫之崇华庙,吹嘘庄窜,至不忍见,使士气委靡,民风懦弱,皆此辈事大之论为之祟也。
在这种认识之下,原来朝贡、册封制度在礼仪上的不平等性不仅在扩大,甚至出现一些带有文学色彩的描述。
从新罗到高丽、朝鲜的君王一定要接受中国皇帝的册封,这给当时的朝鲜人以很大的挫折感,朝贡更被形容为将本国的财宝献给中国,还要用金银财宝来招待中国敕使。
最令朝鲜人深感耻辱的是,为满足中国皇帝的需要而贡献良家女子。
有人这样写道:
“那所谓的以小事大被释为天经地义,将用夏变夷作为鬼训神诰来迷信,将尊中华攘夷狄视为春秋的大义,在这种问题下为圣宋大明而排斥胡元蛮清,敢于付出许多牺牲,反而招来不少蹂躏,历史上的绝对耻辱,倾江汉之水以洗刷,借秋阳以曝晒,也难以很快消除其痕迹的绝对的耻辱。
”这种对中国的否定认识,在日帝时期进一步被激化。
白永瑞教授认为,在大韩帝国时期,中国在韩国新闻媒体中的形象可分为三种,即作为贱视对象的中国,作为维护东亚和平大局一员的中国和作为改革榜样的中国。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后两种认识减弱,而第一种认识逐渐增强。
到20世纪20、30年代,这种蔑视中国的情绪在殖民地朝鲜已经非常强烈。
1928年,魏建功受聘到京城帝国大学当汉语讲师,住在京城(首尔),亲身目睹了朝鲜人对华侨的欺侮。
他到了朝鲜,就有朋友告诉他“朝鲜人很欺侮中国人”。
常有朝鲜人在中华料理店嘲骂,不给饭钱。
魏建功也亲自看到一家朝鲜人吃了饭后带走了酒杯。
朝鲜人见到华人就寻衅,故意碰打或嘲骂。
华人在偏僻的胡同里走路,经常遭到群殴,被骂“妈啦格口”更是家常便饭。
朝鲜人有恃无恐,华人也只能逆来顺受,因为警察也是朝鲜人,华人没有申诉的可能。
面对朝鲜人对中国人的这种态度,魏建功评论说:
“我平和(或者他方面以为偏颇)的说,朝鲜人除了那些‘不逞’的,其余的都算‘太逞’了。
他们有悠久的附庸的历史地位,再加上新近的厚重的负载,所以大部分变成了好贪小惠的习气。
奴隶得到一丝一毫的好处便比什么都要高兴,感激涕零的颂念他主人的恩惠;
他因此也很喜欢做别人的主人,大概是想着他的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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