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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贷款人理论及其发展综述
最终贷款人理论及其发展综述
【摘要】面对风云莫测的金融市场,最终贷款人如何有效的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和减少金融机构道德风险,是当今各国面临的重要课题之一。
本文第一介绍了最终贷款人的差不多观点,指出迅速变化的金融环境对这些传统意义上的最终贷款人理论提出了严肃的挑战。
在此基础上,本文对现代最终贷款人理论的有关文献进行了总结,重点评述了现代最终贷款人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道德风险的防范。
【关键词】最终贷款人;道德风险;建设性模糊
在现代银行制度下,当同业救助等方式不足以向商业银行提供防范流淌性冲击的保证时,为防止单个银行的流淌性危机向系统性银行危机甚至整个市场转化,作为最终贷款人的中央银行将向其提供流淌性支持和救助。
最终贷款人功能是中央银行最差不多的制度特点,而货币政策功能和金融监管功能那么是最终贷款人功能的进一步引申。
面对风云莫测的金融市场,最终贷款人如何有效的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和减少金融机构道德风险,是当今各国面临的重要课题之一。
最终贷款人〔Lender of Last Resort〕是指在危机时刻中央银行应尽的融通责任,它应满足对高能货币的需求,以防止由恐慌引起的货币存量的收缩〔«新帕尔格雷夫货币金融大辞典»〕。
当一些商业银行有清偿能力但临时流淌性不足时,中央银行能够通过贴现窗口或公布市场购买两种方式向这些银行发放紧急贷款,条件是他们有良好的抵押品并缴纳惩处性利率。
最后贷款人假设宣布将对流淌性暂不足商业银行进行融通,就能够在一定程度缓和公众对现金短缺的惧怕,这足以禁止恐慌而不必采取行动。
一、最终贷款人理论的差不多观点
1797年,巴林〔Baring〕爵士在他的著作
之后,桑顿〔Thornton,1802〕和巴杰特〔Bagehot,1873〕系统的论述了中央银行作为最后贷款人角色的理论,他们用一套禁止银行恐慌和危机的规那么来阐明该思想。
〔一〕桑顿的观点。
1802年,桑顿在文章
他指出,在遇到银行恐慌时,英格兰银行应该扮演最终贷款人的角色,为市场提供流淌性,提供现金。
他认为只要遇到恐慌的银行有良好的偿债能力,就能够向他们提供贷款度过难关。
桑顿提出最终贷款人的显现有两个缘故:
一是部分储备的银行体系;二是中央银行对发行金币和银行券等高能货币基础的垄断。
这是最早的关于最终贷款人职能、原那么的论述。
桑顿是第一将最终贷款人确定为一种货币功能的经济学家。
他认为最终贷款人的要紧作用确实是防止银行恐慌引起货币收缩,而这种货币收缩会带来压抑经济活动。
当社会公众对银行的偿付能力的怀疑增加时,会引发对高能货币成倍的需求。
公众把值得怀疑的银行负债转成现金时,银行便开始寻求增加其高能货币的储备。
现金和储备分别与票据及存款之比的提高将减少联系高能货币同货币总乘数,最终贷款人必须通过货币基础的补偿性增长才能抵消货币乘数的下降,从而坚持经济生活所需要的货币数量。
桑顿指出,最终贷款人功能能够在不同的货币制度中成立,并在那些制度中支持中央银行的目标。
如在固定汇率、金本位制度中,最终贷款人关心爱护中央银行的黄金储备,进而保证了纸币和黄金之间按固定比率进行兑换。
最终贷款人通过禁止银行恐慌、提高贴现率吸引国外黄金及以用自己的票据发行调剂对高能货币的需求等方式,来缓和对黄金的紧急需求。
在不可兑换的纸币和浮动汇率的制度中,最终贷款人能够通过防止货币存量的灾难性崩溃来关心稳固货币单位的购买力。
桑顿认为最终贷款人的责任是对整个经济而言,而不是针对某个商业银行。
在任何情形下,最终贷款人都不应该爱护无清偿力的银行,即使是那些被认为太大而不能倒闭的银行。
因为关心如此的银行会鼓舞他们过分的冒险,从而导致对最终贷款人更多的需求。
为幸免这种道德风险问题,最终贷款人应该让经营不善的银行倒闭,其责任只是努力遏制这种倒闭的蔓延。
因此,最终贷款人的责任是宏观的,而不是微观的。
〔二〕巴杰特的观点。
英国经济学家巴杰特〔1873〕继承并进展了桑顿〔1802〕的许多观点,他在1873年出版的
巴杰特在书中指出,中央银行必须具备一个规模合适、可供随时动用的储备,以便在银行恐慌时支持危机银行。
同桑顿的看法一样,巴杰特也强调在金本位条件下,最终贷款人应支持中央银行爱护金属储备以确保通货与黄金的兑换。
巴杰特提出,当英格兰银行作为最终贷款人干预并挽救整个货币体系时,它应遵守四个差不多原那么:
1、以惩处性利率提供贷款,使商业银行不能将其作为当前的贷款操作。
2、中央银行事先声明,会对满足偿债和抵押条件的银行提供贷款。
3、贷款只能提供给有良好偿债和抵押〔依照恐慌发生前的名义价格衡量〕能力的银行。
4、仅向陷入流淌性危机而并非破产的银行提供贷款。
巴杰特提出的最终贷款人差不多原那么,反映了一些他不同与桑顿的新观点。
第一,巴杰特认为最终贷款人的责任不只是在恐慌期间向市场流淌性,还包括事先公布宣布在以后所有恐慌时期将迅速而有力的提供贷款的承诺。
这种承诺大大减少了公众对以后的不确定性,使他们产生稳固的预期,因此提高了最终贷款人的有效性。
第二,巴杰特提倡最终贷款人以惩处性利率进行调剂。
惩处性利率不但能够爱护黄金储备,还能够满足公平分配的标准〔借款人应为最终贷款人提供的爱护和救助支付酬劳〕。
此外,惩处性利率还能够幸免其他没有显现流淌性危机的银行也申请援助,而占用最终贷款人的储备。
最终贷款人将把高能货币的扩张限制在最小范畴内,即把紧急发行的高能货币分配给最有价值的使用者,如同高价格在自由市场中分配给任何稀缺商品和资源一样。
第三,巴杰特确定了最终贷款人给予融资的借款人的类型、资产的种类及同意资产的标准。
最终贷款人应在发生恐慌时向任何符合条件的借款人提供贷款。
限制条件确实是借款人有清偿能力,只是临时流淌性不足,其抵押物在正常时期是良好的〔包括由于证券市场的恐慌而暂跌价但通常是优良的票据或债券〕。
〔三〕古典理论的进展。
现代经济学家对巴杰特的观点连续进行研究,并提出了各种看法。
汉弗莱〔Humphrey,1975〕总结了巴杰特的思想及现代人对他的看法,把以巴杰特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派对最终贷款人的建议归纳为以下几方面。
1、最终贷款人要及时为受到恐慌威逼的银行大方解囊,提供无限的现金支持。
2、最终贷款人的责任是整个金融体系,而不是某些银行。
3、最终贷款人的重要责任是防止恐慌造成的货币储备减少。
4、最终贷款人的存在不是为了幸免危机的发生,而是为了缓解金融冲击的阻碍。
5、最终贷款人有双重任务,一个是为受到恐慌威逼的银行提供无限援助,另一个是要公众明白它也会为以后的恐慌提供无限的救助。
6、最终贷款人情愿为有良好资产抵押的银行提供贷款。
7、最终贷款人的责任在于防止恐慌大范畴的蔓延,而不是去挽救那些破产的银行。
8、所有提供的救助性的贷款应该是高利率的,有惩处性的。
中央银行应该严格依照价格因素,而不是使用非价格机制限制最终贷款人的救援贷款。
古典理论的现代支持者还对巴杰特的研究做了一个限制。
弗里德曼〔Friedman,1960〕,古德弗兰德和金〔Goodfriend & King,1988〕认为假如最终贷款人通过公布市场操作而不是贴现窗口贷款来提供流淌性,那么他提出的合格要求、惩处利率以及实际上所有确保把援助送达可信的借款人的措施差不多上不必要的。
梅尔泽〔Meltzer ,1986〕概括和进展了巴杰特的传统观点,在巴杰特提出的四个差不多原那么基础上总结了五个观点。
第一,中央银行是货币体系唯独的贷款人〔如美国〕;第二,为幸免缺乏流淌性的银行被关闭,中央银行应当满足有抵押物的贷款,该抵押物在没有恐慌的正常情形下是有市场价值的〔这一点专门重要〕。
因此,不应限制抵押正常时期向中央银行申请再贴现的合格票据,最终贷款人要同样给予贷款;第三,中央银行的贷款或放款应当是大量的、及时的并以高于市场利率的方式提供,因此不鼓舞未发生危机的银行通过此渠道获得贷款;第四,上述原那么要预先声明并在显现危机时严格遵守;第五,破产的金融机构,假设不能被完整的拍卖,那么应当按市场价格出售或清算。
在处理机构破产过程中,缺失应依次由股东、债券持有人、债务人、无担保的存款人及有存款担保的企业承担。
梅尔泽认为,金融恐慌之因此产生,确实是因为中央银行没有遵循巴杰特的原那么.
二、最终贷款人理论的现代进展
古典学派有关最终贷款人的观点至今对中央银行的政策制定者还产生着重要阻碍,但随着金融体系和金融监管体制的进展,有关最终贷款人理论的各方面研究也有了一定的进展出。
〔一〕最终贷款人存在的必要性。
大部分经济学家认为最终贷款人为现代银行系统提供了重要的支持,在显现银行危机时防止了恐慌的蔓延。
塞尔金〔Selgin,1989〕是自由竞争银行业的支持者,以他为代表的一些人认为当自由银行业内在稳固时,除去一切对银行业的法律限制将排除对最终贷款人的需要。
他们认为,造成银行恐慌的唯独缘故是法律对银行体制的限制。
塞尔金指出,两个最重要的限制是美国银行法对跨州设立银行的限制和对商业银行体系发行自由货币的限制。
然而,塞尔金的观点,忽视了银行制造的货币和高能货币之间全然的区别。
因为即使在自由银行业的条件下,战争威逼和大公司的倒闭也会引发货币持有者把内在货币转为外在货币的愿望。
竞争性的银行本身并不能提供外在货币,只能利用一些价值不由它们操纵的资产来换回货币。
即使商业银行能完全自由发行自己的银行券,也不能满足其存款人由恐慌引起的转为外在货币的愿望。
当给定不可兑换的纸币本位时,就只能是中央银行或最终贷款人能提供外在货币。
现代金融体系具有内在不稳固性和脆弱性,单个银行的危机会蔓延到有清偿力的银行,甚至危及整个银行体系的稳固。
历史差不多说明,最后贷款人制度的存在,能够为单个银行提供流淌性,保证支付,防止由于公众信心丧失引发的集体非理性挤兑,从而幸免金融恐慌,爱护了公众的利益。
〔二〕承担最终贷款人功能的主体。
费雪〔Fischer,1999〕认为,中央银行并不是唯独的最后贷款人。
他指出,最终贷款人要紧承担着两种角色。
一是危机贷款人,要紧在危机中提供资金支持。
二是危机治理者,即最终贷款人本身有责任处理危机或潜在的危机。
因此,除了中央银行之外,其它机构也能够成为最终贷款人,如美国的财政部,清算中心和1907年的摩根集团都承担过最终贷款人的角色。
保度〔Bordo〕也认为履行最终贷款人的机构并非一定是中央银行,其他公共的机构在一定条件下也能够承担这一角色,如美国的货币监理署、加拿大的财政部和外汇治理局等都成功的执行过最终贷款人的职能,对显现危机的银行进行援助。
〔三〕最终贷款人援助的对象。
古德弗兰德和金〔Goodfriend & King,1988〕,鲍德〔Bordo ,1990〕,舒瓦茨〔Schwartz,1992,1995〕认为最终贷款人的资金支持对象应该是市场,他们指出紧急流淌性资金的支持只能通过公布市场操作直截了当向市场提供,同业市场能够保证资金从流淌性充足的银行流向流淌性不足的银行。
货币政策向市场提供资金和最终贷款人向市场提供资金差不多上通过公布市场操作进行的,古德弗兰德和金〔1988〕认为这两种方式没有区别,对整个市场来说,最终贷款人的资金投放与旨在调整利率的货币政策资金投放相同。
古德哈特〔1999〕认为,最终贷款人只能是向个别金融机构提供流淌性支持。
他指出无流淌性但有清偿力的银行会由于同业市场效率低下、不能从其它银行借得款项而进展为无清偿力的银行。
最终贷款人向市场提供资金支持会导致预备金供给总量的增加,而向单个机构提供资金支持那么可不能导致预备金增加。
费舍〔1999〕那么认为最后贷款人既能够向市场也能够向单独机构提供贷款。
〔四〕最终贷款人的援助方式。
在实践中,最终贷款人支持显现危机的银行有一个难题,即难以判定一家银行是仅无流淌性而有清偿力,依旧既无流淌性又无清偿力。
古德哈特和黄〔Goodhart & Huang,1999〕认为,一家银行的倒闭会引致金融不稳固,市场要紧表现是恐慌,现在专门难推测存款人的行为,货币政策操作容易失误。
当一家银行向最终贷款人寻求流淌性支持时,最终贷款人专门难有时刻准确判定这家银行是否有清偿力。
假如最终贷款人向这家银行提供了贷款援助,而事实证明这家银行是无清偿力的,那么最终贷款人必定要承担财务和声誉方面的缺失。
因此,最终贷款人对显现危机的银行怎么说进行救助依旧将其清盘,还需慎重的判定。
通过建立最终贷款人和道德风险的模型认为,假如在单一时期模型下,即在银行倒闭的概率、最终贷款人救助的概率和风险概率既定的情形下,最终贷款人是否实施救助取决于银行规模的大小;在动态、跨时期模型,即各种概率不确定的情形下,最终贷款人实施救助取决于对道德风险和传染性风险的权衡。
假如关注道德风险,最终贷款人会慎重考虑是否实施救助;假如关注系统性风险,那么最终贷款人有动力进行救助,由此产生的整个市场的均衡风险会较高。
索洛〔Solow,1982〕认为不管银行是否到了无法偿债的境地,当显现银行危机时,最终贷款人都应进行援助。
他以美国联邦储备体系为例说明了这一问题。
当美国某个银行〔专门是大银行〕将要倒闭时,会引起人们对整个金融体系的信任危机。
美联储既然对整个金融体系负责,为幸免这种情形的发生,它就必须援助陷入危机中、甚至资不抵债的银行。
因此,索洛也承认,这种做法会产生某种道德风险,鼓舞其他的银行有可能冒更大的风险,而公众也失去了监督金融机构的热情。
古德哈特〔1985,1987〕进展了索洛的观点。
他认为,银行可能会出流淌性不足的问题,也可能会显现丧失偿付能力的情形,但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在危机突发时专门难区分。
当某些银行显现流淌资金不足时,公众会赶忙怀疑它们的偿付能力。
显现这种情形时,最终贷款人应赶忙以最终贷款人的形式提供资金援助,以关心解决流淌性不足的问题。
现在,最终贷款人没有时刻去评判陷入危机的银行的资产状况,也难以准确判定它们的偿付能力。
因此,遇到银行危机时,最终贷款人应为所有银行〔包括没有偿付能力的银行〕提供资金救助。
古德哈特进一步指出,假如最终贷款人让处于逆境中的银行破产,将会失去极有价值的、难以替换的银行——客户关系,而保持这些关系的社会利益超过破产的成本。
由于大的银行破产会使公众丧失对整个银行系统的信心,为此最终贷款人不得不向大的无偿还能力的银行援助。
詹姆斯〔James,1991〕的研究说明,一家银行清盘价值比其市场价值低得多,银行倒闭成本通常高于重组成本,因此向一家濒临倒闭的银行进行注资要比将其清盘要好。
考夫曼〔Kaufman,1990〕认为,索洛和古德哈特的观点低估了最终贷款人过度援助的风险,这可能会导致面临危机的银行增加在以后对更大援助的需要。
他们也忽视了由于最终贷款人延迟让无偿付能力的机构停业,会招致额外的缺失及增加最终解决问题的成本。
索洛和古德哈特没有意识到最终贷款人能够通过公布市场操作而不是贴现窗口贷款来完成其职能。
事实上,借助公布市场的操作也能够满足最终贷款人对高能货币的紧急需求,因而不必担忧如何援助个别的危机银行。
由于真实经济活动和总体经济防止了恐慌引起的对货币存量的冲击,最终贷款人就不必可怕个别经营不善的银行发生倒闭。
〔五〕最终贷款人的资金来源。
中央银行作为最终贷款人实施救援要承担一定的风险。
当中央银行向显现危机的银行提供救助时,对那些只是临时缺乏流淌性、仍有清偿力的银行给予资金支持并可不能给中央银行带来风险;但无清偿能力的银行的抵押品价值可能会低于贷款的价值,使得中央银行的风险增加。
因此,给一家清偿力不明的银行提供贷款,就可能会使中央银行蒙受庞大缺失。
古德哈特和斯科恩梅克〔Schoenmaker,1993〕,斯德拉〔Stella,1997〕和古德哈特〔1999〕认为,因援助危机银行而造成的资产负债表恶化会减弱中央银行在实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灵活性。
因此,许多国家中央银行不愿单独承担这种风险,通常会要求政府财政对中央银行面临的风险给予担保。
实际上,为了爱护经济稳固,财政部门通常比中央银行有更大的积极性。
假如某些银行丧失清偿能力,即使在中央银行不注资的情形下,政府也会依照其它标准参与注资,尽可能幸免其破产。
〔六〕有关最终贷款人理论的实证检验。
最终贷款人机制的建立有利于幸免银行恐慌的扩散,通过监督银行的支付能力和支付系统,最终贷款人能够减弱银行危机传染性的风险。
有关的实证检验也支持这一结论。
米伦〔Miron,1986〕得到关于在美国建立联邦储备体系的成效的证据说明,它对限制银行挤兑具有重要作用。
在它建立之前,春秋两季是货币紧缩的季节,其间恐慌容易发生。
联邦储备体系的建立为美国经济提供了最终贷款人,改变了利率和贷款的季节性周期,银行恐慌的频率大大下降。
在1915年到1928年间,银行系统未经历过恐慌。
米伦用贝努里分布作了一个简单检验,结果说明,在99%的资信水平上,在联邦储备体系建立之前给定年份发生恐慌的概率为0.316,1914~1928年间发生银行恐慌的概率仅为0.005。
这说明联邦体系的建立对防止季节性的由流淌性需求引发的银行恐慌起着重要作用。
欧美各国的历史实践与古典的最终贷款人理论专门吻合,最终贷款人在治理危机中的责任简单明确。
当银行显现危机时,最终贷款人为其提供资金援助,条件是被援助的银行只是临时的显现流淌性问题。
鲍德〔1986〕对欧洲国家银行危机的历史进行了研究,他指出从1870年到1970年,欧洲国家的中央银行严格遵循了最终贷款人理论,几次成功的治理了银行体系危机,期间也让那些没有偿付能力的银行实现破产。
保度的研究也证明,进入20世纪以后,各国都开始放松紧急援助的标准。
为了挽救银行体系,爱护中央银行的信誉,欧美各国不惜放开提供紧急贷款,既为显现流淌性问题的资产良好的银行提供无限的贷款支持,也为那些资不抵债的银行提供援助。
保度认为,现贷最终贷款人救助银行危机的趋势是,不管危机银行是否资不抵债,最终贷款人都要提供无限的援助。
因此,以后银行业的道德风险越来越大,需要的援助行动也会越来越大。
20世纪90年代国际金融危机频频发生,其规模不断扩大化,欧美各国中央银行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救援活动规模也越来越大,这些例子也证实了保度的预言。
三、现代最终贷款人理论的重要内容——道德风险的防范
实践证明,最终贷款人在爱护银行的稳固和安全,坚持和复原社会公众信心,排除金融恐慌等方面起到专门重要的作用。
但在最终贷款人实施救助的过程中,也显现了道德风险问题。
由于最终贷款人是一种事后救助行为,金融机构在明白它会得到最后贷款人支持的条件下,经营行为可能会更趋于冒险,即显现道德风险问题。
因此,如何防范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是最终贷款人理论中值得研究的重要内容。
〔一〕道德风险问题。
最终贷款人对危机银行进行援助时,会给市场传递错误信号,即最终贷款人将对所有银行系统风险进行担保。
因此,考夫曼(1991),诺切特和泰勒〔Rochet&Tirole,1996〕认为,最终贷款人对银行的援助会产生两个负面阻碍。
一方面,救助促使银行经营者和股东为获得更多的救助补贴而去冒更大的风险。
另一方面,最终贷款人向倒闭的金融机构提供资金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了存款人监督金融机构的经营行为和业绩的积极性,同时由于救助是对所有存款人提供隐性保险,因此这也会削弱银行同业监督的积极性。
正如巴杰特所认为,对差银行提供的任何关心都会阻碍好银行的显现和进展,因此只向那些安全的金融机构提供资金支持,才会减少道德风险的发生。
米什金〔Mishkin,2001〕认为,假如一家银行在其陷入苦恼时可期望最终贷款人提供资金支持,就会产生道德风险,因为银行现在有进行过度冒险的强烈动机,这种道德风险在大银行身上表现的更为严峻。
大银行较中小银行有更大的系统性阻碍,其经营失败对金融系统的安全有更为严峻的威逼,因此政府和公众都不期望其倒闭,因此大银行往往成为监管宽容的对象。
那些认为自己规模专门大或专门重要的银行也相信在其发生流淌性不足或显现其他问题时,最终贷款人确信会提供资金援助,由此他们便放松风险约束和危机治理,从事高风险高收益的业务。
同样的缘故使市场的约束力量也在减弱,因为存款人明白一旦银行陷入逆境,政府可不能任其破产,自己也不可能遭受太大的缺失。
因此他们失去了监督银行的动机,也不在银行从事过度冒险行为时通过提取存款进行市场约束。
在专门多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当大的或与政治有联系的金融机构显现危机时,政府便成为解决问题的后援,而这成为金融机构从事更多冒险活动的根源。
由于缺乏市场约束,这些有问题的金融机构大量从事高风险活动,当遭受到不利冲击时就变得极为脆弱。
此外,最终贷款人向经济中投放基础货币,通过货币乘数作用,将大大增加流通中的货币量,从而引发通货膨胀,增大道德风险。
〔二〕如何防范道德风险。
从全然上说,最终贷款人机制中的道德风险产生的根源在于金融机构和存款人一致认为发生流淌性风险的成本低,即最终贷款人会承担缺失,因此防范道德风险问题就必须设计相关成本分担机制,增强市场的约束力。
汉弗莱〔1985〕认为,依照巴杰特提出的差不多原那么,为减少银行的道德风险,最终贷款人应该以惩处性利率向危机银行提供贷款,即向这些银行征收必要的风险补偿金,从而增大银行发生流淌性风险的成本。
然而,在现代金融环境下,征收惩处性高利率等于向市场提供了一个促使资金加速抽逃的信号,因此更加剧银行的危机。
同时,银行经营者还得到如此一种负面鼓舞,即追求更高的风险,以求获得更高的收益来支付贷款高利息。
正因为如此,古德哈特和斯科恩梅克〔1995〕,普拉蒂和希纳西〔Prati&Schinasi,1999〕认为,在实践中,对个别机构的紧急贷款并没有征收比市场利率更高的利率,银行同业市场通常以正常的利率向金融机构提供流淌性救助。
通过组织私人部门参与最终贷款人的救助也能够解决道德风险。
贾利尼〔Giannini,1999〕指出,中央银行能够代理人身份组织有富余资金的银行向缺乏资金的银行提供资金援助。
可扮演最终贷款人的要紧银行承诺在危机时期向问题银行提供信贷,以保证银行体系的正常运作。
但古德弗兰德和拉克尔〔Lacker,1999〕认为,这种信贷行为必须是帕累托改进,中央银行不能强迫其它银行提供信贷。
假如中央银行迫使其它银行提供贷款,或以过于偏护危机银行的条件提供贷款,那么私人银行的提供贷款支持实际上是对倒闭银行的补贴。
在中央银行的努力和外在系统性风险的压力下,许多国家差不多建立起由市场机构承担流淌性支持的责任。
因此,由中央银行以外的其它银行提供资金支持也存在一些困难。
在充满竞争的金融市场中,资金富余的银行相关于危机银行具有竞争优势,中央银行劝说优势银行关心自己的竞争对手摆脱逆境有一定的难度。
因此,道义劝说、规那么力量和合作意识的培养是中央银行在和谐银行间援助时的重要职责。
最终贷款人制度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事后保险措施,因此容易引起道德风险。
假如最终贷款人对所有的存款性金融机构都在事先承诺履行最终贷款人的责任,那就会使金融机构放松对其信贷风险的操纵,甚至可能引发银行为起死回生而进行的逆市场操作。
近年来,〝建设性模糊〞作为防范道德风险的最新研究,已得到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的认可。
科里根〔Corrigan,1990〕首次提出的〝建设性模糊〞是指最终贷款人在事先有意模糊履行其职责的可能性,即最终贷款人向其他银行说明,当银行显现危机时,最终贷款人不一定提供资金支持。
由于银行不确定自己是否是援助的对象,形成了对银行的一种压力,使其慎重行动。
〝建设性模糊〞要求最终贷款人从慎重动身,关因此否、何时、在何种条件下提供支援的任何预先承诺都应该禁止。
在作出任何决策时,最终贷款人都要严格分析是否存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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