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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经典评论选.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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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经典评论选
与其羡慕“拼爹”不如趁早好好奋斗
2013-07-23
与其对别人拼爹“羡慕嫉妒恨”,不如趁年轻好好奋斗拼搏。
莫等青春散场,才后悔来不及、回不去、得不到
又是一年毕业季。
今年的毕业季,似乎多了些牢骚。
一毕业就面临的“就业难”、“高房价”、“裸婚”等现实难题,确实让当代青年背负了太重的负担。
于是,有人重弹“出身论”的老调:
“出生决定出路”、“拼搏不如拼爹”;有人鼓吹“读书无用论”:
“学得好不如嫁得好”、“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甚而有人抛出“长相论”:
“长得好看的人才有青春!
”这竟然引得无数网友跟风,大呼“中枪”,呼喊着“这是多么痛的领悟!
”
青春,本该是热血拼搏、永不服输的,所谓“十年饮冰,难凉热血”,年轻是冲锋陷阵的资本。
然而,一些言论却劝诱年轻人早早缴械投降,或者躺在父辈的功劳簿上睡大觉,岂不是咄咄怪事!
如果依靠拼爹,陈嘉庚自可守着父亲的米店过着舒适惬意的生活,陈景润大可在战乱年代托父亲关系谋一份在邮局的稳定差事……
如果依赖拼爹,身为保安的甘相伟恐怕只能躺在床上做做北大梦,棉纺厂工人张艺谋也许只能在下班后落寞地艳羡别人拍的电影……
但因为这些人有梦想,不甘心,敢拼搏,所以人生从此与众不同。
“如果总认为别人抓住机会,是因为他有什么社会关系,是因为世道太黑暗,那么我这辈子肯定不可能坐在这里。
”新东方总裁俞敏洪如是说。
总有年轻人抱怨自己没有资本、关系、机遇,却不愿反思自己是否把时间都浪费在看肥皂剧、刷没有营养的微博、在淘宝“血拼”或者通宵打游戏上。
没有一个富爸爸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以此为借口,丢了拼搏的勇气和斗志。
“无限风光在险峰”。
人生要想达到一定的高度,就必须顶住风吹雨打,忍住腰酸背痛,不断攀登。
“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
”受苦的时候,往往也是能力、功力提升最快的时候。
“练武不练功,到老一身空”,像扎马步这样的基本功,练起来最苦,也最能锻炼人。
这种苦,中老年人吃不消,只有年轻人能做到。
所以,“苦”中,蕴含着对年轻人来说最独特的价值和机遇。
话说回来,其实说到“拼爹”,只要不违法乱纪,也是人之常情。
不光中国,欧美发达国家一样“拼爹”。
“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子女花父母的钱,父母利用自己的社会资源帮助子女发展,在哪个国家都合乎情理。
但俗话说,“坐吃山空,立吃地陷。
”含着金汤匙长大的孩子,要什么有什么,易于懈怠,如果不思进取,贪图享乐,一旦失去了荫庇,“其亡也忽焉”。
中国人常说“富不过三代”,道理就在此。
“打铁还需自身硬”,通过奋斗,才能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
“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
”与其对别人拼爹“羡慕嫉妒恨”,不如趁年轻好好奋斗拼搏。
莫等青春散场,才后悔来不及、回不去、得不到。
少数官员不信马列信鬼神该猛醒
2013年07月30日
对于那些不信马列信鬼神、不问苍生问鬼神的少数官员,有必要大喝一声,是该猛醒的时候了
王林这个名字,近日突然变得热闹起来。
这个曾经“引无数官员、老板、明星竞折腰”的所谓“气功大师”,出狱20余年来一路畅通无阻,长盛不衰,不能不说是个奇特的现象。
是谁捧红了他,是谁把他扶上了神坛?
据了解王林的人介绍,自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王林就成了当地某些领导干部的“宠儿”,能看到“王林变蛇”成为当时的一种特殊待遇。
久而久之,人云亦云,以讹传讹,在一些领导干部众星捧月式的顶礼膜拜中,王林成为了手眼神通、无所不能的“大师”。
这些年来,官员们鸣锣开道,企业家及时跟进,歌星影星来凑热闹,王林一时风光无限。
社会上何以把这些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小戏法奉为气功,而且深信不疑?
领导干部、著名企业家、著名歌星影星,怎么会被那些登不上台面的江湖伎俩所蛊惑?
不妨说,王林,只不过是官场炮制出来的一个演技并不高超、却迟迟不肯谢幕的蹩脚演员,同时也是窥探某些官员内心贪婪无度、心灵丑陋的一面镜子。
镜子中折射出的某些现象,很值得仔细分析一番。
王林们是某些官员的精神鸦片。
有的官员意志衰退消沉,精神萎靡不振,工作不认真、经济有问题,心理上自然不安全,于是在封建迷信中寻找寄托,在浑浑噩噩中打发时日。
不少官员热衷于烧香拜佛和算命看相,祈求升官发财。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这就给了王林们乘虚而入的缝隙,招摇过市的空间,发家致富的门道。
而有的企业家要送大师们钱财,无非是看中了大师和官员之间的关系网和利益链。
于是乎,这些人对王林们言听计从,深信不疑,甚至拜把结盟,称兄道弟,甘愿为他们宣传迷信提供平台,岂不悲乎!
王林们被某些官员当作救命稻草。
中国有句老话:
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
因为官场上有的人做了亏心事、心里又有鬼,于是求神问鬼,装神弄鬼,最后,弄巧成拙,丑态百出。
王林曾对刘志军说,要帮他办公室弄一块靠山石,“保你一辈子不倒”。
而刘志军作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竟然不顾官德和人格,屈尊于一个江湖人士,寄托于一块石头,终成笑柄。
可以确定的是,王林们的精彩表演和连蒙带骗,既成为不了某些官员们的心灵鸡汤,更成为不了他们的救命稻草,最终只能是某些官员的致命毒素,成为加速他们堕落和灭亡的催化剂。
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
不少落马的贪官,大都与形形色色的王林们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哪个“大师”慈悲为怀,救人于水火中,劝这些贪官们悬崖勒马。
如果“大师”真的有爱心善心,为何不在得知内情时劝其自首,难道这不是真正的“功德无量”?
对于那些不信马列信鬼神、不问苍生问鬼神的少数官员,有必要大喝一声,是该猛醒的时候了。
靠王林们算命占卦、保财保命终究是靠不住的。
最终还是要讲党性、讲正气,远离装神弄鬼之徒,远离心怀鬼胎之辈,堂堂正正做人,依法依规办事,一心一意为人民群众服务。
做正了人,做好了事,人民才会记住你。
法官形象关涉“法治信仰”
白龙
2013年08月07日
法官不但是正义的守护者,还应让法治的理念体现在一言一行之中,让自己成为追求公正的榜样和公民守法的楷模。
名上海法官涉嫌行为不检的一段视频,近日引爆网络。
6日下午,上海公布了这一事件的调查处理结果,4名涉案法官分别被处以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撤职等处分,并被处以行政拘留10天的处罚。
从8月4日,4人被停职接受调查,到处理结果公布,仅用了短短两天时间,相关方面的反应可谓雷厉风行。
处理结果显示了从严治党的决心,也兑现了“向社会公布处理结果”的承诺。
在各地开展教育实践活动之际,这起“撞到枪口上”的事件虽然事出有因,但如果4名法官平时洁身自好,又怎会违法乱纪,如上海市纪委、市监察局官方微博所言:
“令法律失去尊严、司法蒙羞、正义受损”?
法谚有云,对司法裁决的尊重,有赖于公众对法官正直和独立的信心。
这也是短短几天内,新浪微博对这一事件竟有30多万条相关评论的原因。
司法是社会公正的重要屏障,而法官行使着司法权,其形象不仅关涉个人,更与司法公信力乃至公众的法治信仰息息相关。
法官违法违纪,比其他人影响更坏。
上海有关方面对4名法官及时查处严惩,也正是要以对腐败“零容忍”的决心,呵护社会对法治的信心。
加强法院队伍建设,是确保司法公正、提升司法公信力的重要前提。
从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官法到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相关规定,都对法官提出了职业规范上的要求。
“不准吃请受礼”早已列入最高人民法院“八个不准”;《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中,辟专章规定“维护司法形象”。
然而严令之下,仍有违规犯科甚至知法犯法者,如何以此事为镜,维护司法形象、捍卫法治尊严,值得深思。
法官是正义的守护者。
按照现代职业伦理,身为法官意味着私人生活受到更多限制,谨慎出入社交场合,甚至与亲友也要保持适当距离。
在很多国家,都有司法行为规约等文件,规范和引导法官工作之外的活动。
因而有人说:
法官的尊荣,正在其孤独。
当前中国,利益格局、舆论生态纷繁复杂,法官的自我约束尤显重要。
近年来,从药家鑫案到李昌奎案,从王书金案到李某某案,无不显示:
社会对典型个案的关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强烈;司法本身,也吸引着远超出法律限度的复杂目光。
作为法律事实的判断者和利益裁量者,法官无疑会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牵扯与压力。
这是当代法律人无可逃避的重负,更提醒着司法人员,公堂内外,能不慎乎?
在某种程度上,法律程序应是一个“理想国”。
在这里,只论法律是非而不管众议滔滔,只讲法律地位平等而不管当事人是达官显贵还是贩夫走卒。
在有着“人情”传统的中国社会,“不近人情”的法律程序也可以限制恣意和通融,营造一个相对独立于外部环境的“隔音空间”。
作为社会公正的守门人,法官秉持更严苛的道德标准,也是严守法律程序的要求所在。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
对法官而言,法治方式不但是一种工作方式,还应当体现为生活方式,让法治理念体现在一言一行之中,让自己成为追求公正的榜样和公民守法的楷模。
让“营改增”释放更多改革红利
徐立凡
2013年08月02日
“营改增”的格局有多大,其能够释放出来的改革红利就有多大
8月1日起,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改增”试点在全国范围内推开。
同时,广播影视作品的制作、播映、发行等,也开始纳入试点。
从地区范围到全国范围,从指定行业到行业扩容,已经走过一年半的“营改增”在提速后,已不再仅是临池试水式的摸底探索,不再仅是涉及产业层面的设计优化,而上升为涉及更宏观层次的改革信号。
可以说,“营改增”的格局有多大,其能够释放出来的改革红利就有多大。
“营改增”带来的直接效益,是优化实体经济环境。
国家强大,最终要看实体经济的强弱,而不是泡沫的多少。
中国经济的增长,实体经济一直起着主要推动者的作用。
但近年来,随着信贷空转、资金错配等现象趋于严重,加之外部环境不能有效改善,实体经济环境面临严峻考验。
特别是对GDP和就业贡献率最大的中小企业,生存和发展压力空前增大。
在货币发行量基数过大的今天,简单通过注入流动性的方式激活实体经济的余地已经很小。
因此,只有通过调整财税体制这一根本措施,才能保证实体经济的平稳发展。
“营改增”能够释放这样的红利。
此前的试点结果表明,“营改增”对于多数行业和多数企业的减负作用明显,急需补血的中小企业尤其感受深切。
税务部门测算,2013年营改增将为企业减税1200亿元,其中以中小企业为主的小规模纳税人和个体户平均减税幅度更将达到40%。
尽管由于行业性质不同,个别产业在“营改增”试点中税负不降反增,但总的来看,“营改增”交出的是一个合格的账本。
这也为它在全国铺开创造了条件。
但是,“营改增”不能只算减税多少的微观账,还应该算一算能否带动稳增长、调结构局面的宏观账。
此外,“营改增”作为结构性减税政策,试点期间收入归属保持不变。
但是,随着试点的结束与范围的扩大,收入归属会不会发生变化?
地方财政收入会不会受到影响?
过去营业税是地方主要税种,“营改增”后,地方应该重点培育哪一类税种,以弥补财政收入可能的减少,以及经济转型支出、民生支出持续增加后带来的压力,需要及时解答。
不统筹好“营改增”中出现的矛盾,打消其中的种种顾虑,“营改增”就可能囿于有限范围内释放有限红利,而无法起到保持实体经济增长、推动经济转型的真正作用。
实际上,做好统筹要求就是在倒逼财税体制改革的深化。
实体经济对于“营改增”扩大的要求有多迫切,财税体制深化改革就有多迫切。
改革的关键点,是能否妥善安排税种的归属,更深入一步看,是能否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从这个意义上看,确保“营改增”有计划、按步骤推进,离不开财税体制改革的同步进行。
有了顶层设计的底盘,“营改增”才能释放出最大的改革红利。
富豪相亲会踩穿道德底线消损正价值
李晓亮
2013年07月26日
富豪相亲会即便没有越过法律的边界,也踩穿了道德的底线,消损了责任、情感、正直、忠诚等“正价值”
仅是今年,就先有武汉,然后是6月济南、7月深圳,一场接一场、一波又一波——这不是什么歌星明星巡回演唱会,而是富豪相亲会“全国巡演”的节奏。
开放、多元、包容的社会,“相亲”二字早已不是陌生概念,不过富豪相亲会却因暗含的“财富与爱情”命题而备受关注。
“爱情买卖”,人们从这样的相亲会里嗅到这股浓郁的味道。
从七八年前上海滩首场见诸报端的富豪相亲会起,这么多年来,交易场中男方入场费动辄六七位数,女方则又是泳装秀又是才艺PK,极个别甚至带着“处女鉴定书”入场——炫富的炫富、拜金的拜金,一拍即合之下,美丽活生生为财富所消费,感情赤裸裸被金钱所亵玩。
一些人可能笃信“金钱是万能的”,甚至传说中认为与财富绝缘的情感领域,也可以被侵入。
所以,富豪相亲会中,豪华成为最大的卖点,财富成为唯一的元素。
富豪们支起由花花绿绿大钞编成的孔雀尾巴,趾高气扬地希望收获美貌、青春和爱情。
这即便没有越过法律的边界,却也踩穿了道德的底线,更留下背后“财色交易”暗度陈仓的想象。
当然,我们不能否认爱情需要物质基础,更不能断言富豪相亲会就一定难寻“真爱”。
但是,笃信一张富豪相亲会的邀请券就是一张通往幸福的船票,进而把择偶的物质标准“升华”为爱情的物质哲学,无异于是把青春与美貌贱卖给了一根金条——更何况,这张船票还会过期失效。
少数人选择也无可厚非,毕竟选择什么样的伴侣和人生,是个人权利。
但是,因为大肆炒作、自我标榜,富豪相亲会在很大程度上被包裹上“羡慕嫉妒恨”,影响到社会对财富、对爱情的整体想象和认知。
试想,如果“干得好不如嫁得好”成为一个普遍判断,如果“宁在宝马车里哭也不在自行车上笑”成为一种倾向选择,那么潮流裹挟之下,幸福难免被异化为财富,感情更会被视为一个筹码,而所谓责任、情感、忠诚、正直等“正价值”,也都会被冲到九霄云外,甚至成为话柄、沦为笑谈。
实际上,正如相亲节目中点灯灭灯的选择,在折射婚恋观的同时反映出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富豪相亲会的备受追捧同样是精神世界的投影。
这不仅是关于感情的问题,更是在物质与精神的对赌之中,愿意把砝码放在天平哪一边的问题。
是的,在很多人看来,精神类似“矫情”,物质才是“王道”。
情感可以打上条形码出售,其他的又何尝不可?
于是,勤劳本分成为不幸的样板,投机违规变成励志的故事;于是,利益博弈晋升为生存哲学,高尚品德反被刻成墓志铭。
如果任由“物质至上”的利益哲学攻克心灵,即便满大街都是切·格瓦拉头像的T恤,也难以抵御精神的崩塌和价值的腐败——富豪相亲会可能只是一个极端的表征。
关于富豪相亲会,我们在谈什么?
不是在谈爱情,也不是在谈财富,而是在谈应该如何平衡爱情与财富。
或许,这也是我们时代亟须解答的心灵命题。
南方都市报:
富平贩婴案:
反思需要宏微结合
引发多方面关注的陕西富平贩婴案近日又有新进展,除了分管的6名领导被免职之外,陕西省卫生厅也已经抽调40余名三级医院产科专家,分赴各地开展为期半个月的全省医疗执业安全大检查。
从监管部门的角度出发,这样的做法也许是现有情形下最好的补救之法了。
值得注意的是,媒体在报道富平贩婴案时,普遍都将事件本身控制在个案范畴。
而根据现有警方公布的事实,除了有报道表示医院医务人员对犯罪嫌疑人张素霞的窃婴行为“视而不见”之外,并没有任何证据显示这起案件背后存在一个将医院卷入的“产业链”。
因此,绝大多数媒体评论在切入此案时,都会小心翼翼地绕开“宏大叙述”,转而追问更为细节的不足。
的确,由于无法获得全国或者某一地区范围医院医务人员参与贩婴的统计详情,贸然展开针对整个医院体制的批评显然过于冒失。
于是,批评的声音要么着眼于医院管理制度的漏洞本身,要么绕开这一点谈其他。
要而言之,此轮舆论反思的主要路径有下述几点,其一是苛责医院方面的制度防范能力形同虚设,这也最经得起推敲,同时陕西省卫生厅的自纠自查行动本身也等同于认可了舆论的这一批评;其二,截取张素霞利用孩子父母害怕抚养缺陷婴儿的心理,绕开医院本身转而指责现有社保体系的不完善造成了父母害怕抚养缺陷儿童的心理,这一论点也算苛责制度的另辟蹊径。
其三,从“没有买卖,就没有贩卖”的原理出发,指出目前未成年人收养体系极其不健全的问题,这一方面大抵接续了此前袁厉害事件中的讨论;最后一种反思途径,则将矛头指向了父母本身,因为父母的轻信、胆小和无知,客观上造成了孩子被贩卖,因而无知的父母与未能做好宣传工作的当地政府都成为被指责的对象。
综观舆论的反应倾向,富平贩婴案并没有引发公众大规模对公权力的批评和指责。
较之前不久发生的“临武瓜农之死”一案,以及“上海高院法官集体嫖娼”事件,公众更多的只是哀叹社会“道德沦丧”、“世风日下”。
然而,这样的反应虽然绕过了“官民矛盾”这一逻辑,却并非不能击中时代的要害。
相反,富平贩婴案在进入公众视野之后,是作为一种孙立平教授所谓“社会溃败”的例证,驻留在大众的内心之中。
当然,作为一个孤立个案,由富平贩婴案引申出“社会溃败”的结论显得武断。
但如果将孤立的个案与其他事件相连结,可能就会出现“综合效应”。
这是因为处在大众传播年代的我们,在密集负面信息的冲击下,个案本身会被置于一个庞大背景之中。
公众的社会心理在面对医院医务人员贩卖婴儿时,同时也会想起数日前北京街头发生的摔女童事件。
与此同时,在包括法官集体嫖娼、城管与小贩冲突不断、暴力拆迁日渐频繁等等负面报道的狂轰滥炸下,整个社会的心理将会趋于接受“社会溃败”的结论。
尽管对于“社会溃败”的衡量缺乏一个可测量的标准,但公众舆论作为一种情绪,更多时候都是以感性层面的“感受”作为依据。
人们开始相信,官员凭借的是政治上的权力进行寻租,而张素霞们则是凭借专业上的能力为非作歹。
从官员到医生,再到教师,传统意义上的社会精英普遍遭遇了信任危机。
当然,很多时候,舆论的反应看似充满了正义感与逻辑性,对于解决问题本身却相距甚远。
具体到反思本身,抽象而笼统地强调宏观的、结构性的问题,也许还不如侧重具体的、细节的症结。
也许,避免富平贩婴案的出现,只需要医院的管理更加规范,或者父母更多一份心眼,又或者我们的社保体系能够解决缺陷儿童的抚养问题,这其中解决任何一个,悲剧就丧失诞生的土壤。
但依旧要指出的是,反思本身需要宏微结合,要重视细节处的管理瑕疵,也要注重背后的结构性问题,更要看到传媒时代案件造就的“舆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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