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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影响)
1921年7月成立于日本东京,以1925年五卅为界,分前后两期。
郭沫若、张资平、郁达夫、成仿吾、田寿昌、穆木天、张凤举、徐祖正、陶晶孙、何畏等。
后期增加李初梨、冯乃超、彭康、朱镜我、李一氓、阳翰笙等
(3)代表刊物:
前期《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洪水》
后期《创造月刊》、《文化批判》、《流沙》等杂志
作家代表作品:
张资平《冲击期化石》(新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小说)
冯沅君《菤葹》《春痕》《劫灰》三个短篇集
郁达夫《沉沦》(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短篇小说集)
(4)主张:
初期主张“为艺术而艺术”,强调文学必须忠实的表现作者自己“内心的要求”;
讲究文学的全与美,推崇文学创造的直觉与灵感,重视文学的美感作用。
(5)作品风格:
侧重自我表现,带有浓厚的抒情色彩,直抒胸臆和对病态心理的描写往往成为他们表达内心矛盾和对现实反抗情绪的主要形式。
《语丝》派:
(1)时间:
1924年11月
(2)主要成员:
鲁迅(“语丝派主将”)、周作人、林语堂、章川岛、孙伏园
《语丝周刊》
(4)风格:
多发表针砭时弊的杂感小品,倡导幽默泼辣的“语丝文体”
湖畔诗社:
1922年3月成立于杭州
(2)成员:
应修人、潘漠华、冯雪峰、汪静之
诗歌合集《湖畔》,以写作爱情诗闻名
新月社:
新月社活动1923年始于北京,1924年夏成立新月社,最初主要戏剧活动。
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陈源、胡适、余上沅等
新月诗派:
闻一多、徐志摩、饶孟侃、朱湘、孙大雨、于赓虞、刘梦苇等
后吸收:
陈梦家、方玮德、林徽因、方令孺等新诗人
徐志摩《诗镌》《剧刊》;
《新月》月刊、《诗刊》季刊
自由文学团体,倾向复杂,受西方唯美主义文艺思潮影响较深,倡导新格律诗。
第二个十年的文学
一、文艺运 动与社团流派:
(一)革命文学运动:
从1928年1月起,经过整顿的创造社和由蒋光赤、钱杏邨等组成的太阳社,在《创造月刊》、\《文化批判》、《太阳月刊》等刊物上,正式开始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倡导。
(二)左联:
(1929年秋,党指示原创造社、太阳社成员和鲁迅及在鲁迅影响下的作家们联合起来,以这三方面人员为基础,成立革命作家的统一组织。
)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
理论纲领宣布:
我们的艺术不能不呈献给“胜利不然就死”的血腥的斗争。
艺术如果以人类之悲喜哀乐为内容,我们的艺术不能不以无产阶级在这黑暗的阶级社会之“中世纪”里面所感觉的感情为内容。
因此,我们的艺术是反封建阶级的,反资产阶级的,又反对“失掉社会地位”的小资产阶级的倾向。
我们不能不援助而且从事无产阶级艺术的产生。
大会决定同国际左翼文艺运动发生联系,同国内革命团体建立密切关系,成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国际文化研究会、文艺大众化研究会等机构。
大会讨论了帮助新作家、培养工农作者、出版机关刊物等事项,为发展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作出了具体规划。
大会还选出沈端先、冯乃超、钱杏邨、鲁迅、田汉、郑伯奇、洪灵菲七人为常务委员。
稍后,茅盾、周起应(周扬)相继自日本回到国内,也分别参加了“左联”的工作。
鲁迅在“左联”成立会上作了重要讲话:
《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他着重阐明左翼作家必须和实际斗争接触。
正确地说明了文学工作与劳动人民的关系。
此外,鲁迅还分别阐述了“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而且注重实力”;
“战线应该扩大”;
“应当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
“联合战线是以有共同目的为必要条件”等四个重要课题。
“左联”自成立后,陆续出版了《拓荒者》、《萌芽月刊》、《巴尔底山》、《世界文化》、《十字街头》、《北斗》、《文学月报》等刊物和秘密发行《文学导报》(创刊号名《前哨》)、《文学》(半月刊)等杂志,还改组或接办了《大众文艺》、《现代小说》、《文艺新闻》等期刊。
“左联”还重视理论批评工作,努力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先后跟“新月派”、法西斯“民族主义文艺运动”、“自由人”、“第三种人”等反动的文艺派别或错误的文艺主张作了斗争。
创作方面也获得了出色的成就。
“左联”的成立和活动,大大密切了文艺与革命的关系。
它明确地宣布自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事业的一翼,同国民党反动派和帝国主义展开英勇的斗争,使“五四”新文学的战斗传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
(三)京派:
是指20世纪20年代末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1937)活动在以北平为中心的北方城市并保持民主自由主义立场的作家群。
以《大公报·
文艺副刊》、《文学杂志》《骆驼草》、《文学季刊》、《水星》、《文艺月刊》杂志为阵地。
京派的基本成员是以北大、清华为主的北平各大名校的教授学者和学生,代表作家有沈从文、朱光潜、废名、萧乾、凌叔华、林徽因、李健吾、芦焚、何其芳、李广田、林庚等。
倡导“中和”的中西合璧的文学观;
追求道德和艺术的“健康”和“纯正”(尺度、法度);
注重直觉感悟(文学传统的衔接);
强调艺术技巧(新文学建设)。
淡化了乡土小说的现实性(阶级矛盾)而向梦幻乡土(理想人性、人情之美)延伸,淡化了身边小说的浪漫性而专注于悲悯人生的描绘,淡化了创造社小说的主观言说而专注于情境氛围的诗意抒写。
这三者的浑然融合构成了京派小说独特的风格内涵。
萧乾 (1910—1999)是京派小说的后起之秀,在京派小说作家中成就颇高。
自幼丧父,半工半读,寄人篱下,这段辛酸的经历成为他日后创作的一个重要背景。
1926年入北新书局当学徒开始接触文艺,著有短篇小说集《篱下集》、《栗子》、《落日》、《灰烬》和长篇小说《梦之谷》等。
1937年创作的《梦之谷》是萧乾的代表作,也是最能体现他自传色彩的作品。
这部小说是依据作者流浪经历中一次失败的初恋写成的。
作品以第一人称叙事,“我”是一个18岁的北京青年,由于被教会学校迫害而只身流落岭东,在一个海滨中学任教,在一次演剧活动中,结识了会说一口纯正国语的大眼睛姑娘“盈”,俩人互叙不幸的身世,同病相怜,产生了强烈的爱情,在“梦之谷”度过了一段“日子也因之镀了银”的天堂般的时光。
后来因为金钱这个“万古的妖魔”的压迫,“盈”姑娘被一有钱有势的校董霸占,就这样,纯真的情爱被社会的毒焰所吞噬。
《梦之谷》有着强烈的艺术震撼力,一方面,小说中少男少女纯洁执着的爱情具有经典意味,它唤起了人们对如梦如幻的情爱“梦之谷”的美好追忆和向往;
另一方面,《梦之谷》又是对美丽情爱的伤逝之歌,男女主人公在失爱过程中深刻的创痛,使读者体味了美好事物被毁灭的巨大悲剧体验。
凌叔华 《花之寺》、《女人》、《小哥儿俩》。
鲁迅认为凌叔华的小说写的多是“世态的一角,高门巨族的精魂”——“旧家庭中的婉顺的女性”。
的确,她的小说中的人物主要是闭锁在深闺,隐居在高宅的太太和小姐们。
《绣枕》、《吃茶》、《茶会以后》等作品重在描写“五四”时代风尚在旧式小姐们心中所引发的微妙曲折的反响:
她们或是把一生的幸福寄托在一对绣枕上;
或是被一点西方“女士先行”的文明举止所陶醉,竟一厢情愿地做起婚姻的好梦来;
或是在参加一次茶会后就直奔婚嫁主题。
然而,旧式家庭传统思想带给她们的负荷太重,内质的虚弱使她们不堪一击,故而一旦受挫,就再无进取力量,作者也只得让她们重新回到寂寞深闺耗尽青春与生命。
林徽因 《九十九度中》“最富有现代性”,写的是北平一个大热天的众生相,一个同时空的“共在”结构:
小说有9部分,包含了大约14个情节片断,钟表时针的移动和水银柱的上升是这个“共在”结构的轴,而40多个人物的生活故事则是围绕这个轴转动的众生之流的断面。
作者用电影语言蒙太奇手法如不相关人物位置上的接近、主题的相关、人物心理的联系等把各片断串在一起,中间不作任何过渡,由此作品以流动的方式向前叙事;
从而引出了富裕、悠闲的上层社会和受剥削、下苦力的劳动阶层的比照,显示了社会不平等的主题。
人心:
自然社会自我他人
(四)现代诗派:
20世纪30年代一个追求“纯诗”的诗歌流派(上海)。
“它们是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所感受到的现代情绪,用现代的辞藻排列成的现代的诗形。
”1932年5月,施蛰存受现代书局委托创办文艺刊物《现代》。
1936年,戴望舒又特邀请与自己诗学主张颇为一致的诗人卞之琳、冯至、孙大雨、梁宗岱等共同主编《新诗》杂志,把现代诗潮推向极至。
戴望舒是现代派的主将,是“诗坛的首领”。
代表诗人有卞之琳、何其芳、李广田、施哲存、废名、金克木、林庚、路易士、陈江帆、侯汝华、李心若、徐迟等。
1937年抗战爆发后,现代派诗生存的象牙之塔不复存在,在不可调和的民族矛盾中,现代诗人群急剧分化,现代派诗潮从“狂飙期”迅速走向式微。
心态:
“当时由于方向不明,小处敏感,大处茫然,面对历史事件、时代风云,我总不知要如何表达自己的悲喜反应。
这时期写诗,总像是身在幽谷,心在峰巅。
”卞之琳的这段反思自白,的确颇能代表现代派诗人的创作走向。
现代派追求的是为艺术而艺术的“纯诗”。
他们对于大都会日常生活题材的探索,对于“诗的哲学”的思考,对于现代白话口语的诗歌语言的提炼,对于散文化自由诗体的创造,都为后来的新诗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一定的借鉴作用。
代表诗人分析
戴望舒 (1905—1950),原名戴梦鸥,浙江杭州人,现代派诗人群的领袖,现代诗
人。
1927年发表成名作《雨巷》,享誉一时,获“雨巷诗人”之称。
有诗集《我的记忆》、《望舒草》、《望舒诗稿》和《灾难的岁月》出版,计存诗90余首。
戴望舒诗歌的基本主题:
1、“寻梦者”(大时代之下的知识分子形象的写照,人生梦想和价值,国家民族的前途的展望/诗歌艺术美的永恒追寻)的形象
《雨巷》《乐园鸟》《寻梦者》
2、“荒原”(对传统的价值和思想的怀疑和失落,意识和思想的迷惘和寻找)意识
《乐园鸟》《深闭的园子》
3、失落之美(大时代知识分子自我迷失的处境)
《雨巷》《印象》《寂寞》
4、诗人的愤怒:
爱国主义的情感
《狱中题壁》《我用残损的手掌》
艺术特色:
1、戴望舒的诗作多抒写寻梦者的执著与忧伤。
2、戴望舒是一位在艺术上很有探索精神的诗人。
他在诗艺的吸收上是多向度的,既带有中国晚唐温李那一路诗的纯粹性(独立的艺术世界),又追寻法国象征派诗人那种更为自由、朴素、亲切的诗风,同时还受到瓦雷里、波特莱尔等人的影响。
戴望舒在新诗史上的意义主要在于其诗既全面地借鉴和吸取象征主义的表现手法,又不失中国古典诗歌的神韵。
可以说,象征主义所强调的各个方面:
色彩、音乐性、通感、肌理丰富,意象奇特,象征和暗示,甚至那种深沉抑郁的情绪都在他的诗里得到完美的体现。
但他诗中的象征体系、审美原则却是东方式的,古诗词中常见的丁香、百合、残叶、晚云、古树、钟声、残月、夕阳等意象构成了其诗的(中国古典诗歌的)象征系统。
3、戴望舒注重“意象性”,他的诗常常通过意象的变幻组合来隐喻暗示诗人的主观意念,把情绪客观化,从而极大地丰富了诗歌的意蕴,使之具有一种朦胧美。
《印象》
4、在诗歌韵律节奏的探索上,戴望舒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雨巷”时期,他创作了被叶圣陶称为“替新诗的音节开了一个新纪元”的《雨巷》,这是他致力于音乐美的结果。
诗中循环、跌宕的旋律和复沓、回旋的音节,十分恰切地表现了一种既缠绵又惆怅的情绪。
而后他摆脱了音乐的束缚,大胆追求诗情内在的节奏,运用自然的现代口语,创作了具有散文美的自由体诗。
卞之琳 (1910—)江苏海门人,现代著名诗人。
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诗集有《三秋草》、《鱼目集》、《数行集》(即《汉园集》的第三部分)和《音尘集》等。
《断章》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
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
你装饰(永恒——瞬间)了别人的梦。
《寂寞》(非主体化,生活和生命的节奏机械化——非人化)
乡下的孩子怕寂寞
枕头边养了一只蝈蝈
长大了在城里操劳
他买了一个夜明表
小时候他常常羡艳
墓草做蝈蝈的家园
他如今死了三小时
夜明表还不曾停止。
1、袁可嘉曾用“上承‘新月’,中出‘现代’,下启‘九叶’”来说明卞之琳20世纪30年代诗歌创作的文学史意义,认为“他和其他诗人一起推动新诗从早期的浪漫主义经过象征主义,到达中国式的现代主义”。
2、卞之琳的诗歌追求“智性上的探险”,也就是说其诗在情感流脉的背后常常孕育着智性的探求,诗在他那里已不仅仅是一种情感的表现,而是一种情感的思想,一种智慧的结晶的方式。
看似句句明白,实则蕴涵丰富:
作情诗读,它寄托着奇妙的爱情;
从“装饰”角度看,人生不过相互装饰,遂有无限悲哀渗出;
从相对观念体悟,人可以看风景,也可以成为风景,可以被明月装饰窗子,也可以反去装饰别人的梦;
正是由于智性的多面渗入,诗歌获得了立体意义。
3、闻一多曾把卞之琳称为“技巧专家”。
他写诗注重对情感做客观化的冷处理,采用克制与淡出的策略隐蔽自己的情感,通过具体物象的奇妙组合,达到暗示和象征的目的,构成韵味深远的艺术境界。
(5)新感觉派20世纪20年代末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等人为代表的小说创作。
这一流派的出现,标志着新文学中的现代主义思潮从诗歌领域向小说园地的延伸,也是中国现代小说第一次对都市景观(节奏快——时间—没有明天—变换——瞬间)作集中的描绘。
《无轨列车》、《新文艺》《现代》,使新感觉派进入兴盛期。
其艺术特点:
都市景观
新感觉派作家的作品大多从现代都市生活中取材,表现独特的都市景观,揭示都市人错综复杂的生存境遇及人生感受,尤其对畸形与病变方面的描摹富于特色。
心理描写 着力开掘人物的深层心理和潜意识(本我/快乐自我/社会超我/道德),集中揭示人物精神状态的复杂性,刻画双重性格。
表现技巧 心理——(动态世界——心灵)感觉化的叙事方式。
新感觉派主要代表作家由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等。
施蛰存(1905- )《上元灯》《将军的头》、《梅雨之夕》《春阳》《善女人行品》
现实——历史
施蛰存以一身拥有“文体作家”、“心理小说家”、“新感觉派作家”。
《鸠摩罗什》是从鸠摩罗什携带妻子应姚兴之聘赴秦的途中叙起。
这位高僧在龟兹国受吕光的强迫,破戒与吕的表妹龟兹公主结婚,良心已极端感着痛苦,幸而妻子在途中得热病死去,他以为从此以后可以脱然无累,恢复他圆满德行了。
不意到了长安终日受着国王无上的尊敬,举国士庶热烈的膜拜,情欲仍不断的纠缠着他,亡妻的面貌常常在目前荡漾。
一天讲经时,见一美丽娼女,忽然大动凡心;
第二天讲经,又在听众中发现一容貌既似那娼女,又似他的亡妻的宫嫔,鸠摩罗什于是陷于重重魔障之中不能自拔,而犯第二次娶妻之罪。
虽然他能用巧妙的言词遮饰着他的罪恶,并利用魔术来维持自己动摇中尊严地位,而内心之杌陧不安,达于极点。
他就在这样双层人格的争斗中,惨澹地生存,也就在这样双层人格斗争中,悲伤地死去!
《将军的头》也属于双层人格描写。
作者自己声明是写种族与恋爱的冲突,题材则取之唐代猛将花敬定的故事。
据说花敬定原属吐蕃族,因憎恶其贪鄙的汉族部下,而想趁自己被差遣去征伐吐蕃时,叛归祖国。
忽有一部下的骑兵调戏一少女,将军虽已将该骑兵正法,而自己亦为那少女的美色所惑,于是花将军种族与恋爱的冲突便尖锐化。
以后将军茫然上了战场,携其头奔回,遇他所爱的少女于溪边,受她的调侃,失望倒地死去。
《石秀》写结盟兄弟石秀和杨雄,石秀想出许多巧妙的计策,怂恿杨雄杀妻潘巧云。
原来石秀爱上潘巧云,但以碍于杨雄的友谊,不敢有所举动。
后来知道潘巧云与和尚裴如海有私,不胜其醋,告知杨雄,却反被潘巧云用谗逐出;
恋爱嫉妒与仇恨交并一处,遂欲甘心于巧云。
后来果然教杨雄用计诓骗巧云主仆上翠屏山,而施以极残酷的杀害。
他则一傍欣赏巧云痛苦的姿态,和那淋漓的鲜血,零乱的肢体,来满足他的施虐狂。
《梅雨之夕》写的是在一个梅雨季节的黄昏,“我”与一位陌路女子共伞同行的一段“奇遇”。
主人公敏感而绮丽的心理想象,妻子、酒店女子、雨中少女的重叠幻化,反映了他内心微妙的人格纷扰与欲望冲突。
自然欲望与道德焦虑在短暂无声的路途中隐约较量,激起了平庸生活中的“死水微澜”。
(六)论语派:
30年代,指以《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等刊物为阵地,以林语堂为理论指导和创作核心,以陶亢德、徐訏为中坚,以经常撰稿而具有相似的生活态度和艺术追求的章克标、邵洵美、李青崖、潘光旦等人所形成的一个小品散文艺术流派。
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性灵”小品文。
提倡“闲适”、“性灵”和“幽默”。
题材:
“宇宙之大,苍蝇之微,皆可取材”。
林语堂(1895—1976),福建龙溪人。
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国外度过的,他的大部分作品是用英文写的。
小学、中学、大学,他进的都是教会学校,后赴美国、德国留学。
1923年回国,先后任教于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和厦门大学。
他通过以西方近代文学和表现派理论作为参照系,用崭新的审美眼光肯定和认同周作人一派对晚明小品的精神溯源;
由此他融袁氏三兄弟、李渔、袁枚、金圣叹等中国文人的文学观念与克罗齐、斯平加思、笛福、司威夫特、梅瑞狄斯等西方作家的艺术理论于一体,从而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小品文的理论体系。
这一理论体系带有鲜明的形式主义审美观,是依靠三个重要的审美范畴建构的,即“闲适”、“性灵”和“幽默”。
“闲适”,就是要求小品文应着重表现创作主体心境的心闲意适,态度的安静平和,语气的亲切自然,它是追求幽雅趣味的文人精神的表现。
林语堂的闲适格调,是以“现代性”为前提和基础的,是一种浪漫的自由精神的显现,一种个人面对自我和世界的感性经验的自由书写。
二是强调“趣味”和“情调”。
关于“性灵”,林语堂曾在《写作的艺术》中说:
“‘性’指一人之‘个性’,‘灵’指一人之‘灵魂’或‘精神’。
”
“幽默只是一位冷静超远的旁观者,常于笑中带泪,泪中带笑。
”
《人生的归宿》
因为吾们的民族生命真已踏进了新秋时节。
在吾们的生命中,民族的和个人的,临到了一个时期,那时秋的景色已弥漫笼罩了吾们的生命,青绿混合了金黄的颜色,忧郁混合了愉快的情绪,而希望混和着回想。
在吾们的生命中临到一个时期,那时春的烂漫,已成过去的回忆,夏的茂盛,已成消逝歌声的余音,只剩微弱的回响,当吾们向人生望出去,吾们的问题不是怎样生长,却是怎样切实地生活;
不是怎样努力工作而是怎样享乐此宝贵的欢乐之一瞬;
不是怎样使用其精力,却是怎样保藏它以备即将来临的冬季。
一种意识,似已达到了一个地点,似已决定并寻获了我们所要的。
一种意识似已成功了什么,比之过去的茂盛,虽如
小巫见大巫,但仍不失为一些东西,譬如秋天的林木,虽已剥落了盛夏的葱郁,然仍不失林木的本质而将永续无穷。
我爱好春,但是春太柔嫩;
我爱好夏,但是夏太荣夸。
因是我最爱好秋,因为她的叶子带一些黄色,调子格外柔和,色彩格外浓郁,它又染上一些忧郁的神采,和死的预示。
它的金黄的浓郁,不是表现春的烂漫,不是表现夏的盛力,而是表现逼近老迈的圆熟与慈和的智慧。
它知道人生的有限故知足而乐天。
从此“人生有限”的知识与丰富的经验,出现一种色彩的交响曲,比一切都丰富,它的青表现生命与力,它的橘黄表现金玉的内容,紫表现消极与死亡。
明月辉耀于它的上面,它的颜色好象为了悲愁的回忆而苍白了,但是当落日余晖接触的时候,它仍能欣然而笑。
一阵新秋的金风掠过,木叶愉快地飞舞而摇落,你真不知落叶
的歌声是欢笑的歌声还是黯然销魂的歌声。
这是新秋精神的歌声,平静,智慧,圆熟的精神,它微微笑着忧郁而赞美兴奋、锐敏、冷静的态度——这种秋的精神曾经辛弃疾美妙地歌咏过:
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
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孤崖一枝花》
行山道上,看见崖上一枝红花,艳丽夺目,向路人迎笑。
详细一看,原来根生于石罅中,不禁叹异。
想宇庙万类,应时生灭,然必尽其性。
花树开花,乃花之性,率性之谓道,有人看见与否,皆与花无涉。
故置花热闹场中花亦开,使生万山丛里花亦开,甚至使生于孤崖顶上,无人过问花亦开。
香为兰之性,有蝴蝶过香亦传,无蝴蝶过香亦传,皆率其本性,有欲罢不能之势。
拂其性禁之开花,则花死。
有话要说必说之,乃人之本性,即使王庭庙庑,类已免开尊口,无话可说,仍会有人跑到山野去向天高啸一声。
屈原明明要投汨罗,仍然要哀号太息。
老子骑青牛上明明要过函谷关,避绝尘世,却仍要留下五千字孽障,岂真关
尹子所能相强哉?
古人著书立说,皆率性之作。
经济文章,无补于世,也会不甘寂寞,去著小说。
虽然古时著成小说,一则无名,二则无利,甚至有杀身之祸可以临头,然自有不说不快之势。
中国文学可传者类皆此种隐名小说作品,并非一篇千金的墓志铭。
这也是属于孤崖一枝花之类。
故说话为文美术图画及一切表现亦人之本性。
“猫叫春兮春叫猫”,而老僧不敢人前叫一声,是受人类文明之束缚,拂其本性,实际上老僧虽不叫春,仍会偷女人也。
知此而后知要人不说话,不完全可能。
花只有—点元气,在孤崖上也是要开的。
(七)中国诗歌会:
成立于1932年9月,它是“左联”领导的一个群众性诗歌团体,发起人有穆木天、杨骚、任钧、蒲风等。
他们在《缘起》中说:
“在次殖民地的中国,一切都浴在急雨狂风里,许许多多的诗歌的材料,正赖我们去摄取,去表现。
但是,中国的诗坛还是这么的沉寂;
一般人在闹着洋化,一般人又还只是沉醉在风花雪月里。
”中国诗歌会成立的目的,就是为了廓清新月派、现代派在诗坛造成的某些迷雾,推进和发展革命的诗歌运动。
一九三三年二月,中国诗歌会创办机关刊物《新诗歌》旬刊(后改半月刊、月刊)。
《新诗歌》的《发刊诗》表达了中国诗歌会诗人的共同创作主张:
我们不凭吊历史的残骸,
因为那已成为过去。
我们要捉住现实,
歌唱新世纪的意识
……
压迫剥削,帝国主义的屠杀,
反帝,抗日,那一切民众的高涨的情绪,
我们要歌唱这种矛盾和它的意义,
从这种矛盾中去创造伟大的世纪。
我们要用俗言俚语,
把这种矛盾写成民谣小调鼓词儿歌。
我们要使我们的诗歌成为大众歌调,
我们自己也成为大众中的一个。
中国诗歌会主张“捉住现实”,就是要继承和发扬“五四”以来由郭沫若、蒋光赤、殷夫所代表的新诗的战斗传统,从事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更具体地说,就是要反蒋抗日;
提倡“大众歌调”,就是要创作大众化的诗歌,使诗歌普及到群众当中去。
中国诗歌会除上海总会外,还在北平、广州、青岛、厦门以及日本的东京等地设有分会。
到一九三五年冬,当“国防诗歌”被当做“国防文学”的一部门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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