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仲则诗中的 孤独感 与新颖的表现手法.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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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仲则诗中的孤独感与新颖的表现手法
黄仲则诗中的“孤独感”与新颖的表现手法
黄仲则诗中的“孤独感”与新颖的表现手法
黄仲则诗中的孤独感与新颖的表现手法——对八十年代黄仲则热兴起的思索熊盛元有清一代,诗家蜂起。
吴梅村之沉郁,王渔洋之空灵
黄仲则诗中的“孤独感”与新颖的表现手法
——对八十年代“黄仲则热”兴起的思索
熊盛元
有清一代,诗家蜂起。
吴梅村之沉郁,王渔洋之空灵,查初白之踔厉,沈归愚之敦厚,袁子才之率真,赵瓯北之酣畅,厉太鸿之淡雅,郑板桥之清新,龚定庵之奇谲,黄公度之恢宏……这些诗人皆自铸伟辞,放怀高唱,其诗亦各呈异彩,别具风情,仿佛夜空中熠熠的群星,交相辉映。
而其间尤为世人所瞩目者,我以为当推乾隆年间的大诗人黄仲则。
黄仲则(1749—1783),名景仁,江苏武进人。
他的诗“清窈之思,激哀于林樾;雄宕之气,鼓怒于海涛”(吴锡麟《与刘松岚书》),“如咽露秋虫,舞风病鹤”(洪亮吉《北江诗话》)。
他那“全家都在风声里,九月衣裳未剪裁”(《都门秋思》)的凄苦之音,颤动了多少人的心弦;那“缠绵思尽抽残茧,宛转心伤剥后蕉”(《绮怀》)的悱恻之思,赢得了多少人的眼泪,那“晚霞一抹影池塘,那有者般颜色作衣裳”(《虞美人·闺中初春》)的奇想,激起了多少青年人的遐思,那“病马依人同失路,冷蝉似我只吞声”(《旅夜》)的哀怨,博取了多少失意者的同情……也许正是因为黄仲则的诗有一种特别的艺术魅力吧,两百年来,竟然掀起了三次“黄仲则热”。
第一次“黄仲则热”,是在清朝的乾、嘉年间,亦即黄仲则生前和死后的那一段时期。
当时的名流如毕秋帆、翁方纲、袁子才、邵齐焘、洪亮吉、朱笥河等,都推崇激赏他的诗。
嘉庆年间的著名学者包世臣在《齐民四术》一书中说,仲则之诗“称噪一时,乾隆六十年间,论诗者推为第一”①。
对第一次“黄仲则热”出现的原因,郁达夫曾作过很精辟很中肯的分析。
他说:
“这所以风行的理由,也很简单,第一,因为他的早死,他的潦倒和他身后的萧条;第二,他的诗格,在社会繁荣的乾隆一代之中,实在是特殊得很的。
……要想在乾、嘉两代的诗人之中,求一些语语沈痛,字字辛酸的真正具有诗人气质的诗,自然非黄仲则莫属了”,(见郁达夫《关于黄仲则》)②。
第二次“黄仲则热”,是在本世纪的二、三十年代。
当时,瞿秋白、陈毅、郁达夫、阿英、章衣萍、朱建新、淦克超、缪钺等或撰评传,或写诗文,对黄仲则推崇备至,尤其是郁达夫,还写了一篇小说《采石矶》,隐然以黄仲则自况。
关于第二次“黄仲则热”出现的原因,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其一,从思想感情上看,当时许多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一种失路的悲哀,他们面对社会的黑暗,感到无限愤慨,但又因无力抗拒而感到迷惘和忧愁,于是黄仲则诗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深沉的悲哀与落落寡合的态度,就与他们的思想感情一拍即合,从而产生心灵的共鸣。
至于瞿秋白、陈毅等革命的知识分子所以会激赏仲则的诗,则是因为仲则既有“狂”的一面,也有“狷”的一面,“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于是他们觉得黄仲则诗中所表现出来的情怀与操守,可以激发人们与黑暗搏斗的进取精神,或者使人们能在污浊的社会,对丧失志节的事“有所不为”(参见唐弢《记郁达夫》③)。
其二,从艺术审美的追求来看,当时不少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由于不愿投靠反动的政府,又不想投身于革命的洪流,因此躲进“象牙之塔”,单在艺术上追求一种美的境界,“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思潮遂流行于当时的文坛。
黄仲则的那些缠绵悱恻的爱情诗,别有一种艺术魅力,于是他们的眼光就自然地停留在黄仲则身上。
第三次“黄仲则热”,是在新时期的八十年代。
解放以来,我国一直没有出版黄仲则的诗集,大学文科教材对他的诗是这样评价的:
“他富有才情,诗多名句;风格有时接近李贺或李商隐。
但内容窄狭,基本上是为个人的穷愁愤懑而发,所以俊逸而不深厚。
”④因此,黄仲则一直受到冷落。
一九八三年,我国学术界举行了黄仲则逝世二百周年的纪念活动,黄仲则的全集《两当轩集》也于这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不久,又陆续出版了《黄仲则书法篆刻》、《纪念诗人黄仲则》等书。
一九八六年,由黄仲则后人黄葆树主编的《黄仲则研究资料》也正式出版。
几年来,报刊上发表了一篇又一篇论黄仲则的文章。
黄仲则引起广大读者的注意。
人们惊异地发现,我国两百年前竟有这样一位凄苦的、独抒性灵的诗人,竟有这样瑰丽的、奇谲的、表现手法类乎现代派写法的诗篇。
《两当轩集》遂成为畅销书,“全家都在风声里,九月衣裳未剪裁”等诗句,成为人们谈艺的话题,在读书界遂掀起一股“黄仲则热”。
这次“黄仲则热”的兴起,是什么原因呢?
是人们积极“寻根”的结果,但何以不去寻别人,偏偏寻到了黄仲则?
是人们崇念郁达夫,而郁达夫是极力称赞黄仲则的,因此遂爱屋及乌,转而迷上了黄仲则?
但八十年代的读者竟会如此缺乏思考、如此乐于盲从么?
是因为积淀在黄仲则诗歌中的情理结构,与今天中国人的心理结构有相呼应的同构关系和影响,而这种“合理结构创造艺术的永恒,永恒的艺术也创造、体现人类传流下来的社会性的共同心理结构”,⑤因此黄仲则诗具有永恒的魅力?
但何以五十至七十年代的读者不去欣赏黄仲则的诗,而八十年代的人们却对它赞赏不置呢?
我以为,“黄仲则热”之所以能在八十年代兴起,是因为黄仲则诗中流露出来的孤独感能与现在某些人的思想合拍,是因为黄仲则所采用的一些类似于现代派诗歌的表现手法,能合乎现在不同层次读者的审美情趣。
二
我们先来看看黄仲则诗中所流露出来的孤独感吧。
黄仲则的一生是极其凄苦的。
他四岁丧父,十二岁祖父见背,十三岁时,祖母死,十六岁时,兄亡。
这一切变故,给幼小的仲则造成无限的伤痛。
十九岁娶妻后,为了养家糊口,南北奔波,足迹遍及苏、浙、皖、直、鲁、湘等地。
三十五岁,因劳累致疾,孤零零地客死于山西运城。
这种悲惨的际遇,困顿的生涯,使他产生一种孤独感。
我们且读读他的《癸巳除夕偶成》一诗吧:
千家笑语漏迟迟,忧患潜从物外知。
悄立市桥人不识,一星如月看多时。
癸巳为乾隆三十八年(1773),作者时年二十五岁。
除夕之夜,千家团圆,笑语喧哗,诗人却从“物外”感到“忧患”,从乾隆盛世的背后觉察到衰败的征兆,因此,他只好“悄立”于热闹的“市桥”之上,注视着天边的一颗寒星。
那熠熠的寒星在诗人的眼里,越来越大,仿佛变成一轮皓月。
那灿然如月的孤星虽然可以暂慰诗人的凄苦与寂寞,寄托诗人的憧憬与理想,但它毕竟太遥远、太渺茫了。
诗人虽然有一颗值得理解的心灵,然而茫茫人海,无人可与倾诉,无人对他理解,这怎不使他感到无边的孤独?
我们再看仲则的另一首诗:
笑口何因忽破滕,敲诗如碎一盘冰。
梧桐叶尽人听月,薛荔阴空鬼拜灯。
五夜吟风赓砌蟀,频年钻纸效窗蝇。
他年倘蜡登山屐,负槖聊随力尚胜。
——《笥河先生见次原韵复叠二首》之二
此诗作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作者时年二十有九。
这首诗同样以奇特的艺术构思和新异的铸词流露出一种深沉的孤独感。
“诗”而可以“敲”,“月”竟能够“听”,造语生涩而又极富韵味,意境冷峭而又令人神往。
那萧萧的落木,荧荧的鬼火,切切的蛰鸣,幽幽的吟咏,真令人毛骨悚然。
在这静阒的秋夜,诗人独自哀叹自己的频年流落、浪迹天涯,如营营的苍蝇徒自挣扎在窗纸上,这是何等的凄清,何等的孤独啊!
令人惊讶的是,诗人此时竟忽开“笑口”,这是苦涩的笑、辛酸的笑、无可奈何的笑、充满泪水的笑!
这笑声里包含着多少怅惘,包含着多少愤慨;是哀怜自己身世的坎坷,抑是愤激人世的浑浊黑暗?
这是何等辽远深沉的孤独感啊!
令人费解的是,这种凄苦哀怨的诗歌,这种辽远深沉的孤独感,何以能够拨动八十年代读者共鸣的心弦?
何以八十年代还有人会有一种孤独感?
是不是因为十年浩劫,扫荡了某些人心灵中最纯洁、最美好的东西,使他们惘然若有所失,从而以自己的所历所想,去证明世人的心地开的全是罪恶之花,根本没有什么善良可言?
是不是因为人们以前总是在侈谈什么“纯真的阶级情谊”,而在不正常的政治运动中,这种“情谊”却化为阴险的告密和诬陷,遂使人人自危,各自关闭了自己的心扉,宁愿使自己处于“百年孤独”之中,也不愿向别人倾诉自己的衷曲?
是不是因为人们往往不被理解,不被同情,因而各自筑起心灵的高墙,各自把自己隔成孤身,各自认为自己是一个“多余的人”?
是不是因为当前社会上还存在着某些不正之风,人们虽深恶痛绝,而又无力制止,因而采取“狷者”的态度,有所不为,独善其身?
总之,这种孤独感的产生,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和文化根源的。
对这种孤独感,我们理应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我以为,这种孤独感,既是一种进步,也是一种倒退。
说它是进步,是因为它乃是对以前一些虚假理论的否定,是一种深刻的反思。
它使人们发现了自我,认识到人的主体性的价值。
反思诚然是痛苦的、孤独的,但痛苦、孤独之后,人们终将发现:
人心是可以使之美好的,友谊是可以长存的,人与人之间是可以宽容理解的。
人世间诚然有阴暗,有冷漠,但更多的是光明,是温暖,因为我们毕竟有一个社会主义制度啊!
说它是倒退,是因为它实际上是在向三十年代的社会思潮回归,是把自己置身于一种心造的沉重的氛围当中,在这种心造的沉重的氛围中,人们当然有可能奋起,但更有可能消沉,失望,从而陷于悲哀的泥潭中而不能自拨。
我是多么希望八十年代的人们能尽快地摆脱这种孤独感,多么希望友谊的春风能吹暖人们孤独的心胸啊!
或许有人会问,如果人们摆脱了孤独感,那么,黄仲则那些表现孤独情怀的诗还会有存在的价值么?
我以为,答案应该是肯定的。
因为文艺作品的价值是综合性的,人们可以多方面、多层次地去品味它、理解它。
我们读着黄仲则“寒甚更无修竹倚,愁多思买白杨栽”的诗句,不是可以认识到当时社会的黑暗,环境的险恶,从而激起我们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热爱么?
读着他“为语绕枝乌鹊道,天寒休傍最高枝”的诗句,不是可以体会到他那种“狷者有所不为”的正直耿介,从而对这种精神油然而生敬意么?
更何况黄仲则诗中那种精美的艺术技巧,那种独特的艺术魅力,还能够合乎我们的审美情趣,还能够作为我们创作的借鉴。
三
黄仲则的诗往往采用“理智的交融”的意象派表现手法,以及跨越时空界限的意识流表达方式。
这些手法继承了唐代李贺与李商隐的传统,又暗合现代派诗歌的主张,颇能合乎当代各种层次的读者的审美情趣。
八十年代之所以能兴起“黄仲则热”,大概与此不无关系。
下面,我们且举仲则的诗为例,看看他是怎样运用这些手法的:
山鬼带雨啼,饥鼯背灯立。
推窗见孤竹,如人向我揖。
静听千岩松,风声苦丁泣。
一一《山房听雨》
此诗共六句,每句都有一个独特的物,物与物之间,构成独立的景,景中又寄寓着诗人之情,形成一种特有的意象:
物—景一情。
雨中的山鬼、背灯的饥鼯这两种物体,构成凄迷之景,显现诗人寂寞之情;窗外的孤竹、窗内的诗人这两种实体,构成挺拔之景,体现诗人孤傲之情;岩上的群松,松间的寒风这两种实物,构成萧飒之景,表达诗人凄苦之情,这六种物,三幅景,又笼罩在一片烟雨之中,更增添一种迷惘之情,从而构成一个统一完整的意象,此即所谓“理智的交融”,亦即所谓一种“超出正常的感情、理性之外的内心体验,在这种体验中,主体与对象完全融合在一起”(彼德·琼斯《意象派诗选》)。
读着这首诗,我们也许会想起李贺的“依依宜织江雨空,雨中六月兰台风。
博罗老仙时出洞,千载石林啼鬼工。
蛇毒浓凝洞堂湿,江鱼不食衔沙立。
欲剪湘中一尺天,吴娥莫道吴刀涩”(《罗浮山人与葛篇》);也许会想起李商隐的“回望高城落晓河,长亭窗户压微波。
水仙欲上鲤鱼去,一夜芙蓉红泪多”(《板桥晓别》)。
尽管仲则之诗凄苦、哀婉,不同于李贺的虚荒诞幻与李商隐的美丽天真,但其间嬗连的轨迹还是很分明的。
对于熟悉西方意象派诗歌的读者来说,仲则的这首诗可能会引发他们联想起美国诗人杜利脱尔的《奥丽特》:
“翻腾吧,大海—/翻腾起尖尖的松针/把你巨大的松针/倾在我们的岩石上/把你的绿扔在我们身上/用你池水似的杉覆盖着我们……”大海即松林,松林即大海,诗人融化在那一片神秘的绿中,这与黄仲则融化在那一片迷濛的雨中的意象不是极为相似么?
再看仲则的《绮怀》诗:
几回花下坐吹箫,银汉红墙入望遥。
似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
缠绵思尽抽残茧,宛转心伤剥后蕉。
三五年时三五月,可怜杯酒不曾消。
诗的首句写当年诗人以箫声向她倾诉自己的爱恋,是现在对当时的回忆,次句写当时诗人的怅惘之情,对现在来说,是回忆中的回忆,亦即李商隐所说的“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读着“银汉红墙”句,我们会情不自禁地想起《诗经》中的“其室则迩,其人甚远”,以及《西厢记》中的“系春心情短柳丝长,隔花阴人远天涯近”。
颔联化用李商隐“昨夜星辰昨夜风,画楼西畔桂堂东”之句,写的是诗人现在的感觉与神情。
颈联写诗人由当时到现在的一段时间的心理过程,读之令人想起李商隐的“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之类的名句。
尾联回忆自己十五岁时(“三五年时”)在一个十五的月夜(“三五月”),与伊人的幽会。
当时,伊人斟给诗人的那杯美酒直至现在仍醉在他心里,可见那杯酒是何等香甜,那种情是何等执着。
看,诗人就是这样,通过意识的流动,把今与昔、景与情、此处与彼地一起勾通起来,展示出丰富的内心世界,渲染出迷离恍惚的意象,给人一片可供想象的艺术空间,使读者能在这片空间里流连徜徉,从而获得一种审美的观照与精神的愉悦。
我无意说仲则这首诗采用了意识流的表现手法,但它所表现出来的内心深层的意识,确实类似于意识流手法中的“自由联想”。
也许有人会问。
仲则诗中只是偶尔出现了一些类似于“自由联想”式的写法,怎能如此简单地比附呢?
其实,只需翻开《两当轩集》,就可发现用这类写法的诗歌俯拾皆是。
谓予不信,再看数例:
“事有难言天似海,魂应尽化月如烟”、“暗中草气兼秋气,烟外山容似病容”、“远山如梦雾如痴,湖面风来酒面吹”、“久病花辰常听雨,独行草路自生烟”……这些诗句意象迷离,时空交错,若断若续,浮想联翩,真可谓“如骁将舞梨花枪陷阵,万人辟易,所向无前,自是神勇;又如西域婆罗门,吐火吞刀,变幻莫测,具大神通”(朱庭珍《筱园诗话》)。
总之,黄仲则诗中的这些表现手法,就其实质来说,是传统的流动式与跳跃性写法,它渊源于李贺与李商隐,但它又确确实实与现代派诗歌的某些表现手法暗合。
这样,爱好中国古典诗歌的读者,因为对这种手法早已熟悉,所以对黄仲则的诗觉得亲切;而爱好现代派诗歌的读者,因为仲则的诗里的表现手法暗合“理智的交融”或“自由联想”的理论,所以对他的诗感到新鲜。
当代之所以有这样多的读者迷上了黄仲则,八十年代之所以能兴起“黄仲则热”,这乃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
【注】
①黄葆树、陈弼、章谷《黄仲则研究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六年五月版,202页。
②《郁达夫文集》第五卷,花城出版社一九八三年一月版,115页。
③一九八三年八月三日《文汇报》。
④林庚、冯沅君《中国历代诗歌选》第四册,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十一月版,989页。
⑤李泽厚《美的历程》,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一九八六年七月版,266页。
⑥裘小龙译《意象派诗选》,漓江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八月版,38页。
(此文发表于《江西教育学院学报》1987年综合版,《人大复印资料》曾转载。
其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革命的小知识分子”、“社会主义制度”等提法,明显带有上世纪八十年代文风特征。
虽嫌刺眼,为存其真,故一仍其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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