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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科学思维理性认识中医精
培养科学思维,理性认识中医
今天的发言,涉及范围较广,也有相当难度,其中有的是敏感问题,有的也许是“禁区”。
然而,“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本着“学术自由”的原则,笔者愿与学人们共同探讨。
“学术自由”有其前提,那就是社会责任。
笔者正是凭着理应承担的社会责任走上今天的讲坛的。
一、几个概念
1.什么是科学?
科学是反映客观世界本来面貌及运动规律的知识体系的集成。
2.什么是科学思维
科学思维则是指为了达到真实认识客观世界的思辨模式和方法。
是连接实践与理论的桥梁。
2.什么是理性?
理性就是尊重事实,尊重客观规律;
理性就是言之有理,言之有据;
理性就是一分为二,对立统一;
理性就是“和而不同”,“阴阳和合”,“刚柔相济”
理性就是用发展的观点,将客体放在动态发展的过程中加以考察,认识其特征、规律。
理性就是“恰到好处”。
真理向前跨进一步就成为谬论。
“科学思维”、“理性思维”、“理性认识”在很大程度上是同义的。
“科学”与“科学思维”、“理性思维”、“理性认识”密切相关
二、一个严肃而又令人困惑的命题――中医药学(下简称“中医学”)会不会被消灭?
“严肃”是因为这是关于“科学”的讨论。
“困惑”,因为这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
我的答案是否定的,中医学绝对不会被消灭。
首先是由中医学的科学属性所决定的。
第二,担心中医学会被消灭不符合现实客观实际。
第三,在大的科学体系中,各门学科之间的互相渗透,其结果是既促进了大科学体系的发展,也促进了各门学科的自身发展。
1.关于“科学”界定的讨论
可从下面两方面加以探讨:
1)科学的结构层次:
包括科学的经验层次;通过感官或借助仪器对客观事物进行观察,发现现象、特征。
科学的理论层次;在观察、经验累积的基础上应用一定的方法,通过思辨,对
客观事物的属性加以概括、抽象,进而形成学说、定律、理论。
科学对实践的作用层次:
科学来源于实践,反过来又指导实践,并受实践的进一步检验。
2)科学的本质特征;
真:
真实性、真理性,主观认识与客观事物的一致性。
这是区别于非科学的最具本质的特征。
反映主观认识与客观事物的一致性的重要标准是一个理论、一个发现的外部证实性和内部自洽性。
这里的“真理性”不是绝对真理,而是相对真理,或逼近真理。
换一句话说,科学是一个不断逼近真理的过程。
科学本身也可能包含着错误,这也就是科学需要不断发展的重要原因。
我们要求真实性具有高的确证度,这就要求我们需要在思维、在方法上下功夫。
客观性:
是从研究客体的特性来加以描述的。
也就是说,作为客观存在的事物必需具有可感知性,可认识性。
无法感知、不可认识不属于科学的范畴。
系统性与整体性:
科学不是个别、零散的定律、规则的拼凑,它应是由一系列具有内在联系、和谐自洽的定理、定律、系统的知识所组成,从而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实用性:
科学应能指导实践,其相关的理论、知识、方法等应具有可应用性,应能解决实际问题。
但这一点并不是科学所独有的特征。
非科学、乃至神学在一定范围内也具有这一特征。
不应该过分强调科学的实用价值,否则,有可能成为“实用主义”。
在许多情况下,科学的实用性需要借助中间的“转化”阶段。
科学应是“有用”,但“有用”不等于科学。
然而,对于应用科学来说,例如医学,实用性仍然应是它的主要特征。
医学理论应能指导临床实践,指导对疾病的防治。
预测性:
科学理论应具有预测功能。
其预测结果与客观事实相符合的程度有多大,我们称之为“确证度”。
科学的预测功能首先是建立在严格的科学理论之上以及以此为基础的相关方法。
科学的预测功能还可以不断修正,提高其“确证度”。
它与神学、相命、宿命论的所谓“预测”风马牛不相及。
如果我们试图运用上述关于科学的结构层次、科学的特征和功能来对中医学划界,毫无疑问,中医学是科学,它既非前科学,也非非科学,更不是神学、伪科学。
中医学在实践的基础上,运用“有诸内必形诸外”、“司外揣内”的思维模式,通过观察、比较、分类、联想、类比、归纳、演绎、抽象与概念化等方法形成理论、检验理论、发展理论。
这些方法也是科学研究和科学发现的通用方法。
既然是科学,它就必然需要发展,必然会发展,必然不会被消灭。
当然,任何科学的发展取决于社会环境、生产水平、人类自身的认识能力等诸多因素,不可能是一帆风顺,也可能会有曲折。
中医学的科学性本来是无可争议的事情。
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曾有人提出要消灭中医,但并没有得逞,中医学并没有被消灭。
究其根本原因,就是中医学的科学性,中医学在疾病防治、保障人民健康的价值。
2.担心中医学会被消灭不符合现实客观实际
关于国内中医药学发展的情况,我不想多谈,因为大家耳濡目染,十分熟悉,大家亲临其境吗。
从国家的最根本的大法――宪法,条例、法规,中医药教学、医疗、科研机构的建设,中医药人才队伍都充分表明了我国中医药发展的壮丽图景。
国际上的情况,仅就下面两个方面略为介绍一下。
关于美国NIH针刺论证会的报告;
关于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学术界对中医学理论的认同。
(详见幻灯)
在今天中医学发展的十分良好的环境下担心中医学会被消灭,这至少是缺少对中医学的自信心吧。
3.各门学科之间的互相渗透,其结果是既促进了大科学体系的发展,也促进了各门学科的自身发展
在科学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从来就没有一门学科会因为别的学科的发展而被消灭。
化学并没有因为物理学的发展而被消灭,也没有由于生物学的发展而被消灭,反之亦然,其它学科也是一样。
科学工作者更会由于学科的相互渗透、学科的发展和而为之振奋。
但是,情况也有例外,那就是神学。
中世纪的黑暗欧洲,神学笼罩着大地。
尽管如此,科学的强大生命力是无法扼杀的。
由于天体物理学的发展,科学的日心说崛起,冲击并动摇了神学的统治,更确切地说是动摇了神学的大师们的霸权和垄断地位,他们惶恐万分,意识到自己末日已经来临,因而,无所不用其极,非置“日心说”之倡导者于死地不可。
这是人们所熟悉的历史。
在大的科学体系中,每一门学科的发展总是与其它学科的发展紧密联系着。
随着化学、物理学的发展、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的问世,20世纪的后期,生命科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人类已经迈进了21世界,这些学科仍以极其强劲之势推动着生命科学的发展,以至于人们普遍认同21世纪将是生命科学的世纪。
不仅自然科学的成就推动着生命科学的发展,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进展也深刻地影响着生命科学。
单纯生物医学模式向社会-心理-生物医学模式的转变、医学目的的转变就是人文精神与医学科学结合的产物。
现代科学和技术的迅猛发展也为中医药学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当然,也带来了挑战,下面将另行讨论)。
众所周知,针刺镇痛原理的阐明,砒霜制剂(三氧化二砷)成功地用于治疗白血病(急性早幼粒白血病),青蒿素成功地用于治疗疟疾都是现代科技与中医药理论和实践结合的结晶。
中医学的宏观辨证与微观辨证的结合,以及对证候的生物学基础的研究,从整体、器官、组织、细胞、分子等不同层次、不同水平揭示了证候的本质,深化了对证候的认识,使中医学的证候理论及辨证论治体系建立在更为严谨的科学基础上。
方药的物质基础和作用机理的研究从微观层次上提供了方药有效性的依据。
信息科学与技术(IT)对推动中医药学的发展发挥着无可估量的作用。
20世纪80年代初,计算机技术叩开了中医学这门古老学科的大门,诞生了第一个中医专家系统软件。
今天,计算机方法的应用已深入到中医学的各个领域,包括专家模拟系统、经典著作的整理研究、中医计量诊断模式、计算机辅助药物设计、人工智能仪器的开发、中医药信息加工、综合集成和利用以及管理决策等。
信息科学与计算机科学在中医领域的应用已成为继承、发展中医学,推动中西医结合、中医现代化的重要途径与方法。
杰出科学家钱学森及其同事所创立的的解决复杂问题的综合集成方法是建立在计算机网络系统基础上,通过建立模型综合专家群体智慧的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认识客观事物极其重要的方法。
它在中医领域的应用将为解决中医领域的许多软课题,解决专家诊治疾病经验的综合集成,形成合理的对疾病的复杂干预方案提供新的思路和途经。
上述所列举的是仅中医药现代化进程中所取得的成果的一些例子。
一系列的研究成果使中医药学这门古老学科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放射出耀眼的光彩,显示出其无限的生命力。
在吸取中医学固有的科学内涵的基础上,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的各门学科的理论、成果、方法和手段,使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推动中医药学的发展,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重任。
中医药现代化是我国发展中医药的极其重要的决策和举措。
在其推进过程中,也许有某些个别的失误,这需要不断总结经验。
三、从哲学层面看中西医结合
大千世界的多样性与同一性
“多样性”反映事物的个性,事物之间的差异;“同一性”反映事物的共性,不同事物之间也有相同的一面,也有相同的规律可寻。
“多样性”与“同一性”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规律的体现,是对立统一法则的反映。
“多样性”与“同一性”失去了任何一方,大千世界将不复存在。
从上述的哲学观出发,不应该将中、西医对立起来。
中、西医学形成和发展于不同年代。
由于历史背景不同,中、西医学在探索人体生命规律的过程中,从认识方法、思维方式、研究层次等都存在差异,因而形成了不同风格和特点的理论体系及诊疗方法。
尽管如此,这两门学科都有各自的科学内涵,都遵循一定的科学原则去升华理论、指导实践,都有各自的优势,也各自为人类的生存和繁衍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同时,也应看到,无论是中医学还是西医学,在认识论和方法学上也各有其局限性。
两门学科,异中有同,同中有异。
“同”是共性,是“结合”的基础;“异”是个性,是相互需求、结合的动力,“异”不是必然地表现为冲突、对抗。
1999年世界卫生组织在北京召开了以“两种医学的和谐”为主题的会议(ConsultationMeetingonTraditionalandModernMedicine:
HarmonizingtheTwoApproaches),引起了与会各国专家的强烈反响和共鸣。
会议形成了重要的报告。
该报告的主体部分包括“TraditionalMedicine”、“TraditionalMedicineandModernMedicine”、“EvidenceandTraditionalMedicine”、“EvidenceofPracticeinTraditionalMedicine”、“HarmonizingTraditionalandModernMedicine”等。
中西医学之间,“和谐”是主调,“结合”是必然。
四、与中医学相关的若干提法的商讨
1.关于“东方科学”与“西方科学”的提法
我赞同李申教授(上海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的观点,现将其论述录之于下(载中国中医药报,2004,8,23,第5版):
科学是统一的:
科学只有一个,表现形式可以不一样,水平当然也有高低,但凡是被称为科学的东西,都应该有共同的本质,就像中国哲学也应该是哲学一样。
有人提出“西方有西方的科学,东方有东方的科学。
”如果仅仅是像“中国哲学”,说的是虽然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表现形式不一样,讨论的问题也不尽一致,但讨论的都是当时认为最普遍的道理,本质是一样的,那么,“东方科学”这个名称也是可以用的。
我们现在许多书就用着“中国科学”这样的定语。
但是如果认为带上“中国”、“东方”字样的东西,和西方的有根本的区别,不是一回事,那就是承认自己不科学,也没有必要讨论中医是不是科学的问题。
所有我认为,如果是在后者的意义上,最好不用“东方科学”这样的概念。
作为科学的共同属性,对于所有的各门学科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
当然,各别学科也具有它自身的特征。
然而,试图抽去其所具有的科学共同属性则是有悖于逻辑的。
2.关于直觉、顿悟与科学发现、科学理论
科学活动是人类从无知-求知-获得新知的过程。
对外部世界的观察、认识不可能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十足的理性活动。
直觉、灵感、联想、顿悟等非理性思维对科学发现、乃至科学推理的作用不能忽视,因为这些本来就是人的意识、思维活动的一部分。
阿基米德浮力定律被称之为“来自澡盆的定律”,那是因为这一定律最初来自于阿基米德澡盆洗澡时的灵感。
然而,无庸置疑的事实是,随着人的经历、知识、环境等的不一样,直觉、灵感、顿悟常常是不一样的。
最简单的例子是,对于同一事物,一个小孩的直觉与一个成年人直觉产生的结果是不一样的;对于一个病人,经过中医学训练的医生和一个其它职业的人的直觉、灵感也不一样;同一个人,也会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由于经验、知识的增加,思维方式的改变,对事物的感知、思考、顿悟的产生和升华也不一样。
这就是说,如果人们的认识仅停留在这些非理性层次上,不进而依靠理性思维是无法发现科学规律、形成科学理论的。
有学者在讨论中医学相关问题时指出:
“我们的认知方法中有实证、推理,但是不占主导地位,直觉、顿悟是主要的认知基础”。
对此有值得商榷之处。
中医学理论的产生、中医学的临床实践当然与直觉、顿悟密切相关,但是,请不要忘记,中医学理论的产生还经过一个对于外部感知的去粗存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理性升华过程(临床诊疗也是如此),经历过由归纳到演绎、由演绎到归纳的不断反复推理、验证的过程。
这一理性的升华无论是对于中医学理论的形成或临床实践都是占主导地位的。
可以想象,临床诊疗中若医者的临床决策基础乃以“直觉、顿悟”为主导的话,其后果将是一个什么情况。
我们不能认为直觉、顿悟是中医学的主要认知基础。
历史上对理性与非理性认知对科学发现、科学解释的作用有着长期的争论,有那么一种倾向,要么将二者对立起来,要么不承认二者的差异。
我们强调的是在人类的科学认知过程中的理性起主导地位下的理性和非理性的辨证统一。
有学者指出:
没有理性及其方法,非理性的直觉、灵感、顿悟、想象产生的不可能是完整的可以无歧义交流的科学思想,而只能是昙花一现、始终无法捕捉到的“思想火花”。
(曹志平:
理解与科学解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北京,2005,p274)
3.复杂理论、复杂性科学与还原论方法
“复杂理论是研究复杂系统和复杂性的科学”。
一般认为,复杂理论是上个世纪80年代提出的,而它的产生是以系统科学为先导的,是系统科学发展的新阶段。
(冯之浚:
软科学纲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北京,2003,p34-35)关于复杂理论、复杂系统、复杂性科学至今仍有多元的解释,用钱学森及他的同事的话来说“复杂性还不能算作一个严格的科学概念,人们也没有给出一个公认的复杂性定义”。
(许国志:
系统科学,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0年,p299)。
实际上,客观世界的研究客体,几乎无一不属于复杂系统。
由于生命的复杂性和疾病的复杂性,生命科学自然是属于复杂性科学。
中医学也不例外。
鉴于复杂性科学的“复杂性”,笔者对此尚处于学习阶段,因此不可能有什么独特见解。
这里,要探讨的是还原论方法在科学发展历程中具有什么地位,今天,面对复杂科学问题,它是不是应该完全退出舞台,毫无用武之地呢?
下面我仍然引用钱学森及其同事在这方面的论述:
“还原论科学并非完全不考虑对象的整体性问题。
……为了认识整体必须认识部分,只有把部分弄清楚才可能真正把握整体;认识了部分的特征,总可以据之把握整体的特性。
在这个意义上,还原论方法也是一种把握整体的方法,即所谓分析-重构方法。
但居主导地位的是分析、分解、还原……在这种方法论指导下,400年来科学创造了一整套可操作方法,取得巨大成功。
”(文献来源:
同上,p33)又认为:
“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
用之于系统研究,就是强调还原论方法与整体论方法的结合,分析方法与综合方法的结合,定性描述与定量描述的结合,局部描述与整体描述的结合,确定性描述与不确定性描述的结合静力学描述与动力学描述的结合,科学理性与艺术直觉的结合,等等。
这些结合是系统方法的精髓所在。
”“系统论是还原论和整体论的辨证统一”(文献来源:
同上,p32,34)这些论述是何等的精辟。
可见,还原论方法在研究复杂性问题时仍占有一席之地。
关键的是必需在系统、整体、综合的主导下运用还原、分析方法。
对还原、分析方法的笼统否定是有悖于辩证法的。
著名学者、诺贝尔奖获得者司马贺(HerbertA.Simon)指出:
“解决复杂问题的一种方法是将复杂问题化约为以前解决过的问题――说明采用哪些步骤就可以从早先的解法导致对新问题的解法”(“人工科学――复杂性面面观”,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年,p198)。
这其中的含意也没有否定还原、分解方法的作用。
又指出:
“许多复杂系统都具有近可分解的层级结构这一事实,是使我们能理解、描述、甚至“看见”这种系统及其部分的重大促进因素。
”这一论述明确地告诉读者,系统分解的方法对于认识复杂系统的作用。
我们不能认为,“还原论方法不适合复杂事物的研究。
”
还有一种误解,认为实验、分析的方法对中医来说是“最大的不科学”。
中医学中不是没有分析的方法。
人人皆知的例子是四诊――望、闻、问、切与四诊合参。
通过望、闻、问、切逐个步骤地获取就诊者的有关临床信息,这是分析的过程,四诊合参则是对这些各别信息的综合过程。
笔者在《中西医结合临床科研方法学》(科学出版社,北京,2003,p9)中关于“综合与分析相结合”有过粗浅的论述,现录之于下,以供参考:
科学研究的发展,经历了相当长时间的“还原分析”阶段,西医学的发展也是如此。
诚然,由于科学研究的客体几乎无一不属于“复杂系统”(complexsystem)。
当人们由于认识水平和技术手段的限制,还无法将整体和局部结合起来,以考察、揭示复杂系统的特征时,因而采用把整体分割成若干部分的还原分析方法是无可厚非的。
还原分析方法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对科学的发展做出了它的贡献,现在仍然发挥着它的重要作用。
然而,若仅仅依靠对整体“切割”的孤立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则妨碍人们对研究客体的全面、系统认识。
随着对局部的知识的积累,人们呼唤对这些片面的、零乱的知识加以整合。
系统论的问世加速了这一进程。
现代的科学研究已呈现高度分析与高度综合相结合的发展趋势。
分析与综合,是科学研究中不可分割的互为联系的两种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
仅有分析,只能获得关于客体的局部的、片面的、零碎的认识。
仅有综合,只能获得关于客体的笼统的、表面的认识。
实际上,缺少分析,难以占有“综合”所需要的具体要素和资料,所谓“综合”,也只能停留在概念的推理。
只有两者结合起来,在综合的前提下进行分析,在分析的基础上加以综合,才有可能获得对于研究客体的全面的(而不是片面的)、系统的(而不是零乱的)、精确的(而不是笼统的)、本质的(而不是表面的)认识。
中医学特别强调人体生命活动的整体观,在系统论的指导下,应用综合与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吸取西医学分析方法的优势(当然,现代西医学也十分重视发展综合与分析相结合的系统研究方法)开展研究,将有助于进一步揭示人体这一复杂系统的特征,深入对健康与疾病、防病治病规律的认识,促进中医学理论的升华。
4.中医学临床研究和临床个体化治疗中个别与一般,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
科学理论的产生通常经历过从“个别到一般”(归纳)和“一般到个别”(演绎)的反复实践和验证的过程。
从临床研究的角度看,这就是个体与群体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在诸多个别事物中寻求它们之间的共性,发现规律,建立理论,进而检验理论、完善理论,这是科学家最具有挑战性和意义的工作。
诚然,对于个体的研究是不能忽视的,没有个体的观察,就不可能积累群体的有关数据。
但是,也不得不承认,由于生物学变异的普遍存在,以及其它因素的影响,即使是同一疾病,不同个体的差异常常异常明显,表现为不同的临床经过、类型和预后。
对单个病人的“个体水平”的观察,固然可以获取对疾病病因、临床过程、诊治效能的某些信息,然而这些信息是极不完整的,同时从同类疾病的每一个体所获取的某些信息之间也可能不尽一致,甚至完全相反。
显然仅从这样的信息而做出的结论难以推及其它同类疾病的患病个体。
无疑地,仅仅依靠对患病个体的“个体水平”的观察和研究的方法是难以达到临床医学研究的预期目标的。
群体的研究方法通过对具有同性质的足够数量的患病人群或健康人群的观察,获取较充分的信息和数据,揭示人群中健康与疾病的规律,从而寻找出防病治病的方法,提高人群的健康水平。
当今,国际医学界不仅强调“群体理论”对临床研究的意义,也强调它在临床工作、医学教育、医生能力培养的重要性。
ThomasS.Inui指出:
“我们一直忽略了群体方面的信息和群体观点对临床工作的意义”。
MichaelG.Marmot等认为“人群基础上的资料可能帮助医学院校理解和认识疾病、死亡、和健康的分布,以及其服务人群中的决定因素”,批评了“学生所接受的教育是根据一个(在病人和健康方面)缺乏代表性的样本”。
提倡医生应该“具有识别、分析、处理‘群体’(而不仅仅是‘个体’)可能出现问题的能力”(VictorR.Neufeld)张孔来,廖苏苏,陈锵,等译.医学院校的使命及公众的健康,Editors:
KerrL.White,JukiaE.Connelly,TheMedicalSchool’sMissionandthePublic’sHealth,北京:
科学出版社,1997pp41,72,252)。
应该说,在中医学发展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六经辨证论治体系的形成、卫气营血学说脏腑辨正理论等的产生无不与个体与群体相结合的观察、研究、归纳与演绎的运用密切相关。
我们必须承认“个体与群体”,“个别与一般”之间的依存关系。
否则,任何学科理论都无法建立。
如果说,“六经证治”理论的产生是个例外,那么,它的科学性就应该受到质疑,它在中医学中的地位也会动摇。
中医学的其它理论也是如此。
另一方面,却不能认为“个别代表了一般”。
判断“个别事件”的价值,主要是看事件本身是否可能存在尚未被认识的“潜在”的普遍性意义,是否提出了相关领域尚待解决的科学命题。
如果这样的“个别事件”存在“潜在”的科学价值,那么,就有可能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该命题的科学假说。
我们是否也可以应用这一观点去考虑临床医学中“个案”(Casereport)的价值。
中医学在整体观与辨证论治理论的指导下,历来十分重视因人、因时、因地而异的个体化治疗。
既然,中医学强调“个体化”治疗,那么,现代的临床“群体”研究方法能否适合于中医学呢?
“个体化”治疗决策是否存在群体原则呢?
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现代临床医学研究强调通过“群体”研究获取研究结论,获取指导治疗决策的最佳证据,但它并没有否定“个体”的作用。
“群体”离不开“个体”。
“群体”是同类(同质)“个体”的集合。
没有“1”,不可能有“2”、……“100”……。
现代医学的医疗模式也正在向着个体化治疗发展。
然而这种个体化治疗的临床决策是否正确却是以来自群体研究结论的科学性和可应用性为前提的。
因此,如同前述,现代临床医学的“群体”研究实质上是“个体与群体”相结合的研究。
大体来说,中医学的传统的“个体化”治疗是指医者根据患者的临床表现、自我感受,在中医药学理论的指导下,并结合医者自身临床经验,提供“量体裁衣”式的适合于病者的治疗决策。
换句话说,“量体裁衣”式的个体化治疗决策的基础除了中医药学理论的指导作用外,十分重要的另一方面就是医者的临床经验。
这里,有必要简要地讨论一下什么叫“临床经验”?
所谓“经验”,就是经历的事情多了,正面、反面的感知积累多了,如果碰上同类的事情,就会变得聪明些,在既往“成功”或“失败”的基础上给这类问题以更恰当的应答、处理,从而减少了失误。
“临床经验”的积累也是如此,就是看的病人多了(群体),反复实践的次数多了(重复),就会不断地提升对于疾病的诊治规律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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