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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祥辉祖国母亲一种政治隐喻的传播及溯源
潘祥辉“祖国母亲”一种政治隐喻的传播及溯源
“祖国母亲”:
一种政治隐喻的传播及溯源潘祥辉摘要:
“祖国-母亲”是民族国家建构和爱国主义教育中最为常见的话语象征。
作为一种“隐喻结构”,它通过“拟血缘关系”映射了个体与国家间的关系,建构了国家的合法性,也塑造了公民的国家想象和国家认同。
“祖国母亲”是一个将人伦伦理转化为政治伦理的隐喻概念,具有重要的政治功能。
从历史来看,“祖国母亲”的政治隐喻是在近代以来的民族和民主革命中逐步建构起来的,她主要来自对欧洲政治文化的移植。
这一隐喻植根于西方的宗教及政治传统。
晚清以来,随着民族国家观念的引入,这种国家象征女性化的欧洲传统也传入中国,法国及苏联政治文化的影响尤其明显。
这一隐喻的移植与内化也受到中国自身政治演变逻辑及文化传统的影响。
文章原刊:
《人文杂志》2018年第1期。
注释删除,如需查看请阅原刊。
作者简介:
潘祥辉,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
“谁不爱自己的母亲,用那滚烫的赤子心灵。
谁不爱自己的母亲,用那滚烫的赤子心灵。
亲爱的祖国,慈祥的母亲,长江黄河欢腾着,欢腾着深情,我们对您的深情。
”每当我们听到这首《祖国,慈祥的母亲》,每个中国人的心中总会升腾起一种爱国情愫。
这种情愫源于对母爱和祖国之爱的感知交汇所引起的情感共鸣。
“祖国母亲”的类比赋予爱国主义一种情感体验,“祖国母亲”的话语表述已然成为一个核心意象,因为它采用了一种隐喻的修辞方式,笔者称之为“政治隐喻”。
那么,在中国社会,“祖国-母亲”这个政治隐喻是如何形成的呢?
又有何政治功能?
作为一个父权制传统十分深厚的国家,在中国民族国家观念形成的过程中,为何“祖国”会女性化?
在这方面,现有的研究还十分薄弱,值得对此进行进一步的正本清源式的探究。
一、“祖国母亲”隐喻的形成与内涵1.“祖国母亲”在近代的形成与发展作为一个来源于人们生活经验的“实体隐喻”,“祖国母亲”具体可感,这一隐喻因而被广泛传播和接受。
但从历史来看,这种人格化的、女性化的“祖国母亲”隐喻,其出现的时间并不悠久。
实际上,在汉语中,现代意义上的“祖国”这个词语是20世纪初才出现的。
在之前的汉语文献中,“祖国”只代指“祖先以来所居之地”。
据考证,中国人称呼自己的国家为“祖国”应该是从清末的一批留日华人开始的。
邹容1903年初在日本所作的《革命军》中多次使用“祖国”一词。
秋瑾也有“头颅肯使闲中老,祖国宁甘劫后灰”的诗句(《柬某君》)。
梁启超则在新旧两种意义上使用“祖国”一词,在1902年所著的《论佛教与群治之关系》中,称“吾祖国前途有一大问题”。
梁启超在1905年的《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中,也使用了“祖国”一词。
实际上,“祖国”一词在20世纪之后的中国才逐渐成为现代国民国家的代称,这当中应该经过了日语的中介。
而将“祖国”比喻为“母亲”并形成一个固定的隐喻结构则是20世纪20年代以后的事情,它最早在文学领域中出现。
闻一多的《七子之歌》对促成这一隐喻结构的形成及广泛传播做出了重大贡献。
《七子之歌》是闻一多于1925年3月在美国留学期间创作的一首组诗,作者有感于神州故土“失养于祖国,受虐于异类”,故作歌“以抒其孤苦亡告,眷怀祖国之哀忱”(《七子之歌》引言)。
诗中将“祖国”比喻为“母亲”,将割让的殖民地比喻为“子女”,字里行间充满了浓烈的爱国主义情感。
《七子之歌》的广为流传,使“祖国母亲”的类比在全国的白话文中流行开来,也标志着“祖国母亲”这个概念隐喻的正式形成。
20世纪20年代以后,“祖国母亲”的隐喻开始慢慢向各种文本繁衍。
仅在现代诗歌语料库中,就有16首重要诗人的作品中出现过“祖国是母亲”的概念隐喻,出现频率非常之高。
而经过三四十年代的抗日战争,“祖国母亲”的隐喻得到进一步的使用和引申,通过文学和艺术传播渠道,形成了一个以“祖国母亲”为核心意象的抒情话语网络,其影响也从文学领域扩散至政治社会领域。
1949年以后,随着新中国的建立,“祖国母亲”的隐喻得到进一步的强化,直到今天,它已然是我们语汇中的一种“超稳定结构”。
莱考夫(Lakoff)和约翰逊(Johnson)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一书中指出:
“隐喻的本质就是通过一种事物来理解和体验当前的事物。
”可以看出,“祖国母亲”隐喻结构的核心是将“母亲”和“儿女”的血缘关系和情感体验投射和迁移至“祖国”和“国民”的关系上,进而使后者的关系变得可理解和可体验。
而从事实层面看,国家和子民之间当然不可能存在血缘关系。
按照洛克、卢梭等人的说法,国家与国民实际上是一种契约关系,是通过社会契约而形成的共同体。
国家和“母亲”的角色也是有根本差异的。
正如刘擎教授所言:
“与父母之爱不同,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情感远不如前者那样是一种自然的本能。
因为国家或民族并不具有像家庭(以及宗族、部落、村落、地方社区甚至城市)那样的经验具体性和直接可感性。
人们对国家观念的理解,以及对国家的认同感与归属感,都不是‘现成的’而是‘养成的’。
”但通过“祖国母亲”这一隐喻,“现成的”和“养成的”这两种东西融为一体,这正体现出隐喻的“创造性功能”。
2.“祖国母亲”隐喻中的两种角色类型布莱克(Black)认为,一个隐喻包含两个主体,即喻体和本体,或称为目标域(targetdomain)和始源域(sourcedomain)。
隐喻意义的产生是本体和喻体之间交互作用的结果,这一交互通过映射(maponto)的方式进行。
“映射”可以通过“是”或“像”等语法和修辞手段唤起“本体”和“喻体”之间的相似性。
“祖国母亲”实际上包含了“祖国是母亲”和“祖国像母亲”两种意象关联。
这两种关联就建立在对本体和喻体的“相似性”的唤起、建构和强化上。
作为喻体,“母亲”有多种形象和内涵,她既是伟大的、坚强的,有时又是柔弱的、悲伤的。
历史地来看,“祖国母亲”的隐喻所包含的形象、角色与“母亲”的内涵十分相似。
在笔者看来,近代以来的“祖国母亲”形象主要可以分为两种:
一种是作为“强者”或者说“庇护者”的“祖国母亲”;另一种是作为“弱者”或“被庇护者”的“祖国母亲”。
中国“祖国-母亲”的隐喻产生于近代以来“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语境下,国家四分五裂,民族危亡迫在旦夕,因此作为“弱者的母亲”是“祖国母亲”最早的喻象。
在闻一多的《七子之歌》中,“祖国母亲”丢失了孩子,显然就是一个“骨肉分离”的“受难者”。
而“九一八”之后,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民族主义及其构建也掀起了新的高潮。
如同“中华民族”的观念形成一样,反帝国主义侵略和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加速了这一概念的形成。
“祖国母亲”的政治隐喻也一样。
正是在抗日战争期间,这一隐喻更加频繁见诸于各种文学艺术作品。
如1935年方志敏在《可爱的中国》中写道:
“朋友!
中国是生育我们的母亲……我们的母亲太可怜了,一个天生的丽人,现在却变成叫化的婆子!
站在欧洲、美洲各位华贵的太太面前,固然是深愧不如,就是站在那日本小姑娘面前,也自惭形秽得很呢!
”在各种诗歌中,这一时期的“祖国”也频繁地以一位“受辱”的母亲形象出现。
如七月派重要诗人胡风1937年的《为祖国而歌》一诗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侮辱”“苦难”“眼泪”“呻吟”“蹂躏”“屈辱”“挣扎”等都是那一时期“祖国母亲”隐喻的关键词。
1949年以后,中国迎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权,“祖国母亲”的受难形象开始被新的形象所代替。
“苦难的母亲”的喻体转变成为“新生的母亲”“强大的母亲”喻体。
如冰心在《祖国母亲的心》一文中说: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九百多万平方公里的河山被开发了,和煦的东风吹拂着,遍地进散着新土的芬芳,崭新的社会主义建设,正在飞跃发展,我们多么需要更多的劳动双手呵!
”作家巴金在《我们伟大的祖国》(1959年)一文中将“祖国母亲”的新生描述为“返老还童”,抒发了生活在新中国母亲庇护下的无比幸福之情。
孤儿们终于找回了自己的母亲,一个和睦的大家庭在一盘散沙上面出现了。
东方的天空中升起了一轮鲜红的太阳。
祖国带着笑容站在我们的面前,展开两只胳膊,把我们大家全抱在怀里,而且抱得那么紧,一刻也不放松!
我们中间哪一个不带着哭泣又带着笑声接连地唤“亲爱的妈妈”?
哪一个不充满幸福地感觉到自己和祖国中间那种血肉相连的关系?
国家变了!
社会变了!
人也变了!
这十年来我们走了多么远的路程!
这十年来我们有了多么大的变化!
这十年来我们创造了多少移山倒海的奇迹!
这十年来我们写出了多少振奋人心的诗篇!
做儿女的并没有辜负这位返老还童的母亲,我们伟大的祖国也为了儿女们的幸福一直不停地向前飞奔。
可见,1950年代的“祖国母亲”已经一改1949年前母亲的“受难者”形象,面目焕然一新。
而50年代爆发的抗美援朝战争对于建构“伟大的祖国母亲”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无数的作家、艺术家充满深情地歌颂国家的伟大和祖国儿女保家卫国的豪情壮志。
尽管1949年以后中国政治曲折发展,但“祖国母亲”的形象并没有发生大的改变。
1980年代后,随着中国与全球交往的增加及综合国力的提升,歌颂“祖国母亲”的课文、歌曲、艺术创作及全国性的教育活动等有增无减,借助各种大众传播的力量,“祖国母亲”的隐喻已经变得“日常化”,其形象也愈发“高大”。
“祖国母亲”的隐喻结构具有重要的政治社会化功能。
“祖国母亲”实质上是一种对母子血缘关系的模拟和再现。
从社会生物学的视角看,血缘关系是建立在人类生物学基础上的最为亲密的一种关系,尤其是母子(女)关系,它几乎不需要借助任何文化灌输就能形成紧密联结。
由于“祖国-母亲”模拟了这样一种具有生物学基础的血缘关系,因此具有一种几近“天然的”合法性。
当“祖国”变成了“母亲”,“祖国”的合法性就建立在“母亲”的合法性之上,母亲的善良、慈爱以及对儿女的养育为“祖国”及“爱祖国”的正当性提供了人伦基础。
显然,这一政治隐喻彰显了良好的国家形象,也界定了国家与国民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那么,这个具有重要政治功能的“祖国母亲”的隐喻又从何而来呢?
我们可以发现,虽然“国家”或“民族主义”的观念在中国古代就有,如《论语·微子第十八》中也有“父母之邦”的说法,但传统中国是一个男权主导的“君父一体”的政治结构。
因此,“祖国母亲”这样一种国家象征的女性化现象,其渊源显然是移植自外部而不可能是从传统中内生的。
二、“祖国母亲”政治隐喻的欧洲渊源中国人的现代民族国家观念及爱国主义观念直到近代才开始形成。
在此之前,中国人只有朝廷和“天下”的观念。
19、20世纪之交,具有近代意义的国家意识才逐渐为中国知识分子所接受。
陈独秀在《实奄自传》中回忆,直到1902年八国联军以后他才知道世界“是分作一国一国的……我们中国,也是世界万国中之一国……我生长二十多岁,才知道有个国家,才知道国家乃是全国人的大家,才知道人人有应当尽力于这大家的大义。
”而在此之前,中国人根本不知道“国家”和“爱国”为何物。
正如梁启超指出的:
“其不知爱国者,由不自知其为国也。
”中国人形成现代的国家观念和爱国主义观念,是受到西方民族国家及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所致。
姜义华先生指出:
“近代国家形态,就中国而言,不是传统国家形态在近代社会发展基础上的自然转型,而是主要藉助对西方近代国家的认同与移植建立起来的。
”因此可以肯定,近代中国“祖国母亲”的隐喻也只能是从西方民族国家建构的话语当中借鉴而来。
实际上,早在中国20世纪20年代“祖国母亲”隐喻形成之前,在欧洲尤其是法国的民族国家话语建构中,“祖国母亲”的隐喻早已出现了上百年的历史。
1.欧洲“祖国”象征的女性化及其宗教色彩在西方,“祖国”一词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罗马的时代,从古典时期的patria,到现代政治中的patrie,veterland,motherland,“祖国”的概念具有多重含义,也历经演变,这一词语浓缩了西方几个世纪的历史与社会变迁。
美国学者毛里齐奥·维罗里(MaurizioViroli)在梳理西方爱国主义的历史时指出:
“现代的爱国主义话语是建立在古人遗产的基础上的。
现代哲学家、历史学家以及诗人都从古希腊罗马寻找爱国主义的宗教与政治内涵。
”在欧洲,“祖国”与“热爱祖国”一开始就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
美国学者里亚·格林菲尔德在《民族主义:
走向现代的五条道路》一书中详尽阐述了欧洲民族主义的历史来源,他指出欧洲人对“祖国”的爱一开始就是与对宗教的虔诚、对国王的虔敬关联在一起的。
在中世纪的西欧,“爱国主义”根本上是一种基督教情感。
“不论当patria一词被解释成‘天国’,还是当它指代人出生的地方时,都是如此。
在英法百年战争期间,为了国家而牺牲生命的虔诚越来越受重视。
尘世间的祖国由于与宗教有关系而被神圣化,因此它后来能够成为神圣的来源。
”法国学者吉尔·德拉诺瓦(GilDelannoi)也认为,欧洲“为民族献身”“为祖国牺牲”的现象和理念只有在欧洲浓郁的宗教背景下才能得到理解,否则难以想象。
理解欧洲的“祖国”概念要置身于其宗教和历史传统,理解“祖国母亲”的隐喻也一样。
早在16世纪,法国就出现了民族主义建构中的“法兰西母亲”的隐喻。
倡导“民族共同体”的政治家将法国想象成一个妇女,一位母亲,她所生的孩子之间的宗教冲突撕裂了她的身体,蹂躏了她的灵魂。
当时的作家也经常引用“法国母亲”形象:
“法国,艺术、武力和法律之母亲,长年以来你用你的乳汁哺育我。
”法王亨利四世的医生热拉尔·弗朗索瓦(GerardFrancois)曾在给国王的名为《法兰西伟大躯体的病痛》献辞中写道:
“陛下,既然上帝使我在血统和名字上都是法兰西人,因此……我最忠诚于我祖国的利益……当我看到祖国受到折磨的时候,我要给予她我力所能及的支持,这是每一个孩子天生就欠母亲的。
”1765年狄德罗第一版的百科全书中收录的“祖国”这一词条中就有:
祖国是每一个人的第一个母亲。
可见,祖国母亲在西方观念认识中,具有普遍性的认识。
这种“祖国母亲”的隐喻一直延续到法国大革命,并在大革命时期成为重要的“爱国主义”的建筑材料。
在法国大革命中,“救国”(lasalutpublic)的观念贯穿了始终。
这个观念的背后是一种新型的国家观念。
祖国既是依法治理的共同体,更是一种情感的共同体。
圣茹斯特(Saint-Just)就将祖国这种共同体比喻成是“每个小家庭的圈子通过那种子女对父母的爱一样的感情连接起来的整体”。
“祖国母亲”及“祖国儿女”的隐喻在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宣传与动员中十分普遍。
1792年2月1日,巴黎圣安托瓦郊区的公民向议会捐献长矛,并发出呼请:
“请接受我们的长矛和忠诚吧,尊重公共的意愿,这能拯救我们的祖国,这也是祖国儿女传达给主权人民代表的心声。
”革命领袖罗伯斯庇尔更致力于将法兰西传统的女性形象转化为爱国主义的素材,他大力宣传“祖国是所有人民共同的母亲”这一观念。
1793年12月15日当内战的前线传来13岁孩子因反抗叛军而不幸被杀的消息时,罗伯斯庇尔立即决定以母子意象来进行宣传,树立“祖国母亲”的公民信仰。
1793年12月28日,他在导报上歌颂约瑟夫·巴拉(JosephBara)赡养母亲为国牺牲的英雄事迹,称约瑟夫·巴拉“用其所有来回报母亲,再也没有比此更完美的例子用来激发对荣耀祖国和美德的热爱了。
”在法国大革命后期,复杂的政治斗争形势使得罗伯斯庇尔急需建立一种新的公民宗教,以最大程度上实现国民团结。
这个新宗教就是“祖国信仰”。
而“祖国母亲”隐喻的构建,是这个公民宗教的重要组成部分。
实际上,这种隐喻不仅影响了法国,也随着法国大革命的影响而传播至其他国家。
2.欧洲“祖国母亲”隐喻的原型在笔者看来,欧洲“祖国-母亲”的隐喻主要有两个原型或来源:
一是古代希腊罗马的“女神”崇拜。
伴随着文艺复兴的出现,女神被视为一种精神象征,进而被整合进政治民族主义的建构中。
通过拟人化手法来表达抽象概念的做法,是西方政治社会化中的一个历史悠久的传统,这一传统并没有因为反宗教的政治运动而中断。
我们发现,在法国大革命时期,许多政治象征都是女性化的。
莫娜·奥祖夫在《革命节日》中写道:
“我们在革命节日里看到,守护女神有自由女神、胜利女神、理性女神和共和国女神,虽然没有法兰西女神和祖国女神,但这个看不见的‘女神’却主宰了整个节日。
”在法国大革命期间,以罗伯斯庇尔为代表的激进的革命理想主义者,希望在法兰西建立平等、自由和民主的共和国,女神形象十分适合成为这种“政治图腾”。
法国大革命将“高举着法律和法兰西盾徽的女性形象”图腾化,这成为法国民族主义建构的重要话语和象征策略。
这种象征和话语呈现在不同的传播媒介中。
在美术作品中,法国绘画大师杜米埃创作了油画作品《共和国》(1848年),它表现了一幅“祖国母亲”用自己的乳汁哺育她的子女———人民的亲切的形象。
这一隐喻主题在德拉克洛瓦创作的油画《自由引导人民》(1830年)、吕德创作的雕塑《马赛曲》(1836年)等艺术作品中也能观察到。
显然这种大革命文化是对法国文化传统中对女性或母性崇拜传统的转化。
这种转化和女性隐喻具有重要的大众动员功能,尤其在征兵与军事战争中,“祖国母亲”的隐喻有利于武装全体公民以保卫祖国。
正如法国学者吉尔·德拉诺瓦(GilDelannoi)在《民族与民族主义》中所指出的:
“近乎女神,要求其子女献身的‘祖国母亲’,出现在平等主义的社会里,其中所有人都为民族的有机整体服务,而当民族成为在历史扮演其生命和命运角色的集体性人物时,这一专横的母亲便登上统治者的宝座。
”在女神般的“祖国母亲”面前,每个平等的公民,都需要为她奉献自己的一切。
欧洲“祖国母亲”隐喻的另外一个来源就是基督教中的“圣母崇拜”文化。
例如法国人,对圣母的崇拜古已有之,它和王权崇拜以及王权的神圣化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科莱特·博纳(ColetteBeaune)考察了法国国王通过百合花接受天恩和被神圣化的过程。
百合花原是圣母玛利亚的象征,法兰西君主声称特别忠诚于她,因此,百合花就成了王室权威的象征。
国王权威通过象征性转移,“混淆了上帝之母和法国国王的形象。
在他们之间建立了一种新的关系,将国王们笼罩在玛利亚的神圣光环下。
对玛利亚的崇拜同对国王的崇拜在贞洁的百合花标志中融合在了一起,它同时又是王室的标志。
二者都由百合花来代表,并统一于百合花中。
”在现代意义上的法国民族主义诞生以前,“国家”与“国王”,“爱国”与“爱王”是融合在一起的。
因此“对祖国的崇拜”与对“圣母”的崇拜也是交织在一起的。
在民间文化中尤其如此。
我们可以从法国人对圣女贞德的崇敬中看出“圣母崇拜”对法国式爱国主义的影响。
正如19世纪的浪漫史家儒勒·米什莱(JulesMichelet)所指出的,贞德是法兰西民族最初的祖国意象,近代法兰西的爱国主义诞生于这位女性身上,这显然不是偶然。
而在俄罗斯的斯拉夫文化传统中,女性崇拜的传统也十分悠久。
俄罗斯思想家别尔嘉耶夫在论述俄罗斯文化的特征时就曾指出“俄罗斯民族之魂”的女性气质。
在古罗斯接受基督教以后,受原始女神崇拜及东正教“圣母崇拜”的影响,女性也被赋予了特殊含义。
在俄罗斯文化中,女性因为她们美丽、强大而被赋予了“拯救”的使命。
“只有女性才能拯救俄罗斯”是许多俄罗斯文学、艺术的主题。
在俄罗斯的东正教中,圣母崇拜更是十分普遍,这对俄罗斯人的国民性格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苏联成立后,沙俄时期的文化遗产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继承。
实际上,苏联的政治宣传充满了“弥赛亚主义”的气息,对东正教传统中的仪式、隐喻和象征等都进行了吸收和转化。
东正教和沙俄传统中的“圣母崇拜”和爱国主义显然也被苏联所继承和吸收。
实际上,苏联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不久,就“创造性”地复活了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
“就在1934年,这个一度被认为在革命和社会主义的意识中身败名裂的‘祖国’一词,被布尔什维克恢复了名誉,而且注入了新的内容,变成了‘社会主义祖国’和‘苏联爱国主义’。
”苏德战争是一个重要的催化剂。
与沙俄传统时代一样,女性形象被苏联有机地整合进了爱国主义的话语中,表现在教育和宣传上,“祖国-母亲”的政治隐喻在苏联十分常见。
在苏联的卫国战争期间,爱国主义高涨,“祖国母亲的召唤”就是各种政治宣传中的重要主题,这在许多宣传画中有所表现。
1941年,由伊·莫·托依泽创作的《祖国母亲在召唤》是这种政治隐喻的代表。
宣传画上隐喻“祖国”的“母亲”神情严峻,目光坚定,充满激情,她正在号召她的儿女拿起武器,打败侵略者。
这幅宣传画大量印刷,在战时发挥了巨大的感召和激励作用。
另外如《红军战士,救救我们》(柯列茨基,1942年),《红军战士,一切希望都在你们身上!
》(依凡诺夫,1943年)等,表现的都是“坚定”或“充满期待”的母亲形象。
苏联莫斯科国家艺术出版局1948年编辑出版的《苏维埃宣传画三十年》一书中说:
“保卫社会主义祖国,保卫苏联人民这个主题是苏维埃宣传画创作的中心主题。
在宣传画面前摆着的任务不仅仅是去影响观众的理智,而且也要去影响其感情、良心和意志。
”“祖国母亲”的具象化无疑可以影响受众的情感。
从宣传效果看,这些宣传画确实起到了很好的激发士气、广泛动员的效果。
除了宣传画,苏联“祖国母亲”的雕塑也十分常见。
1960至1967年在伏尔加格勒的玛玛也夫高地,苏联建成了《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英雄纪念碑》,其中最壮观的就是《祖国-母亲》雕塑,它高达104米。
“祖国母亲”右手高举着利剑,左手直指柏林,意味着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扭转了苏德战争的局面。
在《祖国母亲》雕像的下面,还建有一座圆形的纪念厅,纪念厅对面广场的中心水池中的也有一座雕刻,题为《母亲的忧伤》,意喻着祖国永远怀念为国捐躯的英雄儿女。
“祖国”的人格化和女性化,使“爱国主义”变得容易感知和理解。
作为多民族国家,“祖国-母亲”的隐喻使苏联人民能够团结一心,在战争及社会建设中激发出强大的动力。
实际上,这正是政治隐喻的功能所在。
三、中国对“祖国母亲”隐喻的移植和内化1.中国对法国及苏联“祖国母亲”隐喻的移植与欧洲及苏俄相比,中国历史上没有尊崇女神及圣母崇拜的传统,女性化象征难以被铸入民族国家的构建话语当中。
不过晚清以来,随着民族国家观念的引入和传播,这种“革命化女性”的欧洲传统也传入中国。
我们可以观察到,近代中国的民族国家建构显然吸收了欧洲的这种政治文化。
在晚清的政治文化语境中,西方塑造出来的革命化身的“女神”形象一度变成了中国人口中的“西方美人”。
在晚清西学东渐及革命浪潮风起云涌的背景下,中国人发现并热情引进了西方的“革命女神”。
当时出现了众多诸如《外国列女传》《世界十女杰》《世界十二女杰》等这类颂扬西方革命女杰的编译著作。
这些读物中的“西方美人”既成为先进的中国女性师法效仿的完美典范与理想榜样,也成为知识精英构建爱国主义话语中的重要原料。
如热情鼓吹“欧风美雨返精魂”的秋瑾就以俄国的苏菲亚、法国的罗兰夫人等西方女杰作为“精神导师”。
在秋瑾遇害后,时人献诗“献身甘做苏菲亚,爱国群推玛利侬”。
台湾学者刘人鹏对“西方美人”在晚清民族国家建构中的隐喻意义做过精彩的分析。
在她看来,“‘西方美人’与‘二万万女子’是在国族欲望成为长生帝国的现代化进程中被生产出来的比喻。
”近代文豪郭沫若则是较早将西方女神形象与“祖国”进行类比的知识精英。
他创作的“女神三部曲”是“五四”狂飙突进精神的典型体现。
在充满革命精神的《女神》中,郭沫若引用歌德《浮士德》结尾的诗句“永恒之女性,领导我们走”作为题记。
显然,这是对西方“女神崇拜”传统的引入和“汉化”。
在《炉中煤》一诗,郭沫若唱出了“眷念祖国的情绪”,感人至深。
在诗中,他将“祖国”女性化了:
眷恋祖国的情绪啊,我年青的女郎!
我不辜负你的殷勤你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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