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中国古代后期落后原因及近代教育发展成效.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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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中国古代后期落后原因及近代教育发展成效
解析中国古代后期落后原因及近代教育发展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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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发展、社会进步,究竟靠什么?
这是历史学理论、哲学理论中一个重要和关键的问题。
古往今来,人们对于这个问题有不同的理解和评价。
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人是社会的中心;社会要想进步,前提必然是依赖人的发展。
美国研究社会现代化的著名学者英克尔斯认为,社会现代化,核心是人的现代化。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也认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生产力按照三要素的说法,包括生产者、生产工具、劳动对象;其中,人是具有决定作用的,有什么样的人,才能制造出什么样的工具;有什么样的人和工具,才能决定如何和怎样开发劳动对象。
所以,上述两种理论有着非常相似的地方,即提升人的素质是社会进步一切之本源。
中国近代最早的留学生容闲,在美国耶鲁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广东香山,容闲告诉老母亲说他己经获得了学士学位。
母亲问他:
得此学位可获得多少奖金。
容闲答道:
“此非可以得奖金者。
第有文凭,则较无文凭之人谋事为易。
至大学之给学位,亦非有金钱之效用。
惟己造就一种品格高尚之人才,使其将来得有势力,以为他人之领袖耳。
大学校所授之教育,实较金钱尤为宝贵。
盖人必受教育,然后乃有知识,知识即势力也。
这样的朴实而通俗的话语,表露出深刻的见解。
中国近代较早走出国门的女子单士厘写道:
“要之,教育之意,乃是为本国培育国民……故男女并重,女尤倍重于男。
中国近亦论教育矣,但多从人才一边着想,而尚未注重国民。
故谈女子教育者犹少;即男子教育,亦不过令多才多艺,大之备政府指使,小之为自谋生计,可叹!
况无国民安得有人才?
无国民且不成一社会!
说到教育,包括教育的宗旨、教育的培养目标、教育的内容、教育的方法、教育的效果和影响,都有一大套理论。
但是,如果最简单、最概括的理解,其实也就几句话:
过去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千秋大业、教育为本;现在说,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
这些都是说明教育对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
我们可以用反证的方法,从教育方而入手,试分析中国古代社会后期落后的原因。
首先,有人认为中国古代社会后期逐步落后,科举制是罪魁之一。
因为科举制不单纯是取士选拔,它同时绑架了古代的教育,片而重视人伦纲常,不重视科学技术,其结果,培养出重经典、轻实际,重忠君、轻个性,重人文、轻科技的社会风尚。
所以,晚清时期不少人士对于科举制进行了批判。
康有为1898年指出:
”若夫今者万国交通,以文学政艺相竞,少不若人,败亡随之。
当此绸缪未雨之时,为兴学育才之事,若追亡救火之急,犹恐其不能以立国也;而乃以八股试多士……以为救时之才也,不亦反乎?
然则中国之割地败兵也,非他为之,而八股致之也·故臣生平论政,尤痛限之。
严复指出,八股有三大害处:
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八股取士,使天下消磨岁月于无用之地,堕坏志节于冥昧之中,长人虚骄,昏人神志,上不足以辅国家,下不足以资事畜。
破坏人才,国随贫弱。
改良派自然不必说,不少封建官员对此也有同感。
1901年,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会奏称:
“窃谓中国不贫于财而贫于人才,不弱于兵而弱于志气·人才之贫,由于见闻不广,学业不实;’山东巡抚袁世凯上疏认为:
“百年之计,莫如树人。
古今之国,得人则昌。
作养人才,实为图治根本。
查五洲各国,其富强最著,学校必广,人才必多。
中国情见势细,急思变计,兴学储才,询刻不容缓矣。
最值得一提的是,1905年9月,直隶总督袁世凯、盛京将军赵尔翼、两湖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周馥、两广总督岑春煊、湖南巡抚端方会奏请废科举,认为“就目前而论,纵使科举立停,学堂遍设,亦必须十数年后,人才始盛。
如再迟至十年,甫停科举,学堂有迁延之势,人才非急切可成,又必须二十余年后,始得多士之用。
强邻环伺,岂能我椒”“且设立学堂者,并非专为储才,乃以开通民智为主,使人人获有普及之教育,且有普通之知能,上能效忠于国,下得自谋其生。
其才高者,固足以佐治理,次者亦不失为合格之国民,兵农工商,各完其义务而分任其事业,妇人孺子,亦不使逸处而兴教于家庭。
无地无学,无人不学,以此致富奚不富,以此图强奚不强“故欲补救时艰,必自推广学校始;而欲推广学校,必自先停科举始。
拟请哀衷独断,雷厉风行,立沛纶音,停罢科举。
庶几广学育才,化民成俗,内定国势,外服强邻,转危为安,青基于此。
这一段话可谓言之谆谆,值得长久品味。
正是由于这些朝廷重臣的呼吁,清政府终于决定废除科举制,成为影响中国历史的一件大事。
其次,还有人认为中国古代后期逐渐落后,宗法制度和家庭制度的束缚也是一个原因。
多年以来形成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的社会规范,培养出家庭中逆来顺受的一代一代人。
家庭是社会化的最初场所,家庭中顺从的孩子,长大以后来到社会成为具有奴性特征的臣民,对权威、权贵的畏惧和依从,养成鲁迅笔下阿Q的那种典型性格。
所以,五四时代激进人士提出家庭革命的主张,认为封建家长制的家庭是封建专制制度的缩影,也是封建专制制度的基础;在封建家长制家庭中养成的人格和秉性,与国民应有的素质要求相去甚远;如果不改革家庭,社会进步必然受到阻碍。
关于这一点,孙鸣琪在《新青年》发表的《改良家庭与国家有密切之关系》中明确指出:
“总之一切关系家庭之问题,要皆关系国度。
国之强弱。
视家庭之良否以为断。
故端正之士,能成立一清洁快乐之家庭,而后方能于社会上谋公益;齐家治国之道,息息相通。
余故曰改良家庭与国家有密切之关系。
”批评科举制也好,提倡家庭改革也好,其实都是看到了不良的教育对于社会发展的负而影响,正是由于看到这些不足,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一些人己经着眼于进一步强调教育的作用,关注教育内容的改革,希望通过改革,建立新式教育,以便培养新人,推动社会变革,实现中国社会近代化。
1862年,奕斤等人创建的京师同文馆就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成为中国近代新教育的起点。
后来,资产阶级改良派也十分注重发展教育,培养人才,改变社会思想观念。
用梁启超的观点解释,就是培养“新民”。
他指出:
“昔者欲抑民权,必以塞民智为第一义,今日欲兴民权,必以广民智为第一义。
“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
梁启超在主办《新民丛报》时认为:
“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
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故本报专对此病而药治之。
梁启超的政治立场是反对革命的,过去人们认为梁启超是保守派、保皇派。
其实,梁启超的思想是相当深刻的。
他认为,中国没有经过大规模的思想启蒙,国民素质还未达到应有的要求,因此,只能通过改良循序渐进地谋求发展,而不看时机、不顾基础仓促革命,很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动荡和损害。
辛亥革命后建立的“中华民国”,只是空有一块牌子,在袁世凯等官僚政客军阀的把持下,根本没有民主可言,出现了大量复古、专制的乌七八糟的事情。
待到袁世凯死后,中国便演化为军阀割据混战,国家和人民经历了许多苦难。
许多人此时此刻才理解了梁启超的认识深度和良苦用心,逐步承认了他思想大师的地位。
当时不少思想家深入分析和探讨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也注意到了中国国民素质不高,思想启蒙相对滞后这一现实问题。
思想家张竞生认为:
“自来政治家仅知制造良政美法,而忘却了制造佳男和美女。
殊不知国民不好,虽有良法美意总无多大功效,试看我国今日手执权柄的‘低能儿’,任凭什么好宪法总不能领会,甚至舞文弄法,盗买选票,私造省宪。
故变法以来,由外邦所贩运的许多良政,无一不是害国病民。
这虽由其中有些未免不适国情,勉强效尤,转多窒碍,但最大缘因乃在无相当的人民能够利用他人的成规。
不必说那政法经济,原属一纸抽象,全凭人去干为。
即就最具体的机器说,也须靠人去整顿,才能有利而无害。
张竞生还指出:
“‘辛亥革命’为我国人吐出一点奴隶气。
不幸,武昌起义只有些兵士具有热情,至于全部人民仍然不知不觉,以致后来演成一班军阀执政而互相栽杀的怪象。
由此可见我国人民因无热情于革命,所以不能建设一个真正的共和国。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1915年,陈独秀等思想家发起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与科学,反对专制与迷信,直接目的就是补思想启蒙的课。
1916年2月,陈独秀在唱沂青年》发表《吾人最后之觉悟》一文深刻指出:
民众觉悟的提高是实行宪政之基本的和先决的条件“所谓立宪政体,所谓国民政治,果能实现与否,纯然以多数国民能否对于政治,自觉其居于主人的主动的地位为唯一根本之条件。
”既然找到了病因,问题如何解决呢?
文章结尾论述了伦理觉悟的意义:
“自西洋文明输入吾国,最初促吾人之觉悟者为学术,相形见细,举国所知矣;其次为政治,年来政象所证明,己有不克守缺抱残之势。
继今以往,国人所怀疑莫决者,当为伦理问题。
此而不能觉悟,则前之所谓觉悟者,非彻底之觉悟,盖犹在倘恍迷离之境。
吾敢断言曰:
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
新文化运动的闯将鲁迅,弃医从文,毕生致力于改造国民性的努力,其思想的深刻性在中国思想史、文学史上颇负盛名。
鲁迅认为:
“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
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
胡适在北京大学任教时曾说:
“教育的功效在给我们戴上一副眼镜,使我们看得远些,看得清楚些。
平时看不出毛病来(的)地方,现在看出毛病来了。
这便是教育收功的证据。
”
在历史上,重视教育作用的不仅仅是中国人,比如美国,非常聪明地看到教育及文化征服的影响力:
《辛丑条约》订立后的1908年,美国被迫同意退还当年《辛丑条约》订立时多计算的部分赔款,但它同时提出这些钱要用于办学—即历史上所谓“庚款兴学”。
美国人这样做是有如意算盘的,这种兴学形式背后掩盖的是“教育谋国”的企图。
此前的1906年,美国伊里诺大学校长爱德蒙?
詹姆士在给总统的一份备忘录中写道:
“如果美国在三十年前己经做到把中国留学生潮流引向这个国家,并使这潮流扩大,那么,我们现在一定能够使用最圆满与最巧妙的方式控制中国的发展,使用从知识与精神上支配中国领袖的方式。
为了扩张精神上的影响而花些钱,即使只从物质意义上说,也能够比用别的方法收获得更多,商业追随精神上支配,比军旗更为可靠。
看来,美国人是聪明和务实的,他们知道武力征服中国不仅很难达到目的,而且武力征服必然引起强烈的反抗;至于精神征服,则可以不露锋芒、不动声色,收潜移默化、俘虏头脑之功效。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长期进行艰苦卓绝的政治斗争、军事斗争的同时,也非常重视文化教育,始终致力于发展革命文化教育事业。
中共成立初期,在上海创办了平民女校、上海大学等学校。
土地革命时期,中共创办了中国工农红军大学、工农红军特科学校、中央红色医务学校、国立沈泽民苏维埃大学,还设立了一些劳动小学、列宁小学,适应了根据地建设和发展的需要。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规定:
“中华苏维埃政权以保证工农劳苦民众有受教育的权利为目的。
在进行国内革命战争所能做到的范围内,应开始施行完全免费的普及教育,首先应在青年劳动群众中施行并保障青年劳动群众的一切权利,积极地引导他们参加政治和文化的革命生活,以发展新的社会力量。
此后在陕甘宁边区,中共续办和新办了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中国女子大学、鲁迅艺术文学院、延安大学、中国医科大学、自然科学院等许多院校,培养了大批专门人才。
1940年1月,毛泽东在褥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
“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
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
这就是说,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
这里,毛泽东把文化建设摆在与政治、经济同等重要的地位,深刻揭示了物质与精神相互影响,促进社会全而进步的道理,为新中国的发展指明了正确方向。
为了进一步深刻论述发展教育、提高国民素质对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我们应该对于社会进化与社会革命的辩证关系有清晰的认识。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进化是社会革命的必要前提,社会革命则是社会进化积累的矛盾的集中解决。
无论社会进化还是社会革命,本质上都是人的活动的过程和结果。
社会以人为中心,人的素质状况归根结底决定社会的水平及其进程。
人的素质从何而来、受何影响呢?
既受一定的社会条件制约,也与教育发展水平有直接关系。
所以,教育作为提高人的素质的根本手段,作为推动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作为社会文明水平的基础和标志,其作用和意义是十分巨大的。
综上所述:
中国古代后期,相对封闭的、僵化的教育,很大程度上束缚了人的个性,对于社会发展产生一定的负而影响。
近代中期起,激进人士开始进行教育改革,融入西方近代教育和文化因素,逐步提高了国民的文化素质和思想觉悟,对于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对于促进社会近代化,产生了积极影响。
这些经验和教训,需要深刻思考、认真总结、牢牢记取。
纵观中国历史,横览世界风云,感悟天下大势,洞察人类发展,归根到底,教育是培养人的有效手段,提高人的素质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途径—必须有这样的认识,才符合理性要求;必须有这样的行动,才能顺应世界潮流,强国富民,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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