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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不同,道家对人类生命以及宇宙万物的根源有着执着的追求,并以极其广博的视野将人的生命放在无限的时空中来思考。
思考的结果是,道家认为人的生命是道生、德成、气化的结果。
就是说,生命产生的终极根源是“道”,生命存在的现实根据是“德”,生命形成的内在机制是“气”。
道家所说的“道”是宇宙间终极性的存在,他们认为宇宙万物包括生命现象均根源于此;
道家所说的“德”不同于儒家所说的道德、品德之德,而是指人类从宇宙总根源“道”那里所获得的构成自身本质属性的内在特质;
“气”被古代思想家看作是构成人和万物的基本元素,古人认为人的生命是阴阳二气变化的结果。
对于生命的形成过程,《老子》的观点是: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
”这是将生命的形成过程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道”这一生命总根源发挥其生命力从而形成生命的潜能;
第二阶段是“道”的生命力开始转化为具体生命体的内在特质即“德”;
第三阶段是生命内在特质“德”与物质因素相结合,形成形体;
最后,生命体通过其所处的环境“势”来完成其生命的形成,成就具有社会内涵的现实生命。
庄子同样将生命看作是道生、德成、气化的结果。
《庄子·
至乐》篇讲了一个“庄子妻死,鼓盆而歌”的故事。
庄子的妻子死了,庄子的好朋友惠施前去吊唁。
谁知当惠施见到庄子时,庄子却正在盘着腿、敲着盆、唱着歌。
惠施十分生气,说“你妻子陪伴你几十年,为你生儿育女,现在她死了,你不哭也就罢了,还敲着盆,唱着歌,这不是太过分了吗?
”庄子说:
“不是这样的。
妻子刚死的时候,我也很伤心。
但考察人的由来,一开始并没有什么生命;
不仅没有生命,而且没有形体;
不仅没有形体,而且没有气息。
宇宙万物都是由根源性的力量“道”产生的。
当大道从无气息转化而为有气息、又从有气息转化为有形体、再从有形体转化为有生命的时候,人就出生了;
而当大道从生命的形态转化为无生命、无形体、无气息的时候,人也就消亡了。
人的生命从生到死的变化犹如春夏秋冬四时更替一样,都是大道循环往复的表现,有什么可悲伤的呢!
为死而悲,那是不懂自然规律的表现,所以妻子死了,我不哭泣。
”在这里,庄子将生命的形成放在宇宙万物产生的宏阔视野和全过程来考察,表现出了一种极其理性的态度。
道家这种立足天道、参透人生的思想智慧给我们一种启示:
我们要学会站在高处看问题,学会跳出问题之外看问题。
只有站得高,才能看得远、看得深、看得透。
历史上有一种很流行的观点,认为道家重天道、轻人道,重自然、轻人生。
这种看法是片面的。
实际上,道家既重天道,也重人道,既重自然,也重人生;
只是他们没有像儒家那样就人道论人道、就人生论人生,而是将人道、人生问题的研究引向了更广的领域、更深的层次,将大自然作为参照系,从自然与人生、天道与人道的相互观照中去看待和思考社会人生问题。
正因为道家对人生问题的思考是站在宇宙本体论的高度,他们才能提出一套深遂的人生智慧,生存智慧、生活智慧、生死智慧和生命智慧,以下逐一介绍。
二、珍重生命、淡泊名利的生存智慧
如何对待自己的生命,这是每个人来到人间以后都会遇到的一个现实问题。
要解决如何对待生命这样一个实践问题,首先就必须解决如何看待生命的价值这样一个理论问题。
只有珍重生命的价值,才能善待生命的存在,进而才能在遇到任何困难和挫折时都能好好地生存下去。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道家都高度重视人的生命价值,但两者思考问题的着眼点不同。
儒家着重用道德尺度,从人与动物乃至自然万物的区别中来衡量人的生命价值;
道家则着重从人与自然的联系中来确立人在宇宙中的地位,来衡量生命本身所固有的价值。
道家从两个层次上高度肯定了人的生命价值:
第一,道家从抽象的意义上肯定了人类生命的价值。
人作为万物中的一类,在宇宙万物中居于什么地位?
其生命有什么价值?
老子的回答是:
“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
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
”这是说,宇宙中有四种伟大的存在:
道、天、地、人。
就是说,“人”是万物中最伟大的存在之一,因此他的存在非常有价值。
老子的“四大”学说在中国思想史上第一次高扬了人类生命的价值。
此后,庄子提出了“天人并生”的思想,认为人与天地万物同根同源,都根源于“道”,来源于“道”的每一种存在都有自己独特的价值。
第二,道家从具体的意义上肯定了个体生命的价值。
道家思想有一种强烈的“重身”、“贵生”倾向。
《老子》说:
“吾所以有大患,为吾有身。
及吾无身,吾有何患?
”在他看来,只有对“身”构成威胁的才是大患,对其它方面如功名利禄等构成威胁的均不足以称为大患,因为这些均是身外之物,得失与否,与生命本身无关。
这反映出老子是以“身”即生命作为衡量得失的唯一尺度。
庄子同样十分看重人的个体生命,当时普遍存在着重物轻身的人生追求,用庄子的话说,就是“天下尽殉也”:
“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
”庄子对此不以为然,认为这种以身殉物、为追求身外之物而不惜牺牲性命的价值取向是极不可取的,人若连生命都没有了,身外之物又有何用?
《淮南子》继承了老庄重身贵生的思想,提出了“大己而小天下”的观点,认为只有生命本身才是最值得珍贵的,人生最重要的就是要“得其得者”,即得到他最应该得到的东西。
而所谓最应该得到的东西,不是指富贵权势,不是指生活享受,而是指守住生命之本,拥有和谐的生命状态。
在“我身”(即我的生命)与天下万物的比较中,作者认为“我身”是第一位的,天下万物与我的关系取决于我能否拥有“我身”,只有拥有了“我身”,天下万物对“我”才有意义。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所看重的往往是名利二字,人人都想追求功名利禄,但正如文人们所感叹的那样: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
“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人们纵然拥有了功名利禄,至多也不过数十年而已,何况人们在追求功名利禄的过程中,需费尽心机、用尽心力,乃至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所得与所失之间,表面上看可能是前者大于后者,但实际上所得者为“末”,所失者为“本”,是本末倒置。
道家对这个问题看得很透。
《庄子•列御寇》篇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有人去拜见宋王,宋王赐给他十辆车子。
他用这十辆车子向庄子炫耀。
庄子说:
“河边有户人家很穷,这家人的儿子潜入深渊,摸到一颗价值千金的珠子。
父亲知道后,让儿子拿石头把它砸了。
因为像这样珍贵的珠子,一定是长在九重深渊中黑龙的下巴底下。
儿子能得到这颗珠子,肯定是碰上黑龙正在打瞌睡。
倘若黑龙醒着,这个儿子还能剩下一根头发吗?
”庄子借此发挥说:
“政治的深不可测决非只是九重深渊,宋王的凶狠也不仅仅是一条黑龙。
你能得到十辆车子,一定是碰上他正在打瞌睡;
倘若宋王是醒着的,你早就粉身碎骨了!
”这个故事意在说明,身外之物再珍贵,也不能与生命本身的价值相比。
《淮南子》作者则打了一个很形象的比方来说明这个问题:
高贵的地位和丰厚的利禄是一般人所贪求的,但假如让某人左手拿着代表最高权位的天下版图,而用右手刎颈自杀,会有人愿意吗?
恐怕即使是最愚蠢的人也不肯这么做。
由此可见,生命比权位更重要。
道家对生命的看重,并不仅仅是对肉体生命的看重,更包括对精神生命的看重,这就是强调要维护人性尊严和人格独立,当外在名利与人的尊严发生突出时,应舍弃前者而保全后者。
《庄子》一书中讲了很多讽刺性的故事,用来讽刺那些为求荣华富贵而丧失人格的人,其中有一个故事是用来讽刺他的老同学曹商的。
庄子有个同学叫曹商,这个人非常贪婪、势利,为了追求名利而不择手段,经常用自己通过卑下的手段而得到的东西去嘲讽庄子,结果却被庄子讽刺得无地自容。
曹商很善于巴结秦王,一次,宋王给了他几辆车子作报酬,派他出使秦国。
到了秦国后,他又千方百计地讨得秦王的喜心,秦王赐给了他一百辆车子。
曹商非常得意,跑到庄子那里挖苦说;
“住在偏僻的小巷里,靠打草鞋维持生存,饿得面黄肌瘦,这是我做不到的事;
与万乘大国的君主见上一面,就能得到一百辆车子,这才是我的本事。
”庄子说;
“我听说秦王有病请医生,替他破脓穿疖的可以得到一辆车,替他舔干痔疮的可以得到五辆车。
治的病越是肮脏卑下的地方,得到的车子就越多。
你难得是帮他治疗好了痔疮吗?
不然怎么会得到这么多车子呢?
”说得曹商面红耳赤。
这个故事意在说明,人作为一种有人格、有尊严的生命,应该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
荣华富贵固然好,但人格、尊严更重要;
物质享乐固然好,但精神高洁更重要。
人对荣华富贵的贪图如果到了不择手段、不讲人格、不顾尊严的程度,那他同行尸走肉也就没有什么两样了。
三、顺应自然、恬淡无累的生活智慧
(一)顺应自然的生活态度
道家力图从宇宙的根源处来寻找人类安身立命的基础,老子提出了“法自然”的生活态度。
所谓法自然,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顺应自然。
道家所谓“顺应自然”并非指随心所欲、按照人的本能生活,而是主张在日常行事中保持一颗本然率真之心、从容平常之心和遇事随缘之心。
所谓“本然率真之心”,就是指没有矫揉与做作、亦无伪装与欺诈的自然真心,类似于我们所说的“童心”。
人来到人世,原本都有一颗童心,言行举止都表现出天真之情和率直之性。
但在成长的过程中,人们一点一滴地接受着社会环境和成人意识的熏陶,其孩童之心被漫漫裹上一层层外衣,渐渐变得隐蔽、曲折、虚伪和世故。
其实,天真比世故更可爱,儿童的可爱首先就在于其天真烂漫、心灵透明。
同样,率直较虚伪更难得,人间的真诚与率直密不可分,与虚伪则是两相对立。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丰富,一个人要变得成熟世故并非难事,而要保持一颗率真之心则非易事。
惟其不易,老子才万分留恋人类的“赤子之心”,庄子才提倡“率性自然”。
所谓“从容平常之心”,就是在遇到任何情况和境遇时都能保持一种从容平常的心态。
人生在世,不管是达官权贵还是平民百姓,都不可避免地要面对许多的人和事,都或多或少地要经历一些人生变故。
人总是有喜怒哀乐之情,喜得而恶失、喜宠而恶辱、喜誉而恶毁,乃是人之常情;
得意便忘形、失意便沮丧,遇宠则骄、遇辱则怒,亦是心之常态。
但正如老子所言: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人生总是祸福相依、得失相伴、苦乐相随,纯粹的“得”与纯粹的“失”、永恒的“福”与永恒的“祸”、绝对的“乐”与绝对的“苦”都是不存在的。
明白了这一道理之后,我们无论面对怎样的人和事、不管遇到何种的境遇,都应保持一种从容平常的心态。
保持从容平常之心,就是要像道家所提倡的那样,做到得意淡然、失意泰然,做到宠辱不惊、毁誉置外。
一个人只有时时保持一颗从容平常之心,方能以不变应万变,做自己的主人而非世事的奴隶。
所谓“遇事随缘之心”,这里的“缘”是指因缘、机缘,中国古代有句话叫做“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而“缘”则是三者俱含,既代表天时(时机、机遇),亦代表地利和人和(环境、境遇)。
遇事随缘并非指随波逐流或消极应世,而是指理性地对待外在境遇,根据客观机缘采取相应的态度,能行则行,该止则止;
可进则进,需退则退;
该担当时则能两肩挑重任,该放下时亦可无事一身轻。
每个人来到人间,都会拥有一些东西,或是财富、或是职位、或是荣誉、或是情感,并且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些东西都或多或少地同时拥有。
但我们要清楚,自己之所以能拥有这些东西,是因为自己遇到了特定的“缘”。
然而,世间的因缘并非一成不变,人世间的法则并非象自然界的规律那样客观永恒。
当我们于此时此地遇到某种因缘时,我们就能成就某些事、就能拥有某些东西;
而当我们于彼时彼地失去这些因缘时,就会失去这些东西。
所以,对于已经拥有者,我们应倍加珍惜;
对于已经失去者,我们则应轻松放开。
人的一生,遇事上千,行程过万,既要学会“拿得起”,更要学会“放得下”;
人生百年,若只“拿”不“放”,岂不要被活活累死?
参透了这一点,我们就不会患得患失,就能减少生活的沉重,增加人生的乐趣。
道家这种生活态度对我们确有诸多启发。
(二)恬淡无累的生活方式
很多年以来,一直听到人们说着同一句话:
“我活得很累”。
是的,在这个世界上,大多数人都与“累”字结下了不解之缘。
年轻人累于爱情、累于事业;
中年人累于家庭、累于责任;
即使是孩童,也都无法幸免于累,他们累于沉甸甸的书包,累于家长加在他们身上的种种所谓“业余爱好”;
而年过花甲、本该安度晚年的老人也并不轻松,他们在放下自己的种种负累之后,仍要累于儿孙之事。
更何况,人们还要累于人际间的纷争、累于职场中的竞争、累于种种烦恼的困扰。
人生在世,几乎一切内容都与“累”字相关联,一个“累”字道出了人生的多少酸甜苦辣!
庄子对此体悟得很深,他无比感叹地说:
“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尽,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
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
人谓之不死,奚益?
其形化,其心与之然,可不谓大哀乎?
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
其我独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
”这是说,人的形体、生命一旦形成,就只有毫不躲避、顺其自然地等到终结。
人们整天与外物相互摩擦斗争,像快马一样飞奔而无法停止,这不是很可悲的吗?
人们一辈子忙忙碌碌而而不见得有所成功,终日疲劳困顿却不知道最后的归宿,这不是太可怜了吗?
这种人即使说他没有死,又有什么用呢?
他的形体天天在发生着变化,慢慢走向衰老,他的精神也跟着发生变化,这不是莫大的悲哀吗?
人的一生都该这样糊里糊涂地度过吗?
难道只有我一个人糊涂,另外还有不糊涂的人吗?
我想,庄子在说这段话时,他的心情一定是非常沉重的。
那么在道家看来,这种状况是不是就是人类生活的宿命呢?
并非如此。
在道家看来,人生的许多负累都是自己造成的,很多包袱都是自己背上的。
只要我们能正确地对待内在的欲望,能理智地看待外在的得失,我们就可以免除很多人生负累。
那么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
道家为我们提供了一系列列方法,在此仅说两点:
首先,要想活得不累,就要恬静少思。
老子说“静为躁君”,意即虚静是躁动的主宰,主张人的生命应经常保持虚静状态。
庄子进一步发挥说,人生的虚静并非指形体,而是指精神,万物不足以扰乱内心才是真正的虚静。
当然,人是一种有意识的高级动物,在正常情况下都会有思想意识,有心念活动。
但若心念太多,整天挖空心思,不是谋划自己,就是算计他人,人便会活得很累。
心念太多的人容易以己度人,对他人缺乏信任,整天陷于猜忌之中,会使人精神疲惫。
心念太多的人往往是小事聪明,大事糊涂。
所谓小事聪明,就是凡事斤斤计较,总想便宜占尽;
所谓大事糊涂,就是不懂得为人处世的根本道理,不懂得人生的辩证法,最终会因小失大,所谓“聪明反被聪明误,”正是这个意思。
人要想活得不累,就必须减少心念,尤其是要超越不良心念,时时保持一种平和宁静的心态。
心念一旦放下,一切的痛苦和烦恼都会随之放下。
其次,要想活得不累,就要少私寡欲。
人生而有欲,适度与合理的欲望,大而言之会成为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杠杆,小而言之会成为个体自强不息的动力。
但若欲望太多,反而会成为前进的包袱,造成人生的负累。
财欲过盛会为财所累,权欲过盛会为权所累,情欲过盛会为情所累。
因为人的本性往往是欲壑难填,一个欲望实现了,马上又会产生更大的欲望,如此便会永远处于烦恼痛苦之中,亦会永远处于奔波劳累之中。
老子深知这一点,所以他提出了三条生存原则:
“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绝学无忧。
”他认为一个人只有无所欲,才能无所求,从而保持宁静的心态。
庄子认为“其嗜欲深者,其天机浅。
”人只有天机深厚,其生命力才能强盛;
而一旦嗜欲充盈,天机就会浅陋,生命就会受到损害。
《淮南子》也认为,如果一味追求感官享乐,人的精力、体力和心志就会日益消耗,所危害的决不仅仅是感官本身,而且会影响到人的血气、五脏和精神,会对整个生命造成危害。
所以道家一再告诫人们,要过一种恬静淡泊的生活,只有恬静淡泊,才能轻松愉快。
四、乐观通达、顺应自然的生死智慧
人生的最大问题莫过于生死问题,道家非常重视对生死问题的思考,他们的生死观非常理性,非常深刻,对我们很有启迪意义。
(一)生死辨证观
老子对生死问题作了认真的思考,他认为除万物的总根源“道”而外,宇宙万物包括人都是有生必有死,说“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
”万物及人类是生是死,取决于其与“道”的关系。
只有按照“道”的规律生存,其生命才能存在和持续;
如果违反了“道”的规律,就会走向死亡。
老子认为,对于死亡,没有人愿意接受,但在现实生活中,本来可以继续生存下去而结果却走向死亡的却大有人在。
《老子》第67章说:
“出生入死。
生之徒,十有三;
死之徒,十有三;
人之生,动之于死地也,亦十有三。
夫何故?
以其生生之厚。
”这是说,生命现象从一开始就是生死相伴的,在出世而生的时候就向着入地而死的方向发展。
人的一生,属于生的方面的,占十分之三;
属于死的方面的,也占十分之三;
原本是属于生的方面,因自身把握不当,结果却走向死亡的,也占十分之三。
这是什么原因呢?
这是因为人们将生看得太重,违背生命发展的固有规律而过度养生的缘故。
老子的生死观最深刻之处在于,他看到了生死之间的相互渗透与转化。
生与死虽是生命的两极,但两者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相互渗透的。
事实上,生命现象在“生”出现的同时,就已经包含了“死”的潜在因素。
生命体每生长一天,同时也就意味着向死亡走近一步,只是在生命极盛期到来之前,生的因素占据了生死矛盾的主要方面,处于明显状态;
而死的因素则居于矛盾的次要方面,处于隐伏状态。
等到生命发展到极盛期以后,则生死矛盾关系开始发生转化,生的因素逐渐退居矛盾的次要方面,死的因素渐居矛盾的主要方面。
等到死亡来临之际,则死的因素压倒了生的因素,生死矛盾严重失衡。
但当死亡真正发生时,也并非只有死而无生,而是在死的同时也向新的生命形态转化。
生死矛盾双方就这样始终处于相互渗透、相互转化的关系中,两者的矛盾统一就构成了生命的存在方式。
庄子将生与死之间的这种矛盾关系概括为“死生为徒”。
《庄子•知北游》说:
“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纪?
”所谓生死为徒也就是生死相转,生转化为死,死又转化为生,生死总是相互转化、互为邻徒的。
老庄这一论断看到了生死矛盾的辨证性,提示人们对生死问题要有一种理性的认识,告诫人们要遵循生命的自然之道和固有规律,使自己的生命沿着正常的轨迹发展下去。
(二)生死物化观
道家立足于宇宙看人生,将人的生命现象看作是宇宙自然中的一种物质现象,生命现象中的生死之变也被视作一种物质之变。
庄子认为,生命形态从生到死或从死到生,在本质上都不过是物质形态的转化而已。
《庄子•天道》篇说:
“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
”庄子在《大宗师》中讲了一个寓言故事:
孟孙才的母亲死了,他哭泣时没有眼泪,居丧时不悲哀,颜渊对此难以理解,便请教于孔子。
孔子说:
这是因为孟孙才不知道什么是生、什么是死。
在他看来,由生到死好比由一物化为另一物,都是事物形态的变化而已。
事实上,孟孙才不因母亲的死去而哭泣,正说明他是一个最清醒的人。
庄子借此寓言说明,生死皆物化,生死变化的主体好象是生命体本身,但就其本质来说,却是“道”在化,是“气”在化。
“道”一化而为人之生,再化而为人之死;
气聚而为人之生,气散而为人之死。
所以,生死之变实际上是生命根源在变化,是生命质料在变化,是一种物质变化。
(三)生死顺化观
庄子认为,既然生死是人生中不可避免的事,既然生必然要转化为死,死也要转化为生,那么人们对生死的态度就应该是坦然地面对它,安然地顺从它。
人只有能够坦然地随顺生死之化,才算是真正领悟了生命的真谛。
在《养生主》中,庄子讲了一个“秦失吊丧”的寓言:
老子去世了,秦失去吊丧,哭了三声就跑出来了。
弟子不解地问:
“你不是先生的朋友吗?
”秦失说:
“是的”。
弟子又问:
“既然是朋友,像这样吊丧可以吗?
“可以。
刚才我进去吊唁的时候,有老人在哭,像可自己的儿子;
有年轻人在哭,像哭自己的母亲。
事实上,这是逃避自然,违背真情,忘掉了我们所受的禀赋,古时候称这种行为叫逃避自然的惩罚。
自然的规律是,该来的时候,老子应时而生;
该去的时候,老子顺时而死。
明白了生死之变乃是自然规律,也就没有什么好哭泣的了。
这实际上是上天在解除人的倒悬之苦啊!
在这则寓言中,庄子借秦失之口,将人的出生看作是应时而来,将人的死亡看作是顺时而去,认为能安于时运,随顺物化,顺应生死之变,哀乐就不能进入心中,这是解除生死苦恼的根本途径。
(四)生游死归观
在庄子看来,生命好比一次旅游,旅程虽有长短之分,但总是有限度的,同永恒的大道相比,同无穷的时间相比,生命之旅总是有限的,人生之游总是短暂的。
生是“游”,就决定了生的短暂性,只有死亡才是生命真正的归宿,庄子由此而产生了生游死归的观念。
他指出,在大千世界之中,人类的生命是十分短暂的,物质忽然化为生命,生命转瞬之间又归于死亡,这对于有情感的人类来说是莫大的悲哀。
但如果站在永恒的宇宙大道的角度来看,人生原本就如白驹过隙,死亡才是归于永恒。
因为死亡不是复归于虚无,而是回归大道,而大道是永恒的。
明白了这一道理,我们对于死亡的到来也就不必过多地悲哀。
庄子感叹地说:
“我怎么知道恋生不是迷惑呢?
我怎么知道怕死不是像自幼沦落他乡而老来不知回归故里那样呢?
”《淮南子》也指出,死亡就是返归生命之本,也就是融入到宇宙大化之中,并在这一过程中又获得新的生命。
生为游世,死为归道,道家这种生死观对后世影响很大,它既能滋生视死如归的壮烈,也能滋生生寄死归的悲哀,这两种生死观在中国思想史上都是相当普遍的。
(五)生死俱善观
道家生死观的突出价值在于,它不仅看到了生的价值,也看到了死的价值。
这在《庄子》和《淮南子》那里表现得尤为突出。
在庄子看来,对每一个体生命来说,生有生的价值,死有死的意义。
尽管乐生恶死是人之常情,但从一定意义上说,死比生更轻松。
他说:
“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
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
”(《庄子•大宗师》)这是说,人生天地间,大地赋予形体使我有所寄托,赋予生命使我操劳,赋予暮年使我安逸,赋予死亡使我安息。
所以,以我活着为乐事,也就应该以我死去为乐事。
这种观点一反传统的乐生恶死的生命观,从生存是一种负累,而死亡是一种安息的角度凸显了死亡在生命过程中的意义。
不仅如此,庄子还进一步提升了死亡的价值,认为死亡不仅仅是一种安息,它还因对种种人生负累、束缚和压力的解除而使人获得一种安乐。
庄子由此提出了一种与一般人的观念截然相反的快乐观,就是视死亡为快乐。
他写了一篇《至乐》的文章,其中讲了这样一个寓言:
庄子在去楚国的路上,看见一具骷髅,便问他为何而死:
“先生是因为贪生怕死而违背情理以致于死的呢,还是因为国家灭亡、遭到战乱而死的呢?
是因为做了坏事、愧对父母妻儿而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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