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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纳兰性德的研究成为今天越来越热的话题。
从纳兰刚去世到现在都不乏对纳兰及其词的研究。
王国维对纳兰的词作了很高的评价“纳兰侍卫以天赋之才,崛起于方兴之族。
其所为词,悲凉顽艳,得于意境之深,可谓豪杰之士,奋呼百世之下者矣”。
[1]后又称纳兰“北宋以来,一人而已”。
[2]其中邓伟从三个方面对其思想进行最早的研究,其后的祝注和楚庄等都进行过研究。
其中的黄士吉着眼于纳兰性德在表现手法上的创新。
宋培效从容和形式两方面探讨了纳兰的悼亡词。
从言情角度、风格角度、艺术表达等方面对纳兰词都有代表性的论文。
这些论文无疑给我们研究纳兰及其词带来了很大的帮助。
1.1.2研究意义
纵观这些研究,可见人们对纳兰性德及其作品做了很多研究,但对纳兰词的悲剧意识成因却研究得不够深入和全面,没有从纳兰的词中领略到纳兰词的价值。
本文将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和纳兰性德的词,来系统地分析纳兰词悲剧意识的形成,最后通过纳兰的词来说明纳兰悲剧美中所体现的价值。
1.2文献整理综述
在纳兰刚去世时,他的亲友对他的词发表过简略的看法,后来到嘉庆年间,先后有芳灿抄本,袁通选《饮水词钞》二卷本、道光十二年,汪元治辑《纳兰词》五卷本,道光二十五年祥河刻《饮水诗词集》本、道光二十六年周之琦选《饮水词》一卷本、光绪六年许迈、娱园刻《纳兰词》五卷补遗一卷本,各种抄本达六种之多。
王国维在1907年的《教育世界》杂志刊出的《人间词》甲乙稿里对纳兰的词作了很高的评价“纳兰侍卫以天赋之才,崛起于方兴之族。
其所为词,悲凉顽艳,得于意境之深,可谓豪杰之士,奋呼百世之下者矣”,[1]后又称纳兰“北宋以来,一人而已”。
[2]
之后的时期,关于纳兰的著作多了起来,对其词的研究也频繁起来,其中,徐与昆的《纳兰容若词评》分析了纳兰词“哀感顽艳”的原因。
从1979年古籍影印《通志堂集》算起,至今,目前已出版和纳兰性德有关的文献整理和研究著作有20余种。
《民族师专学报》从八十年代初期就专门开设“纳兰性德研究”专栏,每年发表纳兰性德的研究论文3-5篇,其它各种学术刊物亦不定期地刊发相关的研究论文,首都师大学“国学”还专门辟有“纳兰性德研究”的专栏,介绍纳兰性德的研究资料和最新研究成果。
1985年7月纳兰性德研究会还成功地举办过“纳兰性德学术研讨会”,1997年8月由历史文学学会和纳兰性德研究会共同发起组织的“海峡两岸少数民族文学研讨会”再次在举行。
纳兰性德研究是这一时期清词研究最热门的研究领域。
第一是对纳兰性德的思想的研究,最早提出的是邓伟。
他从三个方面探讨了纳兰性德的思想。
首先,“他对自己的出身和地位看得非常淡薄,不仅不以为是幸福和荣耀,反而认为是自己的不幸并感到厌恶”。
其次,他对人生的看法深受佛教和老庄道家思想的影响,是消极避世的,他在古人那里找到潜和白作为其效法的榜样,认为这二人的思想境界和人生态度与自己是相近的;
第三,“他对宫廷侍卫生活是非常厌倦的,皇帝侍卫的身份使他感到在皇帝面前有受压抑之感,他追求轻闲自在的隐逸生活并尽情抒发个人情怀的愿望始终得不到实现。
”邓伟对纳兰性德思想的分析是横向的,而祝注先从纵向发展的角度谈到纳兰性德思想的转变过程。
认为纳兰性德在入世之前,曾经是意气风发,壮志凌云,“他关心经济民生之学,也有过跃马疆场的宏大志向”;
但他在入世之后,曾经仕途的奔波,目睹官场的黑暗,佛老思想占据了他的思想领地。
第二个是对纳兰性德词的题材的研究。
对悼亡词和边塞词的研究最为突出。
严迪昌、黄士吉、宋培效等对悼亡词的研究卓有成效。
严迪昌认为纳兰性德不仅拓开了传统悼亡词的容量,更主要的是赤诚淳厚,情真意挚,“几乎将一颗哀恸追怀、无尽依恋的心活泼地吐露到了纸上”。
黄士吉主要着眼于纳兰性德在表现手法上的创新,认为他善于化用、爱情悲剧的典故,来表达自己对亡妻深挚的悼念之情,也强化了词中浓郁的悲剧气氛和感伤情调。
边塞词是近年来人们多所注意的题材类型,菊玲、宋公然、季祝平、晓红在这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索。
宋公然认为纳兰性德的边塞词主要是描写边塞风光,抒发今古情怀,在表现容上有的是发兴亡之感,有的是写行役之苦,有的是抒怀人之愁,有的是状塞外之景。
综合起来,词人描绘的是一幅苍凉雄放而又凄婉幽咽的塞外风情图,是词人留给我们的一幅深情远致而又迷惘哀伤的塞上心路历程图。
具体说来,纳兰性德的边塞词表现了以下两个方面的容:
凭吊兴亡和伤离恨别。
在艺术表现手法上边塞词亦具有特色,一是善于真切地描绘边塞特有的风情,二是以情心观景,以慧眼察物,写自己情中之景,抒自己景中之情,总是景与情化而为一。
此外,纳兰性德的咏物词在近两年来亦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这方面的研究论文有岑玲的《爱他明月好,憔悴也相关——简论纳兰性德的咏物词》、王雯的《别样清幽,自然标格——谈纳兰性德的咏物词》。
王雯认为纳兰性德的咏物词同其悼亡词、边塞词一样,通篇笼罩的也是一种“寄思无端,韵淡疑仙,思幽近鬼”[3]的凄凉情绪,但咏物词中流荡的更是一种孤情判韵的傲世情怀,寄寓的是词人以事物自喻的不与统治者同流合污、不坠世俗的个性气质。
第三是关于纳兰词创作特色的总体研究,是这一时期研究成果最多的部分。
王国玺从探寻纳兰词美学风貌入手,指出其创作特色是“以清淡朴素的语言抒写真情”,王氏将纳兰词的语言表达与思想容统一起来表述,很有见地。
宋公然则从容、风格、表达技巧、语言特色等方面作了如下总结:
纯任性灵,吐露真情,兼具婉约豪放词风;
善于体物言情,描写抒情,曲尽其妙;
用语本色,不尚雕琢。
从言情角度探讨纳兰词的代表性论文,有慧星的《谈言情之作纳兰词》和徐培均的《言情之妙品——试论纳兰性德词》。
慧星认为纳兰性德是一位极端重情又有浓厚的忧郁气质的词人,他无论是写花月、风露、梦魂、清泪,还是抒写友情、悼念亡妻、描写边塞风光,均以言情为主旨,它们的感情纯正,意念执着,意境凄清优美,缺点则是过于伤感。
徐培均通过纳兰与朱彝尊、维崧两家词的比较,发现朱彝尊以学胜,维崧以才胜,而纳兰词则“以情胜”。
“不论在写友情、悼亡方面,抑或在边塞方面,纳兰的《通志堂词》都蕴有浓郁深挚的感情,哀婉凄清的韵致,即使写景也是情寓其中,使景物涂上浓重的感情色彩。
”[4]
从风格角度探讨纳兰词的代表论文,有寿冈的《纳兰词之谜》和方红心的《论试纳兰性德的感伤词》。
方红心说:
“翻开纳兰词,一股悲凉酸楚之气竟扑面而来,俊爽飘逸的笔锋下透出沉重的哀感。
词中的愁字、泪字、恨字、断肠、伤心、憔悴、惆怅、凄凉等语,触目皆是,充满了哀怨伤感的情调。
”[5]
从艺术表达角度探讨纳兰词的代表论文,有简茂森的《容若词艺散论》和朱国民的《纳兰词艺术探幽》。
简茂森认为纳兰词在艺术风格上是自然标格,别样清幽,但自然标格并不是漫不经心,率意成章,而是经过精心设计、巧妙构思和艺术锤炼的。
这就是以白描为本,在白描中见功力,在自然中求巧丽,从而显现了“别样清幽”的艺术境界。
作者又认为这并不意味着纳兰词在艺术上已经尽善尽美,他的长处在白描,短处亦在白描,这使得他的长调往往显得比较平板和直露。
朱国民从抒情方式、心理描写和重词叠字三个方面抉发了纳兰词的艺术独创性,首先,在抒情方式上有四大特点:
一是蓄足气势,借助情景的渲染、铺垫,至歇拍轻轻一点,道出词人心灵深入、准确、特殊的感情;
二是突兀转折,在人物前后的心理变化中凸现真情;
三是层层强调,连续推进,在连珠炮般的进击中俘虏读者的感情;
四是把貌似不协调的景与情糅合成一曲,以健笔写柔情,反衬出词人在特殊环境里的独特感情。
其次,大量直抒胸臆式的感怀,描写各种不同的心理状态,表现丰富复杂的心活动,是纳兰词的又一特色。
在提示人物心世界时,既有描写形象的心理状态,又有描写抽象的心理状态,而抽象的心理状态又有直接描写与间接描写之分。
第三,纳兰词不是藻绘的白描式的语言风格,而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大量重词叠字的运用上。
总之,不少学者对纳兰性德及其作品做了很多研究,从纳兰的思想到纳兰的词风,词风形成的原因,词的创造主体等方方面面对纳兰做了研究。
但对纳兰词悲剧意识及其成因却研究不够深入和全面,没有从纳兰的词中领略到纳兰词的价值。
本文将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和纳兰性德的著作,来分析纳兰词悲剧意识的形成及原因,最后通过纳兰的词来说明纳兰悲剧美中所体现的价值。
2正文
纳兰性德,生于顺治十一年(1654),卒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原名成德,因避讳东宫改名性德,字容若,号楞伽山人。
康熙十五年进士,官至一等侍卫,有《纳兰词》五卷行世。
他的词“容若小令,凄婉不可淬读”,[6]之所以悲凉,与他自身的生活环境和社会环境有很大的关系。
《文心雕龙·
事类》在谈到用典巧妙的时候,曾有云:
“凡用旧合机,不啻自其口出”“用人若己,古来无懵”。
号称满洲第一大词人的纳兰性德,其词风流多姿,精妙巧致,虽涉典而不显斧凿。
2.1纳兰性德悲剧意识的形成
人的性格的形成有着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不同的家庭环境,不同的教育背景,不同的社会经历都会导致不同性格的形成。
作家的写作风格也是一样,不同的人生际遇和人生感悟会使作家创作出不同风格的作品。
虽然纳兰性德有过快乐的时光,但观其诗作,还是以悲为主,而他的悲剧意识就是由多方面的因素导致形成的。
2.1.1纳兰时代文学感伤风气的影响
纳兰性德生活在一个悲剧的时代。
满族入主中原,对于广大汉族人民来说,这是一个悲剧。
汉族人民丢掉了江山,失掉了自己的皇帝,剃掉了被孔圣人谆谆教诲受之父母,不可损伤的头发,换下了民族象征的衣冠,他们的肉体和精神上都受到了很大的创伤。
在这样的情况下,汉族文人充满了悲观的情绪。
所谓“抽一套哀江南,放悲声,唱到老”(孔尚任《桃花扇》)便是他们的思想特点。
反映在文学上,大多寓有兴亡之感,家国之恨,充满浓厚的感伤色彩。
如著名剧作家洪昇、孔尚任的《长生殿》、《桃花扇》就是这类作品。
纳兰性德染上文坛的感伤风气绝非偶然。
他平生所结交的“皆一时俊异,于世所称落难合者”(徐乾学《墓志铭》)。
词人与这些对清王朝充满敌意的异族知识分子成为莫逆之交,对他的创作必然产生影响。
如严绳《祭文》追忆说:
“(容若)性喜小词,每好为之。
当其合作,宋诸名家不能过也。
或感触风景,扈从山川,时复有作,及以相质,欣赏其长而剔扶其短,莫不厘然,各当于心焉。
初容若年甚少,于世无所措意,既而论文之暇,用语天下事,无所隐讳。
比岁以来,究物情之变态,辄卓然有所见于其中。
”在纳兰性德的创作中,即使是可以从中汲取精神的古遗迹,他也是阵阵悲叹。
如《好事近·
马首望青山》:
“马首望青山,零落繁华如此,再向断烟衰草认。
藓碑题字。
休寻折戟话当年,只洒悲秋泪,斜日十三陵下。
新丰猎骑。
”这首词凭吊的是明代废陵景象,却蕴涵着历代兴亡的感叹。
又如“东风回首尽成非。
不道兴亡命也岂人为”(《南歌子·
古戍》)、“蛟龙穴,兴亡满眼,旧时明月”(《忆娥》)、“汉陵风雨,寒烟衰草,江山满目兴亡”(《望海潮》)。
这些兴亡之句俯拾即是。
从这些兴亡之叹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词人所处时代的风雨。
再看他写的一首《太常引》“西风乍起峭寒生,惊雁避遗营,千里暮云平,休回首长亭短亭。
无穷山色,无边往事,一例冷清清。
试倩玉箫声唤,千古英雄梦醒。
”在这首词中,我们更可以感到一个形单影只,心境凄凉的词人。
在他面对群山暮云时,感受到的是历史的虚幻,功名的虚幻,人生的虚幻,思想中没有一点激情。
对于这一时期的文学现象,泽厚先生曾说过:
“……从社会氛围、思想状貌、观念心理到文艺各个领域,都相当清楚地反射出这种严重倒退性的变易,与明代那种突破传统的解放潮流相反,清代盛极一时的是全面的复古主义,禁欲主义,伪古典主义。
从文体到容,从题材到主题,都如此。
作为明代新文艺思潮基础的市民文艺突然萎缩,上层浪漫主义则一变而为感伤文学。
”[7]作为社会的一员,任何一个诗人,都不可能是孤立的。
虽然他个人不一定要遭遇到很多的挫折和不幸,可时代的阴影会压抑在他的心头,使他不期发出变徵之音,莫名其妙地感伤一番。
纳兰性德的经历很单纯,但是联系当时整个时代,政治形态险恶、社会发展停顿、文坛感伤风气弥漫,就不难理解纳兰性德为何会如此悲情了。
2.1.2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纵观中国古代文学史,可以说是一部士大夫生命价值不能实现的忧患史,如屈原、贾谊、司马迁、植、杜甫、贺、辛弃疾等一大批忧患文人都是文化舞台上的悲吟大师。
翻阅中国的文化史书,不难发现的是古人凝重悲伤的脸庞、落寞孤寂的身影,听到更多的是他们无奈的长啸、沉重的叹息。
越是接近生命底蕴的作品,就越能深切地感受到他们灵魂深处的那种种苦痛和哀伤。
以悲为美成为中国文学的传统,悲音为美更是一种审美理想。
鹗《老残游记·
自序》云:
“《离骚》为屈大夫之哭《庄子》为蒙叟之哭泣,《草堂诗集》为杜工部之哭泣,后主以词哭,八大山人以画哭,王实甫寄哭于《西厢》,雪芹寄哭于《红楼》。
”经过长期积淀,汉文学形成了一种抒写悲愁、品味感伤的传统。
而谙熟汉族文化,醉心于古典诗词的纳兰,对词的特点与特质的体认是深刻的。
他说:
“桃叶、团扇,艳而不悲;
桑间,悲而不雅。
词殆兼之,洵极诣美。
”[8]认为词要“悲”要“雅”。
他在《通志堂集》卷三《填词》一诗中,表达了对词的认识:
“诗亡词乃盛,比兴此焉托。
往往欢娱工,不如忧患作。
冬郎一生极憔悴,判与三闾共醒醉。
美人香草可怜春,凤蜡红巾无限泪。
芒鞋心事杜陵知,只怜惟赏杜陵诗。
古人且失风人旨,何怪俗眼轻填词?
词源远过诗律近,拟古乐府特加润。
不见句读参差三百篇,已自换头兼转韵。
”其中,“往往欢娱工,不如忧患作”正是他师承“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9]普遍创作规律而对词的感悟。
可见,纳兰哀感顽艳悲情的抒写,离不开汉文学对其的沾溉、浸润。
纳兰是满族中一位最早笃好汉文学而卓有成绩的文人。
他用凄婉的笔触抒发了心反复郁结着的生命悲情。
因而在其作品中,悲情抒写不以强度取胜,而以纵深和广延性见长。
在悲情的抒发上,纳兰不及白、煜甚至清照。
白的很多诗开头都以一种排山倒海的力量和气势倾泻心的痛苦,酣畅淋漓的悲情放纵在短时间释放了自我的心理焦虑、缓解了人与现实尖锐对立的矛盾心理。
而纳兰的创作不是悲情的宣泄,而是回环吞吐的悲情郁结,其情感的流走趋向不是退一步的逃逸,而是层层郁结。
同时他又是一个敏锐善感、纤柔多愁的文人,其心灵细腻敏感,常常是见春花秋月而兴悲,处斜阳孤馆而砌恨,感物细腻幽微。
这就决定了他的词既缠绵如歌又伤心欲绝,既饱含热望,又深感幻灭。
纳兰的悲情就是在这样的循环延续中得到了保存和深化。
这也就决定了纳兰对既有的汉族文化艺术遗产的认同。
而纳兰从小就身体多病。
在一首《虞美人》中,他就曾提到过“曾记年年二月病,而今病向深秋”一般来说,身体不好,经常生病的人.性情都比较柔弱,感情丰富,比一般人敏感的多.容易伤春悲秋,对待事物也总是感性多于理性.不经意的失落都会引起心里的巨澜狂涛,即使是快乐的东西,在他们的眼里也会有残缺.也值得感慨万千这无疑给他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养料,使他可以轻而易举的捕捉到作诗词的意象和心境.连他自己都讲“多情自占原多病”。
[10]这就给本来悲情的文化又加上了一层悲情。
2.1.3身世和经历对纳兰的影响
2.1.3.1政治抱负的不得实现
纳兰出生时,满族入关建立新政权仅十一年,这一时期,能否解决和处理好与汉族的矛盾就成为建立稳定长久中央政权的关键。
统治者借鉴蒙元覆灭的历史教训,选择并采用“崇儒重道”的治国方针,把儒家思想作为治国的根本纲领,提出“以文教是先”的圣谕十六条,而且重开明史馆,荐举博学鸿儒,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满汉融合。
马克思曾睿智地指出:
“依据历史的永恒规律,野蛮的征服者自己总是被那些受他们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铁律。
”[11]这个精辟的论述适足说明满族与汉文化的关系。
当时满族的文明程度远低于汉族,面对博大精深的汉文化,满族统治者选择向汉文化靠拢借以滋养自身。
于是,他们大量吸收汉文化元素,在意识形态上接受了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儒家学说。
纳兰本人就表现出对汉文化的极力认同。
他不仅主动接受汉文化,熟读经史,诗词俱佳,又工于书法篆刻,精于书画评鉴,而且还受到了儒家思想的浸润,把“治国平天下”看作是最高的理想和奋斗目标。
他有“竟须将、银河亲挽,普天一洗”(《金缕曲》)的远大抱负;
他有“我亦忧时人,志欲吞鲸鲵”(《长安行赠叶讱庵庶子》)的广阔胸襟;
他有“立马江山千里目,射蛟风雨百灵趋。
北顾更踌躇”(《梦江南》)的慷慨情怀。
当清王朝面临“三藩之乱”的危机,纳兰所忧的是国家被分裂、王朝被倾覆、百姓遭受战乱之苦。
他“慷慨欲请缨”(《拟古四十首》之三十七),希望建功立业。
诗人身临塞外,面对浩渺的漠北山河,听着画角的悲鸣,看到战骑频频往来,发出“铁马金戈,青冢黄昏路。
一往情深深几许”(《蝶恋花·
出塞》)的忧世壮语。
词人直抒胸臆,以深挚之情抒写了英雄业绩、万丈豪情与高远志向,颇有、辛豪放之势。
难怪其友人徐氿评之曰:
“词旨嵚崎磊落,不啻坡老、稼轩。
”(《词苑丛谈》卷五)在这些词句背后,涌动着纳兰对功名的一腔热望。
然而,建功立业的炽烈之情在冷酷的现实面前常常碰壁。
纳兰虽怀抱经纶大志,却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
纳兰殿试奏捷,录为二甲第七名,赐进士出身后,这个文才出众的名进士没能像同榜的汉族进士那样被授予官职,却同一般的满族贵族子弟那样入宫做了侍卫。
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形成了他人格的激变,也铸就了他与众不同的词风。
狄克逊说:
“只有当我们被逼得进行思考,而且发现我们的思考没有什么结果的时候,我们才接近于产生悲剧。
”[12]处在这样一个历史转折时期的词人,尽管他有兼济天下的理想,尽管他对社会历史及宇宙人生进行了深邃的思考,但他本人并非哲学家,也非高屋建瓴的政治家,他不可能站在历史发展的高度从根本上认识到封建制度即将寿终正寝。
他所感受到的往往是个体生命遭到摧抑的悲痛,是理想被现实无情击碎后的失落感、幻灭感。
“叹光阴,老我无能,长歌而已”(《瑞鹤仙》)、“青眼高歌俱未老,向樽前,拭尽英雄泪”(《金缕曲》)、“有酒惟浇州土,谁会成生此意”(《金缕曲》)、“我今落拓何所止,一事无成已如此;
平生纵有英雄血,无由一溅荆江水”(《送荪友》)。
黯然吞吐壮志未酬的悲哀。
这种苦闷正是汉族士大夫共同的生命感悟。
早在孔子之前,古人就有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信条。
历代士大夫将此奉为圭臬,人人自期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
一旦不能如愿以偿,他们必将承受深沉的生命价值不能实现的痛苦。
只不过汉族士子大多抒发的是不被赏识的悲哀,而纳兰却是因出身豪门而用非其志的悲哀。
他在《太常引·
自题小照》中形象地描述了自己的生存实况:
“西风乍起峭寒生,惊雁避移营。
千里暮云平。
”其中“惊雁”、“千里暮云平”等词语,是他“临履之忧”与惴惴不安心理的形象化表现。
一个多才多艺的相国公子,没能在应有的相称位置上发挥自己的才能,却整天“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提心吊胆。
其心态日趋“已慣天涯莫浪愁,寒云衰草渐成灰”(《浣溪沙》)。
在漫漫的天涯行役中理想破灭了,平生抱负付诸东流,痛感“两鬓萧萧容易白,错把韶华虚费”(《金缕曲》)。
于是,他无奈地悲叹“我是人间惆怅客,知君何事泪纵横,断肠声里忆平生”(《浣溪沙》),“不恨天涯行役苦。
只恨西风,吹梦成今古。
明日客程还几许,沾衣况是新寒雨。
”(《蝶恋花》)表面上看是他从薄宦飘零、天涯沦落中体认出的人生况味,骨子里却是屈子式的怨愤郁闷。
2.3.2爱情的短暂
他的婚恋之树上屡结苦果细看似乎仍与他的贵族身份有关。
纳兰初恋就是因为他的贵族身份夭折的。
在中国古代,婚姻并不以感情为前提,而贵姓婚姻更以强调政治利益为前提,以巩固家族地位、繁荫宗室为目的。
纳兰家族是当时显赫的贵族大族,而据各种资料记载,纳兰的初恋并不是一个大户人家的女子,更为不幸的是,她竟被康熙选宫女时选中,因此这场感情注定只能以悲剧告终。
但从他留下的大量词中可以看出,这段感情在纳兰心中留下无法磨灭的伤痕和苦痛。
康熙十二年(1673),19岁的纳兰性德带着对初恋的夭折的惋惜与悲痛走进了一场婚姻———迎娶卢氏为妻。
卢氏之父是两广总督、兵部尚书、督察院右副都御史卢兴祖。
与卢家的联姻对巩固纳兰家族的地位、积蓄政治力量、丰荫宗族等方面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纳兰性德只能无从选择地踏上其父为他指定的婚姻的地毯。
所幸这次命运女神无比眷顾他,如此残酷的剥夺自由和尊严的形式却并未让他丧失爱情和幸福。
他与卢氏在一起的时光可以说是他短暂的生命中难得欢愉的美梦。
他的卢氏夫人不仅貌美如花,温婉贤淑,而且还是他的一位志趣相投的知己,是容若在黑暗令人窒息的官场打拼后最好最温柔的憩息之地。
但这短暂的幸运与上天的眷顾并未长久,结婚仅四载,卢氏便于康熙十六年(1677)因产后患病而过早地离开纳兰。
“产同瑜珥,兆类罴熊,乃膺沉痼,弥月告凶”[13],妻子的早逝让纳兰短暂的幸运后又陷入长久的悲痛之中。
虽然三年后词人续娶了官氏(官氏也是一位贵族女子,姓瓜尔佳,图赖之,朴尔普之女),但“鸾胶纵序琵琶,问可及,当年萼绿华”,这场同样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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